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产函数角度分析中国“无就业增长”

　[摘要] 本文从经济增长核算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就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我国“无就业增长”的根源在于市场化改革的持续深化，具体的起因是自八十年代后期起在进口产品过度冲击导致我国企业持续大面积亏损的背景下，企业和政府被迫实施了减员增效政策。“无就业增长”现象长期持续则是由于私营化尤其是外资企业快速增加所带来的社会过度劳动现象的蔓延造成了就业挤出效应。
　　[关键词] 无就业增长 就业弹性 过度劳动 就业挤出效应
　　
　　一、警示与争论
　　关于中国的“无就业增长”曾引起广泛的争论，许多学者认为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事实，如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莫荣认为， “事实上，我们从中国的GDP就业弹性系数①的变化也可以看出，中国吸收劳动力的能力是呈下降趋势的。”然而，也有研究人员认为“无增长就业”在中国根本不存在，甚至认为是神话（他们也承认中国的就业弹性降低的状况较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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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就业弹性的变动规律与趋势
　　1.中国的失业与经济增长
　　学习过西方经济理论的人都熟知关于美国经济增长与失业关系的“奥肯法则”，即经济增长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失业率将会下降约0.3-0.5个百分点。有学者研究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与失业率，发现在20余年的时间内，虽然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存在正相关，但两者之间的数量关系是离散的，无规律可言。中国的就业弹性在九十年代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即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是就业的增长速度越来越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城镇登记失业数”表明:1992年登记失业率为2.3%;1995为年2.9%；1998年为3.1%；2001年为3.6%。
　　2.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关系的探讨
　　根据传统的总量生产函数，经济增长来源于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以及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前者包括资本、劳动要素的投入量增加，后者是指在给定的要素投入增长下，以规模经济不变为前提进行测算，如果经济实现了超额增长，则称超额的经济增长率为“全要素生产率”，即“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即资本要素投入的增加速度长期高于劳动要素投入的增加速度，而经济增长是与要素投入增长的加权平均密切相关的，因而导致经济增长快于就业增长；经济学意义上的技术进步即“全要素生产率”因素导致同样投入条件下产出增加更多，也使经济增长快于就业增长。美国人口增长波动性小，经济结构和制度相对稳定，从而呈现出前述的“奥肯法则”现象。中国由于在经济体制、人口增长、政策均出现了较大调整，因而不能体现出显性的“奥肯法则”。
　　3.中国体制转轨导致失业数据失真的影响
　　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曾经多次出现统计口径与统计方法的调整，社会择业行为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及其他类似因素，都会导致前后时期的失业概念的实质性不同，使得统计数据严重偏离实际。例如，在1978年-1982年，由于失业人员不能够自主择业或从事个体经营，失业人员只有登记失业，数据较为真实，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由于失业救济保障的水平较低，也由于失业人员可以自主择业，使得登记失业率大大低于真实情况。中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统计数据是“城镇失业率”而忽略了占人口大多数的中国农村就业年龄人口，也导致数据脱离实际。
　　4.剔除数据失真后中国仍存在较严重的无就业增长
　　中国的无就业增长问题的严重性表现在大学生就业难，劳工工资增长缓慢，劳动要素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不断降低等（否则，由于萨缪尔森-巴拉萨现象，即经济增长导致劳动力紧缺，进而导致工资快速上涨的规律，中国一般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早已经大幅度上升了）。有学者认为，由于中国实际失业率明显高于登记失业率，2002年的失业率估计为6.1%。
　　三、中国无就业增长的原因
　　关于中国“无就业增长”的原因，由于“无就业增长”是较快经济增长下的就业较慢增长，那么可以肯定，较高的经济增长或者来自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或者由于在职劳动者的平均劳动时间延长。
　　1.隐性失业转向公开失业
　　有学者分析了中国改革过程中隐性失业向显性失业的转化对于“无就业增长”造成的影响，即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也是一个不断有不同体制、不同行业的企业提高效率，释放冗余人员的漫长过程。
　　2.外资部门和私营部门员工的过度劳动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这一时期恰恰是外资大量进入，以及其后发生亚洲金融危机，导致东亚各国被迫压低成本，减员增效的时期，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同时又要保持本国的经济增长，无疑使得“无就业增长”压力更大。
　　有资料显示，2001年外资企业占中国经济的资产额比重已经达到10%，实现利润已经达到全国的四分之一，其他类型的民营私营企业比重也大幅度增加。这类外资企业以及私营企业普遍实行非制度化的“加班”，员工每天工作时间经常在10-12小时。于是，“无就业增长”的原因就明白了——企业部门的减员增效和在职员工的过度劳动，这两种效应对就业造成严重的挤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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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中国的劳动法规规定了职工加班工资相当于标准工资水平的2倍，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私营部门尤其是外资企业利用法律空隙，使得实际加班工资率低于正常工资率水平，外资企业在岗职工的劳动时间平均达到10-12小时，直接造成了就业挤出效应—在岗职工的超时间劳动而收入没有同步或更快地增加，导致未就业职工的就业难度加大；而在岗职工没有功能健全的工会组织，在高利润的外资企业从事长时间劳动得到的却是低水平的工资。
　　3.科技进步和“资本替代”效应的重叠
　　国内有学者认为，科技进步和资本替代是导致“无增长就业”的原因。笔者认为，在“奥肯法则”的隐含的正常状态中的已经包含了一定的资本替代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指生产要素利用效率的提高，即全要素生产率），由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中的“全要素生产率”成分较少，所谓科技进步在中国主要体现为资本替代。但是中国的资本替代有其特殊性，中国资本替代不是由于资本是廉价的所造成的，即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小时劳动报酬始终保持在较低水平。近年来中国投资率上升到40%以上甚至接近50%的不正常水平，其主要原因是凯恩斯经济理论所说的需求不足，国民在就业压力之下的安全需求导致储蓄增加，大量剩余资本沉淀在银行而寻找投资机会。
　　4.经济发展过分偏重制造业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在经济发展中过多强调发展制造业导致就业效应不足，因而中国的经济增长应当更加注重就业效应高的第三产业。笔者认为，发展制造业与前述的资本替代和科技进步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交叠的。
　　四、相关影响因素
　　虽然中国“无增长就业”的直接原因是政府针对企业经营亏损采取的企业改革措施，导致就业状况恶化，但这种政策效应仅仅是表面原因，表象的背后是80年代后期以来外国商品和外国企业对本国市场的过度冲击以及内外资企业税负不对等，导致我国企业大面积亏损，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率，并想当然地以为只要经济增长就业问题就能自然得到解决，实施的改革以市场化为核心，并把这种倾向长期持续和深化。
　　由于“无增长就业”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产物，在某些特定时期甚至是合理的，真正需要警惕的是该现象长期持续所导致的就业状况恶化。而“无就业增长”概念一方面为我们指明了就业难题的机制，另一方面也指明了解决就业难题的办法。
　　近年来，中国政府实施了关注民生的政策，采用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得中国的就业弹性有了明显的提高，就业状况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如果“过度劳动”现象不能完善解决，则就业问题将始终令人担心。由于无增长就业的关键在于过度劳动，那么，中国应当作的就是完善对于职工劳动的保护和社会保障，另一方面应健全工会组织机能，有效地争取增加工资，分享企业的超额利润。
　　日本、韩国以及许多发达国家在对外经贸关系中经常奉行的利己主义和双重标准政策，即或者实施严格的对本国商品市场与就业市场的保护，一面刺激出口、另一面保护国内传统产业，正是最大限度地化解“生产过剩”压力的措施。
　　
　　参考文献:
　　[1]王艾青杨兆兰:中国经济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原因探析[J].《理论导刊》，2007.2
　　[2]蔡都阳高文书:就业弹性、自然失业和宏观经济政策[J].《经济研究》,2004年9月
　　[3]李芳:无就业增长的成因分析[J].《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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