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私力救济与道德（2）

　　哲学的本质是揭示万物的本原，它的作用还是想通过万物本原的揭示，完成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统一，从而科学、完美地指导人们的行为。这就是哲学的规范功能。道德表面属于社会伦理学的范畴，究其根源，道德也是出自哲学。因为道德直接调整着人们的行为，告诉了我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道德的内核是正义。哲学的最高境界是和谐与统一，道德的最终指向是真、善、美。这两者也是统一的。

　　那么什么是道德呢？

　　“道德是人们关于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等观念、原则和规范的总和。道德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决不是抽象的善恶观念，它的内容与评价标准总是由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5] 由此可见，道德具有时代特点，过去所弘扬的，有可能就是现在所贬斥的。例如，过去的打虎英雄现在不仅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而且还会受到道德的谴责。

　　道德的起源很复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道德一定有法律的某些功能，作用就是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在法律还没有出现时，它本身就是当法律使用的。即使在法律非常发达的今天，道德的作用依然不可小视。人类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利益取舍的过程，从小到大，通过教育、学习和同他人的相处，某些观念性的东西慢慢在浸入我们内心，对善与恶、对与错的评价标准渐渐由模糊到清晰。简单来说，这就是道德的形成过程。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学者从理论上的阐述吧：

　　“人们进行物质生产过程中，人们相互之间的交往、协作和帮助，以及人的生产带来的交换和分配，使人与人之间必然形成一种社会关系。随着劳动分工的产 生和剩余产品的出现，个人在劳动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地被凸现出来，个人的利益观念和 追求也逐渐产生了。利益的追求造成了人与人的差别，导致了原始初民作为‘类个体’存在 的分解。于是，原始初民那种个人同群体的直接同一也遭到冲击，产生了个人同与之相互交 往的他人和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当这种矛盾关系不断地打破原来那种；‘天然秩序’而上升为社会的主导关系时，调整这种关系就成了社会的必然要求，它从两个方面促成了道德的产生：一方面，劳动活动必然使原始群体为了维持自身的存在而需要保持以前那种群体的和谐统一；另一方面，劳动活动又使个人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和发展而不得不依赖于这一群体的存在和统一。道德调整就是基于利益矛盾而发生的个人和社会群体这两种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需要的产物。这就是道德得以产生的必要性。”

　　[6]所以从某种意思上说，道德具有超阶级性。它的超阶级性主要是说道德的基础是具有共同价值观念的社会群体的伦理认同和道德评价，这种认同与评价虽然形成于外界，但只有在社会群体中形成“内心确信”之后，才有强大的舆论压力，才有调整与规范的功能。这也是道德与法律最大的区别。当然，如果某条法条也进入了社会群体的内心，形成了“内心确信”，那么，这条法条就有了道德的意义，就一定属于“善法”了。塞尔苏士说：“法乃善良公正之术。”这句话深刻体现了法律与道德的默契。

　　三、私力救济的法律意义与现实意义

　　在法律上，私力救济对权利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意义重大，立法上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无论私法还是公法，对私力救济的评价都非常高。

　　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3条上规定：“对于有下列情形的人，任何公民都可以立即扭送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处理：

　　（一） 正在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

　　（二） 通缉在案的；

　　（三） 越狱逃跑的；

　　（四） 正在被追捕的。

　　同时，刑诉法还规定了自诉案件的类型，和犯罪嫌疑人自我辩护的权利。这些都是私力救济的体现。其中正当行为是私力救济在刑法里最完美的体现。遗憾的是，“对于正当行为，我国刑法只明文规定了两种，即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在世界其他国家，如日本、意大利、瑞士等国家的刑法中，除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紧急避难）外，还规定有依照法令的行为、正当业务行为、自救行为等正当行为。”[7]对于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的法条规定，我们可以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第20条、第21条。学理上，私力救济的体现还有“经权利人承诺的行为”和“自救行为”。私力救济维护的是自己的私权利，当然它表现最多还是在私法领域。

　　民法是私法，又是权利法，它的内容就是围绕着如何确认与保护私权利而展开。确认是 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位的，保护是第二位的。得不到保护的权利，确认它也就没有任何意义。“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在设计民事权利保护中，无论是学理上还是法条中，都规定了私力救济制度和公力救济制度。

　　“民事权利的保护方式按其救济性质的不同，可以分为私力救济（即自我保护）和公力救济（即国家保护）。”[8]“现在各国民法上，允许民事主体实施的私力救济行为主要包括自卫行为和自助行为。自卫行为，指为了使自己或他人的财产或人身免受侵害或遇到有紧急危险时，依法实施的使他人利益受损的行为。它包括正当防卫行为和紧急避险行为。自助行为，指权利人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或人身，以自己的力量对义务人的财产予以扣押，或对义务人的人身自由加以限制的行为。”[9]

　　另外，合同法里规定的抗辩权，也是私力救济的体现。在双务合同里，一方不履行合同，或履行不合要求，另一方就有抗辩的权利，可以不按合同要求履行自己的义务。

　　法的运行既要维护公正，也要讲求效率，也必须用到经济学的规则，进行成本核算。从这个角度看，私力救济就有降低司法成本之功效。更主要的是，私力救济的社会效益也非常明显，通过私力救济，法很好地实现了告示、指引、评价、预测、教育和强制等规范作用。所以说，私力救济具有非常深刻的法律意义和现实意义。

　　四、道德的法律意义与现实意义

　　自古以来，中国的君王一直提倡“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周王朝奉行的是“以德配天，明德慎罚”。这种法律观影响深远，到汉代，周王朝这种思想又被儒家发挥成为“德主刑辅，礼刑并用”的策略。这种“礼法结合”的特征直接奠定了我国传统法制的理论基础。这就是所谓的“法律伦理主义”。

　　法律伦理主义说到底就是法律与道德的紧密结合。即体现了法律的道德化，又体现了道德的法律化。

　　法律伦理主义有非常明显的特征：

　　一、它不像西方的法律一样，追求的是个性；它深刻的体现了东方人的群体观念。当然这种观念不利于私权的发展。彭诚信说：“私权是一个中性概念，它纯粹从实现个人欲求的角度来谈，而没有附加任何其他外在判断。因此，在没有经过道德或正义标准判断之前，它也就无所谓善与恶。”[10]从某方面说，这种群体观念直接导致我国古代私权利的不发达。

　　刑法学近3年论文/d/file/p/2024/0425/fontbr />二、它主张了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必然联系。[11]这也是儒家提倡 “王治”的理论依据。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颜渊》，《论语》卷六页十八）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论语》卷六页十九）

　　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公孙丑》上，《孟子》卷三页十一至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