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的9月15日，美国五大投行之一的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申请破产保护。以此为标志，金融危机加速恶化，全球经济随之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时隔一年，曾经的痛苦似被遗忘，世界经济触底复苏迹象初现。尽管市场对未来经济走向仍存分歧，但乐观情绪已占上风。
在此，我们更愿意强调，世界当前面对的只是未经手术的表面性复苏，倘沉浸于刺激计划带来的复苏，忽视结构改革的紧迫性，则无异于再患“健忘症”，其后果令人担忧。
应该说，人们对于本轮经济危机的认识还远远不够。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轮危机的深层原因在于全球经济失衡，其核心是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金融的高杠杆率和国民过度消费，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新兴市场经济的高储蓄和高投资。介于两者之间的，则是过度繁荣的金融中介和全球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泡沫的破灭，宣告了高消费和高投资这一对共生体消亡的开端。一年前雷曼兄弟公司垮台，正是危机纵深升级蔓延全球的阶段性契机。
目前，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全球经济出现复苏嫩芽。在危机深重之时，政府、业界和学界纷纷对危机的原因、传播机理、防范措施展开检讨，忧患之声既急且强；如今，危机仅仅是有所缓解，而国际和国内有针对性的改革行动屈指可数，变革诉求已经明显减弱。
诚然，一年来，各国应对危机政策取得成效，世界经济向增长轨道回归，其中经验也值得总结。特别是世界各国注重吸取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惨痛教训，能够对共同实施刺激计划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达成共识，对于短期稳定经济起到了良好作用。然而，以往的措施不过是为了缓解燃眉之急。当前情势略缓，正应继续对国际经济体系的相关安排展开更为深刻的检讨，并适时付诸调整行动。
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应承担起储备货币发行国的义务，承诺维持储备货币的币值稳定；新兴经济体应放弃“重商主义”政策，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则应充分认识到，在全球化背景下，金融衍生品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前所未有，要再次划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尽快建立合理的监管制度和国际协调机制。那些因道德风险而饱受诟病的金融机构，则应重建风险文化和道德标准，并确立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理念。
更为重要的，还是要对现有刺激政策的负面效应有足够的认识。利用经济复苏的机会，将短期刺激政策平稳纳入长期经济增长的轨道。
过往数月中，各国普遍实行了宽松货币政策，使全球出现新一轮流动性过剩局面，通货膨胀压力日显，也增大了出现“滞胀”的可能，防范措施必须跟上。此外，财政赤字大幅增加，有可能带来政府信用危机。高负债格局要求各国尽快制定未来削减赤字计划，避免因政府信用危机再度冲击金融市场。刺激计划还有可能进一步强化原有的结构失衡矛盾，这在中国的投资政策上体现得最为突出，更是不容回避的着力点。
同步采取刺激政策的背景，凸显全球金融货币体系制度性改革的重要性。当前，一方面，应当尽快建立刺激政策退出的国际磋商机制，以保退出的时机和方式具有协调性，防止美国单方面突然退出带来的汇率重估和商品市场价格动荡；另一方面，应尽快就未来的国际金融及货币体系改革确定制度性方向，作出战略部署。即将于9月24日至25日在美国匹兹堡召开的G 20第三次金融峰会，以及10月初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须对此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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