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何以走向世界却迷失自我

　　传统艺术对外传播的困境在中国当代学术界和知识界并不是引人关注的话题，因为传统艺术的困境并不是当代知识分子切身感受的困境。坦率地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与传统艺术的关系异乎寻常地疏远。直到今天，至少已经有两代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民族传统艺术丧失了情感与心理上的认同，更缺乏成为本民族文明之链的传承与创造者的意愿。就在传统艺术与当代知识分子之间极端的疏离与隔膜的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急切地希望加入世界进程之中，中华民族艺术如何“走向世界”，一直被视为中国加入世界进程的一个重要表征。
　　然而，什么是“走向世界”，“走向世界”的冲动背后到底包含了什么内涵，这些内在的因素对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天的生存与发展意味着什么，却很少得到认真严肃的对待。这里想以中国传统艺术对外传播时的遭遇为切入点，探讨中国文化以在全球化语境下可能的境遇。
　　在这个资本与信息在全球范围内调整流动的时代，中国传统艺术也不可避免地被裹挟其中。在世界多数国家的普通民众眼里，他们所能够接触到的中国艺术，是像杂技这样以身体的纯技术展现为主的表演以及一些模拟性的西方歌舞，它们的传播主要不是文化的传播，因而也主要是在占据低端的娱乐表演市场。诚然，即使把像杂技在世界许多国家成功的商业性演出排除在外，我们的传统艺术仍然有一些值得骄傲的成功的传播个案。然而细细剖析这些成功的个案，更能让我们清醒地看到中国传统艺术走向世界时的尴尬。这里就想用三个性质不同的成功例子，说明中国传统艺术正在以怎样的方式与姿态走向世界。
　　女子十二乐坊是近年具有很高知名度的音乐演奏组合，一个由十多位年轻女性组成的民乐演奏组合几年里获得了罕见的成功，她们在将近半个世界范围内巡回演出，票房收入可观，组合的策划组织者因此获得很高的经济收益，而女子十二乐坊的成功，也被看成是中国传统艺术地走向世界的一个范例；另一个例子是我亲眼目睹的一场特殊的表演。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的“文化多样性国际网络”（INCD）每年一度的以跨文化交流为主题的大型的国际学术会议2006年在约旦举办，在会议主办方邀请的诸多各国传统艺术表演团体里，包括一个中国西安郊区何家营的村民乐队，老人们身着唐装演奏他们村世代相传的西安古乐，成为大会最受瞩目的亮点。在西安古乐演奏的现场，人们兴奋莫名，掌声非常热烈，与会者带着敬仰的神情注视着何家营的这些老人们，他们从进场那一刻起就成为会场的中心，而在夜晚为会议安排的露天表演中，他们的演奏也成为整晚节目中最受欢迎的一个。何家营村的老人们演奏西安古乐的成功毋庸置疑，而北京戏曲职业艺术学院（简称北京戏校）的法国演出，堪称取得了罕见的成功的第三个例子。京剧在国外传播的历史很长，即使不算日本与东南亚，从梅兰芳1930年到美国演出开始，至少已经有七十多年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说，京剧被西方接受的时间不是很短，但是从来没有像北京戏校在法国的演出那样成功。他们连续几年在法国一个叫包比尼的很小的城市一家名为MC93的剧场里演出，这个城市小到大多数中国人对它都从未耳闻全无印象，2005年，北京戏校专门为之创排的一台京剧在那里连续演出了27场。虽然剧场未必天天爆满，但越演反响越是强烈，这可能是京剧在海外单个剧场里连续演出最长的纪录，而且，演出受当地观众欢迎的程度，更是此前鲜有所闻；2006年，这台剧目又再次在这个剧场演出10场后，继而到意大利米兰、希腊雅典演出，同样引起强烈反响；在此之后，北京戏校还携这台剧目在比利时和法国其他四个城市演出，再次获得成功。值得补记的一笔是，北京戏校把这台京剧演出复制到中国本土，在中国的北京、上海、沈阳等6个城市巡演，在这些城市演出面临的市场萧条与经营困难，更反证了他们法国演出成功之难能可贵。
　　假如我们细细分析这三个中国传统艺术海外传播的成功范例，不仅仅停留在这样的成功表面，还可以展开更深入的思考。
　　女子十二乐坊的编排灵感，或许部分源于国际知名的小提琴演奏家陈美风格时尚的激情表演。无论它是否对陈美的演奏的模仿，这个组合或许比以往任何民族音乐表演都更成功地进入了中国以外的演出市场，让更多国外普通观众欣赏与感受了中国民族音乐的魅力。然而，如果纯粹从民族音乐的角度看，她们所选择的乐曲，以及她们的演奏水平，都很难说比此前那些难以跨出国门的民族音乐及其演奏更优异，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在国内几乎没有市场的民族音乐演奏，却在中国之外获得了市场营销的巨大成功。女子十二乐坊对演出市场的成功开拓主要在于这一演出的新颖形式，如果要从演出本身解读这样的成功，毫不夸张地说，她们所彰显的是那种不无妖艳的舞台表演而并不是音乐本身，虽然她们演奏的确实是中国的民族乐曲，但是整个演出的样式比起演出内容更多地成为借以赢得观众注意的焦点。中国的民乐的这种表演当然因应了当下国际演出市场的需要，通过这样的高度时尚化的表演形式，中国民乐也提升了国际知名度，无论是中国的乐器还是中国民族音乐本身都借这样的途径更为世界所了解，尤其是更为外部世界的普通青年人了解，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当她们从着装到舞台动作都被包装成一帮行为放肆的青春美少女，舞台的潜台词分明在暗示观众，在听她们演奏音乐同时更可以欣赏她们的形体与表演。因此，在这样的演奏会上，组成女子十二乐坊的演员们身着暴露的夸张的妖艳表演的吸引力远远被置于演出中音乐的吸引力之上。我们当然可以把这看成是对艺术的一种理解与诠释，艺术与女性的表达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妖艳的意义也可以有很多精神与情感角度的解读，然而，关键的一点在于，假如说这类展现身体的表演也不失为艺术，那么它们至少不能说成是音乐艺术。而如果我们说，在女子十二乐坊这里，民族音乐决不是依赖它最好的状态和最高的水平走向世界的，这大概不算是什么奇谈怪论。尤其是我们知道很多更好的民族音乐在世界上从来没有取得过像女子十二乐坊这样的成功，因此更有理由相信，女子十二乐坊即使为中国民族音乐在海外创造了非凡的商业奇迹,那也很难成为中国民族音乐走向世界的范例，因为在这样成功的传播的背后还有更多的潜台词。女子十二乐坊越是成功，就越是在讽刺性地质疑民族音乐本身的价值，如果中国的音乐不能因为音乐本身的理由，而更多地是因为近乎色相的理由被世界接受认可，那对民族音乐而言就是双重的悲哀——在这里中国历史悠久的伟大音乐居然悲哀地成为浅薄的色相展示的掩饰与佐料，而它所营造出来的中国音乐正在成功地走向世界的表象，又悲哀地让人们进一步漠视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音乐传播的迫切与需要。
　　西安古乐在INCD约旦会议上的成功亮相是另一个值得细读的事件，而在此之前，中国民间的传统音乐演奏者们还从来没有过类似的成功经验，甚至在国内，这些在西安民间默默地传承了一千多年的仪式化的音乐活动也鲜有人关注。文化多样性国际网络会议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外围的很重要的年度学术活动，由来自世界各国的多位文化活动家参与筹备，在晚近几年里组织了多次倡导文化多元的大型活动，包括2005年在上海召开的国际会议，每次主办者都努力邀请到世界各地特色鲜明的艺术家举办各种形式的展览与展演活动。西安古乐能够在这样的场合演出，看起来是很有意义的对外文化传播。但是假如我们更认真地观察这场世界性的文化盛事就不难看到，在会议的组织者和参与者里，在那些为西安古乐欢呼的所谓专家学者中，没有一个是成功的音乐家，没有一个优秀的画家和戏剧家，也没有优秀的社会学家或文学家。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他们所弘扬的文化多样性理念当然是非常令人尊敬的，然而这些人本身主要是一些文化活动家，从专业领域来看多数没有什么特别的造诣，说得刻薄一点，他们在任何领域都算不上真正的专家。当他们面对西安古乐而欢呼时，只是由于他们看到了与他们平时所欣赏和面对的剧场艺术迥然有异的另外一种表演和音乐。就如同西安古乐在那里出现时所有演出者们都穿上仿制的唐装所暗示的那样，在这里，差异性被突出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并且通过他们的着装（尤其是他们形态特异的帽子）以及经过精心设计的出场仪式得到了强化，何家营的这批村民，完全在以表演的方式演奏他们本来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很普通的仪礼音乐。在这个场合，无论是演奏者还是欣赏者，他们所著眼的都只是巨大的、甚至是人为地被凸显出来的差异。其实西安古乐在约旦的演出不是特例，然而，如上所述，西安古乐在那里所希望表达的，仅仅是它与西方或其他民族的音乐以及仪礼之不同，我们试图表述的只是自己与他人的差异，并且经常为了表示自己跟别人不一样而努力地人为夸大这种差异。如果说西安何家营的这些村民在约旦表演的确实是他们自己村庄传承了上千年演奏古老音乐的仪式，那么还需要指出，当他们在自己村里表演同样的古乐时，肯定不会穿这么夸张的衣服——他们不必如此穿戴，因为那种音乐以及演奏本来就是他们平凡生活中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穿戴恰恰从一个侧面透露出欣赏者们的需求，而何家营村民们恰如其分地迎合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些文化活动家的心理——对于这些缺乏真正专业的艺术理解能力的欣赏者而言，只有文化以及艺术的差异才是他们真正感兴趣的。同理，何家营的村民们仅仅表现出他们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异样就已经足够，在这里，穿戴以及演奏的形式比起音乐更像是主角，而对音乐以及仪式的评价恰恰在最需要其专业视野的地方缺位。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4/fontbr />　　最后还有北京戏校的法国演出。这台演出由一个法国人设计，他在一个不太短的时间段里致力于了解和熟悉京剧，并且与北京戏校建立了密切联系，非常努力和很有想象力地在帮助京剧跨越文化鸿沟，为京剧找到了能够为法国市场接受的演出方式。这位法国戏剧工作者成功地策划和设计了北京戏校先后几年里在欧洲多个城市巡回演出的境外商演，这台演出别出心裁之处，在于编导把京剧演员的训练过程直接搬上了舞台，于是在剧场里，观众看到的不仅是京剧，还有跟京剧表演相关的更丰富的知识；而且，就像在此之前许多境外演出一样，北京戏校的演出虽然不全是武戏，但是像《上天台》这样没有武打的剧目之所以被选中，也主要是由于它的演出需要扎实的武戏底子。对武戏的重视是由于一般认为文戏不易被文化背景不同的观众理解与接受，但是另外的更重要的方面，是人们相信武戏所营造出的热闹景象，比起文戏的表演，更能吸引那些对京剧一无所知的境外观众——至少他们可以“看热闹”，舞台上的跌扑滚打等高难度的技巧性动作就已经足以让观众惊叹。然而，就在出于这种考虑的同时，当京剧对外传播的剧目与内容偏重于练功以及技术的展现时，京剧最美的核心被抽走了——那就是通过精湛的表演体现出表演艺术家对人情世故的深刻理解与揭示的能力，对人性以及深邃的人类情感精湛的舞台表现——京剧之所以有资格被看成是世界性的伟大艺术，不是由于、至少不仅仅是由于它的表演需要高超的技术与功法，更是由于它拥有以艺术化的手段洞察人生和人性的非常成熟而独特的表演手段，以及足以完美体现这些手段之优异的大量经典剧目。诚然，这些精华和京剧表层的技法和武功相比，确实较难为不同民族的观众所感知与欣赏（杂技成为中国艺术在境外商业演出中最常见的类型，就是一个旁证），但假如抛弃了这些剧目及其蕴含于其中的特异的表现手法，京剧就很容易被演化成依赖杂耍吸引观众的表演，或者，用最客气的话说，演化成只依赖于出神入化的武打功夫的动作剧。就像作为无数舞台表现手段之一的“变脸”被当成川剧的代表，不仅不足以充分显现川剧表演艺术的无穷魅力，反而是在贬损川剧一样，京剧在美学上的核心价值并不在于演员在舞台上能打善斗，而恰恰在于他们经历了艰苦的“四功五法”的训练之后，能够娴熟地运用这些扎实的功法于戏剧，创造出大量传神、精练与别具一格的表演手法，揭示出戏剧人物最复杂与微妙的情感与心灵。这才是包括京剧在内的中国戏曲为人类戏剧文明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诚然，这些重要而独特的表现手法不如热闹的打斗那样易于令陌生的观众感兴趣，不如武打那样令外行人也看得兴致勃勃，但假如我们仅仅为了吸引眼球，过分强调京剧中的武打元素，就把戏曲艺术最重要的内涵抽空了，那样，京剧不知不觉中在美学上所受到的伤害，要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而最为无奈的是，要期望一位法国京剧爱好者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真正认同并且深刻理解京剧最有价值的表演艺术精华，简直是天方夜谭；当我们只能按照一个对京剧略有所知的法国人的理解向海外传播时，虽然我们看到了市场的成功，但却是以牺牲京剧艺术的方式取得的成功。在一定的意义上，在法国成功上演的京剧，只不过是按一位对京剧的美学真谛还相当陌生的法国人的眼睛去认识的京剧，它当然是京剧的，但远不是京剧的全部。而且，在这里，京剧为了让那些对它所知甚少的外行能够接受与了解做了关键的取舍，所舍弃的，恰恰是那些越熟悉和理解京剧的观众越珍惜的内涵。
　　细读这三个中国传统艺术海外传播的成功例子，中国本土的传统艺术都是在不同程度地改变了自身面貌后走出国门的，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个例子是想把自己打扮得时尚，第二个例子是要把自己打扮得更加异样，而第三个例子，是要用那些陌生的西方人所可能喜欢的方式改变自己。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文化需要相互之间的交流，曾经长期闭关锁国的中国，当然也应该向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敞开胸怀。除了大量引进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西方先哲人文思考的成果以及西方文学艺术，中国人也有责任与义务让世界分享中华文明的成就。但是当我们在努力让中国传统艺术“走向世界”时，就像上三个例子所昭示的那样，表面上的成功不能掩饰内在的实情，那就是我们就在“走向世界”的同时迷失了真正的自我。
　　这是文化交流或曰文化输出必须支付的代价，至少，是后发达国家要让发达国家了解自己所必须支付的代价吗？如果中国传统艺术只有迷失自我才能让外界接受，那么，这种被改变了的、甚至是精华被阉割了的艺术还能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艺术，还能不能充分传递中国传统艺术的价值，其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换言之，假如只有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自身的特征，只有经历价值的割舍，中国艺术才有可能实现在境外的成功传播，那么，传播的意义也就变得非常令人怀疑，因为经历质的改变之后的传播，只能是传播的幻象。无论中国艺术在走出国门时需要经历怎样的改变，即使不能期待中国艺术在经过这样的改变后更凸显出其美学价值，至少需要坚守这样的底线，那就是这样的改变不宜失其根本，不能让这些优美而动人的艺术受到实质性的损害。但我们在上述三个看似成功的个案里，都没有看到对这一底线的坚守。
　　中国传统艺术在世界性传播过程中陷入了两难境遇，而这一尴尬处境的根源，恰恰就在于努力“走向世界”的冲动。因为既然我们是在努力“走向”世界，就不得不按照这个虚构的“世界”的需求与口味刻意装扮自我。所有的装扮都是不同程度的改变，在这里，装扮是其表面，自我改变才是其实质。如同我们在中国传统艺术境外传播的上述个案里看到的那样，传播过程中我们对自身所做的各种改变，其目的都是为了接近甚至讨好那些想象中的接受者，希望借助这样的装扮与改变，让我们的传统艺术更易于为这个外在于我们的“世界”接受和承认。
　　然而悲剧性的结局恰恰蕴含其中，相对于我们把自己称为“中国”而把世界其他部分看成“四夷”的漫长的中华文明史，中国人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变化。现在，我们声称我们要“走向世界”。当人们不经意地说中国艺术要“走向世界”时，暗示了在我们的意识中“世界”是跟我们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努力，把自己改变成“世界”所能够接纳的模样。如同“走向世界”这个说法所暗示的那样，在潜意识中，我们事实上把自己看成了身处“世界”之外的异类，同时把我们的文化看成与那个外在的“世界”截然不同的形态特异的文化，认为我们的艺术与外在的那个“世界”的艺术欣赏者存在无法逾越的鸿沟，由于难以交流与沟通，中国的传统艺术无论多么优秀，都必须加以重构或种种变异才有可能得到那个“世界”的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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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当我们说中国的传统艺术要“走向世界”时，实质上我们已经把这些古老伟大的艺术放置在“世界”的艺术之外。然而，我们就身处这个“世界”之中，并非置身于“世界”之外。在这个意义上，套用一句文革期间流行的语言，我们仍然需要再一次“努力改造世界观”，要改变把中华民族置身于“世界”之外的“世界观”，改变把中国艺术放置在“世界艺术”或“人类艺术”之外的“世界观”。如果我们对中国是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深信不疑，相信中华民族的传统就是人类文明有机和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就不难理解，基于人类是一个整体的视角，同一种属的人与人之间既然存在许多相互理解与接受的渠道，各不同民族的艺术与文化完全可以相互交流。假如说像语言这样高度符号化的工具在跨文化交流中确实构成了天然的屏障，那么，具像的艺术比起抽象的语言来，就是更易于沟通的人类精神表达方式。音乐、美术、舞蹈等等都是没有国界的人类情感交流手段，戏剧由于具有用舞台表演的方式叙述故事这一特点，也比抽象的词语更易于实现跨文化交流。这就是艺术在全球化语境下显示出的特殊的人类文化价值，然而，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要首肯这种价值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各不同民族与不同文化圈的艺术，要以其充分体现各自特殊禀性的方式相互面对，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才会呈现。
　　中国传统艺术的跨文化传播需要这样的认知，需要这样的“世界观”。这不仅仅意味着我们要恢复对本土艺术足够的文化自信，同时还意味着对人类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与沟通的可能性最起码的认知，进而，是对世界以及人类这个整体有更全面的认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艺术与世界沟通与交流的最好办法，就是以其最精彩的面貌、最具文化内涵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世界需要我们贡献的是中国最感人的民族器乐曲及其无与伦比的演奏，是中国各地民众在千百年的生活中自然留存到今天的、融铸信仰与音乐为一体的仪式，是历经宋元明清臻于大成的卓然特立的戏剧表演艺术。只有这样的艺术才能够最充分地凸显中华文明的成就，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当然应该对其他民族的民众持有足够的信任，相信他们有足够的智慧与敏感，以及起码的审美判断力，足以欣赏中国艺术并且分辨其优劣。只有这样，当我们面对世界各地的受众时，才可能有更好的、更从容的表达，我们的传统艺术才可能真正走出困境，才可能得到世界的尊敬。
　　是的，我们就身处这个“世界”之中，并非置身于“世界”之外。我们曾经在“走向世界”时迷失自我。所以我们要“改造世界观”，要把中国自然地看成世界的一部分。这样的改造并不容易。但唯有经历这样的改造，持有这种新的世界观面向未来，作为世界有机的组成部分的我们，完全能和世界其他部分，和欧洲、美洲或非洲等地区的各民族融为一体的我们，才会有足够的信心，找到传统艺术对外传播的最佳途径。同样，中国传统艺术是世界艺术整体中不可舍弃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人类文明的伟大成就之一，它既是中国的荣誉，同时也是人类的荣誉；保存它的成果，彰显它的伟大，既是我们的努力方向，也是我们不可推托的责任。而这也就是中国传统艺术走出困境的方向，以及人类艺术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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