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传播成本与作者的独立身份

书写、传播成本与作者的独立身份

——著作权制度产生之前作品传播略考

　　关键词: 书写成本/传播成本/身份独立/思想自由

　　内容提要: 通过考察各主要文明的发展历程发现，书写、传播成本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作者的身份是否独立，而身份独立则是思想自由的前提。一种文明要想长存，必须降低书写、传播成本，赋予作者独立的身份，使之能够凭借自己的创作而收获财富。著作权制度就是以法律的形式保障了这种独立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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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著作权法《安娜女王法》制定三百周年和中国历史上 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部著作权法《大清著作权律》颁布一百周年，在这样一个极具图腾意义的偶然性时刻，我们是否该回首从前，从故纸堆中得出某些必然性的结论？固然，我们生活在当下，但一切当下都是历史的产物，并指向未来。放弃了对历史的考察，我们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对现实的反思，并且极有可能放弃对未来的选择，而是仅仅停留在接受规则、遵循规则的初级阶段。著作权制度产生之后，相当程度上促进了近现代社会的转型，但是，我们是否能就此得出结论，主张现行的著作权制度属于天然的善，是唯一且最佳的保护创新的制度选择？要想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面向事实本身，细察著作权制度产生之前作品的传播实践，明析影响各项保证作品传播的替代制度生成和发展的种种因素。有限所以有效，书写、传播成本和作者的身份独立与否对各项替代制度的命运意义非常，因此，本文将以上述二因素为基，考察古代各主要文明中作品传播的实践活动。

　　一、中东及西亚文明

　　作为有理性的生物，人能超越其动物性的本能而掌握更多传播经验的手段，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书写技术。有人曾经这样描述书写技术的重要性：“在人类创造的被我们称之为文明的所有发现和发明中，最具决定性意义的是使人类能够永久记录他们的成就和历史的手段，这种手段就是书写技术。”[1]书写技术应用之后，文明才逐渐变成为一种常态。当书写成为一种社会活动的时候，书写与传播成本就成为影响文本的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这些成本的存在又与作者的独立身份有着紧密的关系，影响著作者对其文本内容和表达方式的选择。

　　在古代世界，书写成本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书写材料的投入。两河流域从前的气候较现在湿润，两河水量充沛，泥沙不少。与埃及不同，此地缺少适合作书写材料的纸莎草，所以当时的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了粘土之上，或将其放置于阳光下晒干后使用[2]，或以炉火烘烧，趁水分尚未晒干、粘土还保持基本湿润的片刻时间记录下相应内容，如此则坚固耐用，可长期保存。对于发端于两河流域的中东及西亚的早期文明而言，泥板这种不易书写的材料决定了书写必然要集中于能掌握大量财富的国家的管理人员和商人手中，而其内容也限于与统治和商业密切相关：“社会关系的行政和经济需要要求产生一种超越口传性阶段并能长期保存的文献资料。”[3]。根据现有的考古发现，只有10%左右的泥板内容与文学有关，其余均是商业与行政记录[4]。书写技术从发明之初就掌握在掌管属于众神的大量财富的祭司阶层手中，他们以国家财富保证书写的继续，藉此来实现对城邦土地的管理[1]。商人则出于账目管理的需要，使用泥板记录数字。对于普通人而言，用泥板创作既有技术上的问题，又要顾及泥板本身的成本，这些限制已经注定了精品产生的艰难，也注定了平民自由创作的缺失。而且，以泥板为载体的作品，其内容很难被大量复制，作者难以通过出卖复制件直接获取经济利益，几乎无广泛传播的可能，所以，写作不可能成为一种独立的谋生方式，作者也就没有获得独立的身份。在泥板书写的时代，书写技术是一种重要的统治工具，写作主要是为了行政管理和宗教而非获利，所以统治者不可能推广教育，更不可能以政府财力资助文学创作。

　　虽然政教未分野，但伊斯兰文明受益于造纸术和印刷术的传入以及经济发展，书写技术被普遍掌握，部分人有闲暇时间和精力从事创作，而统治者亦有余力对文学活动加以资助，所以，伊斯兰世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保持了文化的繁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古希腊残存下来的所有重要科学著作都被译为阿拉伯文，以纸面的形式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如此方才有中世纪西方世界的转译活动，而这都是借助于造纸和印刷术的传入之后书写和传播成本大幅降低后才实现的。事实上，“在穆斯林社会中，人们普遍具有识文断字能力——据大约估计，在1000年前后，大约百分之二十的伊斯兰男性识字——很多人以教育为阶梯提高自己的地位。”[4]而以阿巴斯王朝的哈里发为代表的统治者，对文学抱有特别的兴趣，长期慷慨资助文学发展。此种情况下，平民书写成为了可能，传播成本普遍降低，像《一千零一夜》这类的作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可惜，随着十字军东征等一系列事件的打击，伊斯兰文明所赖以发展的基础——商业，日渐凋敝，统治者自保且不暇，当然无法继续资助文学活动，而普通人亦不能再继续此种有闲活动，自此，伊斯兰文明开始走入低谷。文明的发展不可能只靠个别统治者的情趣爱好，作品的书写与传播必须有源源不断的社会需求。

　　刑法学近3年论文/d/file/p/2024/0425/fontbr />二、古埃及及非洲文明

　　莎草盛产于下埃及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的沼泽地带（注：“纸莎草在下埃及十分丰产，以致在象形文字中纸莎草的图形符号表示‘下埃及’”。[美]菲利普·李·拉尔夫、罗伯特·E·勒纳、斯坦迪什·米查姆、爱德华·伯恩斯着，赵丰等译：《世界文明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95页。），非洲和巴勒斯坦地区等也有分布。莎草压平晒干之后制成莎草片（注：对于“papyrus”，一般译做纸草，潘吉星先生在深入分析了它的制作过程之后，认为其不符合纸的定义，故而将之翻译为莎草片，本文从潘先生译法，具体理由请参见潘吉星：《中国科学技术史·印刷与造纸卷》，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41页。），即可作为记录象形文字的载体。对于埃及人来说，制作莎草片的成本明显低于泥板，而且，“与在泥板上书写相比，在纸莎草上书写的好处在于纸草卷使用起来方便些，份量也轻得多：因而它们不仅成了埃及的通用书写材料，而且通过埃及人的传播为古希腊和罗马的各个文明采用。”[4]书写和传播成本的降低，使人们有机会尝试包括短篇故事、箴言集和政治论文在内的新的文学形式[4]。除此之外，古代埃及人还在莎草片上留下了大量的天文学、医学和数学知识。

　　古埃及广泛使用莎草片，这种书写材料极易获得，但无法通过印刷手段大量复制，仍需借助于手抄加以传播，所以，这一时期虽然产生多种文学形式，但因复制技术的局限创作者依旧无法通过写作直接获取经济收益，创作动力不足，水平相对较低。同羊皮板等书写材料相比，莎草片价格较低，但仍超出一般人的承受范围，所以人们还是要对莎草片充分利用，正反面都要写字，使用过的莎草片，经加工后仍二次书写，学习书写时甚至要在旧莎草片的空隙处写上新内容[5]。作为创作成果载体的书写材料若不能用于大量复制，那么作者就只能通过其他途径来获取足够的收入来保证创作的持续，若国家不能提供一种稳定的制度来保证创作者的独立地位，则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偶然的资助或家庭出身，文明的脚步通常相对较慢。所以，即便埃及人尝试了多种文学形式，他们的传世成果依然很少。莎草片的书写与传播成本依旧让大众难以承受，创作仍然是一种特权。

　　与其他文明相同，古埃及的书写技术和适当的书写材料都服务于统治阶层的行政管理，创作者难以独立发展。早期的莎草卷内容多为宗教题材和统治需要，由神职人员进行书写；到新王国时期（约公元前16世纪—11世纪）才逐渐出现日常事务等的记录，书写人员虽不由神职人员专任，但仍由从事抄写的专职人员进行，也就是古代埃及的书吏阶层，最初出自氏族。有学者认为：“papyrus也源于希腊文，但古希腊人早先称纸草为byblos或biblos，得名于腓尼基沿海城市Byblos（今黎巴嫩境内），表明纸草可能经这里传入世界。后来，亚里士多德的及门弟子泰奥弗拉图斯最早称之为papyros，据说来自埃及语，有‘属于法老的’之意，暗示纸草的商业生产由埃及法老一手垄断。”[6]这种看法有待商榷。实际上，这种说法恰恰暗示了书写技术是掌握在统治阶层手中，是行政管理的一项重要工具。

　　古埃及的通用书写材料莎草片不易保存和大量复制，所以发生战祸之后，辉煌文明从此湮灭。同时，古埃及始终都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书写技术的广泛传播。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则因为气候的原因，无适当的书写材料（注：“因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气候潮湿，霉菌和白蚁的破坏导致保存困难，因此，在纸上书写是很不容易的。在干燥地区，合适的木制棉纤维直到现在一直难以获取。因此，知识主要属于记忆范畴，由此而使知识的积累、进化、获得都很困难。”[美]菲利普·李·拉尔夫、罗伯特·E·勒纳、斯坦迪什·米查姆、爱德华·伯恩斯着，赵丰等译：《世界文明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456页。），知识的传播长期处于口述阶段，文明很难有大的进步。总之，文明的产生与发展固然需要以人的智力投入为基础，但适当的书写材料也是文明延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三、古代印度文明

　　印度最古老的文字是哈喇帕文化时期刻在石头或泥土制成的印章上，目前能读懂部分符号。同泥板书一样，这种书写材料保存不易，传播成本高昂，注定了其只能在早期文明的发展中发挥作用。古代印度长期以贝叶棕的树叶，也就是贝叶作为书写材料。贝叶经分扇形和非扇形两种，前者薄而宽，可用碳质墨水书写，后者厚而粗糙，用铁笔刻写。而“贝叶之所以能成为古代世界流行和普遍的书写载体之一是因为它耐久性强，能防潮、防腐、防蛀，不易磨损，刻在上面的字迹经久不变，而且它比石头、泥板和金属轻便，便于书写和保藏。”[7]小说《西游记》第99回取经过通天河时“晒经石”的故事，实际上只是作者的臆想，当时取回的不是纸写成的经书，而是防水浸的贝叶经。在湿热地区，贝叶经比纸装订的书更容易保存。据《酉阳杂俎》所载：“贝多，出摩伽陀国，长六七丈，经冬不凋。此树有三种，一者罗娑力叉贝多，二者多梨婆力叉贝多，三者部婆力叉多罗多梨。并书其叶，部阇一色，取其皮书之。贝多是梵语，汉翻为叶，贝多婆力叉者，汉言叶树也。西域经书，用此三种皮页，若能保护，亦得五六百年。”[8]但是，这种书写材料与莎草片有同样的缺憾——无法大量复制，只能停留在手抄的发展阶段。所以，成本问题同样决定了印度文学和艺术的创作题材集中在宗教和行政管理上。

　　同时，印度也是一个有着高度宗教信仰的国家，统治者会因为宗教的原因而大力扶植文化的发展，所以，信奉佛教的孔雀王朝和笈多王朝时期艺术精品层出不穷。孔雀帝国时期，阿育王特别热衷佛教活动，将大量金钱投入到与佛教有关的活动中，众多艺术精品随之产生。笈多王朝时期著名的戒日王亦对佛教活动大加扶持：“他只把其岁收的四分之一留作统治费用，而把其余的收入大多用于教育、宗教、艺术或慈善事业。”[4]所以，（笈多王朝）“印度历史上这一时期丰富多彩的思想文化活动，反映出一个世界主义社会的兴趣和富有统治者对此的慷慨资助。”[4]文字作品，这种通常情况下最易被人解读、传承的表达方式，以贝叶经的形式而为统治者关注，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工具。

　　同其他文明一样，古代印度最早的书写者，也是承担重要宗教角色的僧侣阶层，也就是婆罗门。巫史一家，应当是文明早期的通例。而这通例的背后，则是与写作与传播成本相比颇为悬殊的创作者通过写作而获得的收入，若没有僧侣或政府公务人员这类特殊身份的保障，书写就会像自然界中其他物种的进化一样极其偶然与滞缓，书写者这个身份本身是微不足道的，作者与读者在这一知识的流通体系中几乎不被关注。

　　贝叶所书内容大都为宗教题材，取材虽易，但复制困难，文化的传播只能通过手抄的方式，普通民众对之负担不起，因此，当统治者的宗教激情迸发时，他的支持和赞助活动使得文艺迅速繁荣，而统治者的宗教的激情消散之后，创作活动自然难以为继。在外族入侵并保持长期统治之后，佛教失去了政府的支持，文本无法大量复制的弊病彻底暴露，贝叶书写和阅读离民众愈来愈远，文明的社会基础不复存在，印度文明也就自然走向了消亡。古代四大文明之所以只有中国能发展到现在，部分就是因为纸的发明使大量复制成为可能，民众通过熟悉经典而将文明的种子深深埋入了神州大地，政治臣服文化征服就是这样实现的。中国的文化有生命力，其实是中国的书籍有生命力。

　　四、欧洲文明

　　早期的欧洲文明，多使用莎草片与蜡板作为书写材料。前者依赖于进口，所以价格高昂，一旦进口不畅，以之为书写材料的创作活动就很难继续。后者保存困难，不便流传，只宜临时充用。所以，由书写材料决定，这种早期文明必然只能存在于狭小范围之内（如古希腊的城邦国家和古罗马的地中海世界），要进一步扩大影响，只能借助于别种适当的复制材料。

　　古希腊文明时期，人们使用泥板书和莎草片书写，因此，由此产生的文明必然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只能局限在一个很小的地域范围，所以古希腊文明只能传播于各个城邦国家之间，而当时的城邦国家，人口一般都不超过十万。创作成本巨大，所以创作者要么出身王室、贵族或巨富，要么附庸于王室、贵族或巨富，例如众所称道的亚里士多德（其父为马其顿国王的御医，而他自己则先后接受过密西亚的统治者赫米阿斯、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邀请，长期在宫廷中写作），否则创作活动很难持续。虽然其间也有一些平民出身的学者坚持着创作，他们的著作并未能大量流行，书写成本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柏拉图出身贵族，有集问世，而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出身平民，无字传人，个人的志趣不同之外，财力也是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身体托庇于他人，思想当然也要受限制，这种状况在希腊化文明时期（注：所谓希腊化文明（Hellenistic civilization），是指始于亚历山大时代，终于基督教时代之初，盛行于地中海东部和西亚各地的文明，这种文明是希腊文明与亚洲文明融合的产物。具体内容参见[美]菲利普·李·拉尔夫、罗伯特·E·勒纳、斯坦迪什·米查姆、爱德华·伯恩斯着，赵丰等译：《世界文明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68页以下。）仍未有多少改变，当时的雕塑就受到这种影响，而建筑和雕塑恰恰是希腊文明和希腊化文明中极重要的艺术形式：“由于希腊化时代的雕刻作品是专门为富有的资助人制作的，因而雕刻家的目的显然在于创作出在构思和技巧方面都独具特色的作品——以便收藏者可以向世人夸示，此类作品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毋庸置疑，复杂性本身受人羡慕，极度的自然主义风格有时晃到了被扭曲的程式化的边缘。”[4]这种创作活动的发展方向，取决于资助人的私人偏好，创作者的社会地位，同从事体力劳动的一般技工并无二致，所获报酬，只能是极其有限的。一旦统治者不再关注某种创作活动，与之相关的尝试就会迅速变成片段的死的历史，这也是我们经常所感慨的古代世界中技术发展到一定高度之后突然归于寂灭的原因之一。

　　古罗马文明时期，人们选用了木板、树皮的内皮、莎草片和羊皮板（pergamena，parchment）（注：选用该措辞而非羊皮纸的具体理由可参见潘吉星：《中国科学技术史·印刷与造纸卷》，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41页。）作为书写材料。作为书写材料的木板，或上覆蜡，或上覆石膏或其他白色涂料，虽然使用不便，但价格却比莎草片低得多，因此应用较广。蜡板易腐坏，虽数量众多，然留世极少。如前所述，莎草产自尼罗河流域，罗马帝国征服埃及之后，地中海成为其内海，产自埃及的莎草片源源不断地输入罗马，主要用于书写政令和法律解释（这两项是统治必需）。征服原料产地与进口相比，固然能相当程度降低使用莎草片书写的成本，但这种成本仍然是大多数人无力承担的。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后，从埃及运输到欧洲的莎草片数量大减，公元4、5世纪之间，羊皮板取代了莎草片成为欧洲书写的主要材料。“从费用上看，羊皮纸尽管成本不菲，如抄一部《圣经》就要用200到300张羊或小牛的皮，但与从埃及进口纸莎草纸的费用比起来，相对来说要少得多。”[9]任何关于成本的考量都只能是相对的。而且，羊皮板易于长久保存，较之其他书写材料，书写与传播成本明显降低，特别适合气候较潮湿的地中海地区[10]，所以，古希腊罗马时代用羊皮板写成的部分作品一直留存到了中世纪，而羊皮板这种书写材料的使用也一直延续到造纸术被传入欧洲并且广为流传之时。但是，不容回避的是，上述各种书写材料都无法满足大量复制发行的要求，文明的成果不能迅速扩散，所以，罗马文明不可能在希腊文明的基础上有大的突破。

　　罗马文明所赖以产生和建立的基础同样阻碍书写与传播。古罗马文明的核心区域——拉丁姆地区，土地肥沃，农业发展比较快，“农业和畜牧业从古以来便是居民的主要职业。”[11]。加之不断进行的对外扩张，战争也成为重要的职业选择。由于征服活动的需要，普通民众的角色始终在农民和士兵之间往复转换，整个社会都不重视文化教育，大众的书写和阅读能力相当低，图书市场根本没有发展的必要和可能。创作在古罗马时期，只是少数人的有闲娱乐，而少数人之所以有闲，或是因为出身，或是因为选择了他人的出身，也就是附庸于他人，“以自己的作品为手段以求依附权贵，然后从他们那里取得丰厚的酬报。”[12]。虽然当时有为市政机关所购买的剧本，但创作者的主要经济来源还是资助，“对文学事业的资助因而起了关键作用”[3]，创作活动仍然不能独立。而且，古罗马的征服活动带回了大量的奴隶，这些奴隶代替罗马人进行被认为卑贱的书写活动，“在希腊——罗马古代文明中，作家通常不自己执笔，而是由秘书代劳。”[3]所谓秘书实际上就是作家的负责抄写的奴隶。这也是古罗马为何不尝试手抄以外的复制技术时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原因。奴隶的手抄书只能满足很小的市场需求，而当时的环境决定了古罗马的图书市场恰恰就是那么小，单凭手抄书即可保证流通，所以，书写材料的革命不可能发生在古罗马。此外，同古希腊文明类似，古罗马文明早期宗教活动并不兴盛，在创作活动上缺乏宗教的推动力，很难出现如印度文明中那样由激情所引导的辉煌成果。在其后期，基督教虽然有了较大发展，但因社会中文盲太多，阅读与欣赏的需求并不大。以上诸因素决定了书写材料的革命不可能发生在古罗马，同时也部分决定了古罗马文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希腊文明湮灭之后由基督徒用羊皮板将之发扬光大，与书写材料息息相关；希腊文明的被遗忘，也与书写材料息息相关。羊皮板易书写、易保存，但成本非普通人所能承受。所以，中世纪欧洲的书写只能集中在三种人身上： 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教士；第二，附庸于王室、贵族和富商的作家、行吟诗人等；第三，贵族、富商本人或其子弟。前两种人没有独立的地位，很难创作出具有独立精神的作品，而第三种人的数量太少，只能以特例形式存在，无法作为文明发展的常态。所以，文明长期停滞不前。

　　王室和贵族因血缘关系而获得地位，受古罗马以来不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以及蛮族不时入侵、征服的影响，不关心各种创作活动，甚至连自身的教育都未在意，大多数世俗贵族都是文盲[4]，不会写自己姓名者大有人在[13]，以至于“很多国王和皇帝并非个个有阅读能力，亨利四世（HenryⅣ，1050—1106年）因能看书信而受到赞扬”[14]。只是发展到后期，为装点门面、附庸风雅，做文艺活动的庇护者，对之加以资助。骑士阶层对文化活动没有丝毫兴趣，癫狂的十字军东征和无聊的骑士爱情已经耗尽了其所有精力。行吟诗人为了混口饭吃，奉上的都是媚世、谀人之作，他们的作品自然要以其所附庸的骑士和贵妇人为主人公，思想观念也要与他们的庇护者保持基本一致[15]。这种类型的作品是不需要市场的，只需满足庇护者之需即可。独立的创作是不可能在这种人身严重依附的状况下出现的。

　　基督教发展壮大之后，大有先“教”后“国”之势，教会的财力甚至比王室还要强大，书写日益集中在教士阶层，教会资助的，则是教士当做苦修的抄写《圣经》的重复劳动和证明上帝存在的徒劳观察。作为书写技术和资金的集中地，修道院很自然地承担起了文化保留的角色，教会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羊皮板的高昂价格导致了教育被教会垄断，“任何一个有文化修养的人，必定是一个教士或修道士。这种情况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如此”[13]。但是，一旦将抄写作为苦修的手段，教士就不会在书写内容与书写材料上有所创新，他必定致力于在麻木中得到升华。以苦修为抄写的动机，这也注定了修道院仅仅能承担文化保留的角色，无法引导教士独立思考、创作。

　　由于不断的战乱、灾祸以及农耕水平的停滞乃至倒退，农民将精力都集中在解决温饱问题上，无暇顾及精神生活。羊皮板的高昂成本直接将普通民众严拒在阅读与创作的大门之外，文盲率居高不下。从国王到农民，各个社会阶层的文化程度都非常低[14]，低到书籍的买卖在当时几乎没有什么市场。莫说是一般的文本，就连《圣经》这一信仰的工具，也无法人手一册，个人的独自修行不能实现，信仰的发展只能处于蒙昧状态。“以《西奈册子本》（约公元350年）为例，人们计算至少需要365张山羊皮或绵羊皮。而一份9世纪的图尔版《圣经》则210张羊皮。”[3]就连古登堡印制的采用了较小字体的《四十二行圣经》，“羊皮本30本，由300头羊提供”[16]。中世纪的欧洲，特别是早期，没有复制大量书籍的社会需求和资金准备。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的迟迟引入，也决定了中世纪早期的欧洲欠缺复制、发行大量书籍的技术条件。无纸时代，使用任何一种书写材料的写作活动都是“烧钱”。因各种条件都不具备，所以与同时期的中国相比，欧洲自然处于黑暗之中。只要没有一种足够强大的力量打破这种恶性循环，欧洲就还将继续处于黑暗状态。可以说，书写材料与中世纪的黑暗有着直接、密切的联系。

　　十字军东征的劫掠活动为欧洲带回了原本在希腊的欧洲文明的种子，造纸术的传入则提供了欧洲发展所需的适宜的水分，由地中海地区而展开、扩大的商业活动为之准备了广大肥沃的土壤，而宗教人士的反思又为欧洲的进步制造了新鲜的空气。所有这一切，打破了原有的黑暗状态，成就了欧洲的文艺复兴。而文艺复兴的成果，凭借着印刷术的传入和推广，深入民间，最终引发了工业革命的诞生。

　　我国的造纸术经由阿拉伯于11世纪左右传入欧洲，而印刷术则因伊斯兰教的宗教信条而迟迟不能走向黑暗的欧洲：“有证据表明，直到14世纪，西至埃及的范围内都在使用这一技术。然而，与造纸术不同，宗教上对印刷可兰经的反对阻止了印刷术经伊斯兰教地区向西传播。”[17]造纸术的传入解决了羊皮板书写所带来的成本问题，“在14世纪，同样大小的纸张，纸的价格就比羊皮纸的价格便宜四倍，到了15世纪中期，它比羊皮纸的价格便宜了13倍”[13]，而且，“生产纸张更为快捷，可以大批量生产”[3]。印刷术的引进则免去了手抄这种效率低下、效益微薄的体力劳动：（手工抄书）“12世纪出书的速度是一天5页，抄完一本圣经一般需要6个月”[18]，而随着活字印刷术的使用，“这种发明在约20年间就使印刷书本的价格降为手抄书的五分之一。”[4]造纸与印刷术传入西方之后，较之羊皮板的书写与传播便宜很多，欧洲人有可能产生复制大量书籍的冲动。而十字军东征从阿拉伯世界掠夺回众多已被遗忘古希腊的学术经典，则让他们获得了复制的模板。复制模板与复制材料均具备之后，在教会意图完美诠释《圣经》的努力下，大学得以创建并获得发展，文艺复兴也在其不经意间展开。

　　随着大学的建立，欧洲产生了对书籍的巨大需求，然而手抄书根本无法满足，但在印刷术传入之前，这种需求只能被继续压抑。因为字母文字的原因，活字印刷术一旦引入西方就有利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实际上，“15世纪后半叶欧洲活版印刷术的发展，改变了西方文明的特征。如果一个出生于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那年）的人在他50岁时回顾过去，会发现他一生中大约有800万册图书已经被印刷，而这一数字可能超过了从君士坦丁在公元330年建立君士坦丁堡以来整个欧洲图书手抄本数量的总和。”[17]文艺复兴因活字印刷而光大，宗教改革因活字印刷而发端。

　　出于验证宗教信条的动机，欧洲人发现了新航路，商业文明的发展打破了中世纪的恶性循环，对知识的渴求动摇了教会的权威地位。同时，因为印刷复制成本的下降，人手一册《圣经》，教士独自解读经典和垄断教育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新教运动呼之欲出。教会本想通过印刷来加强思想控制，但这一颠覆性的尝试使得《圣经》的文本非常容易获取，先前教士通过掌控《圣经》的文本、诠释经典而获得的威信难以继续维持：“有趣的是，印刷革命在初期是得到教会大力支持的，因为罗马教廷的统治者相信，这是上帝赠给他们的扩大基督教影响的新工具。”[18]宗教若是被除去神秘的面纱，则它的没落就是必然的。而印刷术的应用，则使新教运动的范围超出特定地区的局限，结束了僧侣垄断学术的局面，并最终使得欧洲从黑暗的中世纪中解脱出来[19]。虽然如此，创作成本依旧不小，加之传统的影响，文化庇护现象仍然广泛存在，作者依旧无法因写作获得市场的报酬，依旧仰人鼻息（注：“在很长时期内，作者得到的稿酬微乎其微，他们从来得不到销售中的权益，只能把书卖给书商得到一次性的稿酬或几本样书。从几个有名的例子可看出1750—1760年付酬情况：《爱弥儿》（Emile）书商付了6000法国古磅（livres）给卢梭，狄德罗花了20年心血的《百科全书》酬金为120000法国古磅。剧作家的待遇优厚些，他们除了剧本稿酬以外还有上演稿酬，1780年以后，五幕剧的稿酬固定在1/7．传统的做法——作品的成功，使某位保护人注意到其作者，在府中为其留一个位子——延续了很长时间。”[法]安东尼·德·巴克、弗朗索瓦丝·梅洛尼奥，朱静、许光华译，李棣华校：《法国文化史·Ⅲ·启蒙与自由：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和建筑艺术之所以能保留下来，并非完全由于统治者对创作者的承认，而是出于政治的考虑或者个人的特殊偏好，统治者庇护文学活动，同样也不是单纯为了艺术的追求。既然托身于王室或贵族，那么创作者也为了获得体制内的生存，就不得不有限制地选择表达的内容和方式[20]。

　　但是，随着海外市场的不断扩大，商业活动瓦解了原来的社会主体：农民，他们被细化为各类新的工种和阶层。书写成本的低廉，才能引发大众的创作；而大众的创作，才能产生多样的作品；多样的作品，制造出不同的市场需求；不同的市场需求，催生着强烈的利益归属要求；有了强烈的利益归属要求，才有版权保护的必要。《圣经》和类似《圣经》的作品，目的本应只在于传播，盗版与否，于其并无妨害，甚至有利于这一目的的实现。所以，类似于宗教这一类的单一市场需求，不能催生出版权保护。很明显，“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鼓舞了人们对书籍与知识的热情，迅速发展的印刷业则迎合了人们的需求。”[21]分工的趋势需要分类的书籍以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分工所引发的心理变化也需要分类的书籍来慰藉其心灵。这种分工的趋势导致了图书市场的专业化，书籍不再是千篇一律的神学著作或赞助体制下阿谀奉承之作，创作者从此能保证一个稳定的读者群。高度分类的作者和高度分类的读者，这种一一对应关系为创作者提供了一种新的机制：借助于图书的市场销售而获得报酬，独立命题，独立写作。图书市场的不断发展带来了报酬，催生了著作权制度，同时也解放了作者。同画家在其绘画作品上署名一样[22]，作者在图书上的署名表明了他已经成为了市场竞争的主体，愿意将带有个性特征的表达向整个世界展示。创作者的经济与社会地位越来越高，文化庇护离精神的产生愈来愈远。图书的出版、发行商因深谙各种分类群体的需求而主导市场，连接着已大大不同于过去任何时代的作者与读者。为了维护各自的获取报酬的权利，作者与出版商，特别是出版商，积极要求著作权制度的诞生。因此可以说，“正是印刷技术的发展才推动了著者去主张自己的经济权利，去要求官方的权利保护，对版权予以制度化正是在印刷术发展之后的产物。”[23]

　　概言之，新航路的开辟所引起的社会分工、造纸印刷术的引入以及欧洲自罗马法以来的法律传统，共同造就了著作权制度的产生。先有独立之地位，后有独立之精神；先有便宜之书写，后有独立之地位。庇护、赞助，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文艺活动的发展，然而这种使创作者始终处于附属地位的机制，不可能长效，因此，必然被超越。文化庇护虽然在此后仍有生命力，但已根本无法撼动能赋予作者独立地位的著作权制度。至于这种制度是否该立刻退出历史舞台，则有较多疑问，我们现时似仍有较多借鉴价值。

　　五、中华文明

　　早期的中华文明同它种文明经历了同样的发展路径：巫史一家（注：拉斯科岩洞的壁画内容同样说明了这一问题，但基于文章篇幅的考虑，略而不论。）。这从我们现已发现的最早的书写材料甲骨文的使用上就可以看出一二。殷商时期统治者通过巫史问卜鬼神，甲骨文大都是占卜后的卜辞。龟甲牛骨虽易取得，但书写极难，不是理想的材料。所以，甲骨文基本上都是供统治使用，以之为基础的文学创作迄今还无多少发现。“传说中造字的仓颉就是黄帝的史官，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历史真实的反映”[24]，信然。三代以下，“瞽史、祝史、巫史等等，都主持天道鬼神灾样等事，都与古代印度、波斯、埃及、巴比伦等国的祭祀阶级相似，大概都是靠近国王身边，构成神权政治的人物。”[25]巫史一家，再次证明书写技术是一种重要的统治工具。钟鼎铭文、石鼓文，虽然坚固耐用，但书写艰难，或造价不菲，加上不便移动，所以只能是在简帛出现之后迅速被放弃。以这些材料书写，其内容当然集中于行政所需。因书写材料的稀少与尊贵，文学创作较少且集中在贵族阶层，教育活动亦无法普遍开展。与此相适应，官员的选拔制度以世袭为主，也就是世官制，亲贵合一，专注于身份。这种选拔制度半是自愿，半是无奈：自愿是指统治者本就爱任人唯亲，无奈是说受教育者大都是贵族，平民阶层并不掌握书写技术这个重要的统治工具。

　　之后，简帛的使用引起写作的流行。简为竹片，牍是木片。惠施学富五车，即为简牍所写就的书籍。“与甲骨、金石相比，竹木的优点十分明显：一是取材容易，漫山遍野，价廉易得；二是整治刮削工艺简单，方便书写修改；三是可连缀成册，使容量加大，可以书写长篇宏论，既便于文化普及又利于学术发展，这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是十分重要的。”[24]简牍的不足之处在于重量大，移动不易，影响文化的传播。例如，东方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任之。……读之二月乃尽。”[26]缣帛易着墨书写，容量大，舒卷自如，便于阅读。但用缣帛书写的成本太高，在汉代一匹（2．2×40汉尺）缣值600余钱，一匹白素800馀钱，折合汉代通用米价，则一匹缣相当六石（720斤）米的价格[27]。如此高昂的价格，只能是让写作成为庙堂之学，就连政府也只能将最重要的材料用缣帛写就，其他文件都以竹简为之。成语所谓“贫不及素”（素是指白色的帛），即由此而来。官员的选拔制度也跟着开始多样化，出现学仕制、军功制、客卿制等等，而民间亦兴养士之风。战国时代养士成风，齐孟尝君、赵平原君、楚春申君、魏信陵君各养士数千人。这些被养的“士”，依附于四君子，无论军国大事还是文艺创作，均惟四君子之令是从，无独立性可言。书写材料部分决定了文化的发展形态。

　　同前述种种书写材料相比，纸的造价大幅度降低，易舒展，易书写，易携带，而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可用于大量印刷复制。所以，造纸术发明之后，极大地加速了我国文明的进程。汉武帝之前，没有官办学校，各地都是私人教授。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五经博士，但官吏任用仍行保举之制。“士人只要潜心攻经，就可能入仕，大大刺激了官方和民间对书籍的需求。”[28]书肆表明书籍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敲门砖的单一命运。槐市是西汉政府文化教育政策的产物，受统治者的直接影响。而书肆则与槐市不同，完全以谋取利益为目的。“总之，‘书肆’是适应民间教育事业普及和文化学术思想发展的产物，也是商品生产和交换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28]

　　两汉时期，统治者坚持外儒内法，官员的选拔制度采取察举制，更偏重于被举荐者的道德修养。“察举”和“征辟”的主要依据是儒家的道德行为标准，乡党宗族的评议是一个重要的标准。因此，社会上往往出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29]的荒唐故事。虽然此时发明了造纸术，太学等各级学校普遍建立，但由于书籍的复制还借助于人工抄写，传播成本导致官员的选拔任用并没有同考试制度结合起来。士人则醉心于立德、立言以求得功名，无意从作品的创作与出售中获取短期的经济利益。魏晋南北朝时期为除东汉官吏选拔之弊，实行九品中正制，本欲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但因门阀世族的缘故，“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30]，所选举出的“人才”，忙于“熏衣、剃面、傅粉、施朱”[31]，根本无治国之才，也无创作之能。这种制度弊病颇多，所以隋朝实现大一统之后，推行科举制以矫其弊。

　　科举制之所以能在隋唐两代顺利推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佛教推动发展的雕版印刷术的出现。佛教与基督教在经典文本方面的差别是造成西方长期以来没有印刷术发明的重要因素：西方从来没有出现过像佛教那样大量复制佛经的需要，由于只有一部或几部经典，手抄就可以满足一切需求。佛教自汉明帝传入中土中国以来，流传颇广，信徒众多。因为信仰的需要，佛教徒渴求佛教经典，而统治者也常常对佛教产生兴趣，支持佛经的复制，整个社会都因宗教的原因而热望印刷术的产生。例如，“开皇元年高祖普诏天下，任听出价，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写一切经藏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32]此种抄写活动，更让社会大众深感手抄之烦。同时，中国的佛教信徒并无西方教士的“苦修”心理，不会执着于抄写而拒绝技巧上的反思，在他们看来，“印本与写本经咒咒文具有相同的法力和功能，他们宁愿用印本，这样就无需几十遍至几百遍抄写经咒了”[14]。于是，雕版印刷在隋代产生就不足为奇了。

　　科举制的创立与推广，和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有相当的关系。“印本书正是促成科举制完备和发展的动因，因为它能提供科举考试所需的标准读物，为社会培养大量知识人才。”[16]科举制下，读书人可能随时进入统治阶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注：高明：《琵琶记》。全诗内容为：“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自小多才学，平生志气高。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神童衫子短，袖大惹春风。未去朝天子，先来谒相公。年少初登第，皇都得意回。禹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一举登科日，双亲未老时。锦衣归故里，端的是男儿。”）科举的本来目的是选拔人才，与前述种种选拔制度相比，科举考试更加公平、公正、公开，也促进了社会各阶层的流动。同时，科举考试也推动了知识的普及。科举考试为读书人提供了这样一条道路：通过读书考试而考取功名，获得独立的地位，便于进行独立创作。“中国古代是否有稿酬制度，虽然并没有足够的资料作佐证，但那时有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居官为文，都是要取报酬的。”[32]而在同时期的西方，创作者只能附庸于教会、王室或贵族以期有资金支持写作。所以，科举制度对于中国文化的繁荣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作为一项制度，科举考试也无法避免被异化的命运，赵嘏曾有诗句“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即是对科举制的深刻评价。待到明朝时八股文章一出，读书人的创造力就几乎被扼杀殆尽了。因此有清以来，文学创作或技术革新有成就者，大都为科考失意人。

　　至宋，虽疆土不再，但经济文化却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教育普及程度和知识分子队伍居世界首位”[16]，活字印刷也就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下诞生。然而活字印刷却未能在宋代被推广，甚至在元明清三朝，活字印刷也只占很小比例，原因有三：其一是因为汉字乃象形文字，以活字印刷时排字、拣字颇为费时费力：“汉字抄写的缓慢而复杂，可能曾使中国人对机械复写的方法产生远胜于西方的需要。活字对拼音文字有更大的吸引力，而雕版印刷则更适合汉字的书写体系，这是很自然的”[19]；其二是因为我国印行的书籍多为经与典，印量极大，采用雕版印刷反而经济：“我国人口众多，书籍的需求量远远大于其他国家，书籍经常脱销，所以出版者出于成本的考虑，宁可继续使用雕版印刷。同时，汉字在活版印刷方面存在着天然的劣势：常用字就有两三万个，如果改活字印刷，所需活字量在10—20万个或者更多，工程浩大，反而不如雕版印刷便利。还有一点，中国纸相对较薄，更适合雕版印刷。”[16]；其三是因为宋代统治者改革科举制，考试的层次增多，愈加耗时，欲求取功名的读书人更无法阅读其他书籍，市场流通的书籍大都为没有专业分工色彩的佛经道藏和儒家经典，适宜活字印刷的书籍市场销路更窄。因为汉字的特性和科举制的限制，活字印刷术并未能取代雕版印刷术而成为印刷的主要方式。因此，虽有大众的创作、多样的作品和不同的市场需求，又有较早发明的造纸与印刷术，宋代终未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技术难度与市场需求阻碍了著作权制度的生成。

　　元明清三朝时活字铸造技术并未有大的发展，而科举制度依旧，甚至出现八股取士，加上闭关锁国，商业活动只是在本土范围内进行，没有与其他文明的交流、冲击，我国没有能赶上近代西欧发展的脚步。须知，“在地球人中间，进步是不常发生的例外而不是惯例，文化上的重大进展更多的是由于文化传播，而不是由于原创的普及。”[1]可惜，基于统治需要而主动采取的闭关锁国政策让我们的先人失去了享受“文化传播”益处的机会。造纸和印刷术的发明使我国的文化发展有了便宜的载体，而科举制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为我国的文化发展提供了自立的主体，因此，我国的古代文明能兴盛如斯。但是，科举制后来的发展确实影响了我国的前进程度，而活字印刷术也因为汉字的原因未能使宋以来的读书人大受益。

　　结论

　　从各个文明的历史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出，文明延续的前提之一是适当的书写材料，超越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经验正是文明的生命力所在，书写成本和复制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明程度。一种文明要想长盛不衰，就必须赋予创作者独立的身份，使之能够凭借自己的创作而收获财富。独立之地位与自由之思想未必能带来学术的进步与社会的前行，但有这两者的保证，我们实现文化繁荣的目的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著作权制度为什么能成为现今各国通行的选择，其主要原因，就是这种制度能保障创作者通过创作而获取报酬，经济独立，社会地位独立，思想也独立，而只有独立的思想才能自由（注：当然，著作权制度的选择也有实力较量的因素。）。有了独立的身份，我们才不会将思想的独立的希望全部寄托于偶尔一现的天才身上。

　　与其他文明中的创作者相比，我国古代的士人从来不缺独立的地位，但他们并没有通过作品的销售而获取经济利益，形成稳定的出版行业，为何？书写材料的便捷经济与传播成本的低廉，使得文化考试和官员选拔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体制内外可以自由流动，所有梦想未曾破灭的人都对作品出售这种小“利”保持缄默态度。包括科举制在内的替代制度保障了我国古代士人的创作激情，但同时也阻碍了著作权制度的生成。无著作权制度的古代中国能将文化延续发展到当时的顶点，至少可以归因于汉字、科举制、造纸印刷术、宗教及地理因素等，尤其是科举制对于中华文化的发扬意义非凡；其他文明既无适当的书写材料，又缺乏类似于科举制的官吏选拔任用制度，行政效率不高，因此，或遇外敌入侵加之不利的地理环境，文明从此灰飞烟灭（古印度、古埃及、古代两河流域），或因宗教与愚昧的统治阶层所负累，文明长期停滞不前（文艺复兴前之欧洲、伊斯兰文明）。著作权制度正是因为解放了创作者，使创作者拥有独立的社会地位（特别是经济地位），才使得创作者们能爆发出惊人的能量，以智慧改变自身的前程、人类的进路。如此，则我们能得到这样一点认识：任何一种制度，只要能赋予创作者独立地位，就能促进思想的进步，我们就应该对之加以利用，而不该拘泥于著作权制度这一种模式。

　　“历史通常只关心危机，只关心缓慢运动过程中出现的剧变，然而，危机事前都经过长期的酝酿，事后又产生无穷的后果。”[33]著作权制度背后的故事，值得我们关注。

　　注释:

　　[1][英]查尔斯·辛格，E·J·霍姆亚德，A·R·霍尔．王前，孙希忠主译．技术史·第1卷：远古至古代帝国衰落（史前至公元前500年左右）[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509，510，41．

　　[2][英]H·G·韦尔斯．梁思成，等译．世界史纲·上[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95．

　　[3][法]弗雷德里克·巴比耶．刘阳，等译．书籍的历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1，26，19，48，90．

　　[4][美]菲利普·李·拉尔夫，罗伯特·E·勒纳，斯坦迪什·米查姆，爱德华·伯恩斯．赵丰，等译．世界文明史·上卷[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8．50，507，96，96，413，417，300，529，720．

　　[5]令狐若明．古埃及人的书写材料和书写工具[J]．世界历史，2002，（5）．

　　[6]宋立宏．说纸草——《阅读纸草，书写历史》译后[J]．博览群书，2006，（12）：73．

　　[7]陈子丹．贝叶档案散论[J]．思想战线，1996，（1）：78．

　　[8]段成式．酉阳杂俎·广动植之三[M]．齐鲁书社，2007，卷十八．

　　[9]孙宝国，郭丹彤．论纸莎草纸的兴衰及其历史影响[J]．史学集刊，2005，（3）：109．

　　[10][英]查尔斯·辛格，E·J·霍姆亚德，A·R·霍尔，特雷弗·I·威廉斯．潜伟主译．技术史·第2卷：地中海文明与中世纪（约公元前700年至约公元1500年）[M]．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136．

　　[11][俄]科瓦略夫．王以铸译．古代罗马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46．

　　[12]王以铸．古代罗马的“书籍”、“出版”事业[J]．出版史料，2003，（1）．

　　[13][法]米歇尔·索托，让－帕特里斯·布代，阿尼达·盖鲁－雅拉贝．杨剑译．法国文化史·Ⅰ·中世纪[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45，54，349．

　　[14]潘吉星．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源流、外传及世界影响[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515，515，518．

　　[15]倪世光．西欧中世纪骑士的生活[M]．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296－297．

　　[16]潘吉星．中国科学技术史·印刷与造纸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609，20，184，412．

　　[17][英]查尔斯·辛格，E·J·霍姆亚德，A·R·霍尔，特雷弗·I·威廉斯．高亮华，戴吾三主译．技术史·第3卷：文艺复兴至工业革命（约1500年至约1750年）[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262，261．

　　[18]沈固朝．欧洲书报检查制度的兴衰[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15，16．

　　[19]钱存训．刘祖慰译．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化学及相关技术· 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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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法]安东尼·德·巴克，弗朗索瓦丝·梅洛尼奥．朱静，许光华译．李棣华校．法国文化史·Ⅲ·启蒙与自由：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52．

　　[21][法]G·勒纳尔，G·乌勒西．杨军译．近代欧洲的生活与劳作（从15—18世纪）[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10．

　　[22]陈孝川，郭振铎，吕殿楼，吴泽义．文艺复兴史纲[J]．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173．

　　[23]李雨峰．枪口下的法律：中国版权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49．

　　[24]肖东发．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4，26．

　　[25]周谷城．中国通史·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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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房玄龄，等．晋书·刘毅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6，列传第五十五．

　　[31]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卷八．

　　[32]魏征，等．隋书·经籍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8，卷三十二至三十五．

　　[33][法]费尔南·布罗代尔．唐家龙，曾培耿，等译．吴模信校．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 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卷）[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6．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