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东部/中西部及周边国家FDI区位优势比较

　　内容提要　通过对我国沿海地区与中部、西部、周边国家越南、印度的投资环境比较，分析我国不同地区之间，以及不同地区与周边国家之间的FDI区位优势，提出我国中西部地区应抓住机遇，更好地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FDI转移，以加快工业化进程，化解就业压力。
　　关键词　FDI　区位优势　产业转移
　　
　　一、我国东部FDI向中西部及周边国家转移的现状
　　
　　由于外商直接投资(FDI)有利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我国一直重视对FDI的吸引和利用。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发展迅速，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劳动力成本低廉，吸引外资的政策优惠，我国已连续多年成为世界上吸收FDI最多的国家。虽然FDI发展迅速，但FDI在我国的分布非常不均衡。从区域分布来看，85％左右的FDI分布在以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地区。
　
　　近年来，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不断改善，相对优势有所上升，引导外资转移的市场条件开始形成，而且政府因势利导，加大了引导和鼓励力度。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FDI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集中投向湖南、湖北、江西、四川和重庆等地，尤其是上述省市交通便利、信息沟通快捷、劳工成本较低的中心经济区，成为吸引沿海地区FDI的新热点。2008年，中部和西部地区吸收外资分别为66.2和74.4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36.4％和79.8％，比全国的平均水平高12.8和56.2个百分点。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FDI除了向中西部转移外，也谋求向周边国家转移。《2007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全球最有吸引力的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是中国和印度，东亚、南亚和东南亚吸引力增强。印度、越南、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地成为我国东部沿海外资企业转移投资的目标地。尤其是以印度、越南为代表的周边国家制定了一系列鼓励FDI的政策，对我国沿海地区的FDI有一定的吸引力。印度自20世纪90年代经济改革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发展迅速。1990-1995年外商投资额仅为25.41亿美元，1999年上升到21.68亿美元。随着印度吸引外资政策放宽，政府制定了较多优惠政策和鼓励措施。21世纪以来，印度外商直接投资额呈现出跳跃式增长态势。2001年投资额达54，72亿美元，是1999年的近三倍。2007年流入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229.50亿美元。显然，21世纪以来，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规模扩大，发展速度加快。越南自1986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政治和社会稳定，国际和周边环境良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外资政策比较宽松，投资环境不断改善。1990年外商直接投资只有1.8亿美元，2001年达到12亿美元，2007年为67亿美元，对越南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为16％，为国家财政提供收入15亿美元，创造120多万个劳动就业机会。外商投资有力促进越南经济结构的转变，推动重点经济区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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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东部、中西部及周边国家区位优势比较
　　
　　(一)经济发展水平
　　一般而言，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市场规模和成长潜力越大，对FDI的吸引力就越大。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或市场规模与FDI流入量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外商更愿意选择市场容量较大的地区，以便接近消费者和要素市场，减少运输成本，获得有关市场需求的信息。经济发展水平可由GDP和人均GDP来衡量。表2显示我国东部、中西部及周边国家2001-2007年的GDP与人均GDP。

　　从表2中可以看出，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在GDP总量和人均GDP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东部沿海地区面积占全国的13.5％，却集中了全国人口的40％以上，国内生产总值的60％。2001年，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人均GDP分别为1604美元和698美元，东部是中西部的2.3倍。而到了2007年，这一差距进一步拉大，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人均GDP分别为4150美元和1410美元，东部是中西部的2.9倍。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的经济发展迅速，2001年的GDP总量为4778.49亿美元，2007年过万亿美元，达到了11768.90亿美元。GDP增长率保持在7-8％左右，其中2006年达到了10％。但印度由于人口众多，2001年人均GDP只有463美元，但2007年上升到1046美元。一些投资机构在关于印度的研究报告中认为印度经济具有内在的动力，并证实印度具有经济发展潜力。同期，越南的经济也保持高速增长，近年来GDP增长率保持在7-8％左右，远高于东盟其他国家，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越南的人均GDP从2001年的415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806美元，六年间几乎翻了一番。虽然印度和越南经济上取得重大成就，但与我国中西部相比仍有劣势，与我国东部的差距就更大。
　　
　　(二)市场开放程度
　　市场开放程度是影响FDI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需要对东道国市场、法规、经济和文化等因素进行全面的了解，外商面临着较高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开放程度越高，与国外的联系越紧密，外商对该地区的了解就越深入。较高的市场开放程度会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有利于吸引FDI。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外贸依存度，即进出口贸易额占GDP的比重，可以反映该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开放程度。
　　从表3中可以看出，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市场开放程度远远高于中西部。2001年东部沿海的进出口贸易额为4701.26亿美元，中西部地区只有396.43亿美元，东部和中西部的贸易依存度分别为61％和7％，东部是中西部的9倍左右。但随着我国中西部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程度，2007年中西部的进出口贸易额发展到1805，14亿美元，贸易依存度达到了16％，比2001年大幅度提高。
　　印度独立后一开始对外贸实行直接管制，20世纪90年代对外贸政策进行调整，采取促进出口的政策，目前进一步采取全方位的措施来促进外贸的发展。2001年印度的对外贸易额是1261，86亿美元，外贸依存度是27％，2007年对外贸易额提高到5399.90亿美元，外贸依存度达到46％。印度的对外贸易在七年间增长了三倍多，市场开放程度有了大幅度提高。
　　目前越南已同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对外贸易保持较快发展。2001年越南的对外贸易额是364，46亿美元，外贸依存度是112％。2006年11月7日越南正式加入WTO，同年12月9日美国给予越南永久正常贸易国待遇，另外越南已同有关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多项经贸合作协定，这些都有利于越南对外经贸的发展。2007年越南的对外贸易额达到了1146.41亿美元，外贸依存度高达167％。
　　
　　(三)基础设施
　　完善、健全的基础设施可以把生产过程中的各个阶段联合成统一的整体，有利于外资企业降低运输成本和信息成本，提高投资收益，基础设施越完善，对FDI的吸引力越大。
　　由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薄弱，投资能力有限，其基础设施的质量和数量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存在明显劣势。以交通运输设施为例，西部地区的交通运输线路综合密度为29公里/平方公里，而东部地区为1597公里/平方公里，是西部的55倍；西部地区的铁路密度仅为东部地区的17％。但是基础设施条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提速，交通运输状况改善，水、电、通讯等供给能力的提高，中西部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会增强。 

　　印度的基础设施已成为引进外资的瓶颈。印度自独立以来，虽然在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随着其人口的不断增加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现有的基础设施已不能满足需要。例如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发展使得印度目前所有的港口都出现了拥堵状况，印度糟糕的电力状况使得公司的生产附加值损失达9％。从表4中可以看出，2006年印度的电话线和互联网用户都远远低于中国的水平。印度基础设施方面的问题降低了外资的投资意愿。
　　越南的地理位置优越，有320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全国半数以上的省市临海。越南海港较多，陆路直达中南半岛其他国家，交通非常便捷。越南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较快，铁路总长约2671公里，公路总长约22万公里，水路总长约1.1万公里，全国共有机场90个。截至2007年底，越南固定和移动电话用户率为每百人34部，互联网用户为每百人2l户。虽然越南政府一直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但越南的交通等基础设施仍较为落后，高速公路建设较差，铁路只是米轨，无法重载，速度也很慢。越南较为落后的基础设施导致外商投资成本较高，对吸引FDI不利。
　　
　　(四)政府效率与政策环境
　　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对FDI有较大的影响，政府效率越高，外商直接投资的成本就越小，进而收益就越大。政策环境也是吸引外商投资的重要因素。一个地区给予外资的优惠政策越多，对外商的吸引力越大。
　　根据地方政府的人员规模、工资规模、支出规模和消费规模等指标衡量的政府行政效率来看，东部沿海地区政府行政效率比中西部地区高。中西部地区政府机构庞大，行政能力较弱，行政效率较低，这势必增加当地政府的负担，不利于吸引外资。在外资政策方面，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自改革开放以来就得到大量优惠政策，为大规模吸引外资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如20世纪90年代初，珠江三角洲给予了外资很多的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FDI，如15％的外资企业所得税率、免征地方所得税、“两免三减半”等。不过，随着“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中西部地区也制定了相当多的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从而促使FDI向我国中西部地区转移。

　　20世纪90年代后，印度改变了以往对FDI的限制，实行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鼓励政策。近年来，印度放松了外国直接投资的比例，进一步扩大外国直接投资的领域，放松对技术进口的限制。另外，印度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体系日臻完善，法规不断合理，管理机构逐渐完备。虽然印度的经济体制在逐步完善，但在引进利用外资方面，一些制度性的障碍依然存在。如印度的一些政府部门工作效率低下，影响了其投资环境。
　　越南不断完善外商投资政策，改善投资环境。越南于1987年制定了《外商投资法》，2006年7月1日实施内外资统一的新《外商投资法》，扩大了外商投资的自主权限，增加了投资形式。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进一步加强，外商投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专门设立外国投资管理局，同时简化政府审批手续，下放审批权限。但越南在吸引外资政策的具体执行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一方面是吸引外资政策不够透明，另一方面是外资申请手续繁琐。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五)劳动力因素
　　劳动力是FDI在区位选择上重点考虑的一个因素，劳动力包括劳动力成本和劳动力质量两个方面的因素。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拥有丰富而廉价劳动力的地区比其他地区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上更有优势。
　　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造成了我国沿海地区的劳动力市场不仅从数量还是从质量都优于内地。但是近年来，长三角、珠三角的劳动力市场求大于供，特别是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使得企业用工成本又有所增加。以职工平均工资衡量的劳动力成本显示，东部沿海地区的工资水平远高于中西部。我国中西部较低工资成本也是东部沿海FDI转移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劳动力质量是外商直接投资极为看重的一个因素，东部沿海地区拥有国内一流的高校和科研机构，产业工人和科研技术人员的素质较高，这也是一些技术密集型的外资企业宁愿选择工资成本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的原因。
　　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劳动力资源丰富。据印度科技部统计：印度拥有2亿知识分子，2007年15岁及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为66％；目前在研发机构中从业人员达30万人，其中30％从事研发工作；印度拥有工程师类技术人才约200万，每年还有30万工程师从学校毕业，居业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另外英语是印度商业语言，会讲英语人数居世界第二位。但印度的劳动用工制度十分严格，解雇工人非常困难，印度工会的势力也很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劳动力成本。而且印度在劳动生产率方面也比较落后，据测算，尽管平均工资比中国低25％左右，但每个工人的产出却比中国低50％。
　
　　越南劳动力资源丰富，现拥有8600多万人口，65岁以上人口只占5.6％，劳动力人数占总人口的60％，平均年龄只有24.5岁。全国人口识字率已经达到了94％，大多数人完成高中教育，是东盟国家中人口识字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在今后的若干年里，越南会一直拥有充足的廉价劳动力，相对于正在步入“老龄化”的中国，越南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将愈发明显。越南的劳动力很廉价，月平均工资约55美元，河内和胡志明市劳动力月平均工资为120-136美元。一般工人的月薪只有35-130美元，技术和业务人员的月薪也只在100-140美元左右，中层管理人员的月薪在250-400美元左右。
　　
　　(六)产业聚集
　　产业聚集可通过多种途径，

如降低成本、加剧竞争和促进创新来提高整个区域的竞争能力，并形成对区域外企业的吸引力。产业聚集对FDI的区位选择有着重要的正面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城市和行业的规模经济效益方面。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吸引和利用外资起步较早，已形成了良好的产业聚集效应。如长江三角洲地区凭借较高的经济增长活力，成为资金流、人才流、商品流、技术流和信息流交汇之地，并形成产业群落、企业群落与市场群落之间相依相伴、相辅相成的共生关系。珠江三角洲地区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便利的进出口条件，加工贸易得到大力发展，其特定的产业集聚吸引了大量相关的FDI，成为世界IT产品的主要加工基地之一。从我国各地区产业集群的发展状况来看，东部沿海地区产业集群起步早、发展快，而中西部地区的产业集群发展明显滞后，这也是FDI偏重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原因之一。
　　印度的产业聚集程度只在少数行业较高，大部分行业的聚集程度较差。印度的服务业比重远高于第二产业，其中软件业的发展最为突出。据印度全国软件和服务业企业联合会的报告，印度以技术支持服务、研发和软件制造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产业产值占到印度国民生产总值的4.8％。据统计，2004-2005年度，印度信息技术及相关服务业的年产值为280亿美元，软件、信息技术服务及相关服务业占78.7％。印度信息技术产业聚集程度较高，班加罗尔已成为印度软件之都，被誉为世界十大硅谷之一。这种聚集效应吸引了世界各国大量的信息技术企业，极大地增强了印度在引进FDI方面的优势。信息技术产业成为目前印度引进FDI的关键产业。
　　越南的产业聚集程度较差，对FDI的吸引力不强。最初由于基础设施落后，政府制定优惠政策鼓励FDI流入基础设施领域，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更多的国外资金开始投资于越南的房地产业，FDI在房地产领域的投资比例很高。1998年以后，通过政府加强对外资结构的调整和引导以及市场自身的调节和发展，使投资结构得到逐步改变，投向工业领域的比例呈逐年上升趋势。
　　通过对我国东部、中西部、印度和越南吸引外资的区位优势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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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我国东部与中西部比较：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开放程度、基础设施、政府效率与政策环境、劳动力素质、产业聚集比中西部强，劳动力成本比中西部高。
　　第二，我国东部与印度比较：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开放市场、基础设施、产业聚集比印度强，劳动力成本与素质与印度持平，政府效率与政策环境比印度弱。
　　第三，我国东部与越南比较：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开放程度、基础设施、产业聚集、政府效率与政策环境比越南强，劳动力素质与越南持平，劳动力成本比越南高。
　　第四，我国中西部与印度比较：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开放程度、基础设施比印度强，劳动力成本与素质、产业聚集持平，政府效率与政策环境比印度弱。
　　第五，我国中西部与越南比较：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开放程度、基础设施比越南强，劳动力成本与素质、产业聚集、政府效率与政策环境持平。
　　
　　三、促进FDI向我国中西部转移的对策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由于周边国家FDI的综合配套能力相对不足，产业链不完整，成本优势不明显，东部沿海FDI向周边国家尚未形成大规模的转移趋势。因此，我国中西部地区应抓住机遇，逐步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扩大开放的领域和范围，为外资进入创造良好环境，更好地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FDI转移，以加快中西部工业化进程，化解就业压力。
　　
　　(一)重视利用外资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
　　我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国家，在产业上表现为发达的现代产业部门与落后的传统产业部门并存，在地域上表现为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和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并存。这就意味着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应当重视利用外资企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当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起来，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遇到挑战，沿海劳动密集型的外资企业谋求外移时，中西部广大地区却存在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因此，只有认识到我国的特殊国情，认识到利用外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重要性，才能排除中西部承接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FDI的顾虑，制定出大胆吸收沿海FDI转移的政策，促进沿海FDI向中西部转移。
　　
　　(二)明确由中部地区承接沿海FDI转移
　　东部沿海地区的FDI在向中西部转移时，应明确转移的重点区域。就中部和西部相比，中部具有较低的物流运输成本，且产业和企业配套能力、市场环境、基础设施等具有优势。因此，在区域竞争上，中部综合优势较明显，明确由中部地区承接沿海FDI转移更现实。如果我国区域政策不明确，容易造成中部和西部相互竞争的局面，导致外资转移分散，难以形成聚集效应，降低沿海FDI转移的效益，进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些外资向我国周边国家转移。
　　
　　(三)促进中部地区形成集聚效应
　　东部沿海FDI向中部地区转移的关键在于中部能否形成集聚效应，降低FDI的转移成本。FDI分散转移会造成企业过高的成本，因为分散在新区域的企业面临的市场规模太小，产业链不完整，区域企业整体配套能力不足，中间产品投入成本太高，这样会导致外部不经济。因此，应致力于培育中部区域中心，作为承接沿海FDI转移的核心区域，促进中部地区形成集聚效应。目前，中央已经决定把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作为国家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庆作为国家统筹城乡配合改革试验区，这些区域通过政策倾斜可以形成沿海FDI转移的中心区域，产生集聚效应，降低FDI转移的成本。
　　
　　(四)在中部地区培育完整产业链
　　完整的产业链是中部地区吸引沿海FDI转移的重要因素。然而，目前中部地区产业链不完整，产业和企业配套能力不足，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沿海FDI的转移。因此，中部地区在创造良好投资环境承接沿海FDI转移过程中，应充分利用当地原有的产业基础，在吸引主导产业进入的同时，注意吸引上下游配套产业，迅速形成相对完善的产业链，提高产业配套能力，进而形成沿海FDI转移和中部地区产业链完善的良性互动。
　　
　　(五)降低中部地区FDI的投资成本
　　目前中部地区在投资环境方面的劣势仍非常明显，因此努力降低FDI的投资成本，提高FDI投资回报率是中部地区吸引FDI的关键。首先要降低物流运输成本，推动物流业的发展，减少乃至取消道路收费，规范运输市场秩序是重要手段。其次要降低劳动力成本，中部地区必须消除劳动力流动障碍，促进敬业竞争，增加政府在提高劳动者技能和就业能力方面的投入，保持劳动力成本的竞争优势。再次要降低土地成本，中部地区政府应该控制投资经营用地价格的过快上涨。此外，中部地区加快体制改革，提高政府服务水平和效率，增强金融支持能力，也有利于降低FDI投资成本，增强对沿海FDI转移的吸引力。
　　
　　
　　参考文献：
　　肖文、林高榜：产业集聚和外国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一基于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视角，《国际贸易问题》，2008年第7期。
　　桑百川、王拾：外商撤资的原因与演变趋势，《国际经济合作》，2007年第ll期。
　　韩琪、陈幸玉：中国与印度利用FDI比较分析，《国际经济合作》，2007年第9期。
　　綦建红、李鸿：中国与印度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与启示，《亚太经济》。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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