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投行业务 主观理性决策风险 契约规制
摘要:作为资本市场主体的投行业务,自发展以来,始终处于风险之中。国内外许多投行风险管理研究偏重于业务操作方面的风险管理。通过理论假设和实证研究发现,我国投行业务的主观理性决策风险受感性的关系和环境的不确定影响,需要通过契约规制来降低这种投行业务的主观理性决策风险。
0引言
投行业务总是与高风险和高收益相伴随。国内外的专家学者针对风险做了很多的定量研究,主要包括马考维茨(1952)的投资组合理论、夏普(1964)的CAPM模型、史蒂芬·罗斯(1976)的套利定价理论(APT理论)等。我们称之为投行的理性算计决策。
可事实上投行和目标客户的信息不对称以及环境的变化导致的风险,既有客观理性方面的风险,也有决策过程中投行业务的主观信息解读风险,即主观理性决策风险。这里研究的就是投行业务的主观理性决策风险。主观理性决策风险可以分为客户关系解读风险和环境不确定的解读风险。
契约规制是指投行和目标客户成员达成的一种约定,它正式规定了在交易或合作关系中各方的期望和责任,明确,固定,具有法律效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详细、有约束性地来识别各方的地位和义务。
本文的研究思路就是分析投行业务的经营能力与使用契约规制对主观信息解读风险的关系影响,并用契约规制来约束这种风险。
1假设的提出
1.1投行业务的经营能力与契约规制
投行业务的经营能力主要考虑的是怎样维持目标客户关系、规避风险以及给自身带来利益等几个方面。理性算计的投行业务相信固定、明确而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约是达成此目标的理想手段。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1:投行业务的理性算计水平越高,越多采用契约规制
与此相反,理性算计的投行业务带来的地位让投行感觉没有必要重视双方关系,况且投行不愿投人足够的时间、感情和精力来加强与目标客户的关系,诸如信息共享、风险共担等,因为这会增加投行的经济成本。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2:投行业务的理性算计水平越高,越少采用关系规范控制
1.2投行与目标客户关系的调节作用
当投行业务与目标客户之间拥有良好的私人关系时,由于这种紧密的私人关系凝聚着共同的情感认知和长期互惠的期望与潜规则,因而内生出具有克服交易不确定性和稳定合作的特性。这使得理性算计的投行业务所关注的实现关系收益和尽可能避免机会主义侵害以及避免关系终止的损失等经济目标,不必仅仅依赖契约所提供的强制性约束就可容易得到满足。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3a:投行业务与目标客户间良好的私人关系将减弱投行业务的理性算计与使用契约规制间的正相关关系
H3b:投行业务与目标客户间良好的私人关系将减弱投行业务理性算计与使用关系规范控制间的负相关关系
1.3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在环境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理性算计的投行业务通过契约加以固化的相对理性显得失效。而且,高度不确定的环境还进一步推动了理性算计的投行业务事前签订契约的度量费用,以及契约事后一旦履行所面临的利害锁定风险和机会成本。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4a:高度的环境不确定性将减弱投行业务的理性算计与使用契约控制间的正相关关系
高度的环境不确定性给理性算计的投行业务带来的是信息的相对匾乏和不对称所可能引致的目标客户的机会主义侵害;此时,良好的双方关系能降低信息不完全下造成的双方关系,并能够采取对快变环境和不可预料的偶然因素随时做出适应性反应的灵活调整方式,以期适应新的环境达成更有利的经济效果。况且,它还将促使理性算计的投行业务和目标客户加强双方的团结和联合行动实现共赢,从而降低和抵御环境不确定性普遍风险可能带给投行业务的经济损失。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4b:高度的环境不确定性将减弱投行业务的理性算计与采用关系规范控制间的负相关关系
2方法
2.1样本和数据收集
我们选取了证券公司、基金公司、VC、投资管理公司作为投行的样本,共计20家,并在它们的目标客户名单中随机选取200家。并采用邮寄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向这些公司主管发放自己的经营状况和二者关系情况的2份问卷。
此次调研一共发放问卷440份,回收403份。其中有效问卷398份,问卷回收率为90.4% 。
2.2变量定义
2.2.1自变量
理性决策:这里主要是与目标客户关系保持动机中所关注的终止关系将带给他的损失程度、转换目标客户的成本、寻求其他目标客户的难易程度。
2.2.2因变量
契约:利用3个指标用来描述正式、明文规定权责和详细操作条款的契约的采用和操作情况。
关系规范:4个测量指标为团结、信息交换、参与及灵活性。
2.2.3调节变量
私人关系:4个指标为对工作关系外的私人关系感知以及领导层和具体业务人员的熟知、经常性的感情联络和体验、互惠的帮助和支持等。
环境不确定性:环境不确定性是一个多维概念,主要涉及目标客户所面临的需求、技术、行业、竞争等方面。
在表1中,详细列出了上述各因子中用到的指标。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3数据分析
信度和效度检验。在确定收回的问卷具有无偏性之后,我们首先剔除了item-to-total系数小于0.4的指标,在接下来的探索性因子分析中,又剔除了具有交叉载荷的变量。经过以上指标筛选后,计算a系数,进行信度分析,从表1可知,所有因子的a值均大于0.7,表明经过我
们筛选后的指标具有很好的内部一致性。经过筛选的变量的均值、方差以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如表2所示,它表明变量之间具有良好的相关性。最后,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指标的单一维度性,结果如表3所示,显示了较好的拟合优度。
本研究采用Amos 4.0软件来检验所提出的因子收敛效度和判别效度。通过计算变量的因子载荷和每个因子的可解释方差百分比来检验收敛效度。由表1可知,本研究选择的变量因子载荷显著,且均大于0.7,相应变量对因子的解释度大于60%,所以能够充分代表因子。检验判别效度时,任意选择两个因子,比较x ²变化,P值均小于0.01,显示因子间的差异是显著的。
4结论
(1)投行业务的理性算计水平越高,其越多采用契约控制,越少采用关系规范控制。投行业务与目标客户间良好的私人关系将减弱理性算计的投行业务对目标客户契约控制的使用;增强对目标客户关系规范控制的使用。高度的环境不确定性将促使理性算计的投行业务更少地采用契约控制;而更多地采用关系规范控制来协调与目标客户的关系。
(2)本文研究显示,投行的理性风险与主观信息解读风险是对立的。通常情况下投行注重理性算计对契约控制机制的使用,而减少对关系规范控制机制的使用,以降低成本。但良好的私人关系能实现信息共享、降低外部环境的主观解读风险,适合于环境不确定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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