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不要试着去改变世界，你所能做的是去理解、适应。
——题记
十几年前，曾经写过一篇作文，名字是《门当户对又一说》，整篇是对门当户对的肯定。那时候，完全是一种感观的视角，从许多现实的事例得出的结论，这是一种经验式的判断。十几年后的今天，再次回想这个话题，在这个经验式视角的背后，其实也隐藏这一种理性之光。而这种理性，其实也联系着我们生活中的许多事例。
门当户对强调的是一种对等，这种对等包含着社会出身、学历等方面的因素。尽管现实里中出现许多灰姑娘和白马王子的故事，以及贫寒青年娶贵族小姐的轶闻。但是，这种事例其实还是比较少的，因此，也才成为经典而流传开来。因为，如果作为一种普遍现象，那么就没有宣扬的必要了。现实中更多的还是门当户对的结合。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强调孝道，这种孝道要求尊尊，这种尊尊无论对于子女还是婿媳，都是一致的。因此，对婆媳关系、公媳关系提出了要求晚辈对长辈的尊敬。但是，这毕竟是一种道德的要求，对于古代中国来说，这种道德的强制性使得这种道德为社会成员所遵守。但是，时至今日，由于更多法律调整地出现，使得人们对道德的遵守反而没有以前注意。于是，孝道的分裂，使得子女的孝道一定程度上为法律所调整，但是婿媳却更多的停留在道德层面。这种分裂，使得门当户对更有必要。
社会地位的差异会导致观念上的不同。无疑，如果双方是不般配的，那么对于地位弱的一方来说，其会认为其是利益的获得者，对于他的家人来说，也是如此。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现实中，当社会地位较低的家庭一旦子女找到一个社会地位较高的对象时，其家人一般是非常满意的，甚至是怂恿而“生米煮成熟饭”的事例也比比皆是。在这个时候，对于这个家庭来说，他们所希望的是成事。因此，关于孝道的考量便被暂且搁置。如果考量的话，那么就是当其子女违背自己的意愿，不愿意去为所谓高攀之事，那么子女便是有违孝道的，同时也是对整个家庭的一种背叛。因此，在这个时候，其实很多父母是在将自己处于相对于婿媳的弱势地位的，他们更多的强调付出，而不是婿媳的回报。对于下嫁的婿媳来说，他们此刻一定程度上也是满意的，因为他们受到更多的重视。因此，在这个时候社会地位的差异可能并不是问题，到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某种和谐。
但是，生活不仅仅只是这一段时间。在结婚以后，也就是生米真正煮成了熟饭之后，对于较低地位家庭的成员来说，会产生一种观念，那就是亲人无伟人，他们此刻将自己看做一种平等的成员，甚至因为自己是长辈，所以传统观念中的、也是潜意识中的孝道便被释放出来，从而在生活观念中占据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与以前的奉献不同，现在更多的强调索取。作为一种关系型社会，我们是很愿意利用自己的关系的。那么显然，社会地位较高的家庭有更多的资源，因此对方希望能够平等的获得这种资源的分享也是正常的。但是，平等并不是一个终极真理。所谓，只要弱者才要求平等，强者是不需要平等的。这种平等的要求和超平等地位的要求便形成了冲突。
即使上面的这种因素排除，即并没有利益分享的需求，而对于孝道的要求来说，婿媳是应该要更多的尽孝道的。因此，应该表现出晚辈的尊重，甚至是妥协。但是，由于社会观念的变化，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是产生变化的。婿媳所做的至多是尊重，而不是妥协。况且由于个体主义地影响，晚辈可能会只将自己看做是和自己的配偶是一个家庭的，而不包括对方的其他家庭成员，那么就更可能缺少了尊重。这种双方由于不同文化、不同地位影响而形成的社会观念的差异构成了门不当户不对矛盾的一个方面。
生活习惯的差异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我们都可以知道不同家庭背景的家庭生活习惯差别是极其大的。并且并不一定是谁的生活习惯更好，但是每个群体都更适应自己的生活习惯，也更推崇自己的生活习惯。显然，如果门不当户不对，这种习惯引发的矛盾便会凸现出来。其实，这种矛盾中，本来是没有对错的。但是，每一方潜意识里都是有对错的，即自己是正确的，对方是错误的。即使妥协，也会认为自己是委屈求全的，往往会导致矛盾的激化。现代社会，由于社会分层的深化，生活习惯的差异也必将更大。而生活习惯背后的文化背景也必然有各自不同的侧重点，显然是很难相互融合的。
当然，本文并不否认在许多情况下，门不当户不对的情况导致了和谐，但是这往往是以一方或双方的妥协、牺牲为代价的。究竟这种牺牲、妥协是否必要的或者值得的，可能不同人会有不同的体会。但是，门当户对背后一种尊重社会文化差异、尊重社会分层的现实，我认为是有其道理所在的。
引申开来，其实许多社会现象的存在是有其存在背景的。许多人追求平等，不承认这个社会的分层。但实际上，从来没有哪个群体真的是追求平等的，甚至无论他是出于什么地位。大学生是一个群体，社会人是一个群体。于是，社会人将把自己处于一个势高的地位。他们可以从各个角度去批评大学生群体。但是，他们却没有想过，其实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是这么走过来的。但是，不同地位的位置决定了他们将会把自己放在更高的位置。大学生群体自然也会有自己优越性的追求，会认为自己更单纯，更有文化，更有抱负。其实这也是一个树立自己群体优越感的手段，而不管自己也会成为社会人，也会这样批判着。农民群体和城市人群体也各有自己的优越性所在。其实他们之间并不是强弱地位的分别绝对的。尽管，从表层上来看，城市人群体处于较高的位置。他们可以嘲笑农民群体没有文化，贫穷，落后，从而建立自己群体的优越感。但是，农民群体事实上，也在建立自己群体的优越感，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是希望成为城市人群体的一员。他们也可以嘲笑城市人群体没有文化，把小麦苗当成韭菜，不识五谷杂粮，生活没有自己自由，人格没有自己淳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其实也是一种优越感的体现。因此，所谓的平等只是相对意义上来讲的，其实应该是一种改善，是对相对弱势方面的一种改善，而不是真正放在同一个层面上的。
人们的标准，其实往往是双重的。对自己群体的要求和对其他群体的要求是不同的。比如一个村子里，抓住了一个小偷，如果是自己村子里的人，那么可能骂一顿，也就放了。但是，如果是村子外面的，轻则打一顿，重则报告警察。但是，人们往往是没有意识到自己双重标准要求的存在性的。人们很多时候是痛恨贪污腐败的，认为贪官该杀。但是，我们在现实中发现，很多贪官其实刚开始也是这种心态的，但是当他进了另一个群体之后，要求就不同了。比如说痛恨贪官，我们会发现我们所用的双重标准表现在，如果贪官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那么必然是杀之而后快。但是，如果是自己的亲人，那么更多情况下是包庇的，而不是大义灭亲。这种道理其实古人是明白的，因此在古代的法律里，有“亲亲得相首匿”的规定，其实这就是承认人们双重标准的存在性。但是，我们今天没有承认这一点，而事实中依旧是存在的。即使很多人诅咒贪官该死，但绝对不会诅咒自己的贪官亲人该死的。
对于所谓太子党的评价其实也是一样的。许多人会潜意识里认为这些人依靠父辈从而飞黄腾达。但是，这种潜意识却有几个问题没有考虑。一个就是双重标准。放在任何一个家庭，包括我们那些批评者，他们如果有可能，都会让自己的孩子生活得更好。既然自己能够完成这个任务，那么干嘛不做？另外一个问题是，起点是不同的。太子党的家庭背景导致了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从而也有更高的起点。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就应该爬的更高，取得比别人更多，这是正常的。
人性其实是自私的，当然这是一种中性的角度，并没有任何贬义。每个人都更多的考虑了自己的需求，这种需求包括道德，包括利益，这也是正常的。同时，人们也会要求别人做得更多。比如，在讨论范美忠问题时，很多人问，假如你是那些小孩的家长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显然他们的立场是不同的。每个人潜意识里都为人问自己得比别人更重要。你可以为救我的小孩而死，从而使我不痛苦，但是你家人的痛苦便跟我无关了，最多也就是一点点的赞扬而已。所以，其实在道德的讨论时，正确错误便不是最重要的了，而是对谁有利。所谓的廉价同情心也只不过是一个幌子了。
说到最后，似乎也离题越来越远了。（仓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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