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学有光荣的历史，那也是我们人大法学院的历史。人民大学是陕北公学的延续。陕北公学创办于1937年7月，1948年8月，中央决定陕北公学等四校联合成立华北联合大学。期间1945年11月到1948年8月，晋冀鲁豫边区也成立了一个大学，叫北方大学。1948年8月，北方大学和华北联合大学合并，成立了华北大学，1949年12月中国人民大学成立。
要知道陕北公学也好，华北联合大学也好，北方大学也好，华北大学也好，实际上都是一个综合性的“面向进步青年的社会性大学”。所以我们人民大学一向是这样的，人员来自各方面，然后有分有合。鲁艺合并到陕北公学来了，各方面的人才都结合进来，可以说工农文理医都有。像现在的理工大学实际上是从原来延安分过来的，现在的音乐学院是从华北大学分出去的，戏剧学院、舞蹈学院、外交学院、外贸学院，都是从人民大学分出去的，实际上我们是“母机”，我们的法律系也是起了“母机”的作用，现在包括北京大学法律系、西南、中南、华东，老师、干部基本上都是我们这里培养出去的。
三校合并成立中国人民大学
北平刚一解放，1949年的1月31日，我去西直门迎接解放军先头部队入城，在西直门换岗，解放军有六七十号人进城住在铁狮子胡同一号，我们一直陪着他们走，一路唱歌，那个场面是很感人的。
解放前，我在朝阳大学学习，也叫朝阳学院。因为1937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有一个指示，你要叫大学必须有三个学院，当时朝阳只有政治系、法律系、司法组、经济系，还不能成为一个大学，只能够一个学院，所以从1937年朝阳大学就改叫朝阳学院了。我在司法组学习，解放那年正好3年级了。实际上在朝阳那3年我并没有很好地学习，主要的精力是搞学生运动。本来我是不想学法律的，我是想学音乐的，因为要考一个公费的，司法组是公费，我和我的好同学（喜好音乐的）说好了，第二年就转到北师大学音乐。但是第二年我走不了啦，进步学生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我在学生运动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就一直留在那里。
1949年11月，中央就有要办中国人民大学的意见了。1949年11月刘少奇写信给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提议以华北大学、革命大学及中国政法大学三校合并为基础，成立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49年12月11日作出决定，以华北大学为基础，合并中国政法大学，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抽调部分干部成立中国人民大学。
那时候的系主任是何思敬，朱世英同志任系副主任。何老原来是中山大学的教授，是中共党员，曾经参加过国民党，后来他到了延安，在陕北公学院也任课。毛主席到重庆谈判，他是法律顾问，毛主席说他是中国 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流的法学家。
解放后，据说是周总理问何老，你愿意做什么工作？何老说我还是愿意到学校工作，搞一些研究，后来就到了人民大学，1949年上半年，法律外交教研室开始在鸦儿胡同，后来就搬到百米斜街。中国政法大学要合并到人大，一部分到中央政法干校，新法学研究院基本上归政法干校管，在海运仓平行的一个胡同里有一个地方；二部三部来了人大，当时我还想去搞音乐，组织上也同意了，我就来人大报道，到人民大学文工团。
华北大学有三个团，一团、二团、三团，一团、二团比较偏重文艺创作，或者戏剧或者音乐舞蹈，但也没多大区别，需要什么搞什么。我就到了三团了，我到人大报名时接待我的是刘一心，行政事务部的副部长，正部长是鲍建章。
这时候就有一个问题了，人民大学养这么一个文工团，是业余的还是专业的？你说业余的吧，你得拿国家的供给，你说专业的吧，人民大学又没有这么一个专业，不是像人家戏剧学院、音乐学院，我那时候也闹情绪，本来想去那里学习学习，也没学成。就在这个时候，苏联专家要来，法律系要找学过法律的人当研究生。我的档案都在学校里，而且我们也归研究部管。研究部一看我是学过法律的，又是地下党，就要了我。
人大法学院的四个发展阶段
那个时候，苏联专家来了， 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批专家研究法理的，叫谢米里亨，是白俄罗斯人，他和夫人都来了，而且他是法律系苏联专家的组长。
当时中央给人民大学的办学方针是两条，叫做理论与实践相联系，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相结合。刘少奇同志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学典礼上讲了这么一段话，他说“人民大学是新中国 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个新型正规的大学，是以前没有过的大学，中国将来的许多大学，都要学习中国人民大学的经验”。当时文科的主要内容是马列主义、经济、法律。我记得当时很多老先生都到人民大学来听课，像吴恩裕、龚祥瑞、芮沐、王铁崖等先生，用的教材是苏联教材，像法理，当时叫做“国家与法权理论”，这个是把苏联的教材翻译过来的 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本，教材最开始是活页，因为来不及把整本书翻译过来，之后重新校订才印成这么一本教材，后来又翻译过一本更新的，然后就自己写了。但当时就很注意结合中国实际了，如讲到了董老讲的加强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环节是依法办事，依法办事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我们在教材里又加了个“违法必究”，后来又有了“执法必严”。
要研究人大法学院60年，我认为分为四个阶段比较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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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阶段：筹备阶段，1949年12月到1950年9月（正式开学）。
第二个阶段：全面学习苏联阶段，1950年9月到1956年八大。
第三阶段：1957年到1962年。我记得反右那一年就没有招生，我还清楚地记得林希翎（原名程海果）是我们这里的学生，是1953年入学的，因为崇拜李希凡、蓝翎，故其笔名叫“林希翎”，在文艺理论方面发表文章，得到文艺界领导的赞赏，包括吴老也给她批一间小屋，以便其写作。在反右当时，她成了全国学生中有名的大右派，法律系的学生与她有牵连的有些也被划为右派。随后，1958年也招生很少，1959年更少了，到1960年也就只招一个班、几十个人了。1961年、62年两年没招生。
第四个阶段：文革期间和这后30年。回想这些年，走过来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走过来了，要办成一件事，真正的要办成一件事，是要付出的，而且这个付出也是有意义的。
有生之年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我觉得我们法学院现在好像大了，红楼梦有一句话，大有大的难处。大元他们还是很兢兢业业的，包括让我们来讲讲也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很感谢。在我有生之年，能做多少做多少。如果哪一天闭眼的时候，我也很安心，有了好的接班人，我们人民大学法学院一定会越办越好。
我觉得我们法学院今后要搞好，还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加强革命的团结，要正确地看待我们的经验、教训和历史。总结这一段历史很有意义，历史当中有些同志难免在一定时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要更宽厚一些。我还是很同意郭影秋校长的意见，在文革之前郭校长来到人大，我已经去搞四清了，我听说人大法律系闹得很厉害。郭校长专门派他的夫人林静同志（监委书记）到法律系来调查，结果认为不是那么回事，他提出要“团结为主向前看”。后来很快就来了文化大革命，郭影秋当时当了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学生把他揪回来斗，这是他的一条罪证，说他是“阶级斗争熄灭论”。
马克思主义是要讲阶级的，要有阶级分析的，但要看什么情况，要如实地认识问题，非得找一个敌人？多找几个朋友好，还是多找几个敌人好？我看多找几个朋友好。看到谁都像是敌人，这有什么好处啊？和外国人一起，我觉得也是多拉几个朋友好，不要一见面就说人家是帝国主义分子，这还怎么说话？人家搞人家的资本主义，咱们要搞社会主义，当然是不一样了。问题是，哪些地方可以相通，哪些地方可以不一样。人家搞人家那一套，讲波斯纳法经济学，法经济学讲的是资本主义那一套道理，里边是不是也有一点可用的呢？说了半天，你讲的是资本主义道理，我问你到底他的东西给我们有什么借鉴有什么用，没有？一点没有？这有什么进步？这个思想容易僵化，这怎么前进啊？
我很同意党中央现在提的方针，从小平同志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现在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我们要以这些理论成果为指导，我觉得法学院还是很有潜力的。别人说我们排名排在前边，我也不管你，我还得好好努力，不要因为排在前边就飘飘然了。别人不给你排在前面，那也没关系嘛，你不排在前面，我实际在前面，看你是不是真的在前面，你真的在前面，人家不给你排在前面，你还是在前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孙国华）
出处：法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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