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析中国省际农业生产力成长差异及其结构性因素

　　论文关键词：农业生产力；技术进步；结构性因素
　　摘要：近几年，由于政策推动等多方面因素作用，中国农业连续五年实现粮食大幅增产，结构性调整也正逐步推进。但多年来，要素投入而非技术进步是支撑中国农业增长的根本要素这一状况并未得以根本改变。通过测度省际间农业生产力成长水平可见，技术退步是造成近年来中国农业生产力趋于下降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定量考察影响农业生产力变动的结构性因素时发现，部分旨在提升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政策。从实际效果来看并未能够达成政策的初衷，有必要做出适当修正。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生产水平得到很大提高，特别是2004年以来，中央政府把加强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有关“三农”的政策，其中之一是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近五年，中国粮食生产连续实现增产，单位土地面积的产出能力总体呈增长之势，这是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的一方面表现。但总体而言，中国农业生产还存在科技和资金投人不足、农村劳动力资源总体过剩且配置不合理、农村人力资本水平未得到有效提高、各种农业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水平有待提升等一系列问题。同时，中国农业生产面临的土地、水等自然资源的限制越来越严苛，在农产品国际贸易中所处的不利分工地位也越来越明显。这些无不有力地说明依靠技术进步，提高中国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优化资源配置能力已是刻不容缓。
    国内外有关农业生产力研究的文献很多，尤以适合多投人、多产出分析的非参数方法居多。Yir一Hueih Luh, Ching一Cheng Chang, Fung一Mey Huan和Tim J. Coelli, D. S. Prasada Rao使用Malmquist生产力指数方法分别研究了东亚8个国家和世界93个国家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Jin, Jim, S. , Huang, J. , Hu,R. and Rozelle, S,等也对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研究。国内运用非参数方法研究农业生产率的文献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各省为对象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如，石慧、孟令杰等通过样本分析发现1985一2005年间，省份之间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没有缩小的趋势，不存在新增长理论的收敛机制;另一类是针对某些区域或某种农业生产方式的生产率变动进行分析。
    综观现有对中国农业生产率研究的文献，大多以广义的农业为对象，但事实上，农、林、牧、副、渔业之间在投入要素、生产技术与方式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种植业是中国农业的主体部分，也是“三农”政策的主要实施载体，因此，本文仅以狭义农业即种植业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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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省际农业生产力成长差异的主要表现
    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的Malmquist生产力指数来衡量中国各省的农业生产率变动情况，由于该模型比较常用，这里省略模型介绍。本文选取了六个投入指标和三个产出指标，投入指标分别是:农业从业人员数(万人)、农药使用量(吨)、化肥施用量(万吨)、农作物机播面积(千公顷)、农作物非机播面积(千公顷)和农用机械总动力(万千瓦)。产出指标包括:谷物和其他作物产值(亿元)、蔬菜园艺产值(亿元)和水果等产值(亿元)。利用2004一2006三年的面板数据，以2004年为基期，使用各省当年农产品价格指数对产出指标进行了调整。数据分别来自《中国农业年鉴》(2005一2007),《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5一2007) ,《中国统计年鉴》(2005一2007)、国家统计局数据以及各省第二次农业普查报告。实证结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省际间农业技术效率水平参差，但绝大部分省份已达到技术效率的最高值
    实证研究显示:北京、天津等19个省市农业三年平均的技术效率均为1，另有河北、辽宁等6个省份三年平均的纯技术效率也为1。这说明中国绝大部分省份的农业在现有技术条件下依靠合理利用资源提高技术效率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遭遇技术效率提升的“天花板”。但一些省份，如河北、山西、安徽、河南、甘肃等的技术效率水平低于0.9，特别是山西仅为0.57，而且低效率主要是由于纯技术效率低下造成，说明这些省份在合理配置农业生产资源，以及农业生产管理等方面都还有程度不同的改善空间。
    2.农业生产力下降的根本原因是技术退步
    本文进一步计算得到各省2004一2006年间农业的Mahnquist生产力指数及其分解指标。
    如表1所示，中国2004一2006年间农业生产率水平总体上有所下降，下降幅度达2, 3%，这主要是由于技术退步造成的。虽然平均技术效率水平提高了0.6%，但是由于技术退步了3.5%，造成生产力水平的总体下降。从各省的情况看，在农业生产力水平提升的13个省份中，绝大部分是由于存在着技术进步。而余下的18个省份，技术退步则是造成其生产力下降的主要原因。这说明技术进步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农业生产力成长的根本因素。资料显示，中国农业科技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48%，而国外发达国家高达70%—80%。

    3.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优化资源配置效应已经发挥殆尽
    实证分析表明，2004 - 2006年间中国农业技术效率水平总体上有所提高，其中表示农业生产管理水平的纯技术效率唯独在青海呈下降状态，表示规模经济水平的规模效率也仅在内蒙古和吉林有所下降，还有个别省份是这两种效率分别有所提升，而更大多数的省份是这两种效率均没有变化。这一情况同样表明中国农业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是来自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而非技术进步。这与中国几十年来主要依靠要素投人来维持的低水平、粗放型增长模式相吻合。虽然中国传统农业生产具有“精耕细作”的特点，但这种“精耕细作”所发挥的生产率提升作用空间有限，依靠生产效率提高拉动生产力提升的阶段已经基本结束，需要进入以技术进步为源泉的生产力提升阶段。
    4.省际间的生产力增长差异再次表明技术退步是造成生产力下降的症结所在
    综观各省农业生产力变化情况，可将其分为两种类型:生产力进步型(Malmquist生产力指数大于1)和生产力退步型( Malmquist生产力指数小于1)，在此基础上再根据生产力进步(退步)的幅度进行细分，各省的情况大体如表2所示。

    由表2可见，在农业生产力进步型的省份中只有黑龙江和浙江两省进步幅度较大。其中，由技术进步拉动农业生产力成长的有北京、黑龙江、浙江、福建、广东、陕西、新疆等省份;由技术效率提升拉动的有河北、辽宁、吉林、河南四省。山东则表现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提升的双重拉动。在农业生产力存在较大幅度退步的8个省份中，海南的退步幅度最大，且这8个省份都是因为存在严重或较严重的技术退步所致的生产力下降。总体而言，中国农业生产力增长已基本进人由技术进步决定的阶段，农业生产中存在的技术退步现象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农业生产率提高的瓶颈，这暴露出中国农业生产的最大隐忧。
　　三、影响中国农业生产率变动的结构性因素
    1998年以来，中国农业进人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心任务是战略结构调整，着力调整农作物品种结构，优化区域布局。这种结构调整以及其他一些结构性因素对农业生产率水平的影响如何是本文要讨论的另一问题。
    本文将结构性因素主要分为五类:(1)种植结构。在种植业内部，一般根据附加值的大小可将农产品分为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通常认为，经济作物比粮食作物具有更高的附加值，因此增加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有利于提高生产率。本文以粮食作物总播种面积/总播种面积表示一个地区种植业的产品结构。(2)农业机械化水平。机械化水平反映了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现代化程度，通常认为机械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发挥规模经济优势，提高生产率。本文以机耕面积/总播种面积表示一个地区的机械化水平。(3)劳动力结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下，通常认为劳动力的性别状况会对生产率产生相当的影响，而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性别比例发生了较大变化，其对生产率水平的影响如何有待考察。本文以农村男性劳动力人数/农村女性劳动力人数表示该地区的劳动力性别结构状况。(4)城市化水平。它反映一个地区城市人口相对于农村人口的比重，城市化的发展往往伴随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进而可能对农业生产率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一般意味着更先进的思想观念和生产组织方式的影响范围扩大，这可能也会对农业生产率产生影响。本文以城市化率(城市人口数/农村人口数)表示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5)收人结构。这里的收人结构主要指农村家庭纯收人的结构。农村家庭纯收人可以分为工资性收人、家庭经营纯收人、财产性收人、转移性收入，本文以农村家庭经营纯收人/农村家庭纯收人表示收人结构，该比例越大，说明农村家庭对农业生产的依赖程度越高。

    本文以前面计算得出的各省农业生产的Malmquist生产力指数为被解释变量，以上述五个结构性指标为解释变量，采用2004—2006年跨期面板数据，建立随机效应的面板模型，使用Stata10.0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模型设定为:

    其中，Yu为i地区第t年到第t+1年的Malmquist生产力指数;Xu为解释变量，即种植结构、机械化水平、劳动力结构、城市化水平和农村家庭收人结构。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从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各结构性因素对农业生产率变化的影响:其中，种植结构对农业生产率变动呈现并不显著的正向影响，正向关系表明，增加粮食播种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比例并不降低农业生产率水平。换言之，作为中国农村结构调整重要内容之一的提高经济作物的比例并不一定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率水平。机械化水平对农业生产率增长有明显的正向影响，机播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每提高1%，将拉动农业生产率增长0.23%。这是由于机械化水平的提高相对减少农业劳动力的投人，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机耕面积的扩大有利于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生产、增加经营效益。同时，农机的使用也伴随着农机技术的推广，有助于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劳动力结构对农业生产率增长也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村男性劳动力相对于女性劳动力每增加1 %，将拉动农业生产率增长0.98%。这说明在中国目前这种以传统劳作方式占主体的农业生产条件下，男性劳动力对农业生产仍然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或从事非农生产，农村劳动力面临着老龄化、女性化、身心素质下降等结构性失衡的危险，特别是大量青壮年男性劳动力的流出，对提高中国农业生产率的影响是不利的。城市化水平对农业生产率增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城市人口相对于农村人口每增长1 %，将会造成农业生产率增长退步0.5%，这似乎再次印证了目前阶段中国农业生产对人力的依赖程度还非常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可能加大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差距。当然，由于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中国有一批农业人口事实上已经在城市里工作生活，却没有统计在城市人口中，会给这一结果带来一定的偏差。农村收人结构对农业生产率增长呈现非常显著的负向影响，农村家庭经营纯收人占农村家庭纯收人的比重每提高1%，将造成农业生产率增长退步0.63%，这说明越是依靠农业提供大部分家庭纯收入的地区，农业的生产率增长水平越低，再次印证了中国二元经济特性的存在。

　　四、提升中国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思考
    综观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农业发展历程，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虽然它们的农业资源察赋存在很大差异，但以技术进步为支撑的农业生产力水平提升都是其经济发展的一种表现。从这个意义上，提高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这需要客观测度阻碍中国农业生产力提升的因素，全面反思可能影响农业生产力提升的政策效果。本文的实证分析至少对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进一步思考的必要。
    1.加快改进型农业技术进步是突破精耕细作式农业生产方式的生产力增长瓶颈的关键
    目前，中国的农业生产已经到了强技术依赖阶段，根据速水佑次郎和弗农·拉坦的经典理论，一个国家农业生产的增长受其土地、劳动力等资源条件的制约，但这种制约可以通过农业技术进步来突破，例如，节约劳动力的机械技术进步和节约土地的生物化学技术进步。但实际上农业技术进步除了具有这种替代型的之外，还应具有一种改进型的，即土地、劳动力等传统资源在农业发展过程中由于质量的提升而带来的技术进步。例如，加强对农民进行现代知识、技术的培训，通过现代化技术投人加大土地的资本存量，譬如“工厂化农业”的出现。而中国农业生产率变动中出现的技术退步现象说明，无论是在替代型农业技术进步还是改进型农业技术进步方面，中国农业技术进步都面临很大的提升空间。而且，比较而言，中国改进型农业技术进步的水平更低。为此，加强农村科技人员投人，对农村劳动力进行有针对性的持续的知识、技能培训，以及增加对设施农业等现代技术农业的投人，推动组织方式创新，加大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力度等，通过加快改进型农业技术进步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是当前农业技术进步的首要表现形式。
    2.简单地转移农村劳动力并非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有利之举
    实证分析表明，目前中国这种大量青壮年男性劳动力流出农业生产的状况是不利于中国农业生产率提升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这种流出已经不是在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而是在转移农村相对高素质的有效劳动力，而且这些相对高素质农业劳动力的流出，使得针对农业劳动力的技能培训、科技推广等都因接受对象的素质限制而削弱了政策的有效性。要减缓农村相对高素质劳动力的流出速度和数量，一方面需要一系列有针对性的知识、技术、技能培训，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水平，而且能够从收人上让他们的人力资本价值得以相当的回报;另一方面，要加快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逐步让农民享有与城市居民平等的权利，为农村高素质劳动力安心农业生产尽可能地解除后顾之忧。

    加快消除城乡二元经济壁垒，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在非农领域的就业，多管齐下增加农民收人也是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必然要求。目前，中国农村存在着劳动力的总量剩余与结构性短缺并存的状况，但由于中国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市场化程度低，基本上掩盖了这一总量和结构性矛盾，造成农业部门劳动力供过于求，农村劳动力成本低廉，农民仅凭传统的农业劳动所获取的收人有限的结果。要解决农民增收，一方面要加强农业生产的标准化、专业化、技术化程度，以科技创新、质量安全生产等提高农产品的附加价值，进而增加农民收人。另一方面，需要拓宽农民的就业渠道，鼓励和支持具有地方特色的乡镇企业的发展，特别是能大量吸收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服务企业。同时，实证分析表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农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是负向的，也就是说，城市化进程可能加剧而不是缩短城乡二元经济差距。农业生产率的增长与增加农民收人，特别是非农收人占总收人的比例是相辅相成的。为此，既要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延长农业产业链，增强农业的附加价值创造能力，更要鼓励农业加强专业化生产，以此释放农业生产的服务需求，为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创造空间。同时继续加大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引导农户提高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加强分工与协作。
    3.形成基于效果修正的农业政策反债评价机制
    为促进中国农业生产力提升，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推行一些政策，如，加快种植业结构调整，推进规模化生产，提高机械化水平等。这些政策的生产力提升效果如何，事实上需要一些更具客观性的定量化评判，本文的研究至少表明，机械化水平对提高农业生产力具有积极作用。从实证结果来看，东北三省、河北、山东、河南、新疆等农业机械化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均属生产力增长型地区。为进一步提高中国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政府除了需要继续实施农机补贴等刺激农机使用的政策外，还应针对中国不同地区农业资源察赋的差异，鼓励农机生产企业研发生产差异化农机产品，引导农户之间的联合协作生产，加大协调农机“跨区作业”，加强农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等。而对种植结构调整这一政策的实证研究表明，其对农业生产力增长没有显著影响，因此，简单地推行减少粮食作物比例等种植结构调整政策，可能会因忽视中国各地区的农业资源禀赋差异巨大而陷人“一刀切”式政策的执行困境，所以，对类似的种植结构、产品结构调整等政策必须审慎对待，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各地区的资源察赋优势为依据。
    4.当前农业政策的重.点应从“予与取”范畴向更深的组织与制度层面延伸
    中国2004年以来的农业政策，以农业发展、农民增收为目标，以取消农业税、增加农业领域的政府公共支出、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广农业技术等为手段，形成了以“少取多予”为特征的农业政策，这相对曾经长期存在的“剪刀差”式的农业政策无疑是一大进步，但如果政策仅仅限于资金的多与少、予与取的范畴，还不能从根本上和长期上促进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和农业发展。因为组织和制度障碍完全可能将涉农公共投人增加的良好效应抵消，就像中国的农业科技投人，虽然资金投人数量逐年增加，但绩效并不理想，这与农村科技研发投人体制、投人主体与收益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制度安排等有很大关系，再如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政策，虽然政府从财政到税收，再到农业龙头企业扶持等，都提出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但由于以土地为代表的资源的市场化配置还面临制度性障碍，所以政策实效也远未达到预期的水平。当前，在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政策下，增加对农村的教育、医疗、养老的公共投人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但如果这种增加仅是扩张总量，而对可能影响结构效率的制度性因素不做出相应的变革，其作用可能会事倍功半。因此，从促进农业生产力提升和农业发展的角度，当前中国的农业政策必须在总体增加惠农支出的同时，从有利于引进新的生产要素和优化要素资源配置水平着眼，实现组织与制度创新，如，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创新农村金融产品，放宽农业贷款可抵押的范围，鼓励多种形式的农村合作经营组织等，通过“制度松绑”为农业生产力提升累积制度性激励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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