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效用最大化法则的修正

　　摘要:随着经济学与心理学及社会学的深入交叉,众多研究发现增加财富并不一定能增加幸福,以幸福最大化作为人类行为决策的最终目的成为幸福经济学最新研究对象。应用幸福经济学前沿理论,分析了效用曲线的演变发展,进而对微观个体行为决策提出措施和建议。

　　关键词: 幸福;效用最大化法则;行为决策;幸福效用

　　自马歇尔(1890) 起,传统经济学认为财富的增加就能带来效用的增加,即导向幸福。人们遵照这一前提假设,围绕着帕雷托最优下的效用最大化理论来建立模型和指导微观经济及公共经济决策,这使得经济增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个人和国家发展的核心要务。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开始意识到收入的增加并不一定能给自己带来幸福,有时收入增加甚至影响到家庭乃至个人健康,反而降低了幸福。近年来,我国政府将单纯追求国内生产总值GDP 调整为包含绿色GDP、人文GDP、人本GDP 等非纯经济数据的综合指标,作为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础,这就启发我们应进一步认识经济和幸福对人的终极目标的作用。

　　一、幸福悖论

　　①的提出经济学家认为人类经济行为的动机是为了追逐自己的利益和满足自己的欲望。休谟指出,一切人类勤勉的伟大目的是获得幸福,我们的情欲是劳动的唯一原因(1742) 。这一思想被亚当·斯密演绎为市场经济中的人生来就是关心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形成了“看不见的手”最终促成全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论断,就此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理论基石。马歇尔之后,经济学中的幸福概念正式被效用所取代。按照牛津经济学词典的定义,效用是对物品和福利的愿望的满足。这里的幸福在主流经济学家的思想中暗含了这样的假设:满足了物质需求和增加了福利经济体必然实现幸福。而我们发现,现代市场经济中充斥着幸福悖论。对于微观经济个体,财富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给人带来幸福,这是传统经济学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

　　传统经济学对效用的研究过多地集中在物质消费领域。

　　人们将边沁对“效用”的最初定义———“快乐和痛苦加总的心理感受”(1789) 渐渐淡忘。有形的消费固然重要,但人毕竟是有感情的动物,行为经济学诸如“期望效用”、“寄情效用”

　　等无形的效用,有时比物质消费本身给人带来更大的快乐。

　　本文构建如下的效用假设:外化于物质财富的幸福偏好(心理感受) 与物质财富共同构成了效用(幸福效用) 。从而存在着以下两种情况:一是传统供需理论忽视了心理效用,而心理效用也是构成幸福效用(终极欲望) 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某些时候(特别是物质效用等价) 决定了决策的幸福;二是物质财富并不能够全部转化成效用,提升人们的快乐感受,由于人类普遍的心理感知偏差,物质财富在效用转化中的效率和有效性有待考察。

　　如何认识并指导行为决策,帮助微观经济个体追求幸福,重新评估经济价值,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所在。正是由于传统经济学推崇理性逻辑演绎方法,弱化了人的主观因素和具体的实验方法,因而削弱了对人类行为弱点和思想偏差的研究,这也是导致经济效用至上的自由经济理论放大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

　　刑法学近3年论文/d/file/p/2024/0425/fontbr />二、幸福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200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卡尼曼教授,以此表彰他将心理学的前沿研究成果引入了经济学研究(侧重研究人在不确定情形下进行判断和决策的过程) ,从而标志着对人类行为的经济学研究进入经济学理论的殿堂。卡尼曼突破了经济人完全理性选择和精确计算的假设,将个体行为的利益驱使和心理偏好、信念、价值观等心理因素并列起来研究,从而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解释能力。卡尼曼、黄有光、奚恺元等行为经济学家的研究一致表明,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物质和货币的增长与幸福和快乐的关系可能渐行渐远。人们的快乐和幸福,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对事物的体验,而不是事物本身。芝加哥大学奚恺元教授提出一种新的理论来研究如何最大化人们的幸福,作为与传统经济学的对应,他把这种理论称为幸福经济学。奚恺元指出人们的最终目的不是最大化财富,而是最大化人们的幸福。近年来,幸福经济学云集了众多经济学家的关注,并成为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前沿。

　　幸福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在以下三个方面存在区别:首先,在对人的行为的假设方面,幸福经济学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传统经济学认为人是理性的。人类行为具有努力追求最大化的理性倾向,同时也具有不努力追求最大化的非理性倾向。其次,在理论模式上,幸福经济学是描述性的,传统经济学是规范性的。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史密斯教授(2002) 为代表,推动了实证研究经济行为的手段广泛应用在经济学前沿。最后,从研究目的来讲,传统经济学主要研究如何增加人们的财富,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是如何从根本上增加人的幸福,而这个幸福是广义的概念,因为,幸福是人类最终追求的目的。

　　许多经济学家及心理学家都对幸福问题进行了研究。

　　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家伊斯特林(1974) 研究发现经济增长和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关系非常模糊。沃密克大学经济学教授奥斯瓦尔德(1996) 提出人类的幸福作为一种权利被政府、经济学家乃至公众忽视,而幸福追求不应仅交给自由市场解决。苏黎士大学弗雷(2002) 长期研究主观幸福感,发现收入提高只能在较小阈值内增加个人幸福感,但是制度和社会因素强烈影响幸福,因而幸福不是纯粹的个人问题。

　　以诺贝尔经济学奖为标志,主流经济学已经吸收了行为经济学的部分理论,例如预期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行为生命周期理论等。尽管幸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仍然独立于主流经济学,然而其解释经济现象的能力实际上已经具备局部的挑战性。

　　三、幸福经济学的主要发现现阶段

　　幸福经济学主要有以下研究成果,能够表明在经济因素之外的心理内生变量如何影响幸福。一是时间性比较,即现在状况与过去状况的比较。其差异方向决定了幸福的变化方向,而差异值对幸福变化大小产生影响。幸福经济学对著名的美国人收入与幸福的悖论②做出了解释:当代美国人的休闲时间、家庭氛围和社区关系等比过去降低了许多,而财富增长不能补偿其他项目的损失,因此,人们的幸福感会下降。二是社会性比较,即自己的财富与别人的财富的比较。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物质财富不一定能让人幸福,尤其在达到一定的收入水平后,想更幸福几乎不可能。到那时,要紧的不是我们有什么,而是我们有什么而我们的邻居却没有。当进行社会性比较的项目包含财富但不限于财富时,幸福的提高同样是可以预期的。三是脉冲式变化。脉冲式快乐能使人感觉到格外幸福,如果一个人一直过着优越的生活而没有变化,也会对优越的生活逐渐麻木,不比一般人感到更幸福。也就是说,舒适并不是幸福的重要因素。反之,如果本身生活水平不是很高,但是间或发生正向脉冲式的舒适变化,整体幸福水平会显著提高。图1 反映了这种变化。四是记忆经验。这也是幸福经济学的一个发现。传统图1 连续性状况和脉冲式变化经济学的偏好理论认为货币比等价特定物品有更大的效用,理由是货币具有更大的选择自由。幸福经济学认为,对于奖励项目(也是脉冲的一种) 及难得享受的事物要比等价货币更能给人们带来幸福。尽管人们往往会“理性”选择奖金,但事实上,难得享受的事物给人们带来的快乐体验,会使人们牢记这段经历,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美好记忆都可以让人们感到更为幸福。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无疑是供给和需求,效用价值对于需求的产生和界定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幸福经济学正是将心理偏好加入效用形成幸福效用,来修正效用最大化,从而开辟了理论研究的新视野。

　　四、幸福效用的最大化法则

　　经济学效用最大化法则的应用基础是效用期望值模型,该模型曲线的变化揭示了对效用最大化法则的修正,幸福效用的产生所带来的变化无疑是最大的。古典的期望值理论如图2 所示,没有区分效用和幸福效用的差异,通过假设风险中立,以不确定性下期望值和概率乘积来决策效用最大 值,显然收益值和效用值之间呈线性关系。传统的期望效用理论假设风险规避使人们将几种可能的收益值与概率的乘积来求得期望效用值,在不确定性情况下决策时,选择期望效用值较大的项目,如图3 所示。收益的边际效用递减,效用曲线凹向原点。

　　图2 效用- 期望值理论 图3 期望效用理论随着效用最大化的研究深入,行为经济学的预期理论假设,在“获得”区域规避风险,在“损失”区域追求风险。图4表示该假设下的幸福效用曲线,幸福效用期望值是收益的效用值与该收益发生的心理概率内积之和,代表个人心理对于经济获得带来的幸福效用存在边际效用递减,而对于经济损失带来的幸福效用损失从心理上预期递增。且由于卡尼曼研究发现损失与获得的心理权重不同(1992) ,经济损失区域的效用曲线初始斜率要高于经济获得区域的效用曲线初始斜率。

　　进一步分析众多幸福经济学者的实证研究(Kasser ,2000 ;Hsee ,2003 ;傅红春,2007) 发现,与“理性人”期望相反,经济获得的幸福效用实际值显著低于心理期望,甚至低于传统经济学假定的风险中立下的线性关系,经济损失导致幸福效用实际下降值也显著小于恐惧下的下降。实际效用间的偏差。这样就建立起一个可供自我监测的幸福指数,较之权威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WVS 的幸福指数调查,具有更好的操作性。

　　我国社会正面临市场经济体制深层次改革的重要阶段,各种经济思潮都在对微观经济个体产生影响。幸福经济学的出现有助于人们在现有经济水平下增加幸福,从一定程度上纠正个体的错误认知。“抢座位”游戏的数学逻辑确保了不管他们父母工作多少小时,只有10 %的孩子可以进入最顶尖的学校。如果一个家庭的收入不够高的话,他们可能买不起周围有好学校街区内的房子,因此绝对财富增加了,但他们依然可能感到不幸福。反之,当全球经济滑坡,部分行业开始减缓增长速度,经济个体在幸福经济学指导下仍然有可能提升幸福水平。

　　五、结论

　　幸福经济学的研究为主流经济学增添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视角与研究工具,对于微观经济决策和国民经济管理都有显著的理论价值,并能为指导政策决策提供建议。由于经济人的期望总是高于实际感受,个体在行为决策前显著地表现出对经济获得的渴望和对经济损失的恐惧远高于其变化对幸福效用的实际影响。因而,收入的变化并不能达到预期效果,收入对幸福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一种满足生活需要的工具,当经济个体达到或者超越了小康生活需要,就应该认识收入对幸福效用的正相关作用的降低,有必要在非经济要素上投入以获得幸福。认识到自身期望与实际获得的不对等,更能有助于个体决策时避免单纯追求经济收入造成的非经④心理学术语,人都有一种试图做到(并显得) 与过去的行为相一致的愿望,即曾经口头或书面认可某项行为,会导致该行为的发生概率、有效性和效率比较无承诺情况下显著提升。

　　济因素的“挤出效应”。另外,在社会政策制定和宣传导向上,要适当调整减少对财富精英和高收入人群的宣传,过分表彰财富精英会推动个体财富期望效应的放大,这将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个体幸福和谐的实际水平,而鼓励公众树立平衡的财富观念有助于微观经济个体做出均衡决策,从而获得更大的幸福效用。

　　本文研究了经济要素之外提高微观经济个体的幸福效用的措施,包括对个体经济要素设立参照点、加强社会要素的权重指数、增加脉冲式快乐体验、分时间序列量化个体的幸福因子等方法。在追求科学发展观的当今中国,新经济理论指导公共决策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为“以国民幸福为核心”,关注社会的“正义”;而应用前沿经济学理论,指导经济个体优化决策获得最大程度的幸福,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微观基础是同样重要的。研究下的幸福效用曲线,经济个体在实际行为表现上与期望理论值不同,在 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象限内总体呈现倒“U”型曲线。在[0 ,r]

　　区间段的幸福效用是缓慢边际递增的,当经济增长达到r 值后,对幸福效用的提升作用才明显;在[ r ,R]的主区间内,幸福效用随经济增长边际递减,而超过R 值之后,幸福效用明显下降,数据反映出收入最高群体的幸福效用低于收入次高群体的幸福效用;在经济损失区域[ t ,0 ] ,幸福效用损失缓慢地边际递增,损失超过t 值后,幸福效用随着经济损失扩大而边际递减。将图5 与图4 比较,可以揭示出个体“事前”预想的幸福效用与个体“事后”获得的幸福效用之间的差异,这是造成许多决策悖论的根源。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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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经济收入的增长在越过某高阈值③之后,幸福效用将掉头向下。意味着人们的收入达到某确定水平之后,经济收入的增长下的幸福状况不如想象中那么好,甚至可能更糟。从次高收入到最高收入带来的幸福增长,并不能补偿挤出其他因素所带来的幸福损失。并且人能够很快适应奢侈的生活,存在着“踏水车”现象。即心理上的经济参照点会伴随着经济收入的增长而上升,从而抵消幸福上升的程度。个体应该正视抱负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参照点的移动,可以通过设立一个固定经济参照点,以削弱参照点移动带来的幸福损失。

　　第二,个人幸福来源于“经济人”要素和“社会人”要素(休闲和健康、家庭和朋友、公益行为等) 的综合。当经济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调整非经济变量的权重系数,使得在个人总幸福组成中,不会因为单纯追求经济要素引发“挤出效应”,显著降低非经济要素的投入和产出,必然导致个人总幸福的降低。随着经济收入的增长,人们应注重加大对社会性要素投入,必要时放弃部分收入增长,以保障稳定的社会性要素投入,获得稳定的幸福。

　　第三,经济收入降低后的幸福状况不如想象中那么差,存在着危机期望偏差,是造成不幸福的因素之一。现代人经济条件的不断提高,对应的压力和风险感受也愈加强烈。对于危机期望偏差的校正,应预先准备好降低部分生活水平的预案,消除恐惧并泰然处之。主动认识和自我调整危机期望,是降低风险压力并提高幸福的一个重要途径。特别是面对不确定性的未来时,适当降低经济参照点有助于减少恐惧风险所吞噬的幸福。

　　第四,间隔地触发奖励,获得非同一般的体验,会显著提升幸福。幸福经济学研究指出,平稳的优越生活不如平凡生活夹杂脉冲式快乐,多次的小奖励不如一次的大奖励。需要指出,常见的奖励形式———货币,不如等价的特定奖励,比如梦想的度假旅游等。如果没有外在奖励,那么自我奖励同样可以有效地创造惊喜,让生活点缀快乐的体验奖励能有效地通往幸福。

　　第五,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幸福因子进行罗列、排序和打分,量化个体幸福。幸福因子的描述基本决定了幸福的组成,包括经济收入以及其他个体认为重要的因素;时间序列引入给出了时间比较的工具;排序后的打分整合了序数效用和基数效用法则。一致性承诺④有助于认识和发现幸福,而量化有助于修正获得和损失间的期望偏差,也能修正期望和,本文研究了经济要素之外提高微观经济个体的幸福效用的措施,包括对个体经济要素设立参照点、加强社会要素的权重指数、增加脉冲式快乐体验、分时间序列量化个体的幸福因子等方法。在追求科学发展观的当今中国,新经济理论指导公共决策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为“以国民幸福为核心”,关注社会的“正义”;而应用前沿经济学理论,指导经济个体优化决策获得最大程度的幸福,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微观基础是同样重要的。

　　参考文献:

　　[1 ]Gilboa I ,Schmeidler D1Case - based decision theory [J ]1Quar2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5 , (110) 1

　　[2 ]Lane Robert E1the loss of happiness in market economies[M]1New haven and Londo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1

　　[3 ]Hsee C K,Hastie R ,Chen J1Hedonomics : Bridging decision re2search with happiness research[J ]1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Science , 20081

　　[4 ]加里·贝克尔1 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M]1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1

　　[5 ]尹伯成1 西方经济学说史———从市场经济角度的考察[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

　　[6 ]路易吉诺·布鲁尼,皮尔·路易吉·波尔塔1 经济学与幸福[M]1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31

　　[7 ]傅红春1 满足与幸福的经济学[M]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