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事司法体系的结构性保障
——国际检察官独立性和公正性之评析
摘要: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办公室是 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个常设的国际刑事追诉机构。在国际刑事司法制度中设立常设的国际检察官,是国际刑法发展的必然趋势。国际检察官法律地位的形成,不仅受到国内刑事司法体系中检察机构法律地位和作用的不同模式逐渐融合的影响,国家主权和国际刑事司法管辖权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对其产生重大影响。本文的研究重点是检察官及其领导下的检察官办公室的独立性原则和公正性原则,以及这两个一般性原则—也是检察官及检察官办公室的义务—对其法律地位的影响。本文的研究依据主要是《国际刑事法院规约》[1]中的相关规定,但在研究过程中也会涉及《前南国际刑庭规约》[2]和《卢旺达国际刑庭规约》[3]的相关规定。
一、检察官的独立性
(一)检察官独立性的内容
国际检察官的独立性是国际刑事司法体系的一个结构性保障。[4]为了研究国际检察官的独立性的内容,这里借用德国对法官独立性的传统分析,将检察官的独立性内容也分作两个部分加以讨论,即职务独立和身份独立。[5]借用有关法官独立性分析的正当性,在于国际检察官享有同国际法官独立性[6]相似的独立自主性。[7]国际检察官针对外部机构,尤其是国家或国际组织的职务独立的核心内容是“不受指示权”。而身份独立涉及检察官身份上的法律地位,其意义在于保障职务独立,使检察官在行使职务时不受任意调职或免职的影响。检察官独立性的这两个方面不仅在《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以下简称《规约》)第42条中有零散的规定,而且在检察官办公室制定的《规章草案》[8]中还有系统的规定。
1.职务独立
“不受指示权”的目的是排除任何可能的对检察官职权行使的干涉,是国际检察官办公室的一个基本特征。《规约》第42条规定,检察官办公室成员不得寻求任何外来指示,或按任何外来指示行事。该规定也意味着,法院外的任何机构都不应向检察官办公室发出指令。[9]检察官具有“不受指示权”的正当性在于,检察官是个特殊的司法机构,其任务是代表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进行刑事追诉,保障国际刑事司法体系的运作,而不是某个国家或政府的利益代表者。作为一个特殊的司法机构,只有完全排除其接受外部指示的可能性,才能保障其独立履行职能。另外,检察官的职务独立是司法公正的一个有效保障,也是对国际检察官予以信赖的前提。这里应当强调的是,该职务独立性应体现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包括提起调查、进行调查和提起诉讼的各个阶段。
检察官的职务独立体现在内、外两个方面。检察官的内部职务独立是指检察官在行使其职能时不受国际刑事法院其他机构的干涉。《规约》第42条强调,检察官办公室是法院的一个独立机构,其领导者享有完全的领导权。这条规定强调的是,虽然检察官是涉及整个国际刑法体系的一个机构,但检察官独立履行其职能,并且在结构上是和法院分开的。[10]检察官办公室的运作首先独立于法官。检察官办公室有权在排除法官干涉的情况下工作。[11]检察官和副检察官的选举和任命不是由法官而是由缔约国的多数决定(第42条第4款[12]),针对检察官或副检察官的纪律措施及免职也是由缔约国的多数决定(第46、 47条)。检察官办公室也独立于院长会议和书记官处。[13]第38条明确将检察官办公室从院长会议的职能范围内划分出来。另外,根据第34条,检察官办公室和书记官处都是法院的独立组成机构。检察官自己全权负责检察官办公室。这里,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的行政权和前南国际刑庭和卢旺达国际刑庭检察官的行政权有所区别。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享有行政全权,而两个国际刑庭的检察官的工作人员、设施和资源依赖于书记官处。相较两个国际刑庭的相关规定,《规约》的规定大大提升了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的行政权。[14]
检察官的外部职务独立是指针对法院以外的机构的职务独立。[15]对于国际刑事法院来说,检察机构独立于政治监控,是整个国际刑事程序具有公正性和不偏不倚性的基本特征。检察官的外部职务独立首先是指检察官针对《规约》缔约国独立行使职能的权力。在法院体系中,检察官只对缔约国大会负责。赋予检察官政治上的独立性的目的是要避免检察官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行使职权。如果检察官没有致力于公正而成为政治工具的话,国际刑事法院的作用—即成为一个追诉犯有最严重的国际罪行的个人的不偏不倚的、独立的场所—将会受到严重损害。[16]检察官的外部职务独立也指检察官应独立于国际性政府或非政府组织。首先,虽然国际刑事法院和联合国体系有联系,但它并不是联合国的组成部分。[17]其次,检察官也不是其他任何国际性或地区性组织的代言人。
2.身份独立
检察官的身份独立是对其职务独立的制度性的保障。通过身份独立,可以保障检察官的职权行使不因违背其意愿的随意的免职或调职而受到影响。在作出决定时,检察官不应当承担有受到政治上的不利影响的风险。身份独立是检察官独立的一个重要前提。只有通过身份独立才能达到真正的职务独立。[18]检察官的身份独立主要体现在无连选可能性以及期限任期、禁止不当活动以及特权与豁免三个方面。
《规约》规定检察官任期9年,且不得连任。[19]一方面,较长的任期使检察官制定及发展一个相对稳定的侦察和追诉政策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不允许检察官连任是对检察官独立性的一个强大的、可靠的保障,可以避免检察官和助理检察官在其任职期间受到国家压力的影响。而且不得连任的规定,能排除和连选程序相联系的政治因素的影响,可以使检察官不再需要过多考虑政治上的任意性因素。副检察官的任期也是9年,且不得连任。该规定是考虑到检察官应当有权决定其副检察官的人选。
《规约》第42条第5款禁止检察官和副检察官从事任何可能妨碍其检察职责,或者使其独立性受到怀疑的活动,这也是检察官独立原则的另一种表现。禁止不当活动尤其是指检察官在任职期间不能成为一国立法机构或行政机构,或者负责调查和追诉犯罪行为的机构的工作人员。[20]另外,为了保障检察官经济上的独立,检察官不得从事任何其他专业性职业,该条映照第40条第2款关于法官独立性的规定。事实上,整个《规约》对法官和检察官或多或少都规定了相同的标准。这一点说明,检察官和副检察官被视为应当具有和法官一样的素质和行为标准的法院的官员。[21]
为了维护国际检察机构的独立与公正,保障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能力,有必要赋予国际刑事法院必要的特权与豁免。《特权和豁免协定》[22](以下简称《协定》)第1条对法官、检察官、副检察官、书记官长享受的特权和豁免做了详细规定。法官、检察官、副检察官和书记官长在执行法院公务时,或在涉及法院公务的方面,应享有与外交使团团长同样的特权和豁免;在其任期结束后,其在任期内以官方身份发表的口头或书面的言论及实施的一切行为,应继续豁免于各种法律程序。他们及与其构成同一户口的家属应享有离开其所在地国境,进入及离开法院开庭所在地国境的一切便利。他们因执行职务外出时,在途经的所有缔约国,应享有缔约国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23]在同样情况下给予外交人员的一切特权、豁免和便利。他们为担任法院工作而旅居其为国民或永久居民的国家以外的缔约国的,本人及与其构成同一户口的家属在居留期间应享有外交人员的外交特权、豁免和便利。另外,法官、检察官、副检察官、书记官长享有在发生国际危机时,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给予外交人员的同样遣送返国的便利,以及所领取的法院薪金、薪酬和津贴免纳捐税的特权。《协定》第16条第1款规定了副书记官长、检察官办公室工作人员和书记官处工作人员独立履行其职责所必需的特权、豁免和便利。这些特权、豁免和便利为:人身不受逮捕或羁押,私人行李不受扣押,以官方身份发表的口头或书面的言论及实施的一切行为免于各种法律程序,任何形式的公务文书和文件及材料均不得侵犯,以及法院支付的薪金、薪酬和津贴免纳捐税,免除国民服役义务;本人连同与其构成同一户口的家属免除移民限制和外侨登记;私人行李免受查验;货币和汇兑便利,在发生国际危机时家庭成员在遣送返国便利,以及初次到有关缔约国就任时,免税进口家具和用品,并有权将家具和用品免税再出口运回永久居留国。《协定》第1条和第16条中的特权和豁免,意在给予国际刑事法院工作人员及其家庭在其所居住国受到特别保护,以保障国际刑事法院的工作人员,尤其是负责案件调查的工作人员,享有为履行其职责所必需的特权、豁免和便利,可使其在十分困难的工作情况下,免于外来干涉。[24]考虑到国际刑事法院工作人员执行的任务的范围和重要性,缔约国对其特权和豁免的尊重和贯彻是国际刑事法院取得成功的关键。《规约》没有规定国际刑事法院特权和豁免的地域范围,但是,如果法院运作需要,无疑应当涵盖所有缔约国的领土。[25]
(二)检察官独立性的制度性保障
每个新的机构,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性的,都需要得到人民的信任。如果国际刑事法院政治化,其生命力也就会很快结束。《规约》的制定者也非常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因此《规约》为了保障检察官的独立性,规定了检察官的资格、遴选程序以及回避和处罚程序。[26]
1.检察官的必要资格
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在国际刑法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必须具有最高标准的资格。《规约》第43条第3款规定了相当高的检察官和副检察官的选举和任命资格。当然,毋庸置疑的是检察官和副检察官在其整个任期内都必须拥有该资格。[27]
检察官首先必须拥有“高尚品格”。《规约》起草者认为,对于检察官,即调查和刑事追诉机构的领导者来说,拥有高尚品格是非常重要的一点。[28]应当具有“高尚品格”也是对许多其他国际官员的要求。许多国际组织和条约机构的组织文件都把其主要官员的人品和能力作为选举的基本标准。[29]
国际检察官还必须拥有专业能力。《规约》规定,检察官必须在刑事案件的追诉方面,或者在刑事案件的审判方面,具有高度能力和丰富的实际经验(第42条第3款)。因为检察官在调查和起诉方面的经验十分重要。有学者认为,为了保障法院的可信性和有效性,检察官在领导重大案件的调查和刑事追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是其能够成功履行职能必不可少的条件。[30]也就是说,检察官和副检察官必须从各国辩护律师、检察官或法官中选举产生,而不是从在刑事追诉或审判方面毫无实际经验的外交官或学者中产生。
检察官还必须精通并能流畅地使用法院的至少一种工作语文。第50条规定法院的正式语文为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但法院的工作语文仅为英文和法文。
2.检察官的提名和选举
检察官的提名对于保障检察官的独立性来说十分重要且具有政治敏感性。《规约》及其《程序和证据规则》[31](以下简称《规则》)没有规定检察官的提名程序。这个难题被交给缔约国大会来决定。按照缔约国大会的决定,检察官的提名程序与法官的提名程序相同,[32]而且每个缔约国都有权提名检察官候选人。需要强调的是,缔约国应该依据《规约》规定的检察官应具有的能力、独立性和公正性来提名合适的候选人。[33]
在选举方面,一般来说,如果主权国对检察官的选举施加影响,会损害检察官的独立性。因此,主权国的影响是否以及如何对检察官的独立性产生影响的问题,对于确定选举模式也有特殊意义。《规约》规定,检察官由缔约国大会成员进行无记名投票,以绝对多数选出(第42条第3款)。但前南国际刑庭最初阶段的经验表明,没有获得尽可能多数国家支持的检察官提名可能会导致提名程序过度延长,因为政治性考虑会进入到该程序中。[34]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的提名同样经历了困难局面。[35]因此缔约国大会主席一再强调,应当致力于全体一致通过式选举出检察官。一致通过式的选举意味着,缔约国首先非正式地就合适的候选人进行磋商,以确保被提名的检察官获得尽可能多的缔约国的支持。[36]缔约国大会的一个决定也明确规定,提名和选举最好能够获得大部分缔约国的支持。[37]鉴于此,为了避免检察官的提名、选举程序陷入困境,缔约国大会致力于能够通过“一致通过”的方式选举出检察官。只有在缺乏一致的情况下,才会依据《规约》第42条第4款由缔约国大会成员进行无记名投票,以绝对多数选出。[38]
3.免职和纪律措施
检察官的独立性并不意味着其不需要承担失职的责任。与国际检察官的独立原则相联系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其行为进行监控。一般而言,刑事追诉机构的成员对于其履行职务过程中的不当行为应承担个人责任。不同国家司法体系中检察官的免职和纪律处罚条件有很大不同,但在国际刑事司法体系中,检察官的免职和纪律处罚条件是统一的: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在不能满足履行职责的前提时,可以基于不同理由被免职或处以纪律措施。《规约》第46条和第47条通过明确规定对检察官和副检察官进行处罚的机制,填补了两个国际刑庭规约中的一个漏洞,因为这两个规约没有规定这样的一个处罚机制。[39]
《规约》规定,检察官必须对其严重不当行为,或严重违反《规约》的渎职行为负责。根据《规约》第46条和第47条的规定,“严重不当行为”、“严重渎职行为”或“无法履行本规约规定的职责”的法律后果是免职,“严重程度较轻的不当行为”的法律后果是处以纪律处分。《规则》详细规定了不当行为和渎职行为的构成。鉴于法律后果的严重性,《规约》及《规则》规定了判定“严重不当行为”、“严重渎职行为”以及“严重程度较轻的不当行为”较高的标准。[40]
“严重不当行为”是指下列行为:(a)执行公务时,玩忽职守,严重损害或可能严重损害本法院的正当司法活动或本法院的正常内部运作的行为。例如:泄露本人因公获得的事实或资料,或关于待审事项的事实或资料,对审判程序或对任何人造成严重影响;隐瞒性质严重,可以致使本人失去任职资格的资料或情节;滥用司法职权,以换取任何当局、官员或专业人员的不当有利待遇。(b)非执行公务时,性质严重,导致或可能导致严重损害本法院威信的行为(《规则》第24条第1款)。根据《规则》第24条第1款的规定,客观方面,“严重不当行为”主要是作为,在其规范性例示规定中使用了“泄露”、“隐瞒”和“滥用”这样的用语;主观方面,虽然该款中没有明确规定“严重不当行为”的主观要素,但毋庸置疑的是,其主观方面要求蓄意或故意。《规则》第24条第1款对“严重不当行为”的后果规定了很高界限。a项原则性规定,相关行为必须对法院的正当司法活动或法院的正常内部运作,造成“严重损害”或“可能严重损害”。该较高的界限在其例示规定中又得到再一次强调。比如a项第1目明确要求,事实或资料的泄露应对审判程序或对任何人造成“严重影响”。[41]同样,a项第2目要求,隐瞒资料或情节“性质严重”,足以致使本人失去任职资格的。关于非执行公务时的严重不当行为,b项要求“性质严重”,导致或可能导致“严重损害”法院威信的行为。[42]
“严重渎职行为”是指执行职务时严重不负责任或明知地违背职守的行为。除其他外,这些行为可以包括:(a)明知理应请求免除职责,但不履行这项义务;(b)—再无故拖延案件的提起、追诉或审判,或行使司法权力(《规则》第24条第2款)。严重渎职行为的客观构成涵盖作为和不作为。a项的规范性例示规定不仅仅要求不履行请求回避义务的疏忽行为,还要求有关人员主观上“明知”理应请求回避,但不履行这项义务。同样,b项规定的行为限于负责案件的提起、追诉或审判的人“一再无故拖延”。[43]总的来说,严重渎职行为主要是重大过失行为。
“严重程度较轻的不当行为”是指下列行为:(a)执行公务时,损害或可能损害本法院的正当司法活动或本法院的正常内部运作的行为,例如:干涉第47条所指人员履行其职责;一再不遵守或无视庭长或院长会议在依法行使职权时提出的要求;法官明知或应当知道书记官长或副书记官长和本法院其他官员有严重渎职行为,却不对其执行纪律措施。(b)非执行公务时,损害或可能损害本法院威信的行为(《规则》第25条第1款)。“严重程度较轻的不当行为”的行为构成也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但从《规则》第25条第1款的用语来看,“严重程度较轻的不当行为”主要是不作为,在例示规定中,用了“不对”和“一再不遵守或无视”等表达方式。“严重程度较轻的不当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只要求是“损害”,与“严重不当行为”要求“严重损害”有所区别。
严重不当行为、严重渎职行为和严重程度较轻的不当行为的主要区别在于其造成的损害后果不同。前者对法院的正当司法活动或法院的正常内部运作的行为造成“严重损害”,而后者对法院的正当司法活动或法院的正常内部运作的行为仅造成“损害”。前者之所以规定了相当高的行为标准,在于严重不当行为或严重渎职行为的法律后果是免职。但是区分严重不当行为和严重程度较轻的不当行为是很困难的问题。[44]有时很难区分一个行为到底是严重不当行为,还是严重程度较轻的不当行为。因此,《规则》第25条第2款规定:“本条规则不排除分则1(a)所列行为构成第46条第1款第1项的‘严重不当行为’或‘严重渎职行为’的可能性。”[45]相应地,《规则》第29条第4项规定,裁定有关行为不构成严重不当行为或严重渎职行为时,可以依照《规约》第47条决定有关的人实施了严重程度较轻的不当行为,对其采取纪律措施。
无论是《规约》还是《规则》都没有明确规定检察官或副检察官“无法履行规约规定的职责”(《规约》第46条第1款第2项)的具体情形。通常来说,“无法履行规约规定的职责”应主要指下列情形:长期卧病或从事犯罪行为,以致对检察官或副检察官履行职责的能力产生重大疑问。[46]
为了保障检察官的独立性,对检察官办公室的职务监督和纪律处分权,不是由法官行使,而是由缔约国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作出,并应当获得缔约国的绝大多数同意。但对检察官和副检察官在免职和纪律处分方面的程序有所不同。关于免除检察官职务的决定,由缔约国绝对多数作出;关于免除副检察官职务的决定,根据检察官的建议,由缔约国无记名投票方式绝对多数作出。[47]根据《规约》第46条第4款规定,检察官或副检察官在其行为或履行本规约所规定职责的能力受到质疑时,应有充分机会依照《程序和规则》提出证据,或告知证据和作出陈述。但《规约》没有能够保证检察官同对其提出指控的人进行对质。[48]另外,免职一经宣告,立即生效。被免职的人不再为法院成员,也不得继续参与其被免职前参与的待结案件中。[49]即便免职经宣告立即生效的规定,会对法院运作造成极大影响,也不能允许已经被免去职位的人仍然参加法院的工作,[50]否则会使国际社会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公正性和客观性产生怀疑。对于检察官任何采取纪律措施的决定,由缔约国大会主席团以绝对多数作出。[51]对于副检察官任何给予谴责的决定,由检察官作出;任何罚款的决定,根据检察官的建议,由缔约国大会主席团以绝对多数作出。[52]
刑法学近3年论文/d/file/p/2024/0425/fontbr />二、检察官的公正性
公正性原则和独立性原则一样,也是国际检察官办公室的基本特征。两个原则的区别在于,独立性原则保障检察官不依外来指示独立作出决定,该原则是针对检察官的整体活动。[53]而公正性原则要求检察官在个案中的决定具有不偏不倚性。检察官的公正义务,一方面通过对检察官的客观性要求,另一方面通过有关检察官回避的条文得到反映。公正性在国际刑事法院情境中非常重要,因为如果国际刑事法院缺乏公正性,法院的刑事追诉活动就会被质疑为带有政治性的活动。尤其对于国际刑事法院来说,一方面,法院管辖的罪行十分严重,许多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国际检察官在决定是否调查和起诉方面又享有广泛的裁量权,该裁量权使得主权国家极其担忧国际检察官的刑事追诉活动会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54]
(一)检察官的客观性
国际刑事法院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公正的司法机构设立的。公正性意味着调查和刑事追诉目的之正义和客观品质。检察官的客观性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为了发现案件的真实情况,检察官不应站在当事人的立场,而应站在客观的立场上进行活动。客观性对于国际刑事法院来说,尤其体现在刑事追诉方和辩护方的关系上,即检察官应当作为一个简单的诉讼当事方,还是作为一个国际刑事司法的客观机构。[55]检察官的客观性尤其体现在《规约》下列条款中:第54条第1款第1项规定,检察官进行调查时,应同等地调查证明有罪和证明无罪的情节;第81条和第84条规定检察官可代表被定罪人提起上诉和重审程序。这些规定表明,《规约》制订者已明确认识到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具有客观性的必要性。[56]因此检察官—至少在法律上—不仅仅是辩护方的对手,还是整个程序的中坚力量。[57]
1.平等适用裁量权的义务
检察官必须公正适用其裁量权。对于相似的案件,检察官应同等对待处理。批评者担心,检察官会进行选择性刑事追诉,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选择是基于其国籍,或其他一些不正当理由。一般来说,传统上对检察官的裁量权都会颁布行使裁量权的标准,以将裁量决定的随意性降到最低程度。因此对于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来说,为了保障其决定的公正性和统一性,也应当颁布一个统一的适用裁量权的标准。
联合国《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规定:“在检察官享有裁量权的国家,应在法律或规章中规定相应的准则,以确保刑事追诉决定,包括提起或终止程序的决定,具有公正性和连贯性。”虽然该准则当初是针对国内刑事司法体系制定出来的,其精神同样适用于国际刑事司法领域。前南国际刑庭前检察官Richard Gold-stone也强调过,对检察官的刑事追诉政策必须进行分析和广泛讨论。[58]
但前南国际刑庭和卢旺达国际刑庭没有能够针对检察官的诉讼裁量权制定出准则。Hall指出,前南国际刑庭检察官机构在过去的10年中经历了一系列的重大的追诉政策的改变。虽然有一些相关的文章和解释指出,的确是存在有关检察官刑事裁量权的内部准则,比如在北约轰炸科索沃案件的报告中对不予调查的说明、对“完成策略”(The Completion Strategies)[59]的说明等,但这些内部准则从未得到公开。事实上甚至检察官办公室的一些成员对内部准则的不公开性都提出过质疑。[60]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及其《规则》也没有规定检察官行使诉讼裁量权时的指导准则。[61]为了避免遭受前南国际刑庭受到的有关批评,以及保障裁量权决定的透明性,一系列文章要求应当制定指导检察官办公室行使裁量权的准则。[62]为适应该要求,检察官办公室于2003年6月制定了指导其工作的一套准则。[63]在《规章草案》中,尤其是其第3篇(“Book 3”)规定了一系列有关检察官办公室在调查和追诉领域的行为准则。第3篇的标题是“操作手册”(“ Operations Manual”),包括4个部分,分别涉及补充性原则( 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部分)、调查前的审查和调查的开始(第二部分,第1至13条规定)、调查(第三部分,第14至39条规定)和起诉(第四部分)。对调查的提起, 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规定相当详细的行为准则。但涉及检察官提起调查的裁量权的第12条规定,只是简单地复制了《规约》第53条第1款的内容,而没有能够对第53条第1款中规定的各项考量标准,尤其是“公正”的概念进行进一步阐述。检察官对这点做了如下说明:“对规章是否应规定‘公正’的定义,专家们没有能够做出建议。如果决定应当作出定义的话,该定义可能包括下列要素:(a)开始调查可能使冲突情势恶化或变得不稳定。(b)开始调查可能会严重危害和解或和平进程的成功完成。一些赞成规定这些要素的理由如下:(1)如果考量标准不公开,检察官曾经基于这些要素作出决定,就会受到严厉指责,规定这些要素会带来透明性。(2)对于安理会来说,了解这些要素很重要,这使它在决定是否将某情势提交给国际刑事法院时,能够考虑到这些要素。(3)根据程序和证据规则第105条第4款和第5款,检察官不开始调查的决定,如果只是基于对公正利益的考虑时,检察官应当给出不开始调查的理由。”[64]但是《规章草案》不仅没有能够给出“公正”的定义,也没有规定起诉、上诉、重审和对受害人补偿的详细的准则。[65]
2.调查程序中的客观真实义务
检察官在国际刑事司法制度中履行双重职能:调查和起诉。[66]检察官不是与辩护方具有同等地位的,其一切目的是使被告人得到有罪判决的简单的诉讼当事人。[67]检察官从基于抗辩程序的敌对方转型成为具有公正性的司法机构,[68]这在《规约》第54条第1款第1项中得到确认。该项明确规定了检察官具有寻求实质真相的义务:“检察官为查明真相,应当调查一切有关的事实和证据,以评估是否存在本规约规定的刑事责任;进行调查时,应同等地调查证明有罪和证明无罪的情节。”检察官具有查明真相的义务,在很多法律制度中得到了确认。[69]《规约》最终确定国际检察官具有查明真相的义务,可以认为这是缔约国对检察官的客观地位的明确确认。[70]在此方面,《规约》的规定超越了《前南国际刑庭规约》和《卢旺达国际刑庭规约》中关于检察官任务的规定。在这两个国际刑庭的规约中,检察官并不承担积极调查无罪证据的义务,积极调查无罪证据只是辩护方的任务。[71]另外,国际刑事法院体系中检察官调查的客观性,也因预审分庭在调查程序中的持续监控得到进一步保障。[72]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国际刑事法人的辩护方和追诉方之间不存在互动,虽然预审分庭可以要求检察官询问辩护方的证人和搜集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但检察官没有为辩护方进行调查的义务;[73]另一方面,如果检察官没有履行其客观和寻求事实真相的义务,检察官也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74]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很难说《规约》对检察官的客观性要求提供了切实的法律保障。[75]
3.证据开示中的客观义务
客观公正义务还要求检察官在进行证据开示时,不仅应当开示有罪证据,而且应当开示无罪证据。只有这样,才能保障诉讼双方当事人的“平等武装原则”(equality of arms)。因为如前所述,辩护方由于调查难度和调查费用的高昂,一般很难找到合适的证人。《规约》第67条第2款不仅明确了对检察官开示无罪证据的时间要求,即“在实际可行时尽快”开示无罪证据,还对无罪证据作了定义,即无罪证据是“表明或趋于表明被告人无罪,或可能减轻被告人罪责,或可能影响控告方证据可信性”的证据。
《规约》第67条第2款赋予了检察官判定一个证据是否是无罪证据的权力(“如果检察官认为……”)。但判定一个证据是否是无罪证据,并不总是很简单的事,很多情况下,检察官很有可能无法确认一个证据是否是无罪证据。由此产生的问题是,检察官在知悉无罪证据后,或“在保密条件下”(第53条第3款第5项)获得无罪证据后,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履行其向辩护方开示无罪证据的义务。因此,第67条第2款容易导致将开示无罪证据的义务建立在程序一方当事人的主观判断上。[76]而如果检察官有自由裁量是否开示无罪证据的权力,不向辩护方开示无罪证据,无疑就违背了平等武装原则。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该款最后一句规定,适用本款遇有疑义,应由本法院作出裁判。[77]
《规则》第83条进一步规定,检察官为获得《规约》第67条第2款规定的裁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尽快请求审理有关事项的分庭举行诉讼单方参与的听讯。该条明确了检察官是《规约》第67条第2款规定的裁定的申请人,而非辩护方是申请人。该条意义在于补充了《规约》第67条第2款中检察官开示无罪证据的义务,要求检察官在遇有开示无罪证据疑义时,要求法院作出裁定。[78]但虽然《规则》第83条仅涉及检察官请求法院作出裁判的情况,并不防碍辩护方要求法院适用《规约》第61条第3款或第64条第3款第3项,指令检察官开示其所有或在其控制下的无罪证据。[79]但如果辩护方对检察官是否开示有罪证据的决定有异议时,则必须能够证明检察官拥有所指的证据,并且该证据具有无罪证据性质。[80]
《规约》及《规则》没有规定检察官没有履行开示无罪证据的法律后果。Bra-dy指出,预备委员会[81]对此漏洞进行了详尽讨论,但由于该问题的复杂性,大部分代表认为,应将该问题留待法院自己以后解决。[82]
4.提起起诉后的客观义务
《规约》并没有明确规定检察官在庭审程序中的客观义务,但检察官被赋予一系列权力,以作为整个国际社会利益的代表,客观行使其职能。因此相应地,在取证阶段结束后,检察官应对庭审结果进行客观评价,对有利于被告人的情节进行考虑。如果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人有罪,检察官应申请无罪判决。另外,检察官只应使用在庭审中出示的证据。如果检察官认为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则应对其罪行的严重程度进行客观评价,向法庭提出最合适的刑罚请求。
检察官在法院作出最终判决后,仍应履行客观真实义务。检察官不仅可以提起不利于被定罪人的上诉,也可以提起有利于被定罪人的上诉(《规约》第81条第1款第2项)。检察官还可以提起有利于被定罪人的再审,向上诉分庭申请变更最终定罪判决或判刑(《规约》第84条)。即便被定罪人明确表示反对检察官提起有利于他的上诉或重申,检察官也有权和有义务依据法律的规定提起上诉或重审。
(二)检察官的回避
在前南国际刑庭和卢旺达国际刑庭中,虽然其程序和证据规则对法官回避问题作了规定,[83]但对检察官的回避问题却没有规定。国际刑事诉讼中检察官回避制度的法律框架只在《规约》中才得到规定,而且检察官和副检察官被置于与要求法官回避的相同条件下。
1.回避理由
《规约》第42条第7款及《规则》第34条规定了检察官和副检察官违反公正义务的行为。第42条第7款要求,检察官和副检察官不得参加处理其公正性可能因任何理由而受到合理怀疑的事项。除其他外,过去曾以任何身份参与本法院审理中的某一案件,或在国家一级参与涉及被调查或被起诉的人的相关刑事案件的检察官和副检察官,应当依照本款规定回避该案件的处理。“曾以任何身份参与法院审理中的某一案件”,应理解为也包括检察官在该案中以辩护方律师或其他身份参与过案件审理。[84]但不应该理解为检察官应当禁止参加到案件审理中,只因他先前决定提起调查。[85]这会导致检察官被排斥在所有刑事案件的审理外。根据该款规定,该回避理由适用于有关人员在被任命为检察官或检察官之前在国家一级法庭参加过案件处理的情况。
《规则》第34条第I款还规定了其他回避理由:案件涉及个人利益,包括与一方当事人有夫妻、亲子或其他密切的家庭、私人或职业关系,或从属关系;以个人身份参与在其参加处理案件前提起的任何法律程序,或参与在其后由本人提起的任何法律程序,而且被调查或被起诉的人是程序的对方之一;因就任前执行的职务而可能对所涉案件,对当事人或其法律代理人持有某种看法,从客观上来说,这种看法可能影响有关的人应有的公正性;通过传播媒体,以书面形式或以公开行动表示意见,而这种行为客观上可能不利地影响有关的人应有的公正性。这些回避理由与国内法律秩序中承认的回避理由相一致。在规定这些回避理由上,《规则》采用了主、客观相结合的标准,也就是说,检察官之所以被排除在案件处理外,是因为客观上的可确认的情节,该情节使得人们有正当理由质疑有关人员是否有内在的先人之见。
2.违反公正原则的法律后果
《规约》明确规定了检察官违反公正原则的法律后果:一方面,检察官或副检察官可能基于法院动议退出案件调查或审理程序;另一方面他们也可自己主动申请退出案件调查或审理程序。
检察官办公室成员和法官的回避与免去职责的标准是一样的。但是关于检察官回避问题由上诉分庭决定(第42条第8款);而关于法官回避的任何问题,是由法官以绝对多数决定(第41条第2款第3项)。《规约》之所以规定检察官的回避问题由上诉分庭决定,是因为上诉分庭规模较大,其成员和检察官之间的个人接触也更少。[86]提起回避程序的资格主体,被局限于被调查或被起诉的人。而且他们有权在任何时候根据《规约》规定的理由,提出要求检察官或副检察官回避的申请(第42条第8款第1项)。《规约》允许诉讼程序当事方提出检察官回避申请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在国际刑事诉讼程序中,刑事追诉机构成员总会遭遇到应该回避的情况。检察官或副检察官本人有权就该事项作出评论(第42条第8款第2项)。
检察官在个案中,如果认为有回避理由,也可以自行申请回避。与被申请回避不同的是,自行回避涉及的只是检察官或副检察官自行提起回避程序的情形。而被申请回避是第三方根据法定的条件对有关人员非公正性提出的异议。自行回避是被申请回避的扩展概念,因为自行回避理由除了检察官或副检察官基于公正性原则应当回避的情形外,还涵盖其健康状况或家庭原因等个人情况。[87]一般来说,检察官或副检察官有要求自行回避的义务。根据《规则》,检察官或副检察官有理由相信存在本人应回避的理由时,应要求免除本人职责,而不应等待依照《规约》第42条第7款和规则提出的回避要求。[88]明知理应请求免除职责,但不履行这项义务的,构成严重渎职行为,这是免职的前提条件之一。[89]检察官或副检察官的自行回避,由院长会议作出决定。[90]
3.应回避人员的不公正职务行为的效力
检察官或副检察官没有依法回避对案件产生怎样的法律效力,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应当回避的检察官参与案件的职务行为是否无效;第二,法院对案件作出的判决,是否应当因应回避的检察官的参与而被撤销。[91]
从《规约》的精神来看,检察官或检察官应当回避的事实,并不妨碍其与案件有关的职务行为的有效性。至于第2个问题,《规约》第81条第2款第4项只是笼统的规定,被定罪人可以基于影响到诉讼程序或裁判的公正性或可靠性的任何其他理由提起上诉;以及第83条第2款规定,如果上诉分庭认定上诉所针对的审判程序有失公正,影响到裁判或判刑的可靠性,可以推翻或修改有关的裁判或判刑;或命令由另一审判分庭重新审判。这也就是说,应当回避的检察官在庭审程序中的参与,构成可提起上诉的程序瑕疵理由,当事人可以基于该理由提起上诉。[92]但如果原判决虽然违反了回避制度,但二审认为它并不会影响案件的可靠性的话,就可以维持原判决。这一点可能会为不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留下一个借口。为了保证回避制度的严格执行,应在《规约》或《规则》中明确规定,违反回避制度是引起该案再审或发回重审的法定理由。
三、总结
《规约》中精心制定的对检察官独立性和公正性的保障机制,是国际刑法体系中一个具有建设性的重要步骤。它将起到完善整个国际刑法体系的作用,并对国际检察官地位的形成起到支持作用。因此有学者认为,该保障机制的形成应被视为是20世纪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式的决定,对国际法的发展是个重大贡献。[93]但需要注意的是,在《规约》中,检察官的独立仅仅被视为检察官的一个义务,虽然检察官的独立是个一般性原则,而且在第42条第1款中得到确认;但事实上,检察官在调查和起诉中的独立性并没有得到特别保障。鉴于《规约》对国家主权原则和安理会的政治上的优先性的审慎保障,检察官的权力受到很大限制,检察官的独立性也相应受到影响。[94]因此,我们还须拭目以待,检察官办公室是否能在这样一种国际政治情势中保证其独立性,也就是说,在其实质性的工作中,在决定调查谁和起诉谁的问题上保证其独立性。对此,重要的一点是,检察官办公室的所有成员应当做到不接受任何外部指示,即便是缔约国大会也不应当以任何方式干涉检察官的工作。这也是法院是否能够被整个国际社会接受的一个基本前提。[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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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电大学习网.刑法学论文参考[EB/OL]. /d/file/p/2024/0425/pp style="text-indent: 2em">[1]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CONF. 183/9, 17 July 1998.该规约于2002年7月1日生效。
[2]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 adopted 25 May 1993by Resolution 827,as amended 19 May 2003 by Resolution 1481.
[3]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Rwanda, adopted 8 November 1994 by Resolu-tion 955.
[4]Spotlight on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ar-Crimes Trials. Belgrade, No-vember 7-8,1998(Belgrade: Humanitarian Law Centre, 2000),p. 291.
[5]关于“职务独立”和“身份独立”的区分,以及对这两个概念的论述,See 0. R.Kissel, Gerichtsverfassungsgesetz: Kommentar(Muenchen:3. Aufl.,Beck Verlag, 2001),§1 Rdnr.9,p. 123.
[6]关于国际刑事法院法官独立性的论述,See S. De Bertodano, Judicial Independence in the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15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409-430 (2002).
[7]See J. R. W. D. Jones, The Office of the Prosecutor, inA.Cassese,P. Gaeta, and J. R.W.DJones(eds.),The 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 Commentary, Oxford UniversityPress, 2002, Vol. I, p. 271.
[8]Draft Regulations of the Office of the Prosecutor, version: 3,June 2003,Part 1,Article 4,available at (visied 11 November, 2004) http: //www. icc-cpi, int/ library/organs/otp/draft_ regula-tions. pdf.
[9]遗憾的是,在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中这一点没有得到明确规定。
[10]See 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a Draft Statute for a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July16, 1993 (reprinted in 33 International Legal Material 1994)(以下简称为:ILC-Report 1993), Com-mentary to Article 13 , paras. 3, 5.关于国际刑事法院的机构和管理,See F. Jarasch, Establishment,Organization and Financ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Parts 1, IV, XI-XIII),6 European Jour-nal of Crime, Criminal Law and Criminal Justice 325-344(1998).
[11]但在撤销检察官或其副检察官时,法官享有一定的权力。
[12]如果没有特别说明,本文所有的引用条款都是指《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中的条款。
[13]See K. S. Gallant,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n the System of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16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553-591,557-558 (2003).
[14]See F. Harhoff, Legal and practical Problems in the International Prosecution of Individual, 69Nord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58 ( 2000 );Jones, The Office of the Prosecutor, in A. Cassese,P. Gaeta and Jones (eds.),The 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 Commenta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Vol. 1, p. 273.;D. A. Mundis, The Assembly of States Parties and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97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40(2003).
[15]M. Caianiello and G. Illuminati,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 to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26 North Carol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CommercialRegulations 441 (2001).
[16]A. M. Danner, Enhancing the Legitimacy and Accountability of Prosecutorial Discretion at the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97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537 (2003).
[17]关于法院与联合国的关系,由法院院长代表法院与联合国缔结协定决定(第2条)。国际刑事法院预备委员会于2002年1月8日通过了《法院和联合国间关系协定草案》(PCNICC/2001/1/Add. 1, 08. 01. 2002)。联合国于2004年10月4日签署了该协定。对该草案内容的介绍和分析,See: Mundis, The Assembly of States Parties and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of the InternationalCriminal Court, 97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33 (2003).
[18]See K. Siegert, Grundlinien des Volkerstrafprozessrechts(Gottingen: Musterschmidt, 1953),p. 29.
[19]前南国际刑庭的检察官的任职期限是4年,并可连选(《前南国际刑庭规约》,第16条第4款)。
[20]See Article 36[12] (4),Draft Statute for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Report of the In-ter-Sessional Meeting from 19 to 30 January 1998 in Zutphen, the Netherlands, A/AC. 249/1998L. 13 (4February 1998)(以下简称为:Zutphen-Draft), availabe at (visited 11 November, 2004) http://www. iccnow. org/romearchive/zutphenmeeting. html.
[21]Jones, The Office of the Prosecutor, in A. Cassese, P. Gaeta and Jones(eds.),The Rome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 Commenta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Vol. I,
[22]《国际刑事法院特权和豁免协定》(以下简称《协定》)于2002年9月10日获得缔约国大会通过,《协定》详细规定了法院本身,法院工作人员以及诉讼参与人(律师、专家、证人、被害人)的特权与豁免。该协定开放签署至2004年6月30日,在第10份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交存秘书长之日30天后生效(《协定》第34、 35条)。《协定》于2004年7月22日最终生效。截至2004年11月3日已有17个国家批准了该协定。关于签字国及批准国的详细资料available at(visited 11 November, 2004)http: //www. iccnow. org/countryinfo/SIGNsRATIF-sAPICbyRegion. pdf.
[23]《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Vienna Convention on Diplomatic Relations)于1961年4月18日在维也纳召开的联合国关于外交交往与豁免的全权代表会议上签订。1964年4月24日生效。
[24]V. Oosterveld, M. Perry, and J. McManus, The Cooperation of States with the InternationalCriminal Court, 25 Fordham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804 (2002);H. -P. Kaul, Der A妙au des Inter-nationalen Strafgerichtshofs-Schwierigkeiten und Fortschritte, 6 Vereinte Nantionen 217 (2001).
[25]H. Aseensio,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in Cassese, Gaeta, and Jones(eds.),The Rome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 Commenta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Vol. I,p. 291.
[26]See S. Sewall and C. Kays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TheChoices Ahea, available at(visited 11 November, 2004)http: //www. amacad. org/projects/iccarti-cle. htm
[27]Prosecutorv.Delalicetal.,IT-96-21-A,Judgement 20. 02. 2001, para. 656(关于法官资格的决定).
[28]V. Morris and M. Scharf, An Insider'sGuideto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 A Documentary History and Analysis(New York: Transnational Publishers, 1995),p. 160. See also Amnesty International,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Making the Right Choices-Part II Organizing the Court and Ensuring a Fair Trial, Al Index: IOR 40/011/1997,01 July 1997, p. 9,availabe at (visited 11 November, 2004) http://www. amnesty. org.
[29]Law Commissionohuman Rights, The Accountabilityoan Ex Officio Prosecutor, IV TheElection Process, Vol. 1,No. 6,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Briefing Series, February 1998.
[30]Morris and Scharf, An Insider'sGuide to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 A Documentary History and Analysis(New York: Transnational Publishers, 1995),p. 160.
[31]《程序和证据规则》于2002年9月9日获得缔约国大会通过(ICC-ASP/1/3),于2002年9月9日生效。
[32]Article 24,Resolution ICC-ASP/l/Res. 2,Procedure for the nomination and election of jud-ges, the Prosecutor and Deputy Prosecutors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Resolution ]CC-ASP/l/Res. 2, 09. 09. 2002,available at(visited 11 November, 2004)http://www. iccnow. org/buildingthe-courtnew/officialsofthecourt/judgesdocs/ProcedureelecASPlres2. pdf(以下简称为:ICC-ASP Resolu-tion).
[33]See S. Mirceva, Why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iDifferent, 26 January 2004,availableat( visited I1 November, 2004) http://www. globalpolhcy. org.
[34]对于前南国刑庭检察官提名历程的详细介绍,见G. J. Bass, Stay the Hand of Vengeance:The Politics of War Crimes Tribunal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pp. 217-220.
[35]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的提名期间开始于2002年9月9日。依据缔约国大会的决定,检察官的提名和选举应最迟在2002年11月30日结束。但是该期限后被延长至2002年12月8日,因为在该期间没有国家提名检察官候选人。国际刑事法院 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任检察官,原阿根廷检察官莫莱诺·奥坎伯(Luis Moreno-Ocampo)博士是在2003年4月1日才当选。See Notification by H. R. H. PrinceZeid Raad Zeid Al-Hussein, President of the Assembly of States Parties, that the nomination period forthe Prosecutor has closed but may be reopened during the 3-7 February 2002, Assembly of States Partiessession, 09. 12. 2002.
[36]Notification, See Notification by H. R. H. Prince Zeid Raad Zeid Al-Hussein, President of theAssembly of States Parties, that the nomination period for the Prosecutor has closed but may be reopenedduring the 3-7 February 2002, Assembly of States Parties session, 09. 12. 2002.
[37]Article 25,29,ICC-ASP Resolution.
[38]Article 30, ICC-ASP Resolution.
[39]W. Bourdon, La Cour penale Internationale: Le statut de Rome(Paris:Editions du Seuil, Mai2000),pp. 155-156.
[40]C. Steains, Situations that May Affect the Functioning of the Court, in R. S. Lee(ed),The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Elements of Crimes and Rules of Procedure and Evidence(New York :Iransnational Puouscners, 2001)p. 288.
[41]C. Steains, Situations that May Affect the Functioning of the Court, in R. S. Lee(ed),The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Elements of Crimes and Rules of Procedure and Evidence(New York:Transnational Publischers, 2001)p.288 -289.
[42]C. Steains, Situations that May Affect the Functioning of the Court, in R. S. Lee(ed),The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Elements of Crimes and Rules of Procedure and Evidence(New York:Transnational Publischers, 2001),Pp. 288-289.
[43]C. Steains,Situations that May Affect the Functioning of the Court, in R. S. Lee(ed),The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Elements of Crimes and Rules of Procedure and Evidence(New York:Transnational Publischers, 2001),p. 289.
[44]C. Steains, Situations that May Affect the Functioning of the Court, in R. S. Lee(ed),The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Elements of Crimes and Rules of Procedure and Evidence(New York:Transnational Publischers, 2001)p. 287.
[45]C. Steains, Situations that May Affect the Functioning of the Court, in R. S. Lee(ed),The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Elements of Crimes and Rules of Procedure and Evidence(New York:Transnational Publischers, 2001)pp. 290-291.
[46]Article 39 [15](1),Zutphen-Draft, available at(visited 11 November, 2004)http : // www.iccnow org/romear chive/zutpn enmeeling html.
[47]《规约》第46条第2款第2、 3项。
[48]Amnesty International,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Making the Right Choices-Part IIOrganizing the Court and Ensuring a Fair Trial, Al Index: JOR 40/011/1997, 01 July 1997, p. 11,availabe at(visited 11 November, 2004) http: //www. amnesty. org.
[49]《程序和证据规则》第31条。
[50]C. Steains, Situations that May Affect the Functioning of the Court, in R. S. Lee(ed),The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Elements of Crimes and Rules of Procedure and Evidence(New York:Transnational Publischers, 2001)p. 298.
[51]《程序和证据规则》第30条第2款。
[52]《程序和证据规则》第30条第3款。
[53]See K. Siegert, Grundlinien des Volkerstrafprozessrechts(Gottingen: Musterschmidt, 1953),p. 29.
[54]A. M. Danner, Enhancing the Legitimacy and Accountability of Prosecutorial Discretion at the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97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537 (2003).
[55]关于前南国际刑庭检察官是司法机构抑或仅只一方诉讼当事人的争论,See V. Mclnty-re, Equality of Arms-Defining Human Rights in the Jurisprud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 16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81 (2003).
[56]S. Zappala, Human Rights i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Proceeding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 42.
[57]0. Lagodny, Legitimation und Bedeutung des Standigen Internationalen Strafgerichtshofes, 113Zeitschrift fur die gesamte Strafrechtswissenschaft 813 (2001).
[58]R. Goldstone, Comments on the Office of the Prosecutor, March 24 2003;Contribution to anExpert Consultation Process on General Issues Relevant to the ICC Office of the Prosecutor. ICC-OTP,2003. p. 2, available at(visited 09 November, 2004)http: //www. icc-cpi. int/library/organs/otp/Goldstone. pdf.
[59]前南国际刑庭的完成工作策略,是指所有罪行的调查应在2004年完成,所有 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审案件应在2008年完成,法庭的所有工作应在2010年结束。See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1503(2003),adopted by the Security Council at its 4817th meeting, on 28 August 2003,S/RES/1503(2003),availabe at (visited 11 November, 2004) http : //www. un. org/chinese/aboutun/prinorgs/sc/sres/03/s1503. htm.
[60]C. K. Hall, Suggestions Concerning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Prosecutorial Policy and Strat-egy and External Relations, March 28 2003;Contribution to an Expert Consultation Process on GeneralIssues Relevant to the ICC Office of the Prosecutor, ICC-OTP 2003,p. 11,available at(visited 09 No-vember, 2004) http: //www. icc-cpi. int/library/organs/otp/hall. pdf;对前南国际刑庭不同检察官的追诉政策的详细论述,See R. Kerr,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 An Exercisein Law, Politics, and Diploma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75-207.
[61]A. McDonald and R. Haveman, Prosecutorial Discretion-Some Thoughts on‘Objectifying'the Exercise of Prosecutorial Discretion by the Prosecutor of the ICC,15 April2003;Expert ConsultationProcess on General Issues Relevant to the ICC Office of the Prosecutor, ICC-OTP 2003,p. 9,availableat(visited 09 November, 2004)http: //www. icc-cpi. int/library/organs/otp/mcdonald_ haveman. pdf.
[62]E. g. Danner, A. M. Danner, Enhancing the Legitimacy and Accountability of ProsecutorialDiscretion at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97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510-552(2003);A. M. Danner, Navigating Law and Politics: The Prosecu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and the Independent Counsel, 55 Stanford Law Review 1655-1656 (2003)。
[63]See Draft Regulations of the Office of the Prosecutor. Version: 3 June 2003;@ICC-OTP 2003(以下简称为:ICC-OTP Draft Regulations).
[64]ICC-OTP Draft Regulations。
[65]C. K. Hall, Suggestions concerning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Prosecutorial Policy and Strat-egy and External Relations, March 28 2003;Contribution to an expert consultation process on general is-sues relevant to the ICC Office of the Prosecutor, ICC-OTP 2003,p. 11-33,available at(visited 09 No-vember, 2004) http: //www. icc-cpi. int/library/organs/otp/hall. pdf;对检察官应考虑标准的进一步论述,See A. McDonald and R. Haveman, Prosecutorial Discretion-Some Thoughts on‘Objectifying'the Exercise of Prosecutorial Discretion by the Prosecutor of the ICC,15 April2003;Expert ConsultationProcess on General Issues Relevant to the ICC Office of the Prosecutor, ICC-OTP 2003,p. 9,availableat (visited 09 November, 2004) http: //www. icc-cpi. int/library/organs/otp/mcdonald_ haveman. pdf.对于国内司法机构公布追诉准则的评述,参见ICC-OTP Draft Regulations. p. 11-12。
[66]See A. Cassese, Th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Preliminary Reflections,10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68,(1999).
[67]See A. Cassese, Th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Preliminary Reflections, 10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168,(1999).;0. Lagodny, Legitimation und Bedeutung desStandigen Internationalen Strafgerichtshofes, 113 Zeitschrift fur die gesamte Strafrechtswissenschaft 812(2001).
[68]S. Zappala, Human Rights i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Proceeding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 40.
[69]W. A. Schaba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2001,pp. 116-117;See K. Ambos, Internatiorucl Criminal Procedure: Adversaria, Inquisitoria orMixed? 3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Review, 9, (2003).
[70]在这方面,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有别于前南国际刑庭规约,后者没有规定检察官有主动调查有利于被告人证据的义务。比较:M. Bergsmo and P. Kruger, ‘Article 54' , in 0. Triffterer( ed.),Commentary on the Rome Statute of the Int二tional Criminal Court: Observer'sNotes, Articleby Article(Baden-Baden: Nomos, 1999) 718.
[71]S. Zappala, Human Rights i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Proceeding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 40-42.
[72]S. Zappala, Human Rights i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Proceeding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 42.
[73]Interview with Louise Arbour, Limits to the concept of disclosure of evidence must be agreed.20. 02. 2001(on file with the author).
[74]V. Tochilovsdy, Proceedingsin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 Some Lessons to Learn formICTY Exerience, 10 European Journal of Crime, Criminal Law and Criminal Justice, 269, (2002).
[75]S. Zappala, Human Rights i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Proceeding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 41.
[76]M. Findlay, Internationalised Criminal Trial and Access to Justice, 2 International CriminalLaw Reivew, 255,(2002);M. Findlay, Synthesis in Trial Procedures? The Experience of InternationalCriminal Tribunals, 50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42, (2001).
[77]根据问题产生的阶段,该问题或者由预审分庭或者由审判分庭决定。
[78]Human Rights Watch, Commentary to the second Preparatory Commission on rules of procedureand elements of crimes, July 1999, available at http: //www. icenow. org.
[79]H. Brady, Disclosure of Evidence,in Lee(ed.),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Elementsof Crimes and Rules of Procedure and Evidence(New York: Transnational Publischers, 2001)pp. 403-426.
[80]Prosecutor v. Blaskic, IT-95-14-T, Decision, 27.01. 1997,para. 29, 50; See L. C. Vohrah,Lal Chand, Chapter 13,Pre-Trial Procedures and Practices, in G. K. McDonald and 0. Swaak-Goldman(eds.),Substantive and Procedural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The Hague: Nijhoff, 2000,Vol. I, pp. 519-520.
[81]国际刑事法院预备委员会于1998年根据《罗马会议最后文件》的一项决议成立。
[82]H. Brady, Disclosure of Evidence in Lee(ed.)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Elements ofCrimes and Rules of Procedure and Evidence(New York:Transnational Publischers, 2001),pp. 412-413.
[83]《前南国际刑庭程序和证据规则》第1条,《卢旺达国际刑庭程序和证据规则》第15条。
[84]Commentary to Article I1,para. 6, p. 261,ILC-Report 1993.
[85]See J. R. W. D. Jones, The Office of the Prosecutor, inA.Cassese, P. Gaeta and Jones(eds.),The 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ACommentary, Oxford UniversityPress, 2002, Vol. I, p.273.
[86]L. S. Wexler (ed.),Model Draft Statute for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based on the Pre-paratory Committee' s Text to the Diplomatic Conference, Rome, June 15-July 17 1998,p. 74.
[87]C. Steains, Situations that May Affect the Functioning of the Court, in R. S. Lee(ed),The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Elements of Crimes and Rules of Procedure and Evidence(New York:Transnational Publischers, 2001)p. 300.
[88]《程序和证据规则》,第35条。
[89]《程序和证据规则》,第24条第2款第1项。
[90]《程序和证据规则》,第42条第6款。
[91]K. Tolksdorf, Mitwirkungsverbot fur den befangenen Staatsanwalt(Berlin: Duncker&Hum-blot, 1989),p. 27.
[92]K. Tolksdorf, Mitwirkungsverbot fur den befangenen Staatsanwalt(Berlin: Duncker&Hum-blot, 1989),p. 30.
[93]R. S. Lee, Creating a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Of procedures and Compromises, in H.A. M. Von Hebel, J. G. Lammers, and J. Schukking, Reflections on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Essays in Honour of Adriaan Bos 141-152 (The Hague: T. M. C. Asser Press, 1999).
[94]See G. Turone,‘Powers and Duties of the Prosecutor’,in Cassese, Gaeta, and Jones(eds.),The 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 Commenta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Vol. II pp. 1137-1203,p. 1140.
[95]Cf. K. Rackwitz, Working in the Office of the Prosecutor, Auswsrtiges Amt, IStGH-Bewerberin-formationsseminar 11. /12. Januar 2003 30-44, p. 30, available at(visited 09 November, 2004)ht-tp://www.auswaertiges-amt. de/www/de/infoservice/download/pdf/vn/istgh_ seminar/rackwitz.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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