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名思义,恣肆率性是一种精神状态,其特征是疏野狂纵、自由无法。这类艺术家具有某种异常的先天秉赋,敏于感受且思维奇特,有些“疯、狂、怪、邪”,这在生理上是一种病症,但在艺术创造上是一种美感、一种宣泄、一种自我肯定,具有相当重要的研究价值。
这种美学特征在先秦时代的“率性之谓道”、“大逍遥游”和“法天贵真”等思想中初见端倪。魏晋时代崇尚自然率性无视礼教的高士不胜列举。唐宋元时代也有象李白、张旭、米芾、梁楷、杨维桢等不少这样的大家。明清思想大解放,文艺领域鼓吹性灵,出现了徐渭、祝允明、王铎、傅山以及后来的石涛、朱耷、扬州八怪、吴昌硕、蒲华等名家。恣肆率性源于人的性情,这种特征与中国画品评中的逸格很相似,逸格的特征加上豪放就是恣肆率性的审美特征,可以这样讲,恣肆率性是豪放中不守法律的那一部分,他是豪放中的豪放。如果从审美创造上看,它的特征则是首先要求艺术家应具备高度的精神自由状态,这种状态伴随着整个创作活动,带有极大的随机性。
个性是人的性格理念、人生阅历和学识修养的综合体,是一个长期过程。当艺术家的情感处于极度亢奋时,对自然物象的感受往往是超常的,内心意象常常是变态的,而且多半在错乱的幻觉中宣泄人性本能,这时已经放不下任何规矩,所表现出的意象也多是错位颠倒的,极力使内心的意象外化,寻求安慰与寄托,表现方式亦是颠狂的、放纵的和恣肆的。而人最宝贵的真性情就在其中流露,没有虚假和伪装,表现出了一个完整而真实的内心世界,这才是艺术创造的根本。“人只有从法规与道德的双重约束中解放出来,其文化品性中‘诗性’的特质才会无限制地得到漫延,并在某种方面会将野性的特质野化为恣肆、放荡,悠然独畅。从而自得一时,以逞其率直,或颓然自放,以全其性的旷放之特质了。”(1)性情不单是先天的禀赋,后天的培养也非常重要,在自然生活中体察和在民族文化中变通,“花草资任、烟云供养”使性情日趋博大完善。要知“真放本精微”,恣肆率性实则“经意之极”,法规是被包在艺术家的性情中去了,这就必须要有能包得住大法的真性情,否则法规外露,也就不是恣肆率性的特征了。
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说:“其格外有不拘常法,又有逸品。”是说超越规矩法度,不以形式为羁绊,非规范楷模所能衡量,无法而法,任由性情自然充分表现。苏辙在《汝州龙兴寺修吴画殿记》讲的更为明白:“方圆不以规矩,纵横放肆,出于法度之外,循法者,不逮其精”。这种情况和恣肆率性的美学特征几乎是一致的。黄休复将画家分为“逸神妙能”四格,他对“逸品”所下定义是:“画之逸格,最难其俦。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故目之曰逸格尔。”(2)这就是摆脱了规矩,以神机变化而变化,精神处于高度自由状态,只是一味的率情任性。王墨、梁楷就是这样的代表画家。而倪云林与前人论“逸”有所不同,前人主要从作品境界和审美创造本身来评估,而他注重表现的是审美倾向所透露出来的画家的精神境界和生命意识。他的“逸”则见于洒脱飘逸,是清逸而非放逸。而“逸”在此并不单是风格形式那么简单,更为重要的是,“逸”是一个艺术本体概念,张扬个性是艺术发展的原动力和最终目标,也只有张扬个性艺术才能不断保持鲜活生命。在这一点上“逸”与恣肆率性的特征是完全一致的,都极具个性和创造精神。
恣肆率性特征是属于豪放壮美一类的。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的雄浑、疏野、劲健和清人黄铖《二十四画品》中的超脱、纵横、淋漓都是这一特征的表述。张怀瓘《文字论》云:“或若擒虎豹,有强梁拏攫之形;执蛟螭,见蚴蟉盘旋之势。探彼意象,如此规模。忽若电飞,或疑星坠。气势生乎流便,精魄出于锋芒。如观之,欲其骇目惊心,肃然凛然,殊可畏也。”体现出一种淋漓不羁的力动之美和骇目惊心的雄奇之美,这种气势是要以吞吐大荒的心胸面对宇宙生命。再看张旭、徐渭、王铎、傅山、石涛、蒲华、石鲁等这类艺术家的作品时,确实使人能够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心灵振憾。豪放必然与气势一体,气粗势大就是豪放,气势是中国艺术审美中最主要的范畴之一。“下笔有力,肌肤之丽。故曰势来不可止,势去不要遏,唯笔软则奇怪生焉。” (3)体现出一种刚健豪放之美,“来不可止,去不可遏”是奔腾跃动的境界。“力”和“势”也是辩证统一的和相互作用的,没有飞动刚健的势,就没有浩大扛鼎的力,没有力的充实,势则不能雄健磅礴。这就是蔡邕认为“纵横有可象者”的豪放之美。豪放不一定是恣肆,但恣肆一定是豪放。恣肆是豪放中自由过激的那一部分,是豪放之豪放。
这类艺术家全都嗜酒,不良习性在他们身上却成了创造的妙药。往往醉后,后天的规矩法度都不能对其起作用,此时忘却了一切存在,任性情激发,言行与病癫无异,而人的先天思维和真性情就能直接流露,恣肆率性的大写意全由此中来,庄子云:“醉之以酒以观其则”。绝无挂碍的精神状态与艺术创作心态有着某种相通之处,如禅宗的顿悟一般,纯美的观照同样能排除一切杂念而进入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梓庆削木为鐻”是用志不分,主体和客体融化为一,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达到“物化”境界。无论是“借酒助兴”,还是“心斋”,要达到高度的精神自由,都必要有“庖丁解牛”为基础。“张旭三杯草圣传,挥毫落纸如云烟”,换上别人就写不出来,这与他的性情是一方面,还要有功力的一方面。生活中也有比张旭在思想和行为上更狂恣的人,未经基础练习,那是无论如何写不出高水准草书的。如同火山,积累的愈大,喷发的就愈猛,愈能动人。进乎道的技能加上高度的自由精神也是恣肆率性的重要特征之一。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4/fontbr /> 这类艺术的创造,理性控制的因素较少,带有极大的随机性。苏东坡在《文与可筼筜谷偃竹记》所描写的那样:“……乃见其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逐,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又在《腊日游孤山访惠勒惠思二僧》诗中云:“作诗大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 都特别强调把握一刹那灵感的重要性。“胸无成竹”是说创作前没有预设性,作画时率尔落笔,根据笔势和情感的波动而随手写去。这是一个偶然生成,自由生发的过程。如同好的小说,是按人物性格情感的发展去写,而不是预先编造一个故事让人物去套。“醒后却书书不得”是说创作事后没有重复性。这种随机而来的率性之作,都有一瞬间生成的突发性,创作中也就出现了“不定势”和“无常体”,所以难度很大,艺术价值也就高。“止因胸次高朗,涵浸古人道趣多,山川灵秀百物之妙,乘其傲兀恣肆时,咸来凑其丹府,有触即尔迸出,如石中爆火,岂有意取奇哉!”(4)这种随机性里面是有一种必然性存在,这就需要必须平常重视素材的积累和性情的培养。
大写意水墨画和草书一样,尤其需要一种颠狂的创作状态,过于清醒的理智对于创作有弊无利。思维沉溺于半痴迷的状态对于打破老套的程式化格局很有帮助。中国历代不少的名作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完成的。人生活在一个被自身法规约定的社会中,大多数人必须服从少数人的意志,自我泯灭迫使一些极具创造力的艺术家逐渐陷于精神沦丧的境地,但在中国艺术史上,还是每个时代都会有几个这样恣肆率性的伟大人物出现。在中国长期的封建体制下,在“乡原式的儒学思想”禁锢下,狂态的艺术家被视为“异端另类”,他们及他们所创造的伟大艺术被正统派拒斥在艺术的最高领域外,在今天我们才能从中深深感受到这种狂态之美所带给我们的精神力量。艺术是民族的象征,中国历史上周秦汉唐的艺术处处充满了雄浑磅礴、豪放阳刚之美,这些时期我们民族是兴盛强大的。而宋元明清艺术一直把细软阴柔立为正宗,中华民族日渐衰弱。此时我们发现民族审美意识的强弱决定了民族本身的强弱,艺术往往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所以我们更要提倡阳刚大气、雄强磅礴的画风,这是时代的和民族的需要,而恣肆率性至少是属于这一类的。
恣肆率性往往被一些南郭先生借为口实,所以更要强调文化底蕴的问题,这种文化很宽泛,中华几千年文明有其独特的审美观照和文艺理念。没有真正领会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仅凭真性情也还是不能进入艺术的高层领域,“王世贞曰:‘书道后成。挥洒时,入心不过秒忽,画学成后,盘礴时,入心不能丝毫。’是言养有素者,解衣盘礴,不用心而意自足。所谓养者,观明人之所论,可分三端:曰敦修品行,曰观法自然,曰运用书法。明人以为画之工巧者,为匠艺。写意之作,则唯高人逸士能之,以其胸臆超达,有见乎尘俗之外也。” (5)通过修养不单可以完善自身性情,而且更有利于其突然发作而表现出来。“奇怪不悖于理法,放松不失于规矩,机趣横生,心手相应,写意画能事毕矣。”(6)这种状态是性情与法度的关系所在,也正是孔夫子“率性之道”的精神所在。
恣肆率性的精神由于包含了个人性、时代性和民族性,因此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近几年中国画坛以工笔细密为时尚,作品累年乃成,极尽繁琐阴柔之事,特别是国家级的中国画大展更是非此莫入,而代表中国艺术精神和代表阳刚大气的水墨大写意恣肆率性之作却多被排斥在外,长此以往将意味着什么呢?这不能不令人深思!所以写了这篇文章,愿更多人能够了解恣肆率性的特征,共同来促进这类艺术的大发展。
注释:
(1)金学智:《中国书法美学》,第657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版。
(2)俞剑华编著:《中国古代画论类编》,第405页《四格》,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3月第二版。
(3)蔡邕撰:《九势》转引《书法正传》,第109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4月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版。
(4)俞剑华编著:《中国古代画论类编》,第134页,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3月第二版。
(5)郑午昌编著:《中国画学全史·明之画学》,第10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版。
(6)俞剑华编著:《中国古代画论类编》,第285页,《画耕偶录论画》,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3月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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