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眼前的危机，实际上是反思自由市场和自由主义的真正内涵。在理论上，有必要重温主张自由主义的两大经济学流派，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以及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
货币主义和奥地利学派的区别在于，货币主义认为，在经济萧条的时候，政府应该通过积极的货币政策介入市场，当然，政策何时介入、怎样介入就是政府和经济学家们的事情了。奥地利学派则比较少地考虑货币问题，而是强调导致萧条的诱因，试图按照因果关系，把导致萧条的因素从复杂的经济生活中分离出来。并且，他们坚定地认为，只有千年来从传统、社会、家庭的教化中习得的自然正义和责任伦理，可以解决经济生活的一切困境，并不需要政府的干预主义。显然，货币主义能够充分肯定政客和经济学家的存在价值，而按照奥地利学派的主张，政府和经济学家可做的事情并不多。
能够作出的推测是，大约在100年前，两次“工业革命”创造的巨大财富，可能已经使政客和经济学家感受到了内心欲望对宗教情感和责任伦理的冲击。“二战”后，尤其是上世纪60年代以后，后知后觉的普罗大众，以宗教情感为基础的价值观和责任伦理，遭受了“消费者至上”商业原则的侵蚀和冲击。
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信用，信用的基础是责任和伦理。华尔街却秉持“贪婪是个好东西”，“商业只和规则有关，与道德无关”的名言，试图利用人们对科学、数学模型的笃信，替代责任和伦理，颠覆人们对传统信用的感受。以信用衍生产品作为手段，信用关系被极大延长，迅速复杂化，导致人们即使借助先进的工具已经无法感受和理解，信用的监督当然也就不存在了。
按照市场自由的基本原理，市场的自由程度依赖于市场参与者的责任伦理。信用和监督的损毁，必然破坏市场的自由。
实际上，经济权力在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的两极分化，已经使权贵资本强大到能够通过改变制度攫取财富。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例证就是，“大萧条”期间颁布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1933年颁布）严禁银行从事股票投资，在1999年被废除了，结果，十年后我们又一次迎来了“大萧条”。不仅如此，2004年，美国证监会取消对投资银行15倍杠杆比率的限制，更是为危机的来临彻底扫除了障碍。
民主政治被异化的结果，就是潜规则开始大行其道。至少十年来，华尔街的交易员和基金经理都知道麦道夫的骗局，从不与他开展交易，但谁都不愿刺破骗局，共同导演了华尔街版“皇帝的新衣”。参众两院陷入完全对立，信奉“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这样的“斗争哲学”。议员们陷入党派对立，淡忘了选民的委托。正如《华尔街日报》的文章所言：“国会才是真正的系统性风险。”
当人们看到巴拉克·奥巴马《我们相信变革：重塑美国未来希望之路》中的口号，重新被美国制度潜藏的修正自身演化路径的能力感动的时候，不应忘记，国家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并没有改变，包括政治家在内的强势群体，可以继续声称“完善”的金融体系是美国繁荣昌盛的主要原因之一，可以继续以法律的名义满足对财富的贪婪，为自身牟利，并不愿真正面对责任伦理进行深刻的反思。
正如汪丁丁先生所言：“更长期而言，市场的全球化要求市场参与者们具有更高级的责任伦理。否则，良序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消失。”如今，奥地利学派的大师们虽然故去，但按照他们的理论剖析眼前的危机，却体现了与“大萧条”一样的必然性。这就是自由市场的真正内涵。
出处:财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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