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谨慎性比率测试盈余管理

当财务报表使用者利用报表数据进行投资时，不能不估计管理者利用决策力影响财务报表编制的程度。研究盈余管理的学者，如Peter Joos、Jamie Pratt等（2009）提出“通过递延所得税能识别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并且表示可以从递延所得税的总额和变化额两方面来看管理层盈余管理的动机”。①另外，学者Jamie Pratt（2008）在《经济环境下的财务会计》中提出的谨慎性比率（Conservatism Ratio）以衡量财务报告盈余的谨慎性程度，通过观察谨慎性比率，可以基本判断管理层是低估（谨慎地报告）或夸大（激进地报告）财务状况和公司业绩。本文拟讨论谨慎性比率的计算、应用和原理，以及影响谨慎性比率的会计政策。

一、谨慎性比率的计算和应用

（一）谨慎性比率的计算模型

利用财务报表和报表附注中的数据计算谨慎性比率，公式为“税前报告收入/应税收入”。比率的分母是应税收入（应税收入-可减税费用），反映了公司在特定年份采用非常谨慎的指标计量收入。比率的分子是税前报告收入，分子大于（或者小于）分母，反映了确定报告收入的谨慎性程度。比率在1左右或小于1，反映了相对谨慎的水平，当比率大于1，确定报告收入的谨慎性变得越来越低。该计算原理基于以下假定：在税法允许的范围内，公司有一定选择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自主权，在计算税金时，尽早或推迟报告可减免税金的费用，改变应税收入的确认时间。


在计算谨慎性比率时，公式中的分子“税前报告收入”可以直接从利润表中获得,即“利润总额”项目；分母“应税收入”则需要结合财务报表和报表附注中的信息另行计算。其计算过程如下：

谨慎性比率=税前报告收入/应税收入（1）

应税收入=当年所得税负债/实际所得税率（2）

当年所得税负债=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变动额（3）

公式（2）中的企业所得税实际负担率是指上市公司年度所得税费用同当期税前利润总额之间的比率，反映了所得税费用对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实际影响程度。所得税实际税率可以直观地反映出各种税率优惠对企业所得税负担的影响，从而为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提供相应的实证依据；本文案例中所使用的实际所得税率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

（二）谨慎性比率的应用

以DS公司2008和2009年的数据为例演示谨慎性比率的计算过程并结合公司其他信息简要分析。

DS公司谨慎性比率计算过程如下：

当年所得税负债=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的变动额

=120 720.07-[（57 727.96-77 308.92）

-（193 288.71-130 467.24）]

=203 120.50

应税收入=当年所得税负债/实际所得税率

=203 120.50/403.34%=50 320.12

谨慎性比率=税前报告收入/应税收入

=29 929.83/50 320.12=0.59

按上述方法计算，2008年谨慎性比率为0.91。笔者发现，DS公司的谨慎性比率从2008年的0.91降至2009年的0.59，说明该公司在2009年采取更加谨慎的方式报告会计盈余。管理层通过利用对报表的自由裁量权有意识地提高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来压低公司业绩，这不仅会影响当年的税前利润，还会在未来引致更高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根据DS公司的财务报表附注所述并结合分析，可以验证谨慎性比率的测试结果。2008年DS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对固定资产部分类别及经营租入固定资产改良支出的折旧摊销年限进行变更的议案。这项会计估计变更导致公司2008年的折旧及摊销费用增加382 320千元，递延所得税资产比前一年增加94 784千元，影响2008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287 080千元。DS公司采取缩短年限的方法使得递延所得税资产在固定资产涵盖会计期间逐年增加，加大账税利润差异，所以2009年的谨慎性比率与2008年相比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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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4/fontbr二、谨慎性比率、递延所得税与盈余管理br />
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者凭借其拥有的企业控制权，利用会计准则的弹性，通过对会计盈余的控制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美国会计学家Katherine Shipper立足于会计数字是一种有用的经济信息这一基础，指出盈余管理是企业经理人为了获取私人利益，在准则允许范围内，有意地对财务报告进行的控制。而递延所得税是指由于税法与会计制度在确认收入、费用或损失时的时间不同而产生的会计利润与应税收入之间的时间性差异。由于企业在会计方法的选择上有一定的自由度，可以通过改变收入或支出的确认时间，这样就给企业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带来了一定的机会。

（一）谨慎性比率与递延所得税的关系

从谨慎性比率的计算模型中得出，对报表的税前利润进行评估，是否高估或低估，决定因素是企业的递延所得税变化幅度。当谨慎性比率接近1，则本年递延所得税的变化幅度很小，表明会计利润越接近应税利润；当谨慎性比率远离1，则本年递延所得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表明会计利润与应税利润的差异越大。
谨慎性比率远离1又可分为两种情况：当谨慎性比率小于1时，企业的递延所得税变化额为负，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变化幅度大于递延所得税负债的变化幅度；反之，则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变化幅度小于递延所得税负债的变化幅度。

（二）递延所得税与盈余管理的关系

一般来说，递延所得税与盈余管理存在着同方向变动的关系。张敏蕾等（2007）研究表明在控制非主观性部分的相关科目后，递延所得税费用与企业的税前盈余管理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显示企业税前盈余越大者，倾向提列越多的递延所得税费用。

一方面在资产负债表日，当递延所得税费用变化额为正，即会计收入将大于应税收入时，公司调高盈余，产生正的非正常报酬率；当递延所得税费用变化额为负，即会计收入将小于应税收入时，公司调低盈余，产生负的非正常报酬率。另一方面，在资产负债表日后，调高盈余行为的后续累计非正常报酬率将高于未发生盈余管理的后续累计非正常报酬率，调低盈余行为的后续累计非正常报酬率将低于未发生盈余管理的后续累计非正常报酬率。

（三）谨慎性比率与盈余管理的关系

谨慎性比率为估计特定年份管理层选择报告方式的谨慎程度提供了捷径。谨慎性比率越接近1，则会计利润越接近企业的没有通过操纵非应税项目损益进行盈余管理时的利润水平。谨慎性比率越远离1，此时企业管理层可能存在大量的非应税项目的盈余管理：当远小于1时，反映了企业采取多计本年的递延所得税费用，少计利润的谨慎型盈余管理方式，有隐藏本年利润之嫌；当远大于1时，企业通过少计递延所得税费用，从而多计利润的激进型盈余管理，可能会夸大企业本年利润。

为了能更加直观地反映两者的关系，笔者选取两家经营规模相当且同属于制造业的上市公司，具体数据见表2。


从表2中，可以发现天地科技的谨慎性比率小于1且接近1，反映出该公司在2009年度采用了相对谨慎的会计估计计量收入；而反观浙江医药，其谨慎性比率大于1，达到了1.15，可以看出浙江医药的财务报告政策比天地科技更加激进，浙江医药的管理层在正的非正常报酬上进行了大量的盈余管理。

三、影响谨慎性比率的会计政策

导致谨慎性比率的上升或下降主要由递延所得税变化幅度决定的。由于企业对会计政策选择与税法不同，将

会产生大量的账面税收差异，可以认为这种盈余管理行为不影响应税所得。

企业在改变本期的会计利润时，以后期间的利润也会随之变化，资产和负债的项目也会在未来体现在利润表上，通过递延税款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只是改变其确认的时间。比如，公司对固定资产计提折旧，采用加速折旧法计算应税收入，而采用直线折旧法编制财务报告，导致在资产使用寿命期的初期应税收入比财务报告中的收入少，而在资产使用寿命的末期其结果正好相反。这样的做法，可以起到调节不同年度的所得税费用，进而调节净利润的作用。下文中的表3归纳了几种上市公司常用的、能够引起谨慎性比率上升或下降的会计政策。


四、结论与启示

在资本市场中，公司管理层出于融资、契约和政治管制等目的，往往有意识地进行盈余管理。Michael Kirchenheiter等（2002）的研究发现，当公司预期亏损不可避免时，会利用递延所得税调节主观性应计利润平滑会计收益，以期在以后年度转回时能够扭亏为盈。研究证实，递延所得税与企业的盈余管理存在高度的正相关关系，所以许多公司都把递延所得税作为盈余管理的主要手段之一。

张鹏等（2009）在研究中指出，市场并不会对已经被证明普遍存在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作出应有的反应，因此投资者很难识破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但是，通过上述论述，可以发现谨慎性比率这个指标能通过递延所得税反映管理层操控财务报表的程度，谨慎性比率偏离1的程度越大，则表明在某个年度企业管理层的盈余管理水平越高。利益相关者可以从数据上更加直观地识别企业的盈余管理，并可以判断管理层的盈余动机是低估还是夸大公司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