利益集团视角下的亚洲区域化进程

　　摘要：不断推进的亚洲区域化是亚洲区域合作的必然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利益集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集体利益以及集体身份的社会化对区域融合具有内在的凝聚作用。亚洲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为利益集团的产生、发展提供了机遇，利益集团通过向政府和政府间组织不断提出要求以加强和保护已经获得的利益。尽管亚洲地区的区域性利益集团仍不能完全摆脱国别的影响，但其已经并持续对亚洲区域化进程发挥积极作用。
　　关键词：亚洲区域化 利益集团
　　
　　利益集团当今一般被视为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结构，但人们对于利益集团的认识是有差异的。在詹姆斯·麦迪逊看来，集团活动就是一些公民“团结在一起，被某种共同情感或利益所驱使，反对其他公民的权利，或者反对社会的永久的和集体的利益。”也有学者把利益集团认定为全球化的阻力，他们的依据是与外部对抗是区域性组织产生的根源。戴维·杜鲁门则认为，“集团”是民主过程中基本的和积极地成分。不可否认的是，利益集团的确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从现实来看，随着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和亚洲区域化的影响，利益集团在亚洲地区逐渐发展壮大，广泛存在的利益集团的活动正对亚洲社会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亚洲区域化的进程。
　　区域安排或者区域制度是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区域内各国政府可以更好地合作以满足各种功能上的需要。亚洲区域合作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各种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及合作机制推动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安全领域对话从双边到多变、由传统领域向非传统领域扩展，不同形式的多变安全对话日趋机制化，从建立信任措施开始加强合作，为逐渐形成有利于和平与稳定的地区安全框架展现了积极前景。但从亚洲区域化目前的进程来看，亚洲区域化进程还处于初始阶段。在经济领域，在什么层面上进行合作还存在争论；在政治和安全领域更为复杂，有多边合作，也有双边合作，还有局部合作；迄今为止，亚洲甚至是东亚在文化上也还远远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宗教的差异性决定了亚洲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精神文化。亚洲各国和地区在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在大多数努力都还集中于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的政府间合作之时，非正式的、主要为非政府的将区域各层面、各领域连接在一起的网络的成功提供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新途径。利益集团，在亚洲区域化进程中一直被看做一个次要因素，正在逐步受到重视。
　　
　　一、集团利益与亚洲区域融合
　　
　　首先，在所有各种复杂社会中，个人很少受到社会整体的影响，更多的是受到社会的不同部分或利益集团的影响。集团对集团成员施加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其成员的行为，而成员则对集团产生认同和归属感，使得成员显示出较为一致的、普遍性的特征。这些集团的模式集合也反映一个特定社会的特征。
　　就亚洲社会而言，其复杂性决定了对亚洲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各类利益集团或压力集团进行明确定义是困难的。从最初意义上，集团是具有共同特征的人群集合，这类特征可能是邻里、血缘或职业等任意层面。戴维·杜鲁门认为，利益集团应包括任何这样的集团，指在一种或几种共同的态度基础上，为了建立、维护或提升具有共同态度的行为方式的集团，即在社会中提出特定要求，具有共同态度的集团。
　　集团内部的交往引发特定的共同的可以被称之为规范或共同态度的反应，集团对外交往又引发对在特定情况下需要什么以及对社会中其他集团提出的要求和权利。社会中任何集团都可能作为利益集团发挥作用，也可能作为政治利益集团起作用。寻求一种特别税务政策的经济集团如跨国公司，就是作为一个政治利益集团在活动。区域内的同业协会、政党、职业组织及其他组织，能够通过政府机构来实现自己的全部或部分目标。许多利益集团都具有利他性，这些集团的交往模式也会适应环境而发生变化。在不断变化的社会中，利益集团是促进均衡的调节剂。它通过凝聚各种利益要求的个体形成集体，并以集体身份对政府政策施加影响。这有利于集合倾向或要求亚洲区域融合的因素，从而推动区域化进程。
　　其次，亚洲区域融合程度与社会认同有关。在亚洲多边合作中，社会认同提供了重要的主体互动框架，源于特定区域社会政治背景外的观念与规范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该地区行为者自我认同的定义。亚洲社会在长期发展演变过程中，不同地区、民族和国家形成了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信仰和发展模式。这种亚洲地区多样性特质，使其区域、次区域合作有了明显区别与其他各大洲区域合作的特点。如，在东亚，社会制度方面，中国、越南、老挝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其他国家基本为资本主义制度。在文化、宗教信仰方面，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三大宗教并存。此外，不同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会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特征，民族文化心理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导致相互关系的排斥性和松散性，反映在区域合作上就是缺乏向心力与融合性，显然不利于地区的整合，不利于区域合作的深化。同时，亚洲各国的民族、种族构成也相当复杂，跨界民族众多，问题也很突出，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交织，短期内难以解决，如当今西亚的巴以之间，南亚的印巴之间。利益集团的发展与交往增进了群体间的自我认同及相互认同，并进而扩张了社会认同，集团内和集团间的交流为矛盾的解决提供了广泛的方式，逐步推进的区域融合可能会消除以上提及的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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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杂性、变动性带来亚洲区域社会认同的困难，但同时也造就了亚洲社会的多样性。亚洲社会的多样性又形成了亚洲区域合作对多种政治体制、社会制度、宗教文化、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程度的广泛的包容性。这就为不同诉求利益集团的产生、发展提供了机遇。如区域性的商界协会、宗教团体的产生，对相关国家对外贸易政策或者宗教政策产生影响。集团成员的自我认同和对利益集团的认同将有利于建立更为广泛的社会观念基础，通过多元化在更大范围内逐步消除冲突与障碍。利益集团与社会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决定了利益集团的发展与相互交往模式，也决定了其对制度建设、社会认同的影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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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团的政治参与
　　
　　作为追求共同利益而采取一致行动的个人集合体，利益集团通过各种行动方式影响政府决策过程以保护或扩大自己的利益，因而有时也被称为压力集团。参加利益集团是实现政治参与的有效途径，利益集团本身的存在也提高了政治参与的层次和效能。亚洲社会本身的复杂性及社会变革速度之快，创造了广泛多样的政治利益集团。例如，地区内小范围经济合作是商业领域为应对更大范围市场冲击所造成的结果。由于交通、通讯的发展，建立整合性组织的要求出现，并不断提出制度性要求，以加强和保护已经获得的稳定性。又如同业协会的形成，是为了应付大量的技术变革以及随之而来的市场波动所产生的干扰。其他原因如通讯革命，战争时的短期需要，经济危机以及其他紧急情况下要求组织化集团补充政府在经济计划中的作用，如亚洲银行倡导下的《清迈倡议》的签署。社会基本变革不仅影响经济关系的稳定，同时也必然影响到社会中几乎是无限多的不同部分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利益集团不仅对社会变革不断发生影响，同时也被社会变革推动着不断发生变化。当前，参与亚洲区域化过程的利益集团大体有以下几类：
　　从参与的领域看，可分为：
　　工商类集团。如，各国在华商会，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海外投资民营企业家团体等。这类集团拥有雄厚资本，对政府决策过程影响力很大。
　　社会类集团。包括以民族、语言、宗教等属性组成的不同类别团体。如，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在日本朝鲜人总联合会、亚洲基督教联合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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