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摆脱男友的纠缠，武汉蔡甸17岁少女倩倩（化名）跳进水库，男友张某既没有报警也没营救便自行离开，倩倩随后溺水身亡。据《长江商报》2009年5月2日报道。
2009年3月14日，张某约倩倩外出游玩，将女同事送回家后，张某和倩倩来到蔡甸索河镇官桥水库。一路上，张某不停唠叨“要倩倩做他的女朋友”，倩倩有些心烦意乱。当两人来到水库边上时，倩倩提出不想再和张某交往，在她欲转身离开时，被张某拉住不放。为摆脱张某的纠缠，倩倩用力挣脱张某的双手，跳进了水库。倩倩跳入水库后，张某站在岸上并没有叫喊和报警，也没有跳下水去营救，而是离开了现场。
5月1日，蔡甸区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见死不救的张某有期徒刑11年，并赔偿倩倩父母损失8.4万元。这是武汉首次以故意杀人罪判决见死不救者。
犯罪行为应该由刑法调整，但目前，我国刑法中尚无针对见死不救的规定，按照“罪刑法定”原则，法律上没有禁止的行为都不能称为犯罪，也就是说，刑法并没有规定“见死不救”就要负刑事责任，“见死不救”只是一种道德层面的评价。
因此，如记者写的“以故意杀人罪判决见死不救者”这种说法并不准确。究其原因，误读见死不救的人不在少数，相信大多数人也都认为这没有多大关系，没有必要较真。但实质上，误读见死不救就会导致误读见义勇为，在目前全社会都在宣扬和鼓励见义勇为的社会背景下，这便具备了一定的现实意义。
无论是见死不救还是见义勇为，目前来说都只是人们在道德层面而非法律意义上对某种行为的评价。就本案而言，张某的行为不是见死不救，而是没有履行一种特定的法律义务。从法律层面上来说，负有某种救助义务而不履行不能叫做见死不救，救助了也不能叫做见义勇为，否则便混淆了道德和法律的界限。在法律上，一般认为，义务的来源包括：1.基于法律、法规等明文规定而产生的义务（如父母抚养教育子女，子女赡养扶助父母）；2.因职务或业务要求而产生的义务（如警察抓小偷、医生救治病人）；3.因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如把弃婴抱回家中，则有抚养该弃婴的义务）；4.因某种先行行为所引起的义务（如开车撞伤人，驾驶者有救助伤者的义务）。义务应当履行，显然，本案中张某约少女及其他女同事外出游玩，将女同事送回家后，张某与少女来到水库旁，此时，张某就开始负有保证少女人身安全的义务；而在少女提出不想再和其交往欲转身离开时，被张某拉住不放，为摆脱张某的纠缠，少女用力挣脱张某的双手，跳进了水库，这时张某的救助义务就更加明确了——若不是他的纠缠，少女就不会跳水。张某的纠缠行为与少女跳水有直接的因果联系，他有为女孩排除由于自己的先行行为（约会后进行纠缠）而处于危险境地的义务，但张某不仅没有履行救助义务，反而站在岸上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而离开现场，最终导致少女溺水身亡，追究张某的刑事责任并不为过，但显然不是以“见死不救”的名义；否则，若张某救人了，我们是不是就要称之为见义勇为？
笔者认为，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来看，负有特定义务的人所谓的“见死不救”属于不作为形式的违法或犯罪行为，排除险境或救助别人摆脱困境是履行职责或义务的行为，而非道德意义上的见义勇为，不宜过分渲染一般意义上的见死不救就要承担刑事责任。而分清一种行为是道德道义还是法律义务，对鼓励见义勇为和促使履行义务无疑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并且，笔者反对将见死不救入罪，在理论层面上，将“见死不救”规定为罪不仅不能成为促使见义勇为的有效动因，反而会动摇行为本身存在的基点；侵害和抹煞了社会公众在心理趋向和行为选择上的自由，无法获取社会认同和支持；客观上将自我救济泛化为社会救济，易引发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导致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下降；在实践层面上也面临一系列无法回避的操作难题和困境。
云南昆明消防学校·朱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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