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体系化过程已经完成。这一过程是通过对原苏联民事诉讼理论体系的移植、借鉴的方法予以实现的。在这个理论体系中，其理论基础是诉和诉权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架构了原则体系理论、诉讼法律关系理论、诉讼主体理论、诉讼行为理论、诉的变化分类和种类、诉的主体和诉的客体合并理论（具体体现为共同诉讼、第三人诉讼、反诉等等具体诉讼形式）、证据理论、判决理论和执行理论，从而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
这套理论体系是从原苏联移植而来的，但该理论体系的外壳和理论体系的基本结构则并不是在原苏联自生的。不过是因自己国家的历史延续，通过俄国对大陆法系的民事诉讼理论体系的继受扬弃了的理论体系。原苏联在保留了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理论体系结构和若干理论板块的同时，对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理论体系进行了形式上和实质上的改造。在形式上的改造性移植方面，对诉和诉权的理论、诉讼法律关系理论、诉的变化、分类和种类等等都予以保留，筛掉了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理论中认为比较晦涩的理论板块，如当事人适格理论、既判力理论等等。尽管按照自己的意志过滤了某些本与其他理论板块协调配套的理论板块，但还没有完全影响其民事诉讼理论的体系化。在质的改造方面，主要是以国家干预为基本指导思想，调整了当事人和裁判者在民事诉讼程序的地位和作用，强化了法院作为裁判者在民事诉讼中的职权作用。在民事诉讼理论体系上，原苏联并没有直接抽掉该体系结构的理论基础，在民事诉讼理论体系的基本形式结构上，仍然大致保留了整个体系的完整性。对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理论体系质的改造，具体是通过对基本原则的重新解释来实现的。基本原则虽然是一种制度性的规范，但基本原则作为民事诉讼体制中的基本规范，对民事诉讼体制的运行有重大的影响，又由于民事诉讼理论与民事诉讼体制的相互关系。因此，对基本原则的理论阐释也将对整个民事诉讼理论体系起统合协调作用。
我国所移植的民事诉讼理论体系是一个被原苏联经过改造和加工的民事诉讼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所具有的基本特点，在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体系中均存在。我国民事诉讼理论和民事诉讼法中尽管也有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但和原苏联一样，给予了重新注解，实际上是直接引用了原苏联民事诉讼理论的解释。辩论原则在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中的地位是显赫和重要的，民事诉讼中辩论原则，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民主权利在民事诉讼中的具体体现。辩论原则是建立在双方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的基础之上的，是社会主义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重要体现，这一原则贯穿在民事诉讼的全过程。按照我国民事诉讼理论对辩论原则的一般理解，辩论原则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辩论权是当事人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即当事人（也包括第三人）对诉讼请求有陈述事实和理由的权利。有对对方的陈述和诉讼请求进行反驳和答辩的权利。当事人借此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2.当事人行使辩论权的范围包括对案件的实体方面和诉讼程序方面所争议的问题。3.辩论的形式包括口头和书面两种形式。4.辩论原则所规定的辩论权贯穿于诉讼的全过程。对辩论原则的这种理解和界定，实际上使当事人的辩论行为失去了对裁判者的拘束，必然使作为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辩论原则非原则化，成为非约束性原则。传统的辩论原则之所以能够在民事诉讼中作为一项基本的原则就在于它能够使当事人的辩论行为真正有效地拘束裁判者，从而实现当事人的辩论权。从实质上看，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中的辩论原则和民事诉讼法所规定 的辩论原则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化的抽象原则，而没有具化为诉讼法上的基本原则。
在具体的诉讼理论方面，我国民事理论对原苏联民事诉讼理论的移植和吸收也是比较充分的。尤以对诉权理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理论和判决理论的继受最为典型。原苏联的诉权理论与传统大陆法系的诉权理论相比具有十分突出的特点。其诉权论的特点在于，诉权是表示多种概念的术语。“在苏维埃法中具有不同的意义。一是指程序意义诉权。它是‘为促成并坚持某一具体民事权利纠纷的法庭审理以及解决的权利，也是要求对具体民事案件进行审理的权利’。二是实体意义诉权，它是指‘处于能够对义务人强制实现的状态中的主体民事权利’。”[8]把上述观点整理概括就可以明确诉权包含两方面的含义：程序意义上的诉权和实体意义上的诉权。这种诉权理论被称为“二元诉权说”。由原苏联著名诉讼法学家顾尔维奇所主张的上述诉权学说成了原苏联诉权的定型格局。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可以说是忠实地接受了二元诉权学说。具有权威性的民事诉讼法学教科书大都持这种观点②，认为诉权的涵义应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程序意义上诉权。它是指民事诉讼法确定的当事人进行诉讼的基本权利。（二）实体意义上的诉权。它是指当事人通过人民法院向对方当事人提出实体请求的权利。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体系中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理论板块部分也是全面吸收了原苏联的理论。原本起源于德国民事诉讼理论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理论在原苏联民事诉讼中也同样被进行了改造。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理论的提出本来是基于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与民事实体法律关系的内在联系，在民诉领域对民事法律关系理论模式移植的结果。在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理论中当事人与法院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这也是法律关系理论始创的初衷。然而原苏联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理论把法院置于民事诉讼领导的地位。
社会发展之快，使民事诉讼法（试行）在颁布后仅仅几年的时间，就凸现了该法与社会发展现实的不适应性，并导致了1991年新民事诉讼法的制定。但新民事诉讼法的制定并没有使这部民事诉讼法彻底摆脱与社会发展和现实的不适应性。在新民事诉讼法颁布后不久，审判实务界就打出了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或改进的旗帜。在来不及作充分理论准备的情况下，便迅速地开始了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系列动作。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也成了实务界和理论界最为关注的课题。社会发展变革不仅仅直接冲击了现行的规范和制度，也冲击了原有的理论和理论构成的理念框架体系。社会诸因素尚未有突出或激烈的变异时，原有理论或理论体系的适应性随变是一种局部修正和填补性的，表现为一种非结构性变动的完善。在民事诉讼法（试行）颁布的一段时间里，民事诉讼理论体系与民事诉讼实际运行、社会发展现实的不协调并未显现。但最近几年由于民事诉讼体制与社会发展变化的不适应，使得依附于既存诉讼体制的理论体系与此的这种不协调亦显突出。
随着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和拓展、社会法治化的推进，人们的法意识和法观念也在不断强化、转化和提升。经济主体的权利和利益意识以及相应的保护意识的加强是这种变化的最突出表现。这种意识的强化是具有普遍性的，不仅在经济主体的经济交往中反映出这种倾向，在经济纠纷解决领域也是如此。而且民事争议的大量增加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主体权利和利益意识的加强还不仅在于实体权利和利益方面；在程序方面，利益主体的程序权利和利益意识也在不断加强。在这种意识背景下，程序的独立价值和意义也相应被强调，并逐步被认识。然而，传统的民事诉讼理论体系却具有存在轻视程序的内力。其原因在于，传统民事诉讼理论体系的建构就是以批判对立的民事诉讼理论体系为前提的，其批判的矛头的主要指向之一就是诉讼程序的“繁琐”和“虚伪”。以意识形态为武器对其他法系诉讼程序的情绪化批判必将导致对诉讼程序独立价值的否定。原苏联民事诉讼体制中的职权主义既是这种批判的结果，同时又进一步强化了对程序价值的否定。既然程序的独立价值遭到否定，也就谈不上所谓程序性公正。程序性公正所要求的裁判者的中立性、防止突袭性裁判、给予纠纷主体与裁判者的充分对话、尊重当事人的主体权、诉讼程序操作的民主化等等，在传统民事诉讼理论体系中都没有真正得到重视和体现。相反，在逐渐被泛化和形而上学化了的哲学观念的影响下，程序性公正被视为实体性公正的“奴隶”和“附庸”。即使在现在，程序性公正的价值仍然不为大多数人所认识。
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体系现存的另一个问题是民事诉讼理论体系整体构造的不完整。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体系虽然具有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理论体系的基本外型框架，但民事诉讼理论体系因转移植于原苏联，并因原苏联根据自己理念对原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进行了裁剪，使我国的民事诉讼理论体系先天具有其不完整性。例如，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中虽然有当事人的概念，但却没有当事人适格（正当当事人）的理论作为其概念的存在基础，在理论上没有解决判断当事人适格的标准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其实当事人适格理论本来就是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理论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欠缺当事人适格理论必然使整个民事诉讼理论体系出现不完整的现象。再如，判决制度是民事诉讼制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相应的，有关判决制度的理论也是民事诉讼理论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理论板块。但在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中，判决理论无疑是一块空白，尽管亦有关于判决的分类、判决效力的论述，但尚未形成理论体系，尤其不足的是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中没有关于判决效力的体系化的理论，又使我国的判决理论严重残缺。例如，由于没有既判力的概念和理论，致使在我国的理论和实务中，无法认识到判决一旦生效，为什么在一般情况下法院亦不能自行撤消或变更该判决。在我国目前关于判决效力的理论中，仅以判决的排除性、不可争议性和执行性的“三性论”的观点是不足以将既判力理论中的拘束力内容加以包容和取代的。其实在原被移植的民事诉讼理论体系中，既判力理论是判决理论的骨干和核心部分。诚然，既判力理论有人为复杂化的弊端，但对于规范和体系化的民事诉讼理论体系来讲，如果抛弃既判力的概念和理论，无疑等于拆掉了桥的一个桥墩一样，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诉权、诉、诉讼标的、起诉、一事不再理原则、辩论原则、处分原则和上诉等等都与既判力理论密切联系，可以说没有既判力概念和理论，上述制度和理论都是残缺不全的。
作为民事诉讼理论体系却存在轻视程序和程序性公正的倾向，会令人觉得难以理解，但这却是事实。造成这种倾向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将实体性公正和程序性公正的关系绝对地视为主从、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并将这种关系与哲学上的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等范畴挂合。使诉讼程序和程序性公正成了单纯的手段，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往往被否定。但实际上诉讼程序和程序性公正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诉讼程序的种种规定以及这些规定的公正性要求并不仅仅是单纯为了达成实体上的公正。对程序性公正的要求是基于“程序主体权”、“听审请求权”、“司法民主权”“公正程序”等等权利。程序性公正主要体现在不排除当事人对诉讼程序的参与、保障当事人对权利和事实的充分陈述、当事人与裁判者的充分对话、不得实施突袭性裁判、裁判者在程序中保持中立性、不得任意支配当事人、裁判所依据的事实从辩论中产生等等。从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以及具体制度而言，程序性公正可以说并未予以充分体现。因此，如何在制度构成和运行中加强程序性公正，以及在整个民事诉讼理论体系上如何贯彻程序性公正的理念，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学所面临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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