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从“东亚奇迹”到“东亚复兴”

    摘要：二战以后至现在东亚六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历程经历了从“东亚奇迹”到“东亚危机”再到“东亚复兴”的起伏之路。文章试图从对东亚模式导致的经济增长理论之争为切入口，对从二战后“东亚奇迹”的出现到21世纪“东亚复兴”期间内的有关经济增长机制的文献特别是对区域产业循环模式的文献做一梳理，希望能够增加后发国家关于经济增长的知识，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把握东亚经济的未来走向。
　　关键词：东亚奇迹；东亚复兴；经济增长机制；区域产业循环
　　在研究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方法上，我们认为，对东亚奇迹的研究必须把握东亚经济发展的共性和特性。前者主要指东亚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中最具共性和决定性的特征，后者主要指东亚作为一个后发展地区其经济发展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后发地区的特殊性。“东亚模式”实际上就是“制度模式”和“区域产业循环模式”的综合体。本文将对从二战后“东亚奇迹”的出现到21世纪“东亚复兴”这个时间段有关经济增长机制的文献，特别是从区域产业循环视角考察东亚经济增长过程的这类文献做一番梳理。
　　本文的结构如下，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部分对“东亚奇迹”中区域产业循环模式的文献评述，第二部分对“东亚复兴”中区域产业循环模式的评述，第三部分总结全文。
　　一、 “东亚奇迹”时期
　　从二战后到20世纪90年代，东亚经济取得了高速增长，其持续时间之长是其他国家前所未有的，因而这段时期东亚经济增长被称为“东亚奇迹”。从区域产业循环的角度看，东亚奇迹时期东亚经济增长的机制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即“滚雪球效应”、“雁行形态”和“喷泉模式”。
　　1. “滚雪球效应”。20世纪70年代~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东亚的经济增长对外部环境有很强的依赖性。20世纪80年代“四小龙”和东盟的高速经济增长依赖于对外贸易特别是对美贸易。美国政府扩张性政策、财政赤字的扩大和消费膨胀所提供的庞大市场，为东亚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同时，美国和日本对东亚国家的资本流入、技术开发及援助，对这些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也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而事实上，这一期间存在一个美国市场的需求拉动和日本、美国的资本供给推动所构成的“一拉一推”的经济增长模式（如图1），这种模式是“东亚奇迹”时期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机制。
　　
　　2. “雁行形态”机制。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东亚模式”的特征是有一个领跑的国家，其后有数个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以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高速前进，这就如同一群飞行中的大雁所形成的阵形，故又称为雁行形态。该理论最早是由赤松要于1935年在《我国羊毛工业品的贸易趋势》一文中提出的，小岛清对其进行了更深入阐述。小岛清把产品的周期分为进口阶段、进口替代阶段、出口扩张阶段、成熟阶段、再进口阶段等五个阶段。由于各国工业发展水平不同，所以各种产品在不同国家所处阶段也不同，从而各国间形成了雁行形态。在该理论的实证方面，很多日本学者认为，从经济数据看符合日本、“四小龙”和东盟经济发展的事实。由此日本成为东亚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形成了多层次经济追赶式现象。
　　“雁行分工模式”本质上是东亚各国基于所处发展阶段不同而建立在垂直分工基础上的一种相似产业在区域内部梯次传递的过程或趋势，是比较优势随时间推移在东亚各国间不间断的转移过程。在这一过程中，FDI作为主导因素把某一母国丧失优势的产业或经济活动向外转移到区域内其他在该种产业或经济活动中具有优势的东道国。这样，一方面使低层次的东道国得到了经济发展所急需的资金和技术，另一方面也为母国国内的结构调整让渡了新的空间。有些学者把这一现象形象地概括为“跨国支持型结构重组”，即以FDI为核心的动态产业结构传递→各国（地区）产业结构调整或优化→相互间贸易流量增大→各国（地区）生产规模、能力扩大，工业化水平提高→经济起飞或持续高速增长→更多或更高层次的产业梯次传递。其中，FDI是东亚区域内网络生产结构和“雁行提升模式”的主导力量。在实证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雁行提升模式”明显地表现为“FDI增长率贸易增长率实际经济增长率”的动态过程。以FDI为基础的东亚“雁行提升模式”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顺序即各国工业化的起点选择具有密切联系。日本无疑是上述“雁行提升模式”最初的领头雁和对外直接投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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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喷泉模式。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东亚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单纯的雁行形态。不仅日本，“亚洲四小龙”也开始向外转移资本和技术，甚至东盟各国也开始积极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从而构成投资源多源化的现象，这导致东亚地区出现多发性的增长源。对此，学者们将20世纪80年代后东亚经济增长的模式称为“喷泉模式”或“多发性经济增长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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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东亚复兴”时期
　　1. 亚洲经济的自我循环机制。日本经济学家渡边利夫发现，1990年~1995年，在亚太地区的进口增长额中，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占了33%，美国次之，第三是中国（18%），第四位是东盟各国（17%），日本占9%。3个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合计进口增长额在亚太进口增长额中所占的比率为68%。亚洲各国的区域内相互贸易已从1980年的327亿美元增至1990年的1 366亿美元，增加了4.2倍，进而又增至1995年的3 361亿美元，增加了2.5倍。1995年亚洲区域内贸易占亚洲对全世界出口额的37%，对全世界进口额的39%。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东盟各国的最大投资者并非日本、美国，而是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对中国的最大投资者亦是以香港为首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1992年~1995年4年间中国所引进的FDI实际利用额有58%为香港包括澳门所占据，其次是台湾，占10%，日美两国合计也不过14%。
　　基于以上数据，渡边教授认为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区域内需求飞速地增长，亚洲区域内物资流通的“自我循环机制正在形成”，即通过“在区域内获得出口货物的需求对象和投资资金的供给对象”这样一种“让货物和资金在区域内自我循环，亚洲获得了持续高速增长的条件”。亚洲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一方面实现了包括周边和近邻各国在内的外延的扩大，另一方面则实现了区域内分工的重组和深化。他认为这两方面表里一致，共同的直接原因是称为“双重机能”的海外直接投资的作用。这是比较劣势化的产业对海外的投资，是一种旨在通过引进外资来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行为，将促进比较优势结构的变动。海外直接投资的“双重机能”起到了将经济活力传送到亚洲整个地区并实现再利用的“导管”作用。

  2. 顺贸易志向型海外直接投资带动论。小岛清对渡边的理论进行了进一步深化研究，他认为亚洲各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一起参与了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竞争，建立新的增长机制。为此，需要顺利实行两种转换：一种是从发展模式“要素投入型”向“生产率主导型”的转换；另一种是将与此相呼应的海外直接投资的“双重机能”从以往的等级制度型向水平型转换。这种海外直接投资“能起到将经济活力传送到亚洲整个地区且实现再利用的导管作用”。小岛清将亚太经合组织15国分成两组（亚洲组和非亚洲组），对1980年、1990年和1992年的贸易和投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海外直接投资增加与贸易依赖程度同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区域内贸易额与直接投资额迅速增加；亚太经合组织内、尤其是亚洲组内的投资联系进一步加深了区域内的贸易联系。投资和贸考试吧到了互补作用，出现了由投资所改善的贸易关系，进而又促进了投资这样一种良性循环。“顺贸易志向型”的关键在于为了扩大互补贸易而进行的直接投资必须按照比较优势模式，由投资国的比较劣势化产业开始投资，以此加强受资国的该产业的比较优势。
　3. 东亚经济整体咬合、联动增长机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呈现出整体性、内部化的增长趋势，水平分工得到了迅速发展。薛敬孝认为东亚经济中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增长机制，即整体咬合、联动的增长机制，“日本、四小、东盟和中国象几个齿轮一样，相互咬合在一起，一种彼此互相牵动、互相补充的动态经济增长机制，而各个齿轮的咬合联动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分工、市场贸易、投资、技术转移和经济周期阶段性因素的咬合、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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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东亚分工的角度看，薛敬孝认为东亚分工的层次性仍然存在，但是出现了四点新变化。一是出现了产业间的水平分工。表现为在“四小龙”、东盟和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间产品的相互进口，以及其它一些产业间产品的相互进口。二是产业内垂直分工的出现。如在纺织工业领域，日本和四小从东盟大量进口编织产品，而东盟从日本和“四小龙”大量进口属于资本密集型的合成纤维产品。这种形式的分工也存在于汽车业和电子、电机产业内部。三是产业内水平分工的出现。如日本、“四小龙”、东盟和中国间逐步展开的纺织业中纱与织物、电子业中的电子部件或汽车业中汽车部件等产品中间的水平分工。四是由于上面分工形式的新变化，在东亚分工中，各梯度之间的转移和推进已不是简单地从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阶梯到等二阶梯，再从第二阶梯到第三阶梯，而是出现了各个层次的分工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各层次间动一一推拉的分工扩张、深化、演进的机制。
　　此外，根据东亚各国和地区之间的贸易结合度与需求乘数来分析，薛敬孝认为东亚地区内贸易（下转第101页）的紧密关系较世界平均水平要大得多，而且不对称性在缩小；从投资角度看，东亚地区有更快的资本形成速度，资本积累率一直保持在30%左右，而且形成了咬合联动的格局。在整个东亚的对外直接投资中，日本和“四小龙”占的比重较大，东盟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在迅速增加。80年代后半期以来东盟的高速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于东盟增加对外资的鼓励，以“四小龙”和日本为主对东盟的投资实质性地促进了出口的增长和投资的增加所决定的，而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和东盟也有相似的经历。
　　最后，从经济周期角度看，东亚地区也形成咬合联动的局面。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处于经济周期的下降阶段，而另一个国家或地区却处于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时，由于两国之间紧密的贸易与投资联系，后者使前者的经济下降幅度降低，并且提前走出下降阶段。这主要表现在90年代初，中国经济高涨对四小和日本经济周期向上的带动作用。
　　三、 结论
　　东亚模式曾经受到广泛赞扬，成为众多落后国家争相效仿的楷模。虽经历了1997年的金融危机，但对整体趋势并无影响。东亚模式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完善、不断更新。这次面临全球金融危机，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在金融风暴中展示出的一些优势，是抵御冲击的有效措施。在外部环境不佳的条件下，亚洲地区应加强内部生产网络的构建，巩固内部循环机制，保持地区稳健的经济增长就是对世界经济最好的“稳定器”。
　　参考文献：
　　1. （日）小岛清. 雁行型经济发展论——赤松原型.世界经济评论,2000,（3）.
　　2. （日）小岛清.亚洲的直接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 世界经济评论，1997，（3）.
　　3. （美）乔万尼·阿里吉，（日）滨下武志，（美）马克·塞尔登.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4. 世界银行.东亚奇迹的反思.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5. 世界银行.东亚复苏之路.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6. 世界银行.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
　　7. 车维汉.雁型形态理论研究评述.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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