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跃的文学

　　《文艺争鸣》2008年开辟了“新世纪‘新生代’文学写作评论大展”栏目，第2、4、6期分别推出“小说卷”、“散文卷”、“诗歌卷”三个专辑，对40余位新生代作家和诗人进行了分析研究。编者写道：“‘新生代’意味着文坛不断生长着的新生力量，预示着文坛写作的新的生长点。”它“不将‘新生代’作一种自然年龄的划线，大体上年轻，为在‘新世纪’前后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产生了文学写作好的业绩即可。”虽不以作家的年龄划线，但从“作家感言”提供的作家小传看，主要是活跃在新世纪之交，曾经被称为第三代诗人、先锋作家、晚生代之外的尚未被归类、认知的“60后”和“70后”，还有一些“80后”作家。《文艺争鸣》对“新生代”的关注，无疑是关注中国文学的现在和未来，表现出思想的敏锐性和历史责任感。“大展”的规模甚为可观。“小说卷”有贺绍俊、孟繁华、李建军、张志忠等20位评论家撰写的有关田耳、葛水平、郭文斌、潘向黎、麦家等19位小说家的评论，还有13篇“作家感言”；“散文卷”有王兆胜、毕光明、丁晓原等11位评论家撰写的关于祝勇、格致、周晓枫等11位散文家的评论，11篇“作家感言”；“诗歌卷”有张学昕等13位评论家撰写的有关姜涛、雷平阳、郑晓琼等13位诗人的评论，12篇“作家感言”。如此的评论家阵容，如此的评论规模，如此巨大的篇幅，足见《文艺争鸣》整合“新生代”创作、推动新世纪文学发展的信心与决心。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文学形成多元发展的格局。细审之，也有一些共性的思考与追求：1、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和创作成为时尚。颠覆启蒙主体，消解启蒙现实主义。强调的是人的日常生活和生存状态。2、生命本体论产生广泛影响。生命本体论强调原始的欲望和本能的冲动，认为文艺既不是对自然的模仿，也不是道德的象征，而是对人的生命意识、生存状态的表现。影响所及，理论上出现80年代中后期的本体论热，创作上对本能欲望的描写日益加剧乃至肆意泛滥。3、现实主义悄然复兴，如新写实小说、新现实主义小说、底层文学等，表现出关注底层和现实社会发展的走向。后现代主义和生命本体论开发了我国文学的新领域，却导致精神和价值的迷失，乃至引起90年代中期的人文精神大讨论。现实主义的复兴尚待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从“新世纪‘新生代’文学写作评论大展”的评论文章和“作家感言”看，新世纪文学既有对这些特征的承继和发展，又有扬弃性的新变。表现出三方面的重要特征：重振灵魂和精神的尊严、再显现实主义的魅力和文本艺术的优化整合。
　　
　　一、 重振灵魂和精神的尊严
　　
　　谢有顺为小说卷、散文卷和诗歌卷写的总论分别是：《尊灵魂的写作时代已经来临》、《散文是在人间的写作》、《乡愁、现实和精神成人》，从题目就可看到灵魂和精神在小说、散文和诗歌中的重振与张扬，而且，三篇文章都以较大的篇幅论证新生代文学的灵魂与精神，指出现实关怀已成为新世纪文学的重要特征，甚至认为“尊灵魂”的写作时代已经到来。众所周知，80年代末以来，随着社会的转型及后现代主义、生命本体论的引进，文坛逐渐形成价值丧失、精神萎靡之弊。新世纪文学精神的张扬，无疑是对后现代主义和生命本体论的反驳。不过，这种张扬与90年代文学有内在的承转扬弃关系。
　　吴玄的身体描写被王侃称为“身体的政治”。中篇小说《发廊》写西地女子方圆与丈夫进城开发廊，方圆堕落而丈夫惨死。作家告诉人们，乡村女子进城，唯一的本钱是自己的身体，然而，城市一方面攫取她们的身体，一方面又贬低和排斥她们的身体。更为令人深思的是，她们回到农村又不为乡土文化所容纳。于是方圆因丈夫去世回到西地后，又被迫去了广州。“在现代性的挤迫下，乡土生活已经崩坍。像方圆这样的女子，她一方面努力接受现代性的塑造，一方面又始终被现代性所拒斥，而原有的生活状态又不可复原，她从此真正踏上了茫然未知的不归路了。”作家以乡土身体的堕落对现代性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显示出对底层群众真挚关怀。然而，作家展示的历史和道德的悖论令人困惑，难道方圆们要走向现代化就必然失去身体和道德操守，可否寻到民族道德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沟通之桥？对此，曹万生提出一条“后农民性的人性发展道路”：“简单的原始的善，一定要经过原始积累中人性恶的否定过程的洗礼，在这个过程中，又一定要经过财富再丰富后的人性恶的否定之否定，才能达到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善。”罗伟章的《故乡在远方》所展示的城市的恶，正体现着“善”的否定之否定过程。这种思考不无道理，但得出的结论是，“原始的善”要升华到“更高层次的善”，就要经历一个“恶”的过程，因而要承认这种“恶”，容忍这种“恶”，这种“恶”导致的广大底层民众的悲剧命运也就理所当然。这岂不又失去了底层关怀，泯灭了道德精神？谢有顺提出了“身体辩证法”，认为完整的身体是伦理性与生理性的统一，是肉体和灵魂的结合，“身体从一方面说，是个人的身体——物质性的身体；从另一方面说，许多的人也构成了社会的身体，社会的肉身，……很多小说之所以显得苍白无力，就在于它几乎不跟这个‘社会的肉身’发生关系。”当前创作的一个极为重要问题是“重新建构身体的伦理纬度”，“从身体出发，通向的应该是一个广大的灵魂世界”。这倒是一种富有启发性的思考。
　　郭文斌的一些小说被李建军称为“诗意化叙事”，并指出其特点：“一曰：美好的祝福感；二曰：诗意的抒情性；三曰：优雅的反讽性。”郭文斌不是把苦难置换成恨世者的冷漠和敌意，而是将它升华成一种充满暖意的人生感受。高君《如花的裙子》、罗伟章《嫂子谣》等都写到贫穷百姓的美好情操。
　　作家的关怀对象有“一己悲欢”与“千万人命运”之别。谢有顺将前者称为“闺房生活”，后者称为“旷野生活”，并认为，中国作家经过多年的张爱玲式的“闺房写作”训练之后，正在重申鲁迅式的“旷野写作”的价值。麦家的长篇《解密》、《暗算》和《风声》则体现着这种转变。“《风声》的出现是一个信号。它似乎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尽管令人悲伤，但仍有获救的希望；一种贵重的人格，一种庄严的人生并非已经死灭，而是仍然活跃于广阔的世界之中……”“把凡俗的人生和雄浑的人生对接，把渺小的人物置身于理想的悲歌之中，从而去温暖、校正人心，疲软的小说就会由此获得一种重要的、肯定的力量。”（6）
　　从新时期散文看，谢有顺提出“向下的写作纬度”，“因为故乡在下面，大地在下面，一张张生动或麻木的脸在下面，严格的说，心灵在下面——它决非是高高在上的东西。文学只有和‘在下面’的事物（大地和心灵）结盟，他才能获得真正的心灵高度——这也是文学重获生命力和尊严的有效途径。”与之相呼应，祝勇将杨朔式的“诗化散文”和余秋雨式的“文化大散文”称作结尾“主题升华”的“体制散文”。这种散文将自我装扮成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全能形象，忘却了文化关怀与关怀者的精神状态及生命原创力是紧密相连的。他决绝地告别“体制散文”，用“最贴近大地的感知方式，将个人的生命体验融入他对生命、对历史、对文明的思考。”不仅摆脱了对民族、历史和文明兴衰的那种大而不当的矫情感叹，而且获得进入历史、解读历史的新角度。同时，又重建了散文写作主体。他的“文化笔记”如《衙门》《劫数难逃》《乔家大院》《草鞋下的故乡》《美人谷》《再见，老房子》等不是简单地转述历史材料，而是发掘沉潜在历史中的鲜活生命。
　　王兆胜对散文的精神有着更为宏阔的综合性思考。这种思考包括：1、建立包容丰富的参照系。他的散文《都市灯光》既不站在农业文明的角度否定城市，也不站在现代性的角度夸饰城市，而是对城市进行合理的辩证的审视和理解，显示出宽厚、和谐的人文情怀。2、建立“天道”与“人心”的和谐共生关系。我们为什么要在悲哀中缠绵，在痛苦中煎熬，而不是在觉醒与超越中舞蹈与欢唱呢？
　　
　　在诗歌方面，不少新生代诗人对物欲主义罗网进行着“铁血突围”。黄礼孩在评论广东外来诗人时说：“他们在物质暴风骤雨的大洗礼后，回归到内心，找回自己的力量，他们朝着思想奔去，奔向更广阔的世界，用诗歌去彰显人生，去追求美与真的高度。”其实，他自己便是“铁血突围”者。
　　蓝蓝提出诗人“职业的尊严”：“诗歌创作是一项复杂的思维活动，作用于诗人的不仅仅有修辞艺术的要求，还有一个作为社会人的良知，以及对存在的关怀和对他人他物的想象力。”同时，他还提出诗人必须获得“宇宙感”，“拥有能够把个人的存在与天地万物的存在联系在一起的能力”。
　　诗歌“铁血突围”的前提是诗人的观念转变。谢有顺认为，许多作家在骨子里其实并不爱这个时代，也不喜欢现实生活，因而他们的作品便带有或隐或显的怨气和怨恨。新世纪以来，许多诗人开始对生活取仁慈的看法，减少了怨气。从怨恨走向仁慈，是对生活的热爱，也是一种生活的勇气。
　　灵魂和精神的张扬，有着社会和文学的双重原因。谢有顺认为，“许多诗人没有中断对梦想的追求，没有熄灭对生活的热情，仍旧相信伟大的生活能够滋养诗人的灵魂，相信诗歌创造的激情依然扎根于此。这就为他们在这个生命流转的大时代里重新出发，找到了坚实的精神基点。”一些作家更强调生活的馈赠。长期到西藏深入生活并写出60万字的《东方哈达》的徐剑如此描写对西藏的感受：“如果你是一个忧伤的人，面对那片净洁的土地，你会一丝杂质也没有，你会觉得人生可以如此的纯净；如果你是一个傲慢的人，当你面对昆仑山的伟岸，你会觉得人是多么的渺小，生命是如此的脆弱；如果你是一个迷茫的人，你看一看在路边朝圣的信徒，她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三步一磕，就为了心中的一个信仰、一个理想坚定地前行着，你也会为了自己的理想、信念走下去，找回自己的偶像和精神支柱。”笔者以为，从社会现实看，市场经济和消费社会的发展，虽然改变着人们的道德观念和精神品格，却不是精神萎靡的必然原因。它甚至可激励人们的竞争拼搏精神、开放创造精神、个体主动精神和团队发展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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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再显现实主义的魅力
　　
　　新生代的作家、诗人们热切关注和描写着现实生活尤其是底层百姓的生活，形成新世纪之初的现实主义复兴。从“评论大展”看，“小说卷”所选19位作家中有13位着意底层写作，“散文卷”所选11位作家中涉及底层叙事者有7位，“诗歌卷” 所选13位诗人中涉及底层叙事者亦有7位。自然，进行底层写作的不一定都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未尝不能表现；同时，非底层叙事也不一定不是现实主义。因而对新生代文学还要进行现实主义的理论分析。笔者以为，现实主义同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区别，在于他们属于不同的创作方法。在认识方法层面，作家、诗人和评论家们思考着如何表现新世纪的“现实关系”。谢有顺认为，正确认识当前社会“现实关系”的障碍是，当前社会的理性化发展已把生活的片面扩大，侵占了生活的其他领域。比如，金钱的权力只是生活的片面，但它的过度膨胀，却把整个生活世界变成了它的殖民地。于是，“经验”殖民了“存在”，“欲望”殖民了“灵魂”。真正的文学永远是人的存在学，必须表现人类存在的真实情况；灵魂比欲望更深刻，真切地写出人类灵魂是文学的魅力所在。高君小说表现着被夸大的金钱权力遮蔽的另一种真实的存在。《取暖期》描写城郊结合部破败的大杂院中15户人家的生存状况。
　　潘向黎的小说集《白水青菜》多次写女子婚姻不幸，婚姻原本在恋爱基础上形成，而今男人又有了外遇。这些不幸的故事告诉人们，现代爱情的价值意义在于两情相悦，然而感情却是不可靠的。这是因为，“现代自由伦理已经将道德的立法权力交给了个体，让个体遵从道德的良知去把握生活；可是现代之后，理性的道德良知演变成了感觉的道德良知，‘就是从自由意志到自由欲望的转变——意志的向善成了感觉的自适’，以至连社会的秩序也感觉化了。”对此，《白水青菜·碎钻》的叙事者告诫人们，对于生命的悖论既不逃避也不僭越，也不认同人生悖论的宿命和人性的脆弱，而是珍惜生命悖论中爱的碎片。“即便是一个人对自己的美好生活的追求在无从避免的生活悖论中被撕成碎片，依然是美好的人生。”笔者以为，这正是面对苦难现实和悲剧命运顽强的韧性生存精神。
　　为了更好把握和表现现实关系，作家理论家纷纷坦陈己见。晓航提出“智性写作”：“就是以复杂震荡式的多学科组合方式，以不断扩张的想象力，运用现实元素搭建一个超现实的非现实世界，并且在观照现实世界的过程中，完成对于可能性的探索以及对终极意义的寻找。”面对自己小说因过于形而上和“难解”之弊，他不断修订自己的思路。谢有顺提出散文“在人间的写作”，“其实就是一种重新解放感官的写作”，“重新解放作家的感官，使作家重新学会看，学会听，学会闻，学会嗅，学会感受，就有着异乎寻常的价值和意义。”他认为，不仅要感官活跃，而且要有感觉的深度。强化“感觉深度”重要途径是，“从个人的感受出发，接通一个更为广大的人心世界”。这已成为近年间散文创作的新趋势。夏榆的《白天遇见黑暗》记述了自己对煤矿底层生活的观察，在一种痛楚的书写中，完成了对梦想、幸福和自由的肯定；王兆胜的《天地人心》表达的是关于天、地、人的感受，最后的归结点在“心”上……一些诗歌，更与生活短兵相接，通过个人痛切的感受，接通社会那条强大的神经，尤其是对“农民工”的咏叹。
　　在思维方式层面，现实主义讲求典型性思维。“新生代写作评论大展”的“小说卷”，也仅有一二位评论家提到艺术典型的概念。但是，在评论文章及“作家感言”中，也不乏涉及典型理论的内涵者。我以为，典型的个性则是他的特征性，其共性则是对它所反映的纷纭复杂的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的概括，它必须具有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甚至是一个多义的、说不清的艺术形象。二者的关系则是“通过特殊显现一般”，即通过具体、鲜活的、感性的活动反映更具普遍意义的本质和规律。
　　新生代小说塑造了不少性格复杂的人物。陈贵春（罗伟章《故乡在远方》）是大巴山精湛的石匠，因欠债进城打工，到处漂泊流浪，屡屡受欺骗、遭凌辱，最后沦为小偷、杀人犯，被判刑而客死异乡。这一形象折射着复杂的社会生活，而且，一个善良的农村石匠最终沦为死刑犯的深层原因也令人深思。孙素宝（须一瓜（《第三棵树是和平》）长期受丈夫杨金虎的性虐待，无奈之下，杀死丈夫，被判死刑。正直的律师戴诺以“自卫”为由为其鸣不平，她却认为妻子杀丈夫违反了伦理，戴诺的取证毫无意义。这个可怜的底层形象也蕴含着现实、历史、文化等深层内涵。此外，吴玄《发廊》中的方圆、葛水平《甩鞭》中的王引兰等都属此类形象。
　　在特征性手法层面，现实主义强调细节的真实，而且还要反映社会的“总画面”。如此，才能支撑起典型人物，进而深刻表现现实关系。谢有顺在谈到散文写作应当解放感官时，强调首先要感受真实的细节：“索尔仁尼琴有一句名言说：‘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套用在现有的文学写作中，似乎可以说，一个真实的细节有时比整个虚构的世界的分量还重。”黄咏梅的小说《负一层》写一位卑微、弱智、被爱情遗忘的“女阿甘”，在大酒店的负一层管理自行车。可见现实对她遗弃之甚，以及她孤独寂寞之甚。郑小琼的诗歌《疼》描绘了一个惊心动魄的细节——“断指”：“他站在一个词上活着：疼/黎明正从海边走出来……”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4/fontbr />　　笔者在阅读中发现，那些生动、深刻、动人心魄的细节相当一部分集中在对灾难、痛苦、孤独、困惑的描写上，虽然也有不少诸如《爱人有罪》中俞智丽脱衣赎罪、《大年》中母子推让糖果等动人的细节描写，但从数量和令人震撼程度上似难与前者相比。这就是说，在“经验”和“存在”、“欲望”和“灵魂”的关系上，“经验”和“欲望”还有强大的惯性。这是因为，自第三代诗以来，经历新写实小说、女性文学、新历史小说、晚生代小说等，写苦难、痛苦、孤独、困惑已积累了丰富经验；而写和谐、温馨的“存在”和“灵魂”反而成了一种新的发现和尝试，“在嬉皮及谐谑成为风尚的时候，书写真实的痛感和爱就成为异端……”（夏榆《接纳与拒绝》）细节描写的这种情况，使得作家批评家们在认识方法中的“由经验走向存在，欲望走向灵魂”的期许和努力尚未彻底实现。
　　
　　
　　三、 文本艺术的优化整合
　　
　　新世纪的中国文学有丰富的艺术资源。近源是三十年的新时期文学，它逐渐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日益钟情文本艺术，甚至专事文本实验；其艺术资源大都来自西方，可以说，新时期文学进行着西方文本艺术的大引进与大消化。中源是20世纪中国文学，包括作为主潮的现实主义文学（主要是启蒙现实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以及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文学。其远源是深厚丰博的中国古代文学。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新生代作家们，有意识地站在新世纪的制高点上，整合各种文本艺术资源，进行着优化和创造。主要表现为：中西文学的艺术整合，古今文学的艺术整合，以及多种艺术形式的整合。
　　1．中西文学的艺术整合。新时期文学广收博取西方艺术资源，新世纪文学已具有了世界性的艺术视野。张永璟评论夏榆散文时有一个统计。在散文集《白天与间黑暗》的《黑暗的轮换》部分，提及外国作品次数的，《黑暗的轮换·序》（5次），《黑暗之歌》（4次），《白天遇见黑夜》（12次），《悲伤的耳朵》（12次），《黑暗中的阅读与默诵》（9次），《在黑暗中升起黎明》（3次），《1966：红色风暴掠过黑色大地》（3次）。张永璟认为，这种“世界视野”，不仅能提升作者的胆、学、识，而且能让读者感受矿工生活的同时，认识梵高、走进加谬、瞥见萨特、接触马丁·路德·金……还可使作品信息量增大，思想深度提高。笔者以为，借它山之石虽是好事，但满篇都是外国文学资源，也未免偏颇。尚应有中西文学资源的交融，这种交融的前提，便是作家知识结构的构建。对此，田耳的阅读经验可资借鉴。
　　中西文学资源比较融合的阅读经验，使得他大量写农村的作品，既有一种现代主义的荒诞感，又有淡淡的乡愁，二者又进行着羚羊挂角般的融会。贺绍俊对此评价道：“在田耳的小说中，荒诞感就像淡淡的乡愁一样从他们日常生活的叙述中流露出来。但正是这种类似于淡淡的乡愁的东西，最贴切地传达出他们的精神追求和精神境界。就像田耳在《衣钵》中所写的一个大学生回到家乡接过父亲做道士的衣钵这样一个奇特的故事，本身就是一件看似很荒诞的事情，作者却写得很正常，很平静。小说弥散着的是典型的乡愁，但乡愁又包含著作者对传统精神边缘化的无奈。他的不少小说都弥散着这样一种荒诞感。”熊育群散文的现代主义特色非常明显，表现为结构时空的交叠纷杂，叙事的变幻莫测。但在表现方式上又十分重视东方式的“悟”。对于家乡湖南汨罗的营田窑，他便有独特的感悟：“那些大量破碎的陶片，拼凑出一个年代生活的趣味。你通过它，可以看到时间深处的一个动作、一个眼神，你是能与历史对话的。还有汨罗的罗子国，一个神秘消失的国家。我就寻找过罗子国的去向，并有所发现。”王兆胜称赞他“善于捕捉天地自然、人生和人性中的‘爱’与‘美’，这具有火焰一样的诗情画意。所以，在他的笔下，一草一木、一沙一石、一物一人都沐浴在神圣的阳光之下，都享受着雨露的滋润，都有丝绸般和风的吹拂。”
　　2．古今文学的艺术整合。这是一种传统与现代、旧与新的关系的整合。新生代作家们对此有许多富有启发性的思考。小说家麦家提出一个“慢”字，认为在这个崇尚速度的时代，文学丢失了许多可贵的品质，因而要提倡与传统相关的“慢的文学”。他谈到读长篇小说《Y》，此作谋篇布局，风格味道，深得传统言情小说的精髓，具有深厚的中国特色。但他的感觉不是“返古”，而是“创新”：“这篇小说所以让我感到‘新’，就在于它所传递出来的精神气息，和这个时代的很多写作都不尽相同，它用它的笨拙，守护了我们生活中即将消失的旧和慢——这对于一个正在以审美加速度前进的时代而言，其实就是一种创新。所谓创新，也包含着对旧的事物的重新理解，正如所谓先锋，也常常意味着是一种精神上的后退一样。”这使笔者想起艾略特的名言：“过去的现在性”。他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论述了他所理解的“历史意识”，认为，“历史意识”“含有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要理解过去的现在性”。钱钟书早年写的评价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重要论文《论复古》也提出，真正有“历史观念”的人“也爱恋着过去，他能了解过去的现在性（thepresentnessofthe past），他知道过去并不跟随撕完的日历簿而一起消逝”。“过去的现在性”告诉我们，创新不仅在于革除旧弊，而且在于使传统的优秀部分在新时代思潮的撞击下放出耀眼的光彩。麦家实际上讲出了文学创新的一个深层哲理。他的长篇《风声》在一个以虚构和编造为主要生产动力的年代，却采取传统现实主义的实证方法，借潘教授的讲述、“我”的推理、顾小梦的抗辩、靳老等人的回忆，以及“老鬼”本人潜在的自我陈述，步步为营，小心求证，在各种事实和说法的相互驳难中，塑造了丰满而深刻的形象。小说的时间、地点都有严格限定，很符合西方戏剧传统的“三一律”。麦家正是通过对传统艺术的改造，创造着文学的陌生感，体现着“过去的现在性”。与此相关，张永璟批评夏榆的散文对传统的爆破解构太多。并认为这种爆破性思维由来已久。
　　传统和现代的关系往往表现在“民族的传统”和“西方的现代”的关系。宇向的诗歌常用“窗牖取景”和“镜像审视”两法。前者源于中国传统园林的“凿窗借景法”，后者是拉康创建的现代理论。宇向的诗歌中便存在着民族传统与西方现代的结合。仔细审视，传统的“窗牖取景”中又包含着现代叙事学的视角变换。如《窗》写了三种：“我自己的窗在一层 ”，“我妈妈的窗子在二十层”，“我的办公室在地下”。三种窗揭示了宇向看待“流动风景”的三种视角，隐喻了他与世界的全部关系。现代的“镜像审视”涉及“他者”概念，“他者”既是主体建构力量，又颠覆着主体。“民族的传统”和“西方的现代”在宇向的诗歌中进行着多层次的错落交融。
　　民族文学传统与汉语的诗性特征密切相关，现代与传统结合，就在于用现代诗学观念激活汉语的诗性传统。段吉方评价陈先发的诗时说道：“在一种对汉语诗性的深刻理解中，陈先发努力在诗歌写作中探索激活古代诗性传统的途径，积极地以诗性的创造构筑现代的神话，同时适时地体味当下的困境和危机，积极寻求摆脱生存的迷惘的机会和途径。”《中秋，忆无常》和《丹青见》将锋芒与锐气化为一种理性的肌质，融会成一种不温不火丝丝入扣的精神气度，给人一种精致妥帖之感，是激活诗性传统的良好范本。关于民族诗性传统，陈先发在“诗人感言”进行了总结概括：“就整体特征而言，古代诗重视形体、音律，重视隐喻和寓言，往往以意象诠注生存状态。古汉诗还重视生存状态而轻视生活状态，重胸怀而轻反省，强调个体生命隐性在场。非但如此，古汉诗对自然与人世持适应性立场，依存闲适性而轻视批判性。”
　　3．多种艺术形式的整合。在整合中西、古今艺术形式的基础上，新生代文学的艺术表现形式显示出丰富多样的复合性。主要表现为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叙事语言的复合性，以及跨文体写作等。
　　A、叙事结构的复调性。潘向黎的中篇《弥城》的结构包括三个叙述层次：首先是主叙述层次，叙述者讲述自己的历史现实人生，主要写她与三位男友和父母的生活；其次是次叙述层次，包括两个单元：一是与一位男友游戏般的情感交流，二是作为作家与读者的交流；最后是次次叙述层次，亦有两个单元：一是讲述爱情小说的创作过程，二是为时尚杂志编撰的世俗爱情故事。颜敏称其为“套合式”：“如果用叙述空间的概念表述，那么这一栋套合式三层楼建筑，具有多个层次分明、相对独立而又互相关联的单间，同时又是一个错落有致的整体艺术建筑。”熊育群的散文则表现为结构时空的交叠纷杂。他的《生命打开的窗口》由于采用了现代主义手法，其时空像电影蒙太奇一样奇妙变换。
　　
　　B、叙事视角的复合性。谢宗玉散文表现为童年视角与成年视角的转换：他常常以一颗涤除玄览的童心观照家乡生活，又不时地以成年的视角回眸反观。《穿茄草》在描写了童年生活之后写道：“若干年后某个阳光明媚的晌午，我立在西方那则神话寓言故事前面，想起兰花儿与我曾经的事情，忍不住辛酸一笑。”“曾经的事情”是在窑村时兰儿被黄蜂咬哭，我想替兰儿报仇却因被黄蜂追咬而放弃。叙述者从童年视角转为成年视角，通过对同一件事情的不同叙述，“把两种时空里的三种感觉（过去的感觉、现在的感觉及现在对过去感觉的感觉）融为一体。所以双重叙述拓展了审美空间，给读者带来了双重的审美意蕴”。童年与成年视角的转换又常表现为空间的转换——从乡村叙述转为城市叙述。然而，作者再也回不到农村，视角转换的审美意蕴，揭示的是他的漂泊心态，他既不属于城市，也不属于现实的乡村，它只属于自己，在自己的天空里寂寞地飞翔。熊育群的散文有三重叙事模式：隐喻性叙述、跳跃断裂式叙述和反讽戏谑式叙述。三重叙事模式实际是三种叙事视角，显示着熊育群散文的多彩景观。
　　C、叙事语言的狂欢化。狂欢化的概念来自巴赫金的文化诗学，含复杂、多样、复调之意。路也的诗歌通过身体的感觉和体验，将大叙事和小叙事、国家民族命运和一己之欢嫁接组合到一起，在语词的凌厉张扬中表现身心的痛感和快感。她甚至将大量学术术语引入诗歌，杂以戏仿和隐喻，高密度的信息如激光束般射向读者。王洪岳称赞道：“她对汉语和汉字的敏感乃至对语言本身的敏感渗透于他的每一句诗行，似乎文本和文字本身有重量、体积和长度，并通过轻巧的陌生化和机制的换喻、借喻，而为读者打开存在背后的隐喻，……”胡续冬的诗歌则善于发现两个互不相干事物的相关之处，并建立起出人意料的修饰关系。如，“长满赘疵的招牌”“民间文学的大嘴”“精于调查的蚊子”“秋风和落叶的胃口”“晨光明媚的哈欠”等。《炒田螺：夜宵偶记》将吃夜宵与女权、后现代等问题奇特地联系起来。其“深意”在于表明用物欲主义反对女权和后现代无异于以块肉伺饿虎。既表现出诗人对女权、后现代的质疑，又表现出对物欲主义的反感。更表现出对昏昏欲睡的现实的不满与无奈。语言的狂欢化与中西、古今的语言整合密切相关，如熊育群的散文将现代主义文学的陌生晦涩与中国文学语言诗意的灵动、优雅进行整合，胡续冬则将古文学语言嫁接到非常当下的情境中，打开一个刁钻腾挪的空间等。
　　D、跨文体写作。在新生代文学中，跨文体写作并不少见。祝勇把跨文体写作称为“综合写作”，这种写作打破文体之间的壁垒，调动各种文体的优势，最大限度地服务于叙述目标，形成一种文本的狂欢。他的散文《旧宫殿》将紫禁城作为“历史的容器”，涵纳着纷繁复杂的文化历史。如借助小说的虚构描绘血腥的宫廷斗争，用史家的实录精神记录宫廷建筑的诸多细节，用思想随笔的议论说理来批判集权制度，等等。黑陶是诗文兼修的“两栖”作家，两个领域的创作经验常常互相渗透、彼此影响。“诗文兼修，带给黑陶的不仅仅是表达形式的多样和自由，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这种在不同文类之间的自由穿梭，使黑陶获得轻灵而不失严肃的文化立场，并且在艺术规律的范围内，从‘自由’走向‘自觉’。”此外，郭文斌小说的“诗意化叙事”，周晓峰借鉴绘画的“破损”法，任林举强调散文要加入诗的因素等，都为评论界所关注。自然，跨文体写作已有反对者，认为迷失了散文的本性。
　　以上三点概括，是依据《文艺争鸣》2、4、6期上发表的作家感言、评论家评论并结合笔者的阅读感受获得的思考。它大致体现了新世纪文学的发展走向，这种走向已成为21世纪文学的起点。然而，这仅是一个大致的走向，甚至是一些苗头性的东西。新世纪文学创作的全貌要复杂得多。虽然灵魂和精神的尊严得以重振，但精神萎靡和颓废主义依然存在；虽然现实主义再显艺术魅力，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观念仍是作家批评家关注的话题，而且，这也不一定是坏事情；虽然作家诗人们有意识地整合古今中外的艺术资源进行着优化与创造，但整合中还存在着“外部的桎梏”和“内部的桎梏”，艺术粗糙的作品还大量存在。而且，作家的创作、作家感言、评论家的评论虽有一致性，却也颇多龃龉：作家感言不一定能在其创作中全部落实，创作中也多有作家“感”不到的东西；一位评论家难以说尽作家创作的全部内涵（尤其是优秀的作家），也可能对某些特征进行极力的放大与夸张。在对评论大展的阅读中，笔者便感到评论家对精神的张扬有很高的期待，作家却依据自己的感受体验稳稳推进。谢有顺认为“尊灵魂的写作时代已经来临”似有些超前。在现实主义的复归上则显出评论家的滞后，虽然不少评论涉及现实主义，却少有强有力的理论支撑，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外古今的文论巨子大都参与了这一理论的创建，理论界应站在新世纪的制高点上重整现实主义的理论，使之成为指导创作的有力武器。如此看来，要全面把握新世纪文学的发展态势，还需进行多方面、多角度、全方位的考察与研究。这是一个繁重而艰巨的任务。笔者还感到，“新生代”的名称尚应进一步推敲。新时期以来，便有多种创作思潮被称为“新生代”，如，朦胧诗之后出现的“第三代诗”，包括“他们”文学社、“海上”诗群、新传统主义、整体主义、非非主义、莽汉主义等。这一思潮曾有多种称谓：“第三代诗”“新生代”“后朦胧诗”“后新诗潮”“后崛起”“当代实验诗”等，形成共识的是“第三代诗”和“新生代”，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就称其为“新诗潮的‘新生代’”。90年代出现的“晚生代”（包括何顿、邱华栋、东西、李冯、鬼子、韩东、朱文等）也曾被称为“新生代”，他们在创作之初便自诩为“新生代”，一些学者也以此相称，后来，陈晓明称其为“晚生代”，并对这一名称进行多次论证，逐渐为学界认同。但仍有以“新生代”相称者。……既然此前已有多个“新生代”称谓，新世纪再提出一个“新生代”，就需思考：它与此前的“新生代”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它能否反映当前文学创作思潮的本质特征？
　　
　　注释：
　　（1） 张未民：《增量的文学——编后记》，《文艺争鸣》2008年2期。
　　（2）曹万生：《善与恶的悖论——读罗伟章的小说》，《文艺争鸣》2008年第2期。
　　（3）（14）谢有顺：《尊灵魂的写作时代已经来临——谈新世纪小说》，《文艺争鸣》2008年第2期。
　　（4）李建军：《混沌的理念与澄明的心境——论郭文斌的短篇小说》，《文艺争鸣》2008年第2期。
　　（5）（17）（18）谢有顺：《〈风声〉与中国当代小说的可能性》，《文艺争鸣》2008年第2期。
　　（6）谢有顺：《散文是在人间的写作——谈新世纪散文》，《文艺争鸣》2008年第4期。
　　（7）郭冰茹：《论祝勇的‘新散文’创作》，《文艺争鸣》2008年第4期。
　　（8）王兆胜：《散文创新的向度与路径》，《文艺争鸣》2008年第4期。
　　（9）黄礼孩主编：《异乡人——广东青年诗选》，花城出版社2007年，第347页。
　　（10）黄礼孩《一个人的好天气》第46页，花城出版社2008年。
　　（11）蓝蓝：《“回避”的技术与“介入”的诗歌》，《文艺争鸣》2008年第6期。
　　（12）谢有顺：《乡愁、现实和精神成人——论新世纪诗歌》，《文艺争鸣》2008年第6期。
　　（13）徐剑：《西藏：我的前世今生》，《文艺争鸣》2008年第4期。
　　（15）（24）颜敏：《都市女性的生命书写——读潘向黎近期小说》，《文艺争鸣》2008年第2期。
　　（16）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1页。
　　（19）贺绍俊：《田耳小说创作断想》，《文艺争鸣》2008年第2期。
　　（20）熊育群：《重新认识和界定散文》，《文艺争鸣》2008年第4期。
　　（21）王兆胜：《熊育群散文的审美世界》，《文艺争鸣》2008年第4期。
　　（22） 麦家：《文学的创新》，《文艺争鸣》2008年第2期。
　　（23）段吉方：《陈先发诗歌：生命的昭示》，《文艺争鸣》2008年第6期。
　　（25）吴玉杰：《谢宗与乡土散文的双重叙述》，《文艺争鸣》2008年第4期。
　　（26）王洪岳：《路也：悖论的存在和隐喻的书写》，《文艺争鸣》2008年第6期。
　　（27）冯雷：《民间生活的精神梦游者——论黑陶的散文》，《文艺争鸣》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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