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未成年人辩诉交易运行机制研究

摘要：在美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绝大部分案件包括未成年人案件都可适用辩诉交易。而作为与刑事司法并行的司法制度，美国少年司法在恪守“国家亲权”理念及“儿童最佳利益”原则的基础上，亦逐步加大了辩诉交易的适用。刑事司法与少年司法双轨制下的未成年人辩诉交易在制度设计、程序运作及司法救济上存在一定差异，亦面临一系列质疑与规制。

关键词：刑事司法 少年司法 未成年人辩诉交易 质疑与规制

一、辩诉交易与未成年人司法制度

美国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适用少年司法与刑事司法双轨制。其中，少年司法主要应对未成年人违法和轻微犯罪；刑事司法则主要追究成年人犯罪。以1899年芝加哥少年法院创设为标志以往由刑事司法处理未成年人的状况得以改变。正是根基于国家亲权而来的“儿童利益最佳”原则，少年司法被寄予厚望而承担其矫正和教育未成年人的主要任务。这也是至今为止美国刑事司法因其刑事归责性又常被称之为“成人司法”（adult justice）而少年司法被视为非刑事司法的重要原因。

然而，将专门适用于未成年人的少年司法与原则上适用于成年人的刑事司法截然分开显然是不现实的。在保持和发挥各自不同作用的同时，近年来少年司法与刑事司法之间的交融与互通呈现出加快趋势，特别是少年司法刑事化或少年司法成人化（adulteration）趋势更加明显。然而，少年司法的非刑事化特征不太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宜教不宜罚”的导向，因而对未成年严重暴力犯罪人和积习不改的未成年累犯与惯犯，需要构建少年司法与刑事司法的互动机制，尤其是由少年司法向刑事司法移送特定未成年人机制。理论上来说，将问题少年移送至刑事（成人）法院应该达到这样的目标，即移送可将少年司法无法矫正的问题少年交由刑事（成人）司法安置；有效威慑未成年人将来再行触法之事。⑴早在1903年，芝加哥少年法院便将14名少年移交给当地刑事（成人）法院审理。⑵目前，各州及哥伦比亚特区均制定有移送法律，允许将问题少年在一定情况下移送刑事（成人）法院审理，但将未成年人从少年法院移送至刑事（成人）法院的具体程序不尽相同。一般说来，主要有司法弃权、直接控诉、法定排斥及并行司法管辖权等模式。尽管这几种模式在具体运作上有一定差异，但检察官大多牢牢掌握着移送的主导权。

在上述双轨制运行机制中，美国未成年人检察实际上包括少年司法语境下的未成年人检察与刑事司法语境下的未成年人检察，以前者为主。后者严格意义上说已非未成年人检察，而是刑事检察，只不过是对未成年人适用而已。其中，少年司法语境下的未成年人检察涵盖甚广，既包括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检控，亦包括对儿童照管不良及虐待等儿童福利案件的介入和干预。而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检控范围又包括对相对严重犯罪案件（适用“超越合理怀疑”这一刑事定罪标准），亦包括对相对轻微的违法犯罪案件（适用“优势证据”这一民事证明标准），但两者程序上均有所谓刑事化或成人化的趋势（尽管如此，包括少年法院在内的美国少年司法体系大体上仍被视为非刑事的司法体系）。至于刑事司法语境下的未成年人检察，则针对尚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但犯意、犯罪情节或结果特别恶劣的未成年人，将案件升级移送至刑事法院，由刑事司法依刑事诉讼法及刑法处理，检察官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与其处理普通成人案件无异。

在刑事法院，其案件处理的核心机制在于辩诉交易，而辩诉交易中决定刑罚的最主要力量集中在检察官身上。刑事法官过去习惯于核查检察官是否存在草率办案，而如今这方面职权江河日下，除非检察官“屈尊让位”。⑶而在少年法院中，检察官只不过是体现“机构性存在”（institutional presence）的三驾马车之一，与法官及缓刑官一起对拘留、呈请（petition）、分流以及“后安置处分”（post—adjudication placement）研拟决定，法官与缓刑官在少年法院较刑事法院有更大影响力。尽管检察官在少年法院近十余年来权威与日俱增，但仍不可与其在刑事法院同日可语。⑷根据对1990年代美国少年法院与刑事法院的对比，美国刑事司法学家富兰克林·E·齐姆林（Franklin E．Zimring）总结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其一，刑事法院较少年法院更倾向于惩罚性，由此而来两类法院所判处犯罪人设防羁押的程度（level of secure confinement）有所不同；其二，刑事法院与少年法院中法官与检察官权力配置（allocation of power）差异甚大。就第二点而言，刑事法院倚重辩诉交易而导致检察官比法官拥有更多权力；与此相对应，少年法院的权力则更多集中在法官和缓刑官身上。⑸

刑法学近3年论文/d/file/p/2024/0425/fontbr />二、刑事司法体系中的未成年人辩诉交易

刑事司法体系中的未成年人辩诉交易，主要出现于由少年司法向刑事司法移送以及由此而来的刑事程序之中。刑事司法强调对抗式诉讼，其本意在于保障个人自由，以优越事实调查（superior fact—finding）而非私下妥协。但辩诉交易帮助检察官绕开证据规则（evidentiary burdens）、证明标准（standards of proof）、正当程序（due process）等羁绊，而这些通常却是庭审所必不可少的。⑹美国联邦宪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对一切罪行的审判，除了弹劫案以外，均应由陪审团裁定。”其第6条修正案进一步明确，“在一切刑事诉讼中，被告有权由犯罪行为发生地的州和地区的公正陪审团予以迅速和公开的审判。”正因为此，获得陪审团审理的权利（right to jury trial）常被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bargaining chip）。刑事被告人可通过放弃获得陪审团审理权来获得有利于自己的辩诉交易，不过未成年人因自始至终没有这一权利而丧失了与检察官讨价还价的余地，这导致其常面临更高的有罪判决率、潜在偏见的事实认定及不太有利的辩诉交易。⑺

在许多州，通过与未成年人辩诉交易，检察官向其允诺降低刑事指控及刑罚，来换取未成年人不反对将其从少年法院移送至刑事法院受审。若被告人作有罪答辩且放弃陪审团审理权，他们可能获得较轻量刑。对这一提议，许多未成年人之所以会接受的原因主要基于两点：一是，若未成年人虽挑战检察官的移送决定却无力改变时，检察官几乎肯定会以较先前辩诉交易允诺刑期长很多的罪名予以指控；其二，即便未成年人能说服法官应该将其移送回少年法院，他们在少年司法体系中被羁押的时间很可能会比辩诉交易中协商的时间更长。⑻

待未成年人被移送到刑事法院后，检察官、法官、律师与陪审团各就各位，按照刑事诉讼一般程序进行。如果未成年人在刑事法院受审，其一旦被定罪可被处以成人刑罚。⑼然而，与普通刑事审理又有所不同的是，被移送而来的未成年人却更有可能与检察官达成辩诉交易。而移送至刑事法院一旦获罪，未成年人将面临刑事犯罪记录不可封存的不利后果。与少年司法强调矫正自新相比，刑事司法更强调“罪当其罪”与“罚当其罚”，被移送至刑事司法的未成年犯于其中所能获取的矫正资源亦大为减少。

三、少年司法体系中的未成年人辩诉交易

少年法院审理有别于刑事法院，前者并不要求陪审团出席，因而诉讼程序上相对快捷，案件积压状况有所缓解。尽管在少年司法体系中适用辩诉交易一直备受质疑，但随着少年司法与刑事司法界限的逐渐缩小，加之将未成年人从少年司法移送至刑事司法愈发频繁，辩诉交易在少年司法中适用频率亦随之不断扩大。以新泽西州为例，若未成年人案件性质比较严重，则可能会被诉至家事法院，在那里大多数案件是通过辩诉交易完成的。⑽

美国律师协会于1980年发布《司法管理研究所——美国律师协会少年司法标准》（UA—ABA Juvenile Justice Standards）（以下简称《少年司法标准》），这一标准对美国少年司法与未成年人检察影响至今。该标准对少年司法适用辩诉交易予以认可，但同时强调适用时须严格遵循相关指导方针。根据这一标准，检察官可与未成年人及其律师进行辩诉协商（plea discussion），但应避免检察权的滥用。

若未成年人认可呈请书中的指控，检察官则避免寻求对其进行正式审判或降低对其指控作为回报。在辩诉交易达成后，未成年人会被要求在公开法庭（open court）承认其实施了被指控的行为事实。为了减少由此而来的标签污名化影响，法官通常会避免适用刑事认罪术语，而是使用“同意事实认定”（agree to a finding）或“接受呈请书”（accept the petition）等术语。一旦未成年人承认所控事实，法官会不厌其烦要求确保如下程序性保障：该少年知晓获得审判的权利、答辩或承认（admission）都是出于自愿、理解指控以及由辩诉交易而来的法律后果。⑾对此，《全美检察准则》（National Prosecution Standards，简称NPS）第三版第2—7．4条建议，“若检察官与无辩护律师的被告人达成辩诉协议（plea agreement）时，检察官应确保被告人知悉其权利、义务及协议之责任。如果可能的话，协议应缩写成书面形式，并提交被告人副本。”⑿

一旦未成年犯罪人承认呈请书所控事实，其有可能获得特殊社区处分而非人监。而对于身份过错犯而言，通过辩诉交易，其亦可避免被送入州习艺所（statetrainingsch001），取而代之的是可能会被安置在以矫正为导向的机构之中。⒀在新泽西州，通过辩诉交易，未成年人须遵从法院所设定的要求，包括赔偿（restitution）、社区服务（community service）、上学（school attendance）及心理辅导（counseling）。⒁尽管法官拥有最终裁量权以拒绝或接受交易协议，但考虑案负及庭审参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法官通常会接受这一协议。⒂

四、美国未成年人辩诉交易的争议与规制

进入本世纪以来，检察官在未成年人辩诉交易中所起到的杠杆作用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点，而这导致庭审萎缩、辩诉交易增多、量刑攀升以及对未成年人矫正自新效果的质疑。伴随未成年人辩诉交易而来的争议，既涵盖对辩诉交易本身的一般性非难，亦包括对“儿童最佳原则”与协商性司法间矛盾调和的质疑。

辩诉交易横空出世后质疑声不断，特别是其与正当程序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与冲突更是层出不穷。在与被告人协商过程中，检察官往往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特别是其牢牢掌握“出价”权，实质上也左右着辩诉交易的幅度及趋向。在现代刑事诉讼体制下，检察官拥有远较被告人更多的时间与资源优势，在整个交易过程中常常占据先机。通常情形下，辩诉交易是检察官与被告人律师间举行的，检察官一般不会与被告人直接谈判。从另一个角度上讲，检察官与被告人律师谈判和交易实际上也是对被告人权利一定程度上的漠视。作为辩诉交易的坚定反对者，美国刑事诉讼法学家艾伯特·W·艾斯库勒（Albert W．Alschuler）认为辩诉交易本质上属于“自证其罪”，与抗辩诉讼理念格格不入。在他看来，“我们的抗辩制实际上已沦落为依靠被告人口供度日，这与欧洲纠问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⒃不仅如此，辩诉交易还在很大程度上忽视甚至漠视被害人的权利及其感受。在辩诉交易过程中，检察官有时会忘记将减少或撤销对犯罪人指控的情况通报被害人。被害人无权直接参与辩诉交易甚至也没有被谘商的权利，仅有个别司法区确定被害人于辩诉交易中的特定角色，而联邦最高法院与大多数州对被害人不服检察官决定未提供任何正式救济机制，即便检察官以代表被害人在内的“人民”行事。⒄

一般来说，未成年人较成年人更可能矫正自新。不过，若是允许未成年被告人与检方辩诉交易，他们却有可能不会获得完全矫正或治疗。据此，许多美国学者认为未成年人辩诉交易有违“儿童利益最佳”原则。此外，陪审团依“陪审团否弃”（jury nullification）而宣告表面有罪的未成年被告人无罪的做法，因案件未能进入陪审团审理而有时无法实现。“陪审团否弃”无法发挥对未成年人辩诉交易的有效制衡。⒅

虽然未成年人辩诉交易存在种种问题，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其仍有存在的现实意义。既然辩诉交易有可能被滥用而危及法治特别是检察官清明廉洁之形象，如何合理限制其使用成为立法机关、法院及检察官行业组织的重要任务之一。

为应对检察官在未成年人辩诉交易中可能出现的自由裁量权之滥用，美国大多数司法区未雨绸缪，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限制与防治措施。具体来说，这些措施包括：在被告人接受认罪答辩之前，法官应询问其是否知悉所涉及有关事实；辩护律师应在场，并有能力建议被告人如何正确行使其权利；在检察官与辩护律师之间就答辩公开讨论；全面而坦诚地公布犯罪人及其罪行的有关信息。⒆对检察官辩诉交易自由裁量权控制的尝试还有来自检察长制定的详尽起诉与辩诉交易规则。在一些司法区，“答辩前调查”（prepleading investigation）应运而生。不同于辩诉交易完成后检察官向法院提交的总结报告，“答辩前调查”要求办案检察官在答辩做出之前须对案情做全面回顾与系统梳理。这些限制虽然主要针对的是刑事司法中的成年被告人，但由少年司法移送而来的未成年被告人显然亦可受益其中。

尽管法院出于各种原因特别是案件负担的实际考虑而在很大程度上鼓励辩诉交易，但法院对控辩双方尤其是被告人自愿达成协议仍慎之又慎。在1970年“布莱迪诉合众国”（Brady v. United States）案中，最高法院指出只有出于自愿（voluntarily）及知情（knowingly），达成的交易才可被接受。⒇为确保涉案少年理解辩诉交易相关内容，许多州以立法形式明确如何判定“理解”出于前者真实意思表示。如《密歇根州法院规则》（Michigan Court Rules）第3．941（A）条规定，在法院认可下，未成年人可做出有罪答辩或不抗辩；但除非答辩本身出于“准确”（accurate）、“自愿”（voluntary）且“理解”（understanding），否则法院不予接受辩诉交易。(21)以“理解”为例，该规则要求法院必须告知未成年人如下事项：被指控罪名；可能的安置结果；一旦接受交易，其不能获得任何形式审判，并据此放弃相关权利。这些权利具体包括获得陪审团审理权、获得法官审理权（若未成年人不愿陪审团审理案件）、无罪推定、超越合理怀疑证明标准、要求证人出庭作证权、庭审时与证人对质权、请求法院下令辩方证人出庭作证权、沉默权、不得自证其罪权及自行辩护权。(22)

作为全美规模最大的检察官行业组织，全美地区检察官协会（National District Attorneys Association，简称NDAA）建议，当且仅当有充分可被法庭认可的证据（admissible evidence）证明被告人触犯“盖然诉因／表面证据成立之案件”（prima facie case），且其对呈请书相应指控供认不讳时，检察官才能与未成年人达成辩诉协议。(23)基于检察院的行政属性，该协会建议辩诉协议的适当性（appropriateness）及程度性（extent）应’由首席检察官确定之。(24)

《全美检察准则》（第三版）第4—11．1条还强调，检察官主要职责在于追求正义，并全面且准确地代表州之利益。尽管确保社区及被害人安全及福利为检察官主要关注点，但在不与前者过度妥协前提下，检察官亦应尽可能考虑儿童特殊利益及需要。(25)全美地区检察官协会还特别提醒，检察官应当采取有效步骤来确保由辩诉交易而来的安置判决，在充分考虑未成年人所需外，应当符合公共利益。(26)基于对被害人知悉权与获得司法公正权的考虑，美国被害人学家哈维·华莱士（Harvey Wallace）建议检察官应全程告知被害人辩诉交易进展。若被害人坚决抵制降低或撤销控诉，检察官应审慎考虑是否终结辩诉交易。(27)曾出任全美地：区检察官协会副会长的詹姆斯·巴克斯托姆（James C．Backstrom）与其同事盖里·L·沃克（Gary L．Walker）亦赞同未成年人检察官应参与与涉案少年或其律师的所有辩诉交易，但他们同时告诫检察官应当遵循适当准则以确保案件处置的公正性以及公众的信任。针对被害人保护，他们特别提出在做出任何辩诉协议之前，检察官应联络被害人以获取其意见或关注点。(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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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与参考文献】
[1]电大学习网.刑法学论文参考[EB/OL]. /d/file/p/2024/0425/pp style="text-indent: 2em">⑴Steiner，Benjamin and Emily Wright．（2006）．Assessing the Relative Effects of State Direct File Waiver Laws on Violent Juvenile Crime：Deterrence or Irrelevance？Journal of Criminal Law＆Criminology．96（4），p．1454．

⑵Gardner，Martin，（2003）．Understanding Juvenile Law．Newark，NJ：LexisNexis Press，p．174．

⑶Bibas，Stephanos．（2004）．The Feeney Amendment and the Continuing Rise of Prosecutorial Power to Plea Bargain，The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94（2），p．295．

⑷Zimring，Franklin E．（2010）．The Power Politics of Juvenile Court Transfer：A Mildly Revisionist History of the 1990s．Louisiana Law Review，71（1），pp．8—9．

⑸Zimring，Franklin E．（2010）．The Power Politics of Juvenile Court Transfer：A Mildly Revisionist History of the 1990s，Louisiana Law Review，？1（1），p．4．

⑹Leo，Richard A．（2009）．Police Interrogation and American Justic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p．18．

⑺Chen，Tina．（2007）．The Sixth Amendment Right to a Jury Trial：Why Is It a Fundamental Right for Adults and Not Juveniles．Journal of Juvenile Law，28，p．8．

⑻Arteaga，Juan A．（2002）．Juvenile（In） Justice：Congressional Attempts to Abrogate the Procedural Rights of Juvenile Defendants．Columbia Law Review，102（4），p．1059．

⑼Alarid，Leanne F．and Rolando V．del Carmen．（2011）．Community—Based Corrections（8th edition）．Belmont，CA：Wadsworth／Thomson Learning，p．331．

⑽Sliwinski，Theodore．（2013）．New Jersey Juvenile Justice．Retrieved on January 12，2013，from http：／／sliwinski．lawoffice．com／NewJerseyJuvenileDefense．shtml．

⑾Siegel，Larry J．（2011）．Essentials of Criminal Justice（7th edition）．Belmont，CA：Cengage Learning，p．466．

⑿National Prosecution Standards（3rd edition），§2—7．4．

⒀Siegel，Larry J．（2011）．Essentials of Criminal Justice（7th edition）．Belmont，CA：Cengage Learning，pp．465—466．

⒁Sliwinski，Theodore．（2013）．New Jersey Juvenile Justice．Retrieved on January 12，2013，from http：／／sliwinski．lawoffice．com／NewJerseyJuvenileDefense．shtml．

⒂Bernard，Thomas J．and Megan C．Kurlychek．（2010）．The Cycle of Juvenile Justice（2nd edition）．New York，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p．152．

⒃Zalman，Marvin and Larry Siegel．（1991）．Criminal Procedure：Constitution and Society．St．Paul，MN：West Publishing Company，p．670．

⒄Karmen，Andrew．（2004）．Crime Victims：An Introduction to Victimology（5th edition）．Belmont，CA：Wadsworth／Thomson Learning，p．176．

⒅Arteaga，Juan A．（2002）．Juvenile（In）Justice：Congressional Attempts to Abrogate the Procedural Rights of Juvenile Defendants．Columbia Law Review，102（4），p．1068．

⒆Zalman，Marvin and Larry Siegel．（1991）．Criminal Procedure：Constitution and Society．St．Paul，MN：West Publishing Company，p．671．

⒇Brady v．United States，397 U．S．742（1970）．

(21)Michigan Court Rules，§3．941（A）．

(22)Michigan Court Rules，§3．941（C）（1）（a）—（c）．

(23)National District Attorneys Association．（2010）．National Prosecution Standards（3rd edition）．Alexandria，VA：National District Attorneys Association，p．68．

(24)National District Attorneys Association．（2010）．National Prosecution Standards（3rd edition）．Alexandria，VA：National District Attorneys Association，p．67．

(25)National Prosecution Standards（3rd edition），§4—11．1．

(26)National District Attorneys Association．（2010）．National Prosecution Standards（3rd edition）．Alexandria，VA：National District Attorneys Association，p．67．

(27)Wallace，Harvey．（1997）．Victimology：Legal，Psychology，and Social Perspectives．Needham Heights，MA：Allyn＆Bacon，p．45．

(28)Backstrom，James C．and Gary L. Walker．（2005）．The Role of The Prosecutor in Juvenile Justice：Advocacy in the Courtroom and Leadership in the Coremunity．Hastings，MN：Dakota County Attorne's Office，p．10．

【作者简介】广西大学法学院

【文章出处】《中国刑事杂志》201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