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注：该文作者：石佑启
载于：《行政法论丛》第五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该文很是“专业”，一上来就开始“从国外谈起”。
在介绍英国的相关情况时，该文提及“乘客宪章、纳税者宪章、旅行者宪章、病人宪章、求职者宪章等”，只是不知这些宪章的制定者是谁？这些宪章又约束谁？除了纳税者宪章有可能是税务局制定的之外，其余的宪章好像、似乎、也许、大概分别是由：运输企业、旅游企业、医疗机构、职业中介等组织制定的吧？这些“闲杂人等”与政府进而与行政服务又有何干？
此外，将“政府部门、公共服务部门和已私有化的垄断性公用事业”三种属性截然不同的社会组织置于并驾齐驱的地位，又是为了什么？与该文论题相符吗？
在介绍意大利的相关情况时，该文提及“一些大型机构、学校、地方医疗机构和其他部门以此作为范本来保证公共服务的规范”，上述社会组织能与政府进而与行政服务挂上钩么？
基础的前置问题：何谓行政服务？公共服务的主体是谁？公共部门指向何方？等等，居然被该文给忽略了、省略了。于是：票友、客串、龙套你方唱罢我登台，好不热闹。也许该文作者原本就是想要熬制“一锅粥”——五味杂陈的八宝粥。
行政民主（或民主行政）是荒唐至极的想法和说法（该文曰：“政府的公共行政活动必须遵循和体现民主原则和民主精神。”）。民主，成了政治正确的标签，哪贴哪灵、一贴就灵。殊不知，民主是有着自身特定的适用空间的。只有决策（即立法）领域才涉及民主与否的问题，而执行（即行政）领域则与民主无关。但愿，不要再冒出“司法民主”这样的黑色幽默。
牲口，是人们喂养后为人们服务的。在人与牲口之间，肯定不存在“资源交换关系和互利行为”。喂食，并非资源交换或互利，因为牲口得以存在本身就是单纯为了满足人的功利目的，而不是处于与人等价地位的资源交换主体。恰如，给机器上机油，显然不能认为是人与机器之间的“资源交换关系和互利行为”。同理，国家机器（具体表现为各种国家机关），不过就是国民“生产制造”出来为国民服务的“工具”罢了，怎么可能、应该与国民进行“资源交换关系和互利行为”呢？
该文所谓的行政机关的服务承诺（以成文、公示的方式来体现），实属词不达意，这分明就是行政机关自己制定的约束自身（间或约束相对人）的行为规范，与承诺何干？
至于该种规范是否能够起到“弥补行政法规范本身规定之不足”之功效，还不要过早的下结论，还是要以其不违反上位规范为前提。制定新的规范，并非总是“好事”：目的动机就有好坏之分；即使初衷良好，还要能够胜任。
该文认为（其实也是“借鉴”他人，参见罗豪才、甘雯：《行政法的“平衡”及“平衡论”范畴》，载于《中国法学》1996年第4期。）：“积极行政的要求是：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之。”这分明就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尽管积极行政是事实行为，而非法律行为（依上述引文：“积极行政是指对相对方的权利义务不产生直接影响的行政。”），但也应尽量做到有法可依，至少要秉承法的精神和原则。积极行政绝对不是法律的世外桃源。其实，各种“服务承诺”，就是不断细化、明确的规范各种行政（自然包括积极行政）的规则体系。没有法律的陪伴，积极行政应缓行；即使有了法律的调整，积极行政也应限行。现实中的行政，不是缺少而恰恰是充斥着长官和小吏的无所依归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依法行政，那是在各种官样文章中使用的词汇；工作中，自然是依“老子（并非李聃）意志”行政啦。
额外（法律规定之外）的服务，如果能够满足实际需求，老百姓也许并不反感。但实际中，额外的往往不是服务而是“黑手”，法律规定之外：要么违反法律，要么超越法律。在服务与“黑手”并存的情况下，没有规范的额外，还是打住为好。毕竟，行政追求的是合法，而非效益。
服务承诺满天飞，百花齐放、五彩缤纷，好像赶时髦一样，各行政机关争先恐后，各自为政。虽然“各村有各村的高招”，但难免参差不齐，甚至朝令夕改、人亡政息（更换首长）。乱哄哄的一窝蜂，热闹倒是蛮热闹，只是很难长久、稳定。
服务承诺，终究不是规则之治，而是人治的变相体现。行将不远矣。
服务承诺的法律效力有待明确。一种近似的可能：其效力等同于其他规范性文件。至于违反承诺的行为是否可诉（当然是行政诉讼），恐怕应该视具体情况而定，而不能一刀切，都认定为不履行法定职责。毕竟，承诺与法律规定还是很有距离的。
空话、套话，充斥该文。无新意、无创见，当属下品。（北京农学院政法系·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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