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碑漂移：现代文学的起点及其内涵

　　主持人的话：
　　在2007年第3期本专栏中，发表了陈思和先生的《先锋与常态：现代文学史的两种基本形态》一文，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反响。本期发表的咸立强先生的《“自我”文学书写中的常态与先锋性》一文，以初期创造社同人“自我”文学书写的三种范式为例，将各自呈现出来的文学常态与先锋的扭结及其演进历程进行了梳理，并以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先锋与常态这一观点提供了佐证，并也有可能引发人们对现代文学史上许多文学社团运行轨迹的思考。
　　蓝爱国先生的文章，再一次阐释了他一直关注的文学史界碑的确立以及价值属性，很具启发性。杨剑龙先生认为现今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应该进入到一个去繁就简、由多至少的经典化过程，并认为个人治史对于学科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也为人们梳理百年来中国文学史的脉络提供了有益的研究视角。
　　（温儒敏 栾梅健）
　　
　　对现代文学研究界而言，自50年代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奠基文学史写作范式以来，无论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还是钱理群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都将现代文学的开端定格在五四文化运动的发生区间，并以鲁迅的《狂人日记》作为现代文学的成熟标志。但随着新的学科研究成果的不断出现，这种“五四”开端说也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甚至一定程度上已经陷入混乱。不同研究者往往依据不同的理论立场、观念见解作出各种不同的划分方式，不过总体而言，现代文学不断向所谓近代文学（晚清文学）的领地拓展却是一个共同的趋势。本文阐述的重点则在于，纵观各家说法得出重要结论：现代文学既有的起点界碑已经明显处于颓败状态，我们何不推倒重来，以确立新的现代文学讲述方式？
　　
　　越界之旅：现代文学的起点位移
　　
　　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与隔膜，可以说，大陆学者的现代文学史发生观就从来没有被海外汉学界接受过。诚如李欧梵所言，在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面，“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不是在‘五四’，而是在晚清。”(2)在他执笔写作《剑桥中华民国史》的文学部分时，李欧梵这样写道：“中国现代文学可以上溯到晚清时期，特别是1895至1911年的16年，在这段时间，一些‘现代’特征变得越来越明显。”其后，李欧梵更以现代性理论、安德森“想像的社群”理论以及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为其支点，论述了晚清文化、文学与中国的现代都市想像、都市现代性之开创等方面的历史关连(3)。李欧梵的观点虽然出现较早但并未在大陆形成多大影响，反而后来者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足以让大陆学者眼界大开。在王德威看来，晚清小说岂止仅仅代表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阶段；它的出现还有它的被忽视，本身就已经见证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一端。他认为晚清文学的现代性不仅开启了“五四”的文学现代性追求，而且还包含着比“五四”更为丰富的可能性，“对我而言，中国作家将文学现代化的努力，未尝较西方为迟。这股跃跃欲试的冲动不始自‘五四’，而发端于晚清”，“但这多重的现代性在‘五四’期间反被压抑下来，以遵从某种单一的现代性。”(4)
　　尽管王德威研究目的只就在展示晚清文学的丰富图景以及隐藏其中的现代性线索，而不在确立标志现代文学之开端的界碑，但从其论述的晚清小说对象看，其实他已经把现代性文学的写作推进到了鸦片战争时期(5)，从而对我们思考推倒重来、确立现代文学的起点极富启发意义。
　　大陆文学史发生观念的意识形态疆域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20世纪文学”“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等创新说法中已经被渐次突破，但后意识形态时代更为激烈的现代文学史起点之争则在21世纪初期才宣告到来。这些文学史起点论证的学术理路各自不同，有的是从具体文学现象分析入手，有的是从文学史理念角度涉入，有的从通俗文学反思角度出发。
　　章培恒以《中国文学史》确立的“人性解放”标准来探讨现代文学的开端问题。他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兼及“近代文学”问题》(6)一文中，试图对“现代文学”与“新文学”作出区分，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应始于20世纪初而非始于1917年。“新文学”不是“现代文学”的开端，只是20世纪初文学的发展。他先是从文学精神和艺术特征入手，界定现代与传统的区别：一是人性解放的要求；二是自觉融入世界潮流的要求；三是文学本身艺术特征的追求。接下来，他考察了20世纪初至文学革命前这一阶段的文学，认为此一时期已经存在与上述三个特征相通的因素，“把它视为新文学的酝酿期而列入现代文学的范畴似乎是适宜的”。其后，柳珊《民初小说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7)一文，赞同对“新文学”与“现代文学”进行区分，并对章培恒所述的三个特征进行了补充，论述了民初出版等“边缘性因素”，进一步论证了“20世纪初文学”作为“开端”的理由。郜元宝则倾向于将现代的上限定在1907年左右，他指出，这主要是考虑到此时的鲁迅创作的一系列才气焕发的论文，形式上使用的已经不是“坚闭固拒”的纯然传统的文言，而是在翻译经验的启发下精心改造出来的一种特殊形态的文言；更重要的是，这些论文不仅在理论上与稍早和同时的梁启超、王国维、谢无量、周作人等的工作互相补充，拓展了现代文学的世界性视野，宣告了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喷薄而出(8)。范伯群《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的界碑》(9)、栾梅健《社会形态的变更与文学的转型》(10)以及杨联芬的专着《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11)等都将现代文学的上限移至晚清时期。
　　孔范今在《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与文学史重构》(12)文章中论道：“如果我们不再执守成见，承认以上海为中心出现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即现代都市小说也是文化、文学现代转型的一种独特需要和方式，那么，它的起点问题，也应为治新文学史者所关注的”，“而我认为，以19世纪90年代前期刊行的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为其起点标志是比较符合实际的。”范伯群先生《＜海上花列传＞：现代通俗小说开山之作》(13)从题材选择、人物设置、语言运用、艺术技巧以及发行渠道等各个方面展开论述，认为《海上花列传》是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开端。栾梅健在此基础上更为明确提出《海上花列传》是“中国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部具有现代性的小说”，他的一组文章(14)在明确现代文学开端的基础之上，着力解决现代文学的“标志”问题。这个标志是在与古典生活相对应的现代生活的不断展开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文章论道，《海上花列传》记录了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时期中国现代工商业社会尤其是上海开发早期的生活画面和文学图景；无论是人物设置还是新兴器物的描写，都全面体现了与传统价值体系相悖的现代意识；在思想层面上，“救风尘”传统主题全面瓦解，妇女解放这一主题意旨上显示出高度的历史超越性；作家自觉的艺术结构、文学语言的创新追求与时代的文学革命要求紧密契合。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他为解答中国文学之现代性转型这一重要课题作出了独具学术个性的回答。
　　通过上述粗略的扫描，我们发现，现代文学的起点界碑已经有1895、1907、鸦片战争、20世纪初、1892等数种说法，近年尤以《海上花列传》诞生的1892年作为现代文学起点的说法是最为活跃的学术观察。
　　
　　1892：连续的还是断裂的？
　　
　　《海上花列传》成为界碑的论说理由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它是现代印刷传播的产物，作为专载《海上花列传》的刊物《海上奇书》出版，比李伯元的《指南报》早四年，比《游戏报》早五年，比梁启超的《新小说》早十年，可谓得风气之先，成就《海上花列传》最早期刊小说的名头；二是它是现代都市文化的反映。《海上花列传》将上海特有的大都市气息与地方特色融为一炉，形成一种都市的现代表达特色，可谓后世海派文学的先河；三是它是商业的产物，而非文人的寄情制作。韩邦庆基于商业目的写作，欲望成为以小说立业的职业人士，这种举动本身就颇具现代意味；四是它的艺术成绩颇为不俗，鲁迅、胡适、阿英、张爱玲等都曾毫不迟疑地赞美它的艺术成就，其吴语方言的探索更富有极大的启迪价值，丰富着人们对于国语文学的认识。五是它作为狭邪小说重头戏所蕴涵的通俗小说现代化价值，这种价值放在当下现代通俗小说反思序列之中地位也就越来越凸现，或者说，现代文学精英霸权地位消失之后，通俗文学的现代化取向得到足够的认识，而《海上花列传》的重要性也就因此十分必然。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4/fontbr />　　单就《海上花列传》文本从历史遗忘之河中打捞上来而言，上述理由足够我们重视《海上花列传》的价值和意义，但就现代文学的界碑而言，1892年却不足以成为现代文学出发的起点。现代文学的现代是从现代化的现代升华而出的现代性总结陈词，从这个意义上看因为《海上花列传》而熠熠生辉的1892年，它虽然具有现代性的品质却不具有揭示这个现代性产生的能力，也就是说，现代传播媒介的发达、都市化的生成、世俗化的狂野、大众化的出现都可以在1892年看到却都不能通过1892年获得阐释。因此，与其是说1892年是一个现代的起点，不如说1892年是现代的一个亮点，这个亮点的出现完全需要其它的文化来作出阐释和说明。
　　鲁迅在评论狭邪小说时，将该文类分为三个阶段：“先是溢美，中是近真，临末又溢恶”，从近真的角度他褒扬《海上花列传》的写实价值，从而在狭邪小说的总体否定中肯定了《海上花列传》的历史地位。写实乃至主义是二十世纪文学中的突出思想主张，这个主张因为贴近中国现实的问题分析和反映，从而颇具声势，具有相当的主流性。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写实性文学既不是中国传统的主流也不是晚清的文学路线，《海上花列传》的前身《品花宝鉴》（1849）、《花月痕》（1858），《海上花列传》的后续《九尾龟》（1910）、《玉梨魂》（1912）乃至更其后的鸳鸯蝴蝶派文学，都是浪漫主义的泣血之作，它是晚清文人沿袭传统言志抒情传统而不能的情形下的爱怨嗔痴表达，最终把晚清文化塑造成了一个涕泪纵横、狂放不羁的世界。也就是说，《海上花列传》固然异军突起但岂会因此改写晚清的文学主流？后世从写实主义出发褒扬《海上花列传》固然重写了它的文本杰出性却暗地里抽空了它的自身历史和传统，甚至把《海上花列传》的文化意蕴也悄然改写了。从这个立场上说，《海上花列传》标识的1892年不过是后人依据写实主义路线深入晚清文学内部、将晚清文学瓦解的颠覆性革命，它标举了一个文本的意义却否定了一个时代的文化价值——从晚清文学自身整体性上产生的文化价值——这个价值需要我们从晚清小说自身来揭示，而不是站在后世的立场理论性地赋予。
　　晚清小说所具有的文化整体性，我们可以从文化传统的内部、现代性传播的外部来认识。从内部讲，这是一个传统伦理纲常受到现实不断冲击乃至瓦解的世界，尽管很多保守的文人士大夫依然在誓死捍卫传统的话语正义，但显然已经于事无补，缺乏有力的举措挽救文化倾覆之势，从龚自珍、魏源到梁启超的观念嬗变我们发现，改革、进步、富强的观念从弱小逐渐强大并最终成为社会的主流，中国日渐成为一个世界文化影响下的中国，世界也日渐强迫或者诱惑性地把中国拖入世界历史，现实的救亡使命远远高于文化的维新主张，晚清小说正是在这样一个传统诗文规范衰败与新文化成长局面中出现的文学，从而我们固然可以看到文学中传统文化的遗留，但更可以看到它们已然变化的文化立场与观念；从外部看，西方文化的传播逐渐遍及全国，新闻、历史、地理、天文、哲学知识无所不包。晚清翻译小说形成的西方文学浩大声势我们且不去论述，据袁进先生的研究，五四颇为自豪的白话文改革其实也早就在晚清盛行，西方传教士为了在大众中传播《圣经》，所常使用的语言就是白话或者浅近文言，19世纪70年代的宗教出版物中充满这样的白话语言，“两个小眼，要常望天；两个小耳，爱听主言；两个小足，快奔天路；两个小手，行善不住；耶稣我主，耶稣我主；耶稣我，耶稣我，善美荣耀之耶稣”（15），袁进在列举大量例子证明那个时代文言、白话、浅近白话发展情况后，质疑到：“一种语言的转换需要整个社会的响应与支持，这是需要时间的！因为语言是整个社会交流的工具，它不大可能只由少数人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决定。如果按照五四文学家的叙述，五四新文学靠着这么一点作家振臂一呼，办了那么一点杂志，在短短几年内，就能够转变中国的语言，恐怕从国际语言史上说来，也是令人震惊的现象”（16）。我们不能不承认袁进的质疑是有道理的，清朝政府1911年的毫无抵抗、五四文学革命1919年的摧枯拉朽之所以成为事实，都在于晚清这个巨大的文化空间早已把现代政治、文化所阐扬的内容孕育成熟，只待特定时刻将它社会公证一下而已，对文学而言，现代的发生显然也就不是五四革命那一刻的胜利号角，而是在于漫长的晚清空间现代的逐渐生长。
　　总体而言，晚清小说内、外部的文化状况表明，这里没有一个像五四文学那样的单纯文化环境，不像五四文学革命那样有一种纯粹的文化主张，新与旧、人伦与法治、保守与激进、本土和西方、传统与现代、革命与改良诸种因素混为一团，但这种文化混合性却正是现代文化生成阶段的必然现象，比较一下西方的现代发展历史，我们同样可以发现类似的文化空间存在于欧洲大陆，因此，如何面对这个文化历史特征而不是改写这个文化正是我们需要认真加以思考的问题所在。回到1892年，我们能否说它就是那个晚清文化整体性特征的阐述与说明呢？不能，1892年不过是1840年以来文化特征的反映，它并不见得就比严复《天演论》出现的1895年重要，也不见得就比《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的1897年重要，甚至也不见得就比《瀛寰琐记》连载翻译小说《昕夕闲谈》的1873年重要，尽管韩邦庆传承了曹雪芹、吴敬梓乃至《何典》的文学传统，期待艺术上“生面别开”。
　　
　　多种路线的汇聚：1840年的价值和意义
　　
　　基于各家论证，我们完全可以宣布说：1917年的现代文学界碑性质已经完全不复存在，现代文学的起点究竟定位在哪一年应该成为新世纪研究的焦点。在晚清文学这个诺大的空间中，我们通过论证1892年的划界不成立事实上已经表明，如果我们只在晚清文学的各个历史节点上做孤立的划界行动而不尊重晚清文学的整体性质，我们就始终不能确立现代文学的叙事起点，我们只能在各种分歧的说法中迷失我们划分文学历史的标准和规范，而我们要尊重晚清文学的文化整体性，我们就必须采取更为断然的措施——这个措施就是用现代消化近代，把1840年作为现代文学的开端，从而使1840-1949年的百年空间成为现代文学的驰骋疆域，1840由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界碑！在我看来，近代概念的消失并不十分紧要，但即使从改良的角度出发保留一个近代的文学概念，章培恒、骆玉明在他们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着）中也已经作出了探索性的划分，他们把先秦到宋、金断为古代文学，金末元初到晚清为 “近世文学”，在“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之间仍然有“近世文学”的过渡。章培恒、骆玉明的说法也并非空穴来风，30年代初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讲演就已经将晚明“公安”、“竟陵 ”两个文学流派追认为新文学的前驱，可说是这是将古代文学下限往后退缩的意见的更早的表达。
　　其实在近代文学研究者的研究视野中，近代文学的现代性身份早已不是一个问题，只不过由于近代概念的人为存在而常常不使用“现代”而是“近代”或者“前现代”概念，比如郭延礼的近代文学研究著作《中国前现代文学的转型》。近代文学学者在区分近代和现代的差异时，最大的理由就是近代文学时期的现代观念还是一种现代观念和传统观念的混合，现代还未破茧而出，所以没有破茧而出的现代文学就是近代文学。但事实上这种认知观念中既有一种1917年之后的现代作家完全现代了的认知误区，也有一种1919年作为现代的完成式使得现代文学发生了质的变化的逻辑思维。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的。即使五四作家也还在中国现代化的完成途中，他们依然在中国现代的路上而不是掌握了现代的真理或者真相，他们和晚清作家的文学观念、世界观念也许存在认知程度的不同，但这种不同并非就是一种现代观念的本质不同——五四作家文学观念和梁启超文学观念之间的趋同表明，五四作家对于文学现代化的认识与晚清作家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差异，五四的“国民性”改造说法不过是梁启超新民说的白话版本而已。综合近、现代文学学者的研究我们发现，近、现代作家在现代传媒对于作家的影响、职业作家的出现、稿酬制度的形成、西方文化的浓厚影响等等文学外部环境构成方面极为雷同，且不论是否准确，起码郭延礼归纳的近代文学精神诸如“启蒙精神与文学启蒙、忧患意识与爱国精神、自由民主精神的张扬、西学东渐与文学变革、革新精神与大众意识、开放精神与走向世界”（17）我们都可以在现代作家那里找到，也就是说，所谓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之间的区隔其实只是一层窗户纸，一捅即破，现代文学的起点跨越远比想象的容易得多。或者说，既然所谓的近代文学已经有意无意充分论证了1840年的现代意义和价值，1840也就理所当然的能够成为现代文学的起点标识。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4/fontbr />　　诚如郜元宝（18）指出的，王德威在强调晚清文学的现代性时，像他自己所指责的“挟洋自重”的五四一样，也设立了一个西方标准的现代性模式，严重误解了五四以后文学中具有中国特点的现代性因素，从而在强调晚清文学的现代性时出现矫枉过正的说法。但我以为，王德威从晚清文学中寻求晚清文学自身现代性的努力则是值得重视的。五四对于这种本土现代性努力的完全忽视是存在一定问题的，起码这种忽视就直接导致了文学非功利审美传统的丧失，《红楼梦》的叙事风格基本中断（张爱玲从《红楼梦》中吸取了多少营养啊！这种营养在张爱玲被发掘后甚至成了一种张爱玲令人惊艳的文学魅力！），更重要的是，五四文学既没有从晚清文学写作中吸取有经验的教训也没有从晚清文学中挖掘文学写作的有益价值，完全另起炉灶的做法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五四文学的质量和水平。也就是说，1840界碑的确立，使得我们有了一个跟五四文学直接相关的本土历史角度反思五四文学革命得失，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要么从古代、要么从后世的角度反思五四甚至有人干脆从西方不断搬运概念过来以反叛五四传统。五四之后的文学为何迅速走向单维的现实主义、左翼、革命文学？这其实与五四文学忽视晚清文学的文学写作有着直接的关系。五四不仅中断晚清文学的小传统而且直接导致五四因为小传统的蔑视而丧失对于古典大传统的遗忘。
　　陈平原通过对晚清小说叙事的研究指出，晚清文学的通俗定位一定程度上是五四文学的强加，晚清文学作者对于自身的定位其实还是在高雅的一面（也许常常表现为对于古典传统式高雅文学的追求）。晚清文学在严肃意义上的“全面堕落”孕育了一个丰富的通俗文学遗产，这个遗产被现代通俗文学所继承，从而直接导致了通俗文学在现代的高潮迭起。1840年的界碑定位既可以让我们对于晚清文学的严肃性质作出新的判断（《海上花列传》的价值在这方面已经有所呈现），从而对晚清文学的文学性质有一个新的认识，同时，即使我们把晚清文学的大部分作品看成是通俗的，我们也可以因此让我们对于整个现代通俗文学的演变轨迹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而不是像1917年界碑所呈现的那样通俗文学只是一个个孤立的历史现象。通俗文学的文学生产方式的全面揭示、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于现代大众文化的深入认知，不仅有助于我们对于严肃文学自身生存方式的反思而且有助于我们对于现代化社会中文化大众化的深度考察，因为现代化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世俗化文化运动，这个世俗化文化运动既包括文学语言的通俗化也包括精英文化的生存策略转换——从文学语言的通俗化角度，我们可以清理出一个从晚清宗教（底层）白话文实践、黄遵宪“我手写我口”新诗实践、梁启超“报章体”新文体实践、五四白话文实践、三四十年代大众语文实践的漫长线索，这个线索的存在，非典型性地勾勒出了一个中国现代社会的现代文化发展线索，依附于这个语言线索之上的则是文学代际演变轨迹。从精英文化的生存策略转换角度看，我们从抗战文学质量低靡的现象出发完全可以看到严肃文学缺乏现代生存策略转换心理机制所导致的严重后果。一旦抗战到来，大部分作家都在抗战的名义下自动放弃了严肃文学的写作，把“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当成了文学的全部，没有认识到抗战救国和文学严肃化书写之间并没有根本的矛盾对立，为何会发生抗战时代文学的全面崩溃？内在原因也就在于现代作家对于现代社会严肃文化运行机制的不了解，大多数作家依然遵循单一的传统社会文化思路，认为一旦全民抗战时代的到来，文学也就必然自动丧失生存的自主权力，文学只能通过救国的形象完成自身的历史任务，文学的严肃性只能让位于民族的救亡性！由于现代文学历史经验总结的匮乏，以致即使到今天，我们的严肃文学也还是没有找到自身的生存方式，挣扎在严肃文学的放弃和选择之间，游荡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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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已经演变为一个现代文学如何全面总结自身文学经验和历史的问题，如果我们依然纠缠于历史和文学的细枝末节，我们就永远难于说明这个历史区间文学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就始终徘徊在历史的大门之外自得其乐的从事所谓的学术工作。界碑已颓：何不推倒重来？所有的一切都似乎表明，这只是取决于我们的勇气而不仅仅是我们的既存已久的文学史知识！
　　
　　注释：
　　（1）讨论文学史分期的论文极多，在“学术期刊网”中搜索就有上百篇的文章，本文仅仅选择了有代表性且影响较大的有限几家作为文学史分期变更的代表来论述。
　　（2）李欧梵：《李欧梵季进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 李欧梵：《晚清文化、文学与现代性》，《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 王德威：“我将‘晚清’的时代范围扩及到鸦片战争以后，并力求打破以往‘四大小说’或‘新小说’式的僵化论述。我更希望将晚清小说视为一个新兴文化场域，就其中的世变与维新、历史与想象、国族意识与主体情操、文学生产技术与日常生活实践等议题，展开激烈对话”，《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中文版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章培恒：《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兼及“近代文学”问题》，《复旦学报》2001年第2期。
　　（7）柳珊：《民初小说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开端与终结——现代文学史分期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8）郜元宝：《尚未完成的“现代”——也谈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期》，《复旦学报：社科版》 2001年第3期。
　　（9）范伯群：《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的界碑》，《开端与终结——现代文学史分期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0）栾梅健：《社会形态的变更与文学的转型》，《复旦学报》2002年第６期。
　　（11）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2）孔范今：《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与文学史重构》，《文学评论》2003年第4期。
　　（13）范伯群：《＜海上花列传＞：现代通俗小说开山之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3期。
　　（14）《为什么是‘五四’？为什么是＜狂人日记＞？》，《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论＜海上花列传＞的现代性特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论集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论＜海上花列传＞的现代性起源》，台湾《政大中文学报》2006年第2期；《＜海上花列传＞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文汇报》2006年5月２日。
　　（15）袁进：《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0页。
　　（16）袁进：《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5页。
　　（17） 郭延礼：《中国前现代文学的转型·目录》，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8）郜元宝：《尚未完成的“现代”——也谈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期》，《复旦学报：社科版》 2001年第3期。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4/font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