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注：该文作者：何海波
载于：《行政法论丛》第五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自治，自我治理也。治理的对象，自然是自我的内部事务。恰如，每一个自然人都是自治的（无行为能力者例外），治理的是自己，而不是别人。任何一个独立的主体，都是自治体。同时，自治体本身并不因自治而天然排斥、抵制外来作用于自治体的治理。立法者对外来治理与内部自治的关系须谨慎处理，至于对自治体的外部管理则与普通行政管理无异。
自治与民主，并不具有天然对应关系。自治的对称是——他治，民主的对称是——专制。完全可能出现专制的自治。
村委会是国家“自费而可靠的代理人”吗？这个世界上有自费而可靠的代理人吗？村委会不由国家“供养”，当属自费无疑。只是是不是国家的代理人，倒是可以深入探讨一下。
村民自治的意愿，是内部滋生的，还是外部强加的？自治所达到的效果，是村民的欲求，还是外部的期望？在农耕文明逐渐瓦解、生产方式逐渐更新、农业人口不断减少的乡村，治与不治的区别到底大不大呢？村民也好，村民的集合也罢，从来都是官府的管理对象，他们自己到底要不要自我治理呢？他们的所谓的自我治理能不成为官府治理的替代呢？
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缺少交往，也缺少合意；缺少财富，也缺少交易。企图让农民们联合起来，是缺乏内在动力的。也许农耕文明根本就很难对应现代的民主政治。自治的欲求原本是针对抵制外部的治理而言的。自治是自我能力强化、自我意识彰显的表现。自治阻却外治（外部对内部事务的管理，而不是拒绝对自治体的管理，除非自治体已经强大到可以与外部管理主体相抗衡的地步。）。
现在的农村，俨然已经成为“老弱病残”留守处、“蛋白质”（笨蛋、白痴加弱智）集中营。但凡有点出息，谁还不展翅高飞呀？功成名就之后的衣锦还乡、荣归故里的景象也极少发生了。如果说农村还有什么“魅力”、“吸引力”可言的话，就剩下尚待开发的自然资源了。农村已经不是指经营方式和经济实体了，而是指城市以外的广阔的地域空间。
众多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村委会职责的规定，不应简单理解为是对村委会的授权，更不应将此权理解为行政权。这其中大部分对村委会的义务性规定，是将村委会作为行政相对人或者法律的遵守者来对待的。另有部分“授权”规定，也是确认村委会享有的一些具体的内部管理权。如此众多的“绳索”，必将把村委会“捆绑”的服服帖帖。村委会本身是不是行政主体，其实反倒不重要了，只要将村委会置于密如蛛网的法律控制之下，官府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村委会到底是不是自掏腰包的“狗腿子”？这的确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北京农学院政法系·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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