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文学：经验呈现与观念退隐

　　新世纪流行的底层叙事已引起普遍关注，文章连篇累牍。批评总是期待新的对象和变化。当底层叙事成为苦难和悲情的代名词时，批评家就希望它有所改观。贾平凹的《高兴》刚出来，马上有人指出这是别开生面的底层叙事，刘高兴形象显示了新的视角和立场。而当《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迟子建）、《喊山》（葛水平）、《城乡简史》（范小青）和《一个人张灯结彩》（田耳）等将苦难悲情转向温情诗意时，又有人认为这种“由本质上的社会视角转向个人化的民间视角，由尖锐的对话转向温软的回忆性体验”，蕴含着思想退场的危险。（1）更有甚者对底层叙事的整个立场都表示质疑，摩罗《文学应该怎样面对底层精神文化》（2）就认为文化精英们根本不理解底层精神文化，并驳斥“五四”启蒙意识，还认为毛泽东当年将平民与劳工落实为“工农兵”是种客观结论。其对阿Q的解读十分有趣，表现了对鲁迅启蒙立场的不以为然。但底层精神文化究竟是什么？文化精英应该怎样理解和表现？则并没说清。我正在研究相关问题，摩罗文章倒使我想起毛泽东1939年11月写给周扬的一封信。信中，毛对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就很不以为然：“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族主义的一面。”（3）也就是说“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的鲁迅并不了解中国农民。中国农民的精神文化是个极大话题，难得说清。
　　底层叙事应该坚守什么思想？应该怎样表现底层社会？评论家可以随时发表意见。而我觉得：强调思想观念对现在的底层叙事并不适宜。原因有二：一是评论家考虑的问题，作家们未必没想到（有大量作品为证）；二是现在的底层叙事恰恰不缺思想。底层叙事都非常重视思想价值和观念传达。无论苦难悲情还是温情诗意，都显示了观念的强势表达。这已经导致底层叙事出现观念先行和观念图解。我下面要谈论的女性形象的非观念化，恰恰是不提倡底层叙事强化思想观念，恰恰强调观念隐退而让生活经验说话。文学毕竟不同于思想政论。对于现在的底层叙事，从真实状况出发更为重要。
　　
　　一、女性形象的观念化问题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对女性的歧视和禁锢（如“三从四德”之类），也由于历史实际状况，中国女性的生存命运和精神状态便往往成为时代的“晴雨表”，也成为文学特别关注的对象。落实到女性形象塑造，这种关注特别强调思想意义，甚至形成一种“观念情结”。作家总是希望经由女性形象来证明某些思想价值，哪怕女性形象成为观念的载体和符号。长期以来，评论界也是推波助澜，对女性形象议论最多的常常是时代意义、文化意味和道德表现等观念问题。这种强调有时代原因也有必要，但却往往因强调观念而忽视了观念化问题。
　　女性形象的观念化在中国现代叙事文学中是种历史现象。凡价值解构和思想重建的时代，文学通常容易出现观念化。很多作家就是借助文学方式来表达社会评判。如新文化运动提倡妇女解放，不少五四小说的女性塑造甚至整体叙述就都带有观念化。冰心的“家庭问题小说”，丁玲的“女性苦闷小说”，包括鲁迅《伤逝》中的子君，以及后来萧红的《生死场》和张爱玲《金锁记》，女性形象的观念体现都非常明显。中国新时期小说女性形象塑造同样存在这种现象。不少著名女性形象不同程度的都显示了观念化，人物影响力也和“观念效应”相联。如谢惠敏（《班主任》）成为“愚忠”的代名词，王晓华（《伤痕》）成为“伤痕”的喻示，李秋兰（《内当家》）成为变革时代女性解放的象征，陆文婷（《人到中年》）是中年知识分子楷模；钟雨（《爱，是不能忘记的》）的爱情悲剧是为了揭示极左思潮中的封建意识，刘巧珍（《人生》）的痴情意在突出高加林的无情，马樱花（《绿化树》）则成为读书人价值的证明；岑朗（《夏》）、安然（《没有钮扣的红衬衫》）和匡筐（《女大学生宿舍》），几乎就是新时代青春女性的符号化；今天来看《玛丽娜一世》和《赔你一只金凤凰》的女主人公在时代变革的欢声笑语中成为“改革者”，观念图解甚至让人产生滑稽感。
　　90年代以来，由于个人言说而情况要好些，但有些作家的观念情结仍然突出。如张洁《无字》对男权主义的批判就走向极端，女性悲剧似乎就是为了证明男人的薄情和卑劣。张抗抗小说女性形象塑造始终有观念情结，她曾这样解释《作女》：“在中国许多地方的方言中（上海、江浙、东北、北京），把那类不安分守己的女人，有违常规、自不量力的那些行为——统称为‘作’。‘作’是一个“坏词儿”，因此我想为‘作’字正名，对于今日女性来说，‘作’其实是一个‘好词儿’。”（4）为“作”正名，歌颂“作女”的“自我肯定、自我宣泄、自我拯救”，成为创作《作女》的明确而强烈的观念意识，这也无可非议。问题是为“作”正名的强烈意识不仅让“作女”不顾一切往前冲，也导致“作女”形象较明显的观念化。
　　在新世纪底层叙事的女性形象塑造中，观念化有了明显改观。观念先行与忠于经验，观念图解与真实叙事，理论上容易说，实际创作并不好把握。即使同个作家也会出现极大反差。这里不妨以思想深刻的方方为例，比较其《奔跑的火光》和《出门寻死》中英芝与何汉晴两个底层女性的塑造，就可以发现两者观念表现有明显差异。差异并不在思想深刻与否——前者主题无疑要比后者丰富深刻，传达的思想观念也非常强势——，而是叙事是否观念化。由此也可看到女性形象观念化与否的明显差异。
　　通常，塑造英芝这种弑夫的新时代农村女性形象要更为困难，刻画何汉晴这种小市民形象更容易日常化。但耐人寻味的是：英芝形象却比何汉晴形象要鲜活丰满、真实可信得多。原因就在于英芝形象更忠于经验，何汉晴形象明显观念先行。无论是起先的精神突围还是最终的弑夫，英芝的表现都是非常自然的发展。公婆思想的陈腐和丈夫的粗鄙无耻，市场经济的诱惑和冲击，乡村女性面临的生存选择，痛苦中遇到婚外恋，所有这些构成了英芝的生存环境和反抗因素。换言之英芝形象立足于厚实的生活土壤。何汉晴在日常生活中是有诸多委屈（如公婆看不起她），也有些无处诉说（如丈夫痴迷车模，儿子不和她沟通），但这些很难成为“出门寻死”的原因。事实上，将小市民与“出门寻死”（意味着生存的无意义）这种充满哲学意味的话题连在一起，不说不伦不类，至少是观念先行。果不其然，何汉晴“出门寻死”的过程处处充满很不真实的戏剧化。她最后跟随丈夫回家，重新开始“与此前别无二样”日子，倒是符合市民妇女性情的真实选择，而这也使起先的“出门寻死”显得很不真实甚至有些滑稽。这就是观念图解的结果。
　　文学需要思想的引导和支撑，但却忌讳观念化。女性形象塑造的观念情结，确实强化了女性形象的社会意义，体现了思想魅力，但导致的观念先行和观念图解也显而易见。观念先行，观念图解，思想大于形象，从来是文学忌讳。价值解构和思想重建时代，文学特别需要注意这些问题。因此底层叙事女性形象塑造的注重经验书写，当然值得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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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展示人物自在状态
　　
　　底层叙事女性形象塑造的非观念化，如前所说主要表现在从生活出发并将观念隐蔽在日常叙事中。这种返朴归真的日常化也更接近女性状况和女性心灵。就女性形象塑造的具体把握来说，非观念化首先就体现在能够展示人物自在状态。所谓自在状态，就是尽可能呈现人物的原生状态或者说本色情形。换言之不以观念图解，是怎样的人就写成怎样的人。
　　在近年的底层叙事中，胡学文的创作值得关注。除强烈的现实意识和思考深刻，其引人注目还在于成功塑造了不少女性形象，而这种成功就和经验呈现与日常叙事密切相关。其中，《命案高悬》和《飞翔的女人》这两个中篇小说所塑造的尹小梅形象和荷子形象可谓代表，两个乡村女性形象比较充分的体现了非观念化的叙述特征。
　　
　　先看《命案高悬》。作品讲述的故事有些骇人听闻：乡村女子尹小梅由于违反了乡里政策，偷偷牵牛进了草场吃草，结果被乡长毛文明和派出所焦所长活活整死，并以“心脏病”发作的拙劣借口来掩盖真相。而在权力的威慑下，村民们也一个个都成为冤案的掩盖者，甚至无形中成为冤案制造者的帮凶。显而易见，作品的主题鲜明而深刻，就是意在揭示乡村权力的缺乏监控和某些基层干部的专横霸道，同时揭示了某些民众的怯懦和自私。换言之，也可以说这是一部思想性和观念性都非常突出的作品。
　　但我们在阅读中却并没有感觉到观念先行、观念图解、思想大于形象等问题。原因就在于其叙述是从完全可能存在的经验出发，其观念也隐蔽在叙事中自然流露。就尹小梅形象来说，其日常化和真实感都非常醒目。从坚决抗拒护林员吴响的纠缠，到情急之下咬乡长毛文明的手，外表美丽而柔弱的尹小梅，实际是个单纯而刚烈的乡村女子。这也导致了她的“不识时务”。小说没有正面描述尹小梅被整死的过程，但从前面描述中，完全可以想象出尹小梅面对干部专横时的死不低头的倔强，这甚至成为直接导致她死亡的原因。尽管耕牛被尹小梅视为性命般重要，尽管因为生计所迫，我们也许还是可以责怪尹小梅的违反乡里政策，甚至可以遗憾尹小梅的性情刚烈，然而这恰恰就是一个自在状态的本色的尹小梅。她就是那么“不识时务”，根本意识不到领导充满心机的权力心理和权力滥用可能达到的可怕结果。问题并不在于乡里政策如何，而是一个年轻女子就这样无声无息的被乡长等人害死。如同作品题目，“命案高悬”隐含着复杂的社会意味和深刻的思想指向，但这些都隐蔽在真实可信的日常叙事中。其他女性形象也都真实可信。如既风骚又“识时务”的王虎女人；如虽不敢出面反抗，内心却同情尹小梅和憎恨乡长跋扈的徐娥子，都刻画得相当生动如见其人。
　　如同《命案高悬》的尹小梅，《飞翔的女人》中刻画的荷子形象，也同样展示了一个普通农村妇女的本色形象。小说情节虽然有些偶然性（如荷子在寻找女儿的忧心如焚的过程中，自己也被狡猾的人贩子拐骗），但作品始终把握了荷子性格的自在状态：母爱、善良、倔强、认死理。这些就是荷子的自在性格。4岁女儿小红被拐卖后，由于人贩的狡猾狠毒、某些农民的愚昧和司法人员的冷漠，导致荷子寻女过程历尽艰难。荷子不善言辞，却认准一个死理：找到女儿，惩罚恶人。她想不出多少办法，却认准一种方式：死缠不放。人们眼中，磨难使瘦弱的荷子真是纸般的随时要“飞翔”起来。但就是荷子打死不回头的固执，使渎职者意外，也震惊了恶人。尽管荷子最终没有找到女儿，但恶人受到了法律制裁。荷子其实也是在维护社会正义，但作者没有“拔高”人物精神境界，只是描述了母爱如何使这个瘦弱女人能够忍受极端苦难。正因如此，一个普通农村妇女的母爱和善良，才于这种“特殊日常”中显示了令人起敬的神圣。按亚里斯多德的悲剧理论，观赏悲剧引发的恐惧与怜悯，能唤起崇高情感和严肃思考，从而“净化”灵魂。如果说荷子的母爱就典型的体现了这种悲剧价值，那么悲剧价值的实现却是来自对荷子本色形象的真实展示。
　　陈应松的中篇小说《母亲》曾被称为底层叙事中苦难书写的代表作。五个还是孝顺的子女，何以要让中风瘫痪的母亲喝下剧毒羊角七水，哪怕“妈妈的确是天下难找的最好的妈妈”，这就是小说所要揭示的悲剧问题。这样一个痛苦的选择，显而易见涉及到农村的弱势群体、医疗保障、干群关系、社会保障体系等诸多问题。这使一个家庭苦难具有了丰富深刻的社会意义。而这些思想都是通过母亲及其子女关系来传达的，因此人物形象的刻画就非常重要。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刻画得都很生动，而母亲形象和青香形象特别真实丰满。所以如此，相当程度上就在于真实展示了人物的原生状态。就母亲形象的刻画，关键就是抓住了母亲强烈的矛盾心理：求生的愿望和拖累孩子的愧疚。这种矛盾心理始终交织在母亲心里。一方面，尽管中风瘫痪而拖累儿女，甚至等于折磨儿女，但母亲还是不愿死，或者说还是怕死。尽管《母亲》具有强烈的思想观念性，但由于人物形象塑造注意了人物性格的原生状态，由于观念融合在叙述中，所以有了自然的表达。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4/fontbr />　　三、把握人物与环境的互为关系及道德批判的隐退
　　
　　人物的自在状态并非静止状态，人物的性格和心理故有某些本原性，但环境也会使这种本原性格发生变化：或是改变了某些本原性格，或是更加突出了某些潜在性格。观念化人物塑造往往忽视人物与环境的关系，以及可能出现的复杂变化。非观念化人物塑造则通常注重人与环境的互为关系。环境影响和制约着人，人对环境又有相应的反应。顺从或改变，既和人自身状态有关，也和环境状态相关。早时有些小说对此也处理得较好。如刘恒《狗日的粮食》中塑造的“瘿袋女人”，其生存意义本来就是维持一家生命的延续，为此她曾拼死拼活并做出些不近情理的事。购粮证遗失后，丈夫的暴打固然令人伤心，但她服毒自杀，根本还是出于对一家生命可能中断的恐惧和绝望。死前一句“狗日的粮食”就说明了这点。这种悲剧就既显示了人物的本原性格，同时又揭示了人物与环境的真实关系。
　　这方面，严歌苓的《谁家有女初长成》就处理得很出色。作品主要描述了农村少女巧巧被人拐卖后的悲惨遭遇和反抗和逃亡的曲折过程。巧巧由清纯无邪的农村少女变成坚强勇敢的女子，由柔弱少女不意间成为杀人犯，似乎有些不可思议，实际却顺理成章。从无法逃脱而被迫为人妻，到怀孕、堕胎和逃跑，再到又入虎口狼窝，最后杀了准备“好好分享”她的两个道路养路工，小说描述的整个过程都真实可信。被通缉的巧巧改名换姓后，躲到一个只有六个边防战士的偏远小兵站，由此展开了另一条故事线。这条故事线围绕情与法的冲突，不仅深刻揭示了丰富复杂的人性，也同样的真实可信。
　　锦璐的中篇小说《弟弟》这方面也有出色表现。这部悲剧作品揭示了传统文化对农民灵魂的毒害以及贫困与愚昧的关系，这些深刻指向不仅隐含在日常叙述中，经由农村姑娘赵小拖生命过程的描述而逐步显现，而且也是通过人物与环境的互为关系来表现。母亲病死后，小拖承担起姐姐和母亲的双重角色。“香火意识”使卧病在床的父亲赵五将儿子视为唯一希望，女儿只是帮助他实现这个希望的工具。最终希望还是破灭。希望的破灭使小拖彻底心灰意懒。从整个叙述过程看，小拖悲剧命运似乎多有偶然，但事实上每件事情都有令人信服的逻辑性。小拖在各种偶然中的行为和选择，既与她本身的精神扭曲（如父亲香火意识的长期影响）有关，同时也与复杂的环境相连，都是看似偶然其实完全可能甚至就是必然。
　　曹征路小说在城市题材的底层叙事中最有代表性。如《那儿》曾引起很多评论。这里我们来分析其中篇小说《霓虹》。它在人物与环境的关系上显示了某些矛盾。通过这种较难分析的作品，可以更加看到把握人物与环境关系的重要。《霓虹》描述的大体故事是：工厂破产后，倪红梅独自扛起沉重的生活重担。为抚养读初中的女儿和瘫痪的婆婆，万般无奈中沦为暗娼。倪红梅落入风尘的悲剧无疑包含了多种严肃思考。但现在的问题是：倪红梅在生活压力下沦为暗娼，这种人物与环境的关系是否可信？因为从倪红梅的本色性格看，再大的环境压力似乎也难以导致这种结果。倪红梅不仅具有很强的职业道德（如曾是优秀纺织女工；如考虑到厂里困难，她放弃了丈夫因工死去而完全可以获得经济赔偿），而且有很强的公民道德，她最后因拒绝交出假钞（怕假钞流入社会）而被假钞制造者雇凶杀害，就体现了她的社会公民意识，也显示了这位下岗女工的正直和善良。如果说倪红梅落入风尘是生活过于沉重，同时显示了一个母亲的母爱和一个媳妇的善良（倪红梅女儿就在一篇作文中称妈妈为“伟大的母亲”，倪红梅婆婆最终也被媳妇的孝顺所感动），使我们根本就不忍心从道德上指责倪红梅，因此作品显然突破了某些道德意识甚至是某些道德化的法律规范（卖淫毕竟违法），那么从另一方面说，倪红梅的本色性格与沦为暗娼又确实存在矛盾。考虑到倪红梅处境，读者也不会怎样责备这种选择。当然也可以要求“从我做起”。但就《霓虹》内容及其内在关系来说，这应该是题外之意了。
　　
　　女性形象经常与道德话题联系。这和中国传统文化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和道德禁锢有密切关系。审视女性生存状态，道德状况通常也成为一个重要因素。新时期小说女性形象塑造就非常注重道德观念表现。注重道德无可非议，但同样存在观念与叙述的把握。由于强调道德评判而忽视叙述真实，曾导致新时期不少女性形象出现观念化。
　　这里说说周大新的《汉家女》，其道德突破与观念图解都相当耐人寻味：一个从未见过女人胴体的突击队员出发前偷看女护士长洗澡；女护士长起先非常生气，知道原因后则不仅不怪，反而“约会”这个突击队员。这种描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肯定了“男女大欲”是种客观存在。突击队员想看女人胴体，不管是原始欲望还是生理本能，正视发生在军队里的“男女大欲”就需要勇气。二是歌颂汉家女逾越世俗规范的人道情怀。这都涉及道德问题。但深入思考，尴尬就来了：倘若突击队员目睹女人胴体后还想“男女大欲”（这也正常），汉家女能答应吗？如果其他突击队员也有这种遗憾（这也可能），又该怎办？又倘若那位突击队员没有牺牲呢（也不是不可能）？这些问题显然超越了我们的道德底线，作品只能回避。不是责怪作者的道德突破还不彻底，而是其人道主义的“善良设计”明显出于观念先行。
　　我曾在拙文《底层叙事的道德误区》（5）中专门谈论过底层叙事城乡道德对立意识，分析了从道德出发和道德评判绝对化的问题。前面说过新世纪“农民工”小说中，由于城乡二元对立意识，由于意在展示城市道德败坏与乡村道德淳朴，致使某些女性形象尤其进城农村女性的塑造存在观念化。不少农村女孩进城后付出惨痛代价，这是事实。但从道德出发和道德评判绝对化，显然容易导致观念图解。好在这是部分情况。与此同时，道德评判退隐在底层叙事女性形象塑造中已成为重要表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者注意到了现实生活道德情况的复杂和微妙，因此理智的避免绝对化道德评判；二是作者注重叙述的客观性和经验呈现，基本不进行道德评判，或尽量将道德评判融化在叙述中。这种注意和把握，使女性形象的塑造明显的更多了日常化和生活化，形象构建也更有真实感。
　　先看李肇正中篇小说《傻女香香》。小说描述的故事并不复杂：农村姑娘李来香进城后，由于没有文化也身无技长，只好靠干些临时活儿和收卖废品为生。后香香到一家小报的文字编辑刘德民家当保姆，不久，香香便和丧妻的刘德民发生了性关系。这本是一个并不希奇的日常故事，耐人寻味的是两人之后的婚姻问题：发生性关系后，香香便开始想方设法的要嫁给已经年老力衰的刘德民，图的就是城市身份和三室一厅。而贪恋香香年轻健康的肉体的刘德民，心里是蔑视香香身份的，只是因为香香怀孕而不得不结婚。结婚时，刘德民还觉得自己失了面子。而当年老力衰的刘德民无法满足香香的生理需要时，香香便去找以前的那个年轻力壮的相好。毫无疑问，作品让我们看到的是一场彻底物质化的城乡结合的婚姻。值得注意的是：在揭示“没有爱情的婚姻也没有道德可言”这一主题的情况下，作者还非常客观的描述了香香的生存环境、心里活动和情感世界，而并没有将其脸谱化。
　　就道德评判的退隐，巴乔中篇小说《阿瑶》表现得更为成功。从整个作品看，作者就没有进行任何道德评判，只是冷静的叙述故事，客观的展示生存本身状况。小说描述的是乡村姑娘阿瑶在城市沦落风尘的经历。阿瑶在广州一家洗头店工作，实际从事色情服务。其中最发人深思的是阿瑶和小群的关系：小群是阿瑶最要好的姐妹，最后却出卖了阿瑶。
　　处理这类题材，一般作家会着重道德批判而极力表现，甚至可能“跳出来”传达特定道德评判。但巴乔却只是冷静叙述阿瑶们的故事，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道德批判。而在这种不动声色的描述中，我们却更能感受到阿瑶们的苦痛与无奈：人性的挣扎，情感的麻木，难以实现的希望，很低的期待，姐妹情谊的相濡以沫和某些脆弱。冷静描述中，木头及其同事的男权意识和龌龊心理也昭然若揭。这种道德评判退隐而重在日常叙述的成功，在其他一些底层叙事作品中都有体现。比如徐锁荣中篇小说《借种》在这方面就有出色表现。写借腹生子故事的《借种》虽然让人容易联想到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但其选材的当下性、突出人性而非阶级性、特别是客观描述，使这种现代版的“奴隶母亲”有了别样的沉重和复杂意味：农村贫苦女子阿莲的丈夫长年卧病在床，两个孩子又正在上学，治病和上学都需要很多钱。而阿莲出卖体力的收入微薄，就是累死也无法维持这个沉重家庭的开支。阿莲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和情感冲突，最后答应了替老板（其老婆不孕）生孩子。如果说阿莲的无奈选择是因为穷得走投无路，但问题在于：借腹生子除了意味着怀孕生子，首先就存在性关系。对于阿莲，这种性关系也可以视为一种变相的出卖肉体。而无论是性关系还是借腹生子，都涉及敏感的道德问题。问题还在于：那个借腹生子的老板还日久生情，对阿莲很好；而阿莲从起先的抗拒到后来充满矛盾的接受，再到情感的复杂以及对丈夫的深感内疚，整个变化都显示出非常真切的生活逻辑。这就更涉及到人性与道德的关系。描述这类故事，道德评判很易出现。但我们发现《借种》并没有进行道德评判，更没有道德图解。如同《阿瑶》，作者也只是冷静叙述阿莲的故事。也如《阿瑶》的叙述效果，阿莲替人传种的悲剧和情感尴尬让我们看到了非常真实的底层生活。
　　女性形象塑造观念情结的表现与得失，是值得充分注意的。作家创作总是带有这样那样的观念，关键在于不能以观念肢解生活，不能以思想损害审美。
　　
　　注释：
　　（1）牛学智：《乏力的温情叙事》，《当代文坛》2008年第3期。
　　（2） 摩罗：《文艺争鸣》2007年第8期。
　　（3）黎之：《关于首次发表毛泽东致周扬的信》，《新文学史料》2003年第4期。
　　（4）《我为什么写（作女）》，《文艺报》2002年6月25日文学周刊文学批评版。
　　（5）拙文见《文艺报》2007年6月8日理论与观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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