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以大学校园作为叙事对象,描述学院知识分子生存状态和生命形式的学院知识分子小说不断涌现,其中,较有影响力的长篇之作有南翔的《大学轶事》,张者的《桃李》,史生荣的《所谓教授》,纪华文的《角力》、《底线》,汤吉夫的《大学纪事》等。这些小说的创作者多数身兼大学教师与作家双重身份,他们对于高校生活,都有着很深的了解和体验,他们敏感地捕捉到大学校园的变化,在小说中不约而同地写出了当今大学在消费社会俗世洪流冲击之下的异化,某些学院知识分子个人欲望在时代诱惑面前的膨胀与挣扎,个人欲望实现方式的卑俗与卑劣,以及由此所反映出来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蜕化。
一、市场化背景下的拜金主义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一个传统文化观念“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长期以来知识分子形成了“安贫乐道”、“寻孔颜乐处”的群体性格;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曾说过:“学院人享有着不同寻常的自由度,因为与大部分人不同,他有一份得到保证的工资,这份工资与向市场提供具体的产品无关。”“大学用制度化的措施排除了市场对学院人的压力,可以使学者安心研究‘高深学问’。与此相应的,也有了对学者形象的想象:学者全是这样一种人,他们的活动本质上不追求实用目标,他们是在艺术、科学或形而上的思考中,简言之,是在获取非物质的优势中寻求乐趣的人。”但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物质经济的空前发达和传统观念的解构与重建使知识分子接触到的外界诱惑空前巨大,一部分知识分子经历过一番痛苦的挣扎之后,从安于清贫,乐天知命,走向了不甘清贫,关注自身的物质利益并为之积极行动。
张者的《桃李》中某名牌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邵景文亦学亦商,做学问与办公司同行,教学与揽生意打官司同步,成了市场经济洪流中如鱼得水的人物。作为法学院的教授,本应该以弘扬法律精神、维护社会公平为己任,但是为了打赢官司,获取暴利,他想方设法钻法律的空子,而不再顾忌法律的尊严。邵景文曾打过一次互相矛盾的诉讼,在一次高速公路汽车事故案中,他在同一时间不同地点担当法律代理人,把案子分别从正反两面来打,即在一个案件中做高速公路管理处的诉讼代理人,而在另一个案件中则代表受害人做了原告,在近一年的时间内,他来回奔走于两家法院之间,利用法律的空子,动用金钱和权力的力量,结果不但为高速公路管理处打赢了官司,同时也为受害人打赢了官司,获得了法理上自相矛盾的“双赢”。邵景文在金钱与欲望的支配下,把自己的专业知识当作一种“文化资本”入股于经济社会,弟子们在他的律师事务所打工,他发给弟子工资,他这位导师不再是弟子的精神学术楷模,而是弟子们的经济主宰者,所以导师这个神圣的称谓在他的学生口中也变成了市场化的俗语——老板。
在汤吉夫的《大学纪事》中,H大学靠扩大招生和各种形式的办学获利丰厚,校长何季洲用一百万铺路,拿下了H大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个博士点,而且,他们用这种方式又相继拿下了四个博士点。何季洲曾经赤裸裸地说:“我们师资力量不足,……不能调来的,我们可以花钱买他的署名权,他的科研成果发表时,署上H大的名字就行,我们出钱就是了。……上课用的讲稿不可以整理一下、印出来吗?买个书号就是了,无非花个三万两万的。”为了得到四室一厅、五万元的年津贴等等“实惠”, 阿古院长不择手段,一个半月时间连抄带编出了两本书;小林和老林的成果被阿古院长剽窃,但小林和林老因为拿到了五千元的补偿、一万元的顾问月薪,都立刻不再追究阿古的剽窃行为。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全球一体化”、“与世界接轨”的口号加快了我国消费社会形成的进程。在消费社会中,最大限度的攫取财富以及对物的占有欲拥有了空前的合法权。消费社会以物质主义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成为社会价值的主流,知识分子也自觉不自觉地对自身的价值准则进行了调整。在新世纪学院知识分子小说中,我们既看到了金钱的所向披靡,又看到了一些知识分子在抵御金钱腐蚀时的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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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象牙塔中的权力角逐
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人格之一就是不去迎奉、巴结、讨好任何权力。然而中国知识分子本来就有依附权力的传统,有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在现行高校体制下,大学也未能幸免于官僚体系的渗透,由于大学的资源分配还基本上是权力分配,所以,权力不仅操纵着学院知识分子的经济利益,而且操纵着学院知识分子的学术声誉。近些年,大学“在管理模式上也逐渐靠拢企业化的科层管理模式,知识按照严格的学科分工建制进行生产和流通,并且以一套严格的学科规范对教授的知识成果进行专业评估。”(3)体制化的命运使学院知识分子正成为职称、成果、项目等等的奴隶,而学院知识分子学术研究基金的审批、学术成果的鉴定、学术奖项的评定以及职称的评审和岗位的聘任,都是通过行政权力来实现的,所以大学的权力核心,无形中便成为学院知识分子共同的依靠、争夺对象。于是我们看到,大学,作为一个对人类知识继承、质疑、创新的地方,已不是研究学问的象牙塔,知识分子正在争先恐后地挤进官场。
史生荣的《所谓教授》中某农业大学的科研、学术活动,都是以一种非正常的渠道和方式进行的。白明华学业一般,科研无术,因为在学术上没有发展前途而转到行政岗位,然而他却有着上下左右弄权拉关系的“才能”, 短短几年就当上了教务处长,然后凭借手中的行政权力,“有钱出了书,有钱搞了科研”,先于学术水平远高于自己的其他人当上了教授。刘安定是动物繁育方面的专家,埋头工作多年,早就具备了晋升教授的水平,但仍是个副教授,十多年间为了申请到科研项目和必需的经费,他想尽了办法,结果都是无功而返。朱校长需要创造当院士的条件,白明华便劝说刘安定把自己一篇高水平的论文署上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作者朱校长的名字。白明华对刘安定说:“做学问也不能使笨劲,必得用巧力,以巧破千斤,……说句良心话,论学问我不如你,肯定不如。但我哪一点比你落后了?没有。这就是学问。”(4)刘安定在被人利用的过程中也大有收获,他不但晋升了教授职称,拥有了高薪、汽车,还当上了校长助理。这也就是白明华所说的“只有领导和学者结合,学问和权力结合,才能如虎添翼,如鱼得水”。(5)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4/fontbr /> 汤吉夫《大学纪事》中H大校长何季洲上任头一年,就三番五次地往省里跑,结果争来了教授审批权,两年之内,H大的教授就从五十人猛增到三百人。他又使出浑身解数,不惜以重金为代价,拿下五个博士点。他又建造五星级教学大楼,狠抓媒体舆论宣传,决心在短时间内把H大建成一所国际知名学府。何季洲开口闭口都是H大的事业和发展,但他宁愿拿一千万去火车上做广告为学校扬名,也不肯拿五百万支持一丝不苟、恪守科学准则的外籍教授海伦娜建地球物理系实验室。这种极端功利的态度暴露了何季洲前进的动力正是个人的权力欲,他制造了H大发展的虚假繁荣,有了登上更高的权力宝座的资本,便开始频频飞往北京,为个人的升迁跑关系。H大成了他个人的名利场,成了他权利攀升的垫脚石。评论家李星说:“何季洲是《大学纪事》奉献给当代中国文坛一个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独异的典型形象。就其深度来说,他是以‘家族文化’、‘官本位’、‘等级制’为核心的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留给当代中国的一份丑陋的遗产,……就其广度来说,他又是改革开放以后在官场、民间得到广泛认可的“政绩”文化的产物。”(6)
在纪华文的《角力》中,河州学院各院系中层干部展开了一场充满火药味的争夺副院长职位的角力,学富五车、为人师表的教授们纷纷露出市俗可笑的嘴脸,中文系主任乔大海为了整倒竞争对手政法系主任宁可,到处散布宁可的受贿谣言并与宁可大打出手,神圣的象牙之塔,成为争名夺利,互相倾轧的战场。
小说中的一些教授们在官本位意识的主宰下,在利的诱惑下,几乎完全背离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与追求真理、护卫良知的精神。
三、放纵情欲浸淫性爱
性爱本是人性的重要成分,弗洛伊德认为“性欲”是一种原始的生物本能,遵循“唯乐原则”。在人的意识结构中,“性欲”与“自我”、“超我”处于不断的冲突状态,受到“自我”和“超我”的限制、压抑,但这种限制一旦失控,“性欲”便会泛滥。在当下消费社会物欲横流的时代,一些知识分子由于在人格上缺乏应有的道德能力来约束自身的欲望,从而在情爱世界里迷失了自我。
张者的《桃李》中法学教授邵景文在利用专业攫取金钱的同时,也赢得了不少投怀送抱的佳人,他开始放纵于婚外情生活。在代理宋天元公司的案件中,他接受了宋天元作为礼物送给他的漂亮小姐梦欣,而他对于梦欣,只不过是逢场作戏,发泄情欲。当了解到梦欣深爱自己的一片痴情后,他开始盘算如何将她赶走。而这时重新遇上一心报恩、不求回报的董小令,他便想彻底甩开梦欣在董小令身上寻找新鲜的情欲。在邵景文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拒绝责任,放任欲望的态度,是有性无爱,有欲无情。史生荣的《所谓教授》中,一再出现“白天是教授,晚上是禽兽”的字眼,老书记和秘书偷情,教授包养情人,明目张胆的婚外恋,还有知识分子不论男女脑子里面都是荤笑话……大学代表着我们时代的道德高地,千百年来教师都是知识与道德的化身,可在小说中,某些教授却在知识与道德的旗号下男盗女娼,这揭示了一些知识分子的“本我”欲望在物化时代的膨胀,他们向自然本能、生命原欲的滑落,让我们看到了某些知识分子的日益世俗化。
小说中描写的这些完全世俗化的人物形象也许不是当下学院知识分子的主流,但是这些小说也为人们展示了一定程度的真实。小说中描写的一些知识分子把人生的全部目标甚至生活的全部意义都归结为对个人欲望的极大满足,人们在他们身上所看到的,是知识分子的人格更加契合了消费时代的价值需求,也更加趋同于大众的、世俗的精神趣味。“遵循享乐主义,追逐眼前的快感,培养自我表现的生活方式,发展自恋和自私的人格类型”(7)这些消费文化所强调的内容,在小说中的一些知识分子身上得到了明确的体现。小说的作者们是带着不满审视当下某些学院知识分子人生的纯粹的世俗性,透过小说中人物的生存状态、命运和结局,我们隐隐可以听到作者们对知识分子堕落的痛惜声,也可以看到对知识分子向理念人的角色回归的殷殷期待。
注释:
(1)[美]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郭方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9页。
(2) 汤吉夫:《大学纪事》,花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3)许纪霖:《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
(4)(5)史生荣:《所谓教授》,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77页、第29页。
(6)李星:《对历史理性精神的强烈呼唤——为汤吉夫〈大学纪事〉序》,《大学纪事》,花山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1版。
(7)[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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