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庚传》序

　　中国当代的改革开放，肇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具体而准确地说，应该是袁庚谋划香港招商局变招，代交通部起草“请示”并获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1978年10月中旬拉开序幕的。此后，许许多多冲破陈腐观念的惊世骇俗之举便从招商局蛇口工业基地、从深圳特区发端，春潮也似的不断拍打着中国封闭的现实堤岸。那些思想解放、激情澎湃的岁月仿佛还在眼前，一切都还在继续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并承受必然的阵痛，只是，倏忽之间，就要晃过整整三十年的时光了。今天很快要被明天说成昨天，此时转瞬就会成为过去，不经意间，活的历史，那些在改革开放发轫之初坚持破冰之旅、劈风斩浪奋然前行的有名或无名的英雄们，正悄然而迅速地消散在时间的风烟雨雾之中。
　　复制昨天，留住历史的办法有许多，比如档案资料、实物图片、影像作品、口述实录、事件回忆、人物传记等等。什么是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美国作家爱默生更是直白地说：“一切历史都会成为主观的；换言之，实在是没有历史，只有传记。”事实而言，创造与撰写历史的都是人，人是历史的主体，因而人物传记往往也就是历史本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涂俏的近作《袁庚传·改革现场》既是当代人物传记，也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形象史。
　　任何改革总是利益关系、利益指向的重新洗牌，或者说是博弈，关系到各方权益，没有争端是不可能的。从1978年底进行改革开放以来，尽管邓小平一再重申“不争论”，据经济学家吴敬琏概括，近三十年来已经出现过三次大争论，这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九十年代初期以及自2004年郎顾之争一直延续到2006年的第三轮改革大论争等三次大的争论。众声喧哗，各种声音都能自由表达，比鸦雀无声、舆论一律更有助于重建改革共识，也更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在重大的社会问题面前，作为时代感应神经的文学没有沉默的权利。就在第三轮大争论波及各个领域，学者们引经据典、雄辩滔滔的时候，涂俏一头扎进改革开放的发祥地，以“回到现场，力求真实，客观公正，有血有肉”的宗旨为袁庚立传，重现在历史的某个节点上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风云人物的生命印记。涂俏用富于个性色彩的笔墨，对“改革从何处来？改革要往何处去？”等争论进行形象的诠释，在对改革进行热情的总结和反思中，为体现党心民意提供了一个具有历史意味的文学标本。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即将来临之际，《袁庚传·改革现场》以重返当年风云迭起的改革开放现场的叙述文本，从一个人的传记去阅读一个时代，在温故知新中校正判断力，在阅读当代共产党人及民众自我认知自我解读的文化色彩中感知中国改革的必要性、必然性及其艰巨性。不难看出，在“文革”结束，“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大抉择面前，中国义无反顾地踏上荆棘满地的改革开放之途，不是哪一个人一时的心血来潮，是由下而上、由上而下多次反复酝酿，“让思想冲破牢笼”的智慧结晶，体现出共产党人的集体苏醒与“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悲壮。
　　自古至今的改革，莫不是关隘重重、风浪险恶。当代的改革，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继续革命”理论建构起来的思想、理念、模式、行为准则等等早已根深蒂固的情状下，在泛政治化思维语境中，套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在“黑屋子”里生活习惯了的人，连开个“窗户”透气的念头及其勇气都是没有的。立志于革故鼎新的袁庚们，必须要有“杀出一条血路来”的信念与勇猛，必须要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牺牲精神和济世情怀。翻阅《袁庚传》，回望改革开放之初的“明星”，那些筚路蓝缕、披坚执锐的改革者，至今平安着陆、完好无损的有几人？当年敢在潮头行船的汉子们，大多数在大江东去的途中翻船、落水，到今天已是寥若晨星。“创业艰难百战多”。为袁庚立传既有现实意义也有历史意义，《袁庚传·改革现场》用传主的经历证明了人对社会变革的作用及其价值，作为改革开放的一个叙事文本显得弥足珍贵。
　　传记文学包括自传和传记，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学体裁。在我国，传记文学的源头应是被鲁迅誉为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的《史记》。“五四”以降，西学东渐，传记文学从传统体裁向现代文本演变。新中国成立后，传记文学创作在五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出现了两个勃兴阶段。八九十年代传记文学创作冲破许多禁区，打破五十年代的英模“螺丝钉”的单一模式，将人还原成人，向生活的丰富性和人物的多样性回归，出现了许多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今天，在当代文学不断被人诟病之际，传记文学创作方兴未艾，一枝独秀。《袁庚传·改革现场》应运而生，异军突起，必将成为当前传记文学创作的一大亮点。
　　真实性和客观性是传记文学创作的生命线。《袁庚传·改革现场》为了突破传统的叙述结构，以写作时的采访背景为经，以回述现场情景为纬，双线平推，时空交错，将第三人称的传记与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人称的采访融为一体，力求将真实性与客观性作为传记的出发点和归宿。不难看出，这部传记的史料性强于文学性。这似乎是作品的弱项，但孙梨先生在高度评价《史记》时说：“首先因为他写的是历史，历史真实性强，令人信服，才成了文学作品。”（《关于传记文学的通信》）以这个视点来审视《袁庚传》，恰恰是“令人信服”，在平实的讲述中显示了文学作品写实的魅力。
　　《袁庚传·改革现场》只截取了1978年至1984年这一时间段，展现了袁庚短短七年的人生历程。这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袁庚，却已然是老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作品中的袁庚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立体的、鲜活的、真实可信的。
　　我读袁庚其人，最让我感慨与欣赏的是他独立的人格，自由奔放的思想，敢想敢当的做派。也许，在《袁庚传·蛇口试管》中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袁庚的性格特点和精神风貌会表现得更充分一些。在本卷中，袁庚努力消除内心对权势、对主流话语权的恐惧，不唯上不唯书，其追求真理的脚步，永不停歇的生活信念和现代精神，尤为让人难以忘怀。迷信权威，盲目依从权杖的拨弄，思想与精神匍匐在地，这种“奴性”十足的人永远与敢想敢干无缘。袁庚敢于“站立”，始终直面人生，痛感当下中国非变革不可，是源于他个人意识的觉醒，表达了他的价值评判和思想寄托。不错，袁庚往往“特立独行”，但决不是“特立不羁”、另立山头，而是永远“听从将令”的。在这一点上，他的心是与鲁迅相通的。这期间有一种有趣的现象。袁庚反对唯命是从，却多次拿着高层政要的指令当做“尚方宝剑”，他的“野心”是为了扫除改革路上的障碍。既有独立的人格，又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既有原则性又有策略性，袁庚是一个成熟而善谋的改革领军人物。
　　关于人物传记的写作，我始终认为，写作者的学养包括良知、正直与勇气都至关重要。一千个人为袁庚立传，就有一千个袁庚。但是，如果这一千个写作者东怕狼西怕虎，这也不敢说那也不能说，害怕开罪不同的利益各方，那么，真实的袁庚就会迷失在并不久远的历史烟尘中。《袁庚传》的出版，就像在改革战场上功勋卓著的袁庚自始至终都会遭受非议，干得再出色也会招来反对者一样，传主袁庚，包括作者涂俏都会无端惹来是非，可能会遭遇意想不到的批评、指责。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创作与生活一样，无可奈何往往是一种常态。如果怕批评，怕惹是非，就去涂抹现场，阿谀各方，见到菩萨就作揖，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作家所为。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4/fontbr />　　《袁庚传》在宏大的叙事背景下，既有金戈铁马的雄关漫道，又有清风徐来的市井小巷，社会转型初始阶段的人性、人情的或碰撞或相融贯穿整部作品。不仅叙事宏大，而且细节的挖掘与铺叙真实生动，耐人寻味。袁庚为了推动干部体制改革，阴谋阳谋一起上，千方百计地劝说、逼迫不到退休年龄的老战友、老搭档许智明从权力的位置上一而再、再而三地退了下来，使其他有想法该退而不情愿退的人，有靠山可以“恋栈”不下的人不得不交出权杖。许智明为了支持袁庚支持改革不得不委曲求全，袁庚为追悼许智明漏夜撰写挽联，许智明子女追思父亲写给涂俏的长信，诸多章节的字里行间充满了改革的艰辛，洋溢着浓得化不开的人情味。
　　
　　当改革触及到个人尤其是领导干部的切身利益的时候，改革也就到了最艰难最白热化的阶段。关键时刻，袁庚拿老战友开刀，对耶？错耶？袁庚所做的一些事，往往不被同代人所理解。就像高手必然寂寞一样，袁庚的前瞻性甚至前卫的想法往往遭人误解甚至诟病。改革的最大课题是人的解放。只有确立公民的自由观念和独立精神，中国的现代化才可能在宽松、和谐的环境里完成。为了马克思所期待的人的解放，袁庚身体力行，已经走在我们的前面了。
　　《袁庚传·改革现场》的问世，对涂俏个人而言，标志着涂俏由一个记者向作家，向优秀作家的成功过渡。说到涂俏，我要重复梁晓声说过的那句话——“涂俏的眼睛”。是的，涂俏的眼光很“毒”。
　　涂俏的写作生涯，真正说起来，是从新闻采访开始的。在纷纭复杂、悠悠万事面前，在物欲横流、人情冷漠之中，涂俏的“新闻眼”独特而耐人寻味，长期以来集中在城市边缘游走的弱势群体身上，甚至混迹其中，与他们共同感受生活的艰辛与无奈，在感同身受中向媒体公开揭示弱势群体各色人等的生存境遇。
　　纵观涂俏的纪实作品，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这些作品差不多都是隐性采访的结晶，对生活的体验感性而又具体；二是作品集中揭示了在城市边缘讨生活的弱势群体的生态环境，勾勒出社会转型期从内地从农村涌进都市却无法进入主流社会的边缘群体的众生相。这些人物的形象尚不够丰满，不过是碳笔下的速写人物，简单，但却真实，生动。背井离乡漂向远方的农村人口、农民工，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戏剧性地留存下了一个创作富矿，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是一部长篇小说，只是我们的作家远远关注得不够。对涂俏来说，仅有体验是不够的，还有一个认识深化、深度开掘的课题。无论怎么说，涂俏努力揭示边缘状态，呼吁全社会关心弱势群体，帮助他们撑起一片生存空间，都体现了一个文化人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
　　让人诧异的是，在人们传言涂俏正在寻找并接触吸毒人员、风尘女子与高危人群的时候，在人们认为她的灵魂与步履继续在边缘地带游走的时候，她突然从“边缘”杀回“中心”，从隐性采访转向显性调查，目光从寂寂无闻的芸芸众生落在社会精英、改革中坚身上，于是就有了这部《袁庚传·改革现场》。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国文联第八次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加强思想道德修养，积累丰富知识，提高精神境界，培养高尚人格，始终牢记艺术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温家宝总理也要求“文学艺术家要对国家、人民和社会有强烈的责任感。”（《同文学艺术家谈心》）
　　涂俏转换现实观察的角度，调整反映生活的切入点，让人再一次感到她视野开阔，眼光敏锐。在关注“边缘”的同时也深入“中心”探索，前者关乎社会公正，后者直抒社会变革，两点一线，同样是社会责任感与良知的驱动。《袁庚传》的写作，前面已经提到，正逢第三次改革大论争的时候，也是不少作家在眼花缭乱的消费文化和报酬颇丰的广告文学面前越来越失落了原本的主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时候。涂俏为袁庚立传，是在传主离别权力位置已经12年，再不能在蛇口呼风唤雨时进行的。这就是说，采访是艰难的。为了印证一个细节，廓清某个传言，作者往往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地搜寻。她沿着袁庚当年的足迹东奔西走，得到了袁庚与家人的积极支持，得到了招商局及蛇口工业区上下的鼎力相助。作者仅凭一己之力，采访了156人，甚至为了专心采访写作，一度辞去香港《文汇报》记者之职，夙兴夜寐，穷三年之功，终于完成了这部50万字的传记作品。如果说，涂俏关于边缘体验的作品，表现的是“生存的苦涩”，那么，《袁庚传》给人的感受，无疑是“行进的艰难”。艰难与苦涩，是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涂俏作品显得厚重的缘由。尽管艰难与苦涩，社会毕竟在变革中前进，这是很令人欣慰的。
　　传记文学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是大有可为的。涂俏的野心很大。她计划完成三卷本的《袁庚传·情报生涯》、《袁庚传·改革现场》及《袁庚传·蛇口试管》以后，继续为改革开放初年搅动南中国海波澜的风云人物立传，力争留下一个个澎湃着变革图强时代高音的鲜活生命，一个个具有独特人格的艺术形象，为时代画卷增添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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