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起初纳粹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纳粹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最后纳粹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不论是理论，还是构成理论的概念、语言，总是要根据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对其进行更新，完善。“平等”一词，在今天可谓家喻户晓，但对平等的理解却会“因人而异”。时代的进步往往以观念的进步为前提，21世纪，“平等”精神在新时代有了新的发展。
国家、集体与个人三者法律地位的平等在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问题上，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的道德原则，个人应服从集体，集体应服从国家，但这只是道德上的要求，而不是法律上的要求。在法律上，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存在平等关系，三者之间不是绝对的“谁服从谁”的问题，如一方损害了另一方的权利，任何一方都可以要求赔偿或者补偿，包括通过诉讼等法律形式追究对方的法律责任，这一诉讼法律关系就是平等关系，这也正是“民告官”案件得以成立的重要条件。
因此，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代，“为人民服务”仅仅是道德要求的话，那么在今天，为人民服务事实上还包含了法律上的义务，即政府必须提供合格的公共产品，这是公民纳税获得的一种对价。所谓对价，是指一方得到的某种权利、利益、利润或好处恰好是另一方作出的某种克制、忍耐，或者承担某种责任。用平等的精神来理解“为人民服务”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这一精神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转变政府的工作作风，从而切实为人民谋利益，并从根本上树立人民主权观念，加快建设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法治文明的步伐。其次，这一观念有助于我们弱化国家与人民之间的等级关系与管理关系，而更多地强化国家与人民的平等关系与契约关系。我国具有较长的封建历史，相应也具有较深刻的封建传统，其表现为等级观念较重，官文化较发达，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最后，这一观念有利于更新其他一系列观念。我们认为即使在最体现国家强制力的税收问题上，同样体现了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平等关系”，人民交纳税收这一法律现象，可以解释为人民根据合同或者说契约而支付的必要费用，同时政府必须向人民支付相应的对价，即履行保卫人民的生产、生活安全、履行创造公平稳定、竞争有序的社会秩序，创造高效廉洁的政府等等，确保人民权利得以行使。否则，人民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等途径依法起诉政府“违约”，并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这种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契约”关系，事实上就是极为重要的行政合同，双方互相负有权利与义务。
在新的世纪，国家、集体与个人在法律上保有平等地位，这一平等观念的建立，有利于我们认识到人民的主人翁地位，认识到“为人民服务”这一理念在现代社会的新涵义。同时，对广大人民而言，这一观念变化可以提高人民纳税的主动意识，把纳税作为合同意识中的守约行为，从消极纳税变为主动纳税，由此，这也将从根本上提升社会大众的主人公地位与主人公意识。
少数人与多数人的平等少数人的权利是人权保护的重要内容。传统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要求少数服从多数以增加决策的效率，但根据现代法治精神，我们则不能忽视或损害少数人的权利。因为，作为个体的个人之间是平等的，那么作为由个人组成的少数人与多数人之间也应该是平等的。保护包括少数人在内的所有人的公民权利，这不仅是平等的价值要求，也符合人权保护与现代法治的要求。从政治学角度来说，任何人都是潜在的少数。如未成年人，相对于成年人是少数人，老年人相对于青、壮年为少数人。
在美国波士顿有一座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面铭刻着一首发人深省的短诗，其作者是一位名为马丁·尼莫拉的德国新教牧师。尼莫拉曾是纳粹的受害者，在诗中，他写道：“在德国，起初纳粹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纳粹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纳粹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纳粹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纳粹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上”，这是众所周知的格言。事实上，少数人在社会上起着重要作用。如在西方政治领域中，少数党可以制约多数党，在社会生活领域，社会弱势群体的存在，使得我们在社会制度的设计上学会了宽容与厚爱，等等。所以有人说：“保护人权的精髓在于保护少数人的权利”。
从人的平等到物的平等正如我们已从尊重人的权利，发展到尊重动物的权利、植物的权利一样，平等权已由人的权利发展到物的权利，即物上平等权。物上平等权是指：在隶属于人的外物上，同样存在法律地位的平等，如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在经济政策上应当“一视同仁”，期刊杂志中的核心期刊、非核心期刊应受到国家同样的对待。但是，在事实上，国家对上述不同的对象给予了不同的待遇，所谓政策上的“倾斜”。对此，不少人已经产生疑惑。21世纪新的时代精神要求我们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移植”到物上。
在现实生活中，不少专家学者已经在关注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平等问题，即非公有制经济的国民待遇问题。他们提出：凡竞争性领域，其他所有制经济可以进入的，民营经济都应该可以进入。既然可以给国外企业国民待遇，那么，也要给国内民营企业以国民待遇，特别是平等的融资条件。这些正是物上平等权观念的表达，反映了物上平等权的诞生，同时也拓宽了平等的内涵。
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理论，而这一不同的理论正是来自于对传统理念的更新与发展，有关平等权的诉讼案件之所以不断增加，并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重视，正反映了我们对平等的理解与运用上还有待深化，也说明了平等的内涵在新的时期有了新的发展。（石文龙）
来源: 法制网—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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