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有时我孤独一个人坐下／在五月的麦地／梦想众兄弟／看到家乡的卵石滚满了河滩／黄昏长存弧形的天空／让大地上布满哀伤的村庄／有时我孤独一个人坐在麦地为众兄弟背诵中国诗歌／没有了眼睛也没有了嘴唇——海子《五月的麦地》
袁宏道《题陈山人山水卷》中记述了一个故事：
昔有书生携一仆入太行山，仆见道上碑字，误读曰“太行山”。书生笑曰：“杭也，非行也。”仆固争久之，因曰：“前途遇识者，请质之，负者罚一贯钱。”行数里，见一学究授童子书，书生因进问，且告以故。学究曰“太形也”。仆大叫笑，乞所负钱。书生不得已与之，然终不释。即别去数十步，复返问学究曰：“向为公解事者，何错谬如是？”学究曰：“宁可负使公失一贯钱，教他俗子终生不识太行山。”[1]
这种文化上的傲慢与偏见在历史上并不少见。[2]《利玛窦中国札记》提到，1582年罗明坚、利玛窦等耶稣会教士抵达香山县时，城门上贴出盖有新任总督郭应聘大印的布告称：据各方严讼，现在澳门犯罪违法之事所在多有，皆系外国人雇用中国舌人所致。此辈舌人教唆洋人，并泄漏我国百姓情况。尤为严重者，现已确悉彼辈竟教唆某些外国教士学习中国语言，研究中国文字。此类教士已要求在省城定居，俾得建立教堂与私宅。兹特公告，此举有害国家，接纳外国人决非求福之道。上项舌人倘不立即停止所述祝端活动。将严行处死不贷。[3]清中叶以前，外国人学习和使用中文仍受到禁止。他们递交的禀贴须用本国文字书写，再由通事翻译为中文后转交官署。中国人教外国人学习汉语更是受到严厉禁止，违者可能被处死。1793年英王乔治三世的特使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1737—1806）访华期间，长麟向乾隆皇帝报告说，四十年前，宁波有一名郭姓商人通晓英文，现已病故，其子郭极观据说会讲英语。乾隆随即御批：“更不可信，将此人由别路进京，毋使逃脱，留意西洋人知。”[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禁令没有阻止西洋人进入中国的脚步，反倒遮蔽了大清王朝的耳目，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当国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撞开之后，人们无奈地发现，汉语虽然说者甚众，但却已经失去了成为世界性语言的机缘。[5]如今，中文、汉语（乃至“国学”）更是危机四伏。2006年10月，中国北京奥运会组委会发布消息称，将2008年奥运会吉祥物福娃的英文名称由原来的英文形式的Friendlies改为汉语拼音标注的Fuwa.这也许该算是个好的开端。但东道国开始时居然不敢用自己的语言给几个玩偶命名，这件事本身已然充分暴露了汉语的现实境遇和国人自信心的极度缺乏。[6]
可以看到，从小学到大学，国内学生的很大一部分精力都被用于学习外语。内地的顶尖大学纷纷开始设计双语教学，引入外文（主要是英文）原版教材，吸引海外人才归国，开设外文（英文）课程，吸引外国留学生，也同时借以提升自身水准或身价。2006年，在《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基地管理办法》中，教育部推出所谓“111计划”，即拟从世界排名前100位的大学或研究机构的优势学科队伍中，引进、汇聚1000余名海外学术大师、学术骨干，在大学中组建100个左右世界一流的学科创新基地。这个颇有些类似于挖大树进城的计划旋即遭到读者的质疑：
当别人用托福、GRE把我们的几近成形的年轻人才收割走的时候，我们却拼命地把他国几近“退居二线”的“权威”引进来，何况，他们在中国的工作只是兼职，可以想象，那些来华工作的所谓大师和权威，除了讲讲座，开开会，就一些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发表一下自己的见解，还能起到多大的学科带头作用？[7]
除此之外，为了获得与所谓“国际”学术主流对话的机会，有的大学（学院）不惜将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作为其教员晋升职称的必备条件，甚至提出1篇国际核心论文相当于2篇中文论文的“兑换牌价”。这些做法无不暴露出国人（甚至是提供高等教育的知识份子和最高教育主管当局）对外部权威的迷信、盲从，[8]对自己的不自信，以及在中国的大学究竟为何建立、存在（即为谁服务）等问题上的认识模糊。百余年前，梁任公曾说他“不忍言西学”，盖因今日非西学不兴之为患，而中学将亡之为患。风气渐开，敌氛渐逼，我而知西学之为急，我将兴之；我而不知，人将兴之；事机之动，在十年之间而已。……吾尝见乎今之所论西学者矣，彝其语，彝其服，彝其举动，彝其议论，动曰：中国之弱，由于教之不善，经之无用也。推其意，直欲举中国文字，悉付之一炬。而问其于西学格物之精微，有所得乎？无有也。问其于西政富强之本末，有所得乎？无有也。之人也，上之可以为洋行买办，下之可以为通事之西奴，如此而已。更有无赖学子，自顾中国实学，一无所识，乃借西学以自大，嚣然曰：此无用之学，我不为之，非不能也。然希、拉（谓希腊、拉丁）、英、法之文，亦未上口，声、光、化、电之学，亦未寓目，而徒“三传”束阁，《论语》当薪，而揣摩风气，摭拾影响，盛气压人，苟求衣食。盖言西学者，十人之中，此两种人几举其五。若不思补救，则学者日伙，而此类日繁，十年以后，将十之六七矣，二十年以后，将十八九矣。呜呼，其不亡者几何哉！[9]
今天看来，可谓一语成谶。数十年前，刘半农先生写道：
二十年来，国文一科太形退步了，甚至大学毕业的学生，连普通信札也写不通。所谓“通”，有两种说法：“大通”和“小通”。大通是博通一切，自非易易。小通是文从字顺，是人人应有的能力。……高小毕业，中文应该就通。乃至初中、高中，甚至大学毕业，尚未能通，这岂不是笑话吗？[10]
不仅令诗人感慨的教授领着一群讲师在浅滩边撒网，网住的鱼儿上岸当助教，然后当屈原的秘书和李白的随从的情景[11]怕难再有，让润之先生深恶痛绝的“言必称希腊”[12]在现实中则注定大行其道。李雾先生在一篇小文中勾勒了时人对古代文献的种种误读，进而半是调侃，半是无奈地指出“要把国学读个半通，竟也非懂英文不可。”[13]眼见国人难逃做个黄皮白瓤的“香蕉人”的集体宿命，我实在忍不住要再一次引述许章润教授那段非常精彩的话：
近世中国有一个重要现象，几乎影响了每一个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法律从业者不能自外。就是凡事都要在与西方的比较中去做取舍，也只有经由这一番介乎通与不通之间的“比较研究”，似乎才觉得妥当塌〔踏〕实。自李合肥而毛润之，从鸿学硕儒到计程车司机，无论“保守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无一幸免。……因此，当时与常常盘绕心头、挥之不去的“活着有什么劲”的问题联翩而至的，便就是“人家是怎么过的？”好奇和疑问。这里的“人家”，不是头上顶着乌纱、说话办事都很庄严的熟人，也不是腰包鼓鼓囊囊、说话办事都很不庄严的朋友，而是那个代表着“文明”“富强”的西方，那个让容闳、严复、辜汤生、胡适之们都不得不面对、不得不赶一趟混水的另一个世界。[14]
人是有思想的动物。而很多时候，一个人在青年时期的学习经历会对其日后的思想和行动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当国内的大学疏于提炼自己的文化内涵和价值标准，甚至轻视自己的母语，而一味寻求外援的时候，极有可能将民族、国家的未来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15]
1898年5月14日，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在写给日本外务大臣西德二郎的“机密”信件中称：
为表示超于友谊之实际友谊，提出我接受留学生教育之要求，据观察所得，势必为清政府所欢迎。此举不仅有助于此次要求之成功，而受我感化之人才播布于其古老帝国之中，实为将来在东亚大陆树立我之势力之良策……故而无论从何方考虑，望我政府适应时机接受清之留学生。[16]
1901年日本《教育时论》第599号刊登的《就于支那教育调查会》一文也说：
今日之支那渴望教育，机运殆将发展，我国先事而制此权，是不可失之机也。我国教育家苟趁此时容喙于支那教育问题，握其实权，则我他日之在支那，为教育上之主动者，为知识上之母国，此种子一播，确立地步，则将来万种之权，皆由是起焉。[17]
1906年美国伊利诺斯大学校长写给罗斯福总统的备忘录也表露了此种用心：
哪一个国家能成功地做到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如果美国在三十年前已经把中国学生的留学潮流引向着一个国家来，并能使这个潮流继续扩大，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和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说，使用那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方式。[18]
其实，激发学生报效国家的热忱和责任感，以培育和锻炼学生深切的问题意识为己任，服务于中国社会，致力于中国兼及世界的文化、社会、经济发展，这正应是当下中国大学的使命。[19]而简单地、片面地追求所谓“世界一流大学”，恐将违背并且有害于上述使命的实现。剑桥大学校长艾莉森·F. 理查德告诫说：“不一定要把所有的大学变成世界一流大学。……不同学校承担不同的功能。”对于“什么是衡量一所大学是否一流最直观的指标”的提问，牛津大学副校长威廉姆·D. 麦克米伦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事实上“不能用一种指标衡量一个大学”。[20]
正如人们常说的“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一样，任何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假使真有的话）必定是立足于某一国土地之上、浸淫于某一种文明之中。如是，则中国的大学，也必然根植于中国的土地，而不能抛开其母语而脱华入西（方）或入美。何美欢教授说过，美国的汉学家可能不会出现在中国本土的一流学者名单上，同样，中国的英美法学者也可能永远不会被美国人列入他们的一流学者名单。[21]据此，那种希望通过靠“输血”和“挖大树”方式来取得“权威”和“大师”（也许是过去时的）的做法永远也不能等同和替代原生的学术人才，以及（更重要的）人才养成机制和学术梯队建设。
一本儿童读物上说，专家研究后认为，人类进食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用筷子进食，除中国人外，还有日本、朝鲜人；二是用手抓食，如非洲、中东以及印度次大陆等一些地区的人；三是用刀叉进食，主要是欧美国家的人。[22]莫非有朝一日，为显示与国际接轨（或曰“趋同”）的完全和彻底，要举国弃箸，转采刀叉进食不成？30年前，一部日本商业影片有段台词说得好：“朝仓不是跳下去了吗，唐塔也跳下去了，那么请你也跳下去吧！多么蓝的天啊，一直朝前走，不要往两边看，你就会融化在那蓝天里……”[23]东邻是朝仓，西隅是唐塔。如果我们像影片中的杜丘一样清醒，我们是否该好好想想：一定要跟他们学吗，凭什么？[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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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电大学习网.刑法学论文参考[EB/OL]. /d/file/p/2024/0425/pp [1] 沈宏非：“教英文的风险”，《三联生活周刊》2004年第10期，第78页。
[2] 孔子所说的“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应当被理解为因材施教的意思。钱穆先生也指出：“在古代观念上，四夷与诸夏实在另有一个分别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此即是以文化为'华''夷'分别之，明证。”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1页。但遗憾的是，上述观点并没有有效抵御文化优越感和文化偏见的蔓延。
[3] 〔意〕利玛窦、〔比〕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伸译，何兆武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6－157页。
[4] 〔法〕戴廷杰：“兼听则明——马嘎尔尼使华再探”，中国 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英使马嘎尔尼访华档案史料会汇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89－148页。转引自方流芳：“公司词义考：解读语词的制度信息”，《中外法学》2000年第3期，第279页。
[5] 而眼见着满语作为一种活的语言的时代的终结，汉语的最终命运不能不引起国人的思考和警惕。李海鹏：“满语消失的最后一瞬”，《南方周末》2007年7月26日B9版。
[6] 后来的情形稍好，在翻译奥运菜单时音译的方案占了上风。麻婆豆腐被译为“Mapo Tofu”虽然豆腐的翻译还带有日本腔，不如Doufu来得直接和地道，但也算凑合了。高昂：“'夫妻肺片''麻婆豆腐'英文这么译”，《京华时报》2008年6月18日A05版。豆汁被译为“Douzhir”、驴打滚译为“Lvdagun”、爆肚为“Baodu”、卤煮为“Luzhu”。其后再加英文解释。温薷：“豆汁译名初定'Douzhir'”，《新京报》2008年7月25日A26版。而之前曾有说法是将豆汁译作北京可乐。这无疑是一种自我殖民地化的奴性意识的体现。
而在对外翻译时过分追求意译的弊端在贵阳客运段列车上几幅中英文对照标牌上得到了最极端的体现。2008年5月5日有网友发帖讲述自己五一期间在贵阳客运段列车上的奇特见闻时提到，贵阳居然被翻译成了the expansive sun（昂贵的太阳）。该标牌还将抛扔译为扔了又扔（to throw to throw），将投诉译为投掷了来告诉（throw to tell），将警风译为警察的微风（police breeze）。“贵阳客运段标牌英文翻译错误百出：贵阳被译成'昂贵的太阳'”，《京华时报》2008年5月8日A16版。
此前，屈从于外交压力，国人习惯了的韩国首都的汉语表达被人硬性由“汉城”改为“首尔”则是另一个例子。它提出的问题是：一个主权国家的人民是否有权自由使用自己的文字和语言？由于汉城一词是历史上该城市的真实名称和韩语汉字的表达，因此国人使用这一词汇指代那个城市，并用汉语拼读其发音，自然与近代称西方人为“夷人”、和日人蔑称中国为“支那”不同。因为其间并不存在歧视的意味。如果这种改动确有其必要性，那么作为国名的Korea是否也应音译作“高丽”？
[7] 林金芳：“官僚主义不除'学术大师'何用？”，《经济观察报》2006年10月23日第15版。
[8] 对学术上盲从于外部权威的批评可见姜朋：“数字化生存与外部权威”，收入刘斌、杨玉圣主编：《人文论坛》第3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9]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陈书良选编：《梁启超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第490－491页。
[10] 转引自邓云乡：《邓云乡集·文化古城旧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页。接下来，刘半农写道：“本校也注重英文的，可是会英文的目的，和社会上一般人的目的，大大不同。一般人念英文的目的，我们可以拿上海商人的心理，来做代表：他们的子弟，自小就送到工部局办的华童小学里去念英文，大了以后又送到圣约翰大学，所希望的只是学了英文，在洋行里混一个事情，吃洋饭，发洋财罢了。我们的目的不是这样，我们以为时至今日，学术已有了世界化的趋势，无论学文学、学科学，倘不能直接看外国书，只凭翻译本子，那终是隔靴搔痒，倘使能直接看外国书，就可以增加许多知识的源流和做学问的门径。……算是一剂整理脑筋的良药，无论研究哪一种学问，都应该先受过它的洗礼。”
[11] 李亚伟：“中文系”，《灯心绒幸福的舞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2]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97页。
[13] 李雾：“国学场现行记”，《南方周末》2005年12月15日B15版。
[14] 许章润：“那一片学思与法意——介绍墨尔本大学法学院讨论班”，http://www.law-thinker.com/detail.asp？id=1955.
[15] 梁任公在《学问独立与清华第二期事业》一文中告诫清华留美学生：“若仅以听受彼中校课自足，结果所学尽变成'洋八股'，归来一无所用，且并不能得实习之机会以求所学之增益。故我同学在留学中，不容徒费全副精力以习彼国之实务而忘我国之实务，当常常注意其研究方法，思及回国后与本国实务接触，如何始能应用。”梁启超：“学问独立与清华第二期事业”，《清华学刊》第350期，1925年9月11日。转引自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98页。
[16] “清留学生招聘策”，《近代史资料》第74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5页。转引自谢长法：《中国留学教育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页。
[17] “国闻短评：异哉所谓支那教育权者”，《新民丛报》第3号，1920年3月。转引自谢长法：《中国留学教育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页。历史上的亲日派多有留日背景：汉奸周佛海1921年冬由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毕业后，于1922年3月15日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科学习，1926年3月31日毕业。
[18]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 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2－73页。转引自谢长法：《中国留学教育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96－97页。
[19] 在20世纪的一批学人身上，常能看到这种民族精神和气节。1939年底，中英庚款会组织第七届留英学生上海英租界集合准备赴加拿大留学。中国学生却一起选择了放弃。钱伟长回忆道：“船到了，那是俄国皇后五号。早上8点上船了，中英庚款的负责人就把护照发给我们。他倒是好意，说你们过日本的时候啊，息船3天，没事，可以到横滨去玩玩。一看签证，我们就火了，日本占领我国领土，我们受了那么多苦，还签证跑那里干什么？当场有留学生就把护照扔进黄浦江里了，22人全下船了。”方正怡：“钱伟长：桑榆匪晚奔驰不息”，http://news.tsinghua.edu.cn/new/news.php？id=17485.
[20] 石岩：“牛津校长：大学是越滚越大的雪球”，《南方周末》2004年8月12日D25版。麦克米伦先生还指出，“我们不能生硬地划分所谓的教学型大学或者科研型大学，因为教学和科研是密切相关的。本科生、研究生、研究人员应该和谐的共处同一社区。从1920年代开始，我们的学生就处于一个和学术前沿密切接触的氛围里。因此，营造这种氛围的社区就是非常重要的。”
[21] 何美欢：《论当代中国的普通法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2005年版，第90页。
[22] 〔加〕比尔·斯莱文：《它们是怎么来的（How Everyday Things Are Made）》，徐来译，四川出版集团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年版，第40－41页。
[23] 日本影片《追捕》，由佐藤纯弥导演，高仓健、中野良子、原田芳雄主演，日本永田制片／大映公司1976年出品。
[24] 来自中国国家汉办的消息说，已有80所孔子学院落户38个国家，还有38国近百家机构正在申请。但有论者则冷静地指出，两年来孔子学院在暴露出其管理上的诸多弊端的同时，也反映了中国文化“太软”，缺乏足够的吸引力、感召力的事实。韩方明：“孔子学院：如何成为中国的软力量？”，《南方周末》2006年11月23日D32版。到2007年底，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建立了200多家孔子学院。国内首家广播孔子学院也在12月6日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正式成立。“中国首家广播孔子学院成立”，《经济观察报》2007年12月10日第02版。以前人们常习惯于说一句话：“中国的才是世界的”。但随着“与国际（惯例）接轨”成为强势话语，“什么是你的文化特色、精神、价值观以及利益所在”的讨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2006年11月，欧盟贸易委员Peter Mandelson来华访问时散发的一份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的沟通文件（欧盟－中国：更紧密的伙伴，扩大的责任）开篇非常惹眼地使用了“我们的价值”和“我们的利益”的字样：“基于我们的价值，我们需要很好的利用与中国活跃关系的潜力。支持中国的改革进程也符合我们的利益。”在全球化的今天，在国人习惯于听到关于“（政治）友谊”的时候，实在该想想，在国际交往中，什么是我们（应当恪守和宣扬甚至输出）的价值和我们（追求和保有）的利益了。另一个例证发生在2006年中非论坛时，当时听到一则广播向市民介绍非洲的礼仪，诸如接东西要用哪只手，赴约该不该守时等等。主持人的用意不外是要公众知晓并遵守。问题是按我们中国“客随主便”的老话，应当被（对外）介绍和尊重的恰恰该是东道国的礼节。然而，遗憾的是，我们还保有什么应该让客人知道的仪礼和禁忌？我们自己能说得清楚么？（姜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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