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打黑案件推进伟大的立法进程

“法治”进步的一道坎——从一些法制报导看“告法律”立法的紧迫性

　　内容提要: 中华民族目前正处于其最民主、最自由的新时代。这个伟大时代，必将出现一些伟大立法。重庆打黑案件，将推进这一伟大立法的进程。大量案件提醒广大企业主，这个伟大时代是如此惊心动魄，复杂混乱。这正是我们进步的标志：从一潭死水和单一整齐中挣扎出来，在是非不分的争议时代，奋发有为。利用人性的弱点统治人民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大地上盛开出了五彩斑斓的人性花朵。我们流下的血泪，踩踏的泥泞和荆棘，都浸透着自由清新的扩张气息。我们的后代，将获得伟大的法治庇佑，诞生出一大批能够歼灭微软、IBM，超越飞利浦、波音的中国企业家。他们这些成功的个人，正是中国崛起的标志。

　　结合一些法制报导，抽空编写一点肤浅的体会；也刊出部分内容，供批评参考。

　　一、提出问题

　　政府公职人员从事的行为，可从三个角度来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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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合法属性。根据行为是否合法，政府公职人员从事的行为，分为合法行为、违法行为。违法行为又可分为民事违法、行政违法、刑事违法三类。

　　第二，关系属性。根据行为是否与职务相关，可以分为两类。例如，政府公职人员的刑事犯罪行为如果与职务无关，则不属于职务犯罪，而属于普通犯罪，例如侵犯知识产权罪、杀人罪、强奸罪等；如果与职务相关，则属于职务犯罪，主要有如下类型：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单位受贿罪、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介绍贿赂罪、单位行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隐瞒境外存款罪、私分国有资产罪、私分罚没财物罪、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枉法追诉裁判罪、私放在押人员罪、国家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被骗罪等。

　　第二，行为属性。政府公职人员具体实施于特定主体的行为，是具体行为，包含全部非职务行为，以及部分职务行为；没有具体实施于特定主体的行为，是抽象行为，主要是制定和颁布规范性文件的行为，全部属于职务行为。

　　对具体的职务行为，我国大部分没有问责制度。例如，即使一个贪腐官员被抓捕、判刑，其收受贿赂卖官的行为也不会被追究：受贿行为受到追究；卖官行为一般不再追究，买官的行为更不会追究。也就是说，我们对违法的具体职务行为，仅仅着眼于惩罚违法者，不会一并纠正具体的职务行为。对违法宪法、法律的抽象职务行为，我国既不惩罚任何人，也不在处理违法人员时一并纠正该抽象行为，更没有任何司法程序审查该抽象职务行为的合法性。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一个贪腐官员在任时，不但有具体行为的违法，还有抽象行为的违法。其通过公权力机构，私下整合权力资源，为个人和集团利益制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如果违法宪法和法律，是否应当处理？应当如何处理？应否通过司法程序予以处理？下面，通过抽样分析，我们尝试解答这些问题。

　　刑法学近3年论文/d/file/p/2024/0425/fontbr />二、抽样分析

　　（一）重庆样本

　　除了目前大规模反腐的重庆，我们抽取华北的北京、河北，分析一下中国贪腐的发展状况。相关资料、数据全部来自中央权威传媒公开发表的报导。

　　1、具体行为的违法受追究，抽象行为的违法没人管

　　重庆2008年启动的反黑行动，尚未落幕，已缴获赃款赃物320多亿元，约占重庆财政收入1/3；抓捕警察100多人，法官10多人，厅级干部17人。如果从2004年计算，重庆反腐6年共查处厅级干部51人，县处级干部881人。从国内权威媒体报导看，此次擒获的重庆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文强拥有3幢别墅，资产近亿元，不但强奸幼女，而且强迫包养、嫖宿不少艺人。在贪腐官员支持下，重庆黑社会进入经济强抢，政治渗透的发展阶段。例如，重庆黑社会对看中的企业，实施强制性的免费股权收编，强制性的财产转移；对文强等政府官员，实施嫖宿录像、贪腐取证，以实现长期控制目的。

　　我们更要注意到：此次抓捕的部分人员掌握着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发布权；其做过的事可能违法，其颁布的规范性文件，也可能违反国家宪法和法律。

　　2、问题分析：官员贪腐必然从“个案运作”发展到“立法运作”

　　国家审计总署的李金华审计长在CCTV访谈中，提到有些官员为了掩盖贪腐线索，对审计人员进行跟踪、窃听、收买、威胁。慕马案爆发后，原沈阳市长的秘书失业，在家撰写了《驻京办主任》一书，书中记载，贪腐市长为了摸清国家部委内部信息，从军队招募侦听专家，派驻到驻京办，给部委官员亲属送出去10多部高级手机，并为其负担手机费，里面添加了间谍窃听器材从而对部委高官及其家属实施侦听。小说记载可能纯属虚构，但是从重庆案件的报导看，实际情况可能比这些说法更加严重；针对个别人、个别事的个案政治运作已经普遍被贪腐官员所运用。

　　为了维护个人财产和权力安全，贪腐官员必然从个案运作发展到立法运作，即通过制度搭建，来巩固经济、政治地位。例如，贪腐官员今后可以颁布规范性文件，向黑社会大量派遣拥有公职的“线人”，为个人牟利；可以通过规范性文件大规模压制舆论和媒体，从而腐蚀社会监督体系；还可通过规范性文件，建立制衡、陷害官员的证据囤积、激发系统；甚至可以通过规范性文件为自己建设家居出行武装护卫逃逸系统，防范日后可能出现的抓捕。

　　（二）其他样本

　　1、华北的北京、河北出现不少贪腐大案

　　（1）案件密度较大

　　在北京地区，近期被处理的部委高官有：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某（双规）、公安部部长助理郑某（双规）、公安部副部长李某（死缓）、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某（双规）、国家药监局前局长郑某（死刑）、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某（死刑）、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朱某（双规）、海关总署副署长王某（判刑13年）、交通部副部长郑某（判刑5年）、国土资源部部长田某（无期徒刑）等。

　　在北京地方，除了前市长陈某被判16年徒刑，被处理的高官还有：北京市副市长刘某（双规）、海淀区区长周某（死缓）、北京市地税局常务副局长苏某（双规）、北京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雍某（双规）、北京市西城区法院院长郭某（死缓）、北京市交通局原副局长毕某（死缓）、北京朝阳区原人大副主任赵某（双规）、北京市人大副主任钱某（判刑15年）等。北京地区的反腐力度在继续加强。例如，从2008年1月至2009年5月，北京市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404件，涉案472人。

　　在河北，媒体曝光的贪腐高官主要有：省委书记与人大常委会主任程某（双规）、省委书记秘书李某（死刑）、省委书记秘书吴某（死缓）、常务副省长丛某（死缓）、交通厅原副厅长张某（判刑14年）等。

　　（2）出现动用司法制度维护腐败的案例

　　用司法制度维护贪腐行为的案例在华北已经出现。例如，河北省委书记程某上任后，每次下班回家，几乎每个路口都有警察清道。并给自家门口新增站岗武警，并设置了流动岗。此举实际上用于与警界建立联系，为私底下的交易建立公共平台。

　　为了打压举报者，程某指使大批警察逮捕、训问《中国发展》杂志社社长兼总编石某，并调查、传唤上百人，河北刑侦人员走遍香港、北京、上海等10个城市，试图通过石某案件抓捕向中央对程某告状的人；最后，编制莫须有的罪名判石某有期徒刑10年；石某被关押7年后，夏家骏教授给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亲笔信受到中央关注，遂立案再审调查，最后石某被无罪释放。石某案件侦办过程中，程某还通过河北司法机关逮捕唐山市某县县委书记王某，认为王某是向中央对程某告状的人之一，以贪污罪和受贿罪对王某实施刑事立案调查，并非法关押2年零8个月，最后被中央调查后平反释放。

　　实际上，石某、王某从未向中央举报程某。程某的做法也无非是杀鸡儆猴、敲山震虎，打压影子敌人自寻安慰。最后，直到程某贪腐案件爆发，无辜受害的石某、王某才洗清冤屈。对并未举报自己的北京石某、唐山王某，石家庄的程某尚且调用庞大的司法资源大肆压制，对真正举报自己的人，程某能采取的打压措施可能更加惨烈。

　　程某一些具体的违法行为已经被追究法律责任。但是，程某在省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位置上，颁布的规范性文件，也可能违反国家宪法和法律。

　　职务犯罪人员不是过街老鼠，而是雨中过客。他们人性的挣扎与情感的呐喊，不能一直被忽视。他们即使实施了一些职务犯罪，也还是在扮演一个优秀父亲、优秀缉毒警察、优秀领导干部的角色。他们是人，背负着沉重的肉身，被迫作一些矛盾的选择。他们也需要制度的保护，既保护他们不违法犯罪，又保护他们不被他人的违法犯罪威胁、伤害。

　　首先，我们发现，对具体职务违法行为的强力打压，不能解决贪腐问题；我们要找到贪腐的驱动力，从制度上削弱它。优秀的刑侦、抓捕、预审、提审警察，一般都会得罪很多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如果他们没有充分的财力、储备设施、技术手段、社会资源实施自力救济和自我保护，无孔不入的报复和陷害可能随时袭扰其个人或者家庭。为了储备资源进行自保，这些警察会通过非法手段聚敛钱财，甚至腐化堕落。

　　法官也是如此。美国刑事大案，是随机抽选的社会大众组成陪审团决定被告命运，定案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是法官不会得罪当事人。中国则是法官说了算。大部分案件，是非判断、量刑标准每个人的认识都不相同。法官的认识则决定当事人命运，一般会成为被告的“仇人”。为了自保，很多法官也会非法聚敛钱财，甚至枉法裁判，陷害企业或个人。

　　为此，我们要推广米兰达法则，禁止刑讯逼供，广泛引进陪审团制度，提高刑事侦查技术水平，引进西方立案制度、侦查程序、取保候审制度、证据制度、抗辩制度，避免警察和法官得罪人，削弱他们违法、犯罪的内在驱动力。

　　其次，很多公安战线的老干部，立下了赫赫战功，即使与黑社会勾结贪赃枉法、杀人越货、道德腐化，也仍然在维系公安体系的正常运转，有力地维护社会公共治安。例如，此次打黑中被抓获的重庆市公安局禁毒总队总队长、现重庆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总队长陈光明，曾从警28年，侦破大案无数，曾是全国省（市）级公安禁毒战线上唯一的女总队长，2004年荣膺“全国三八红旗手”，2009年2月又获得第五届“中国10大女杰”称号。这类干部，做了很多好事，积累了丰富的业务、管理经验，在大部分场合扮演的社会角色完全称职，甚至堪称楷模，最后因为几个具体职务犯罪行为被判重型，这对社会也是一大损失。

　　为此，我们要堵塞漏洞，强化对权力的体制外监督和约束，避免大量优秀干部在体制内的反腐打压中沦为阶下囚。另一方面，我们要在不同的阶层之间建立防火墙，在道德与才能的进步阶梯上设置一些屏障；让大量职务人员不能逾越防火墙与江湖人士混为一群，让任何人对财富和权力的获取都凭借道德与才能的奋力攀升。这些都需要我们对社会资源的流动与配置模式进行制度性的改造。（魏衍亮）

　　出处：北大法律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