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力量与成长的烦恼——论“百花文学”中的成长叙

摘要：“百花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舞台上只作了短暂的表演，却为我们提供了窥视～代青年知识分子内心世界的窗口。从成长叙事的角度解读“百花文学”中的代表作品，可以归纳出“青春的力量”和“成长的烦恼”两大主题，从而能够在文学史有关“百花文学”干预生活和写人情人性的定义之外去探求作家们的创作心理，去追寻那个特殊年代属于青年知识分子的成长记忆。
 
关键词：百花文学；成长叙事；重放的鲜花
 
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是建国后文学界为数不多的政策宽松期，“双百”方针所开启的知识界的早春天气给文坛带来了清新自由的空气，也为青年作家提供了崭露头角的机会，催生了一批干预现实、张扬个性的文学作品。半个世纪以来，这些作品经历了从“香花”到“毒草”再到“重放的鲜花”的变迁，已逐渐沉淀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独特的文学形态。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重新阅读“百花小说”时，除了感慨几十年间中国文坛的沧桑巨变外，也依然能从那些充满理想与激情的作品中感悟出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心理。197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结集出版了多人作品合集《重放的鲜花》[1]，收入了“百花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也是在当时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作品。在入选的l7位作家的20篇作品(小说l9篇，诗歌1首)中不难发现，绝大部分小说的主人公都是青年知识分子，而创作这些小说的作家也多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这些在文学史教科书中被认为是大胆干预生活和反映人情人性的作品，作为对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具体问题的揭露以及对建国后文学创作日趋公式化、概念化的反动，具有社会学和文学史的特殊意义。但这些带有鲜明主体倾向和情感体验的作品，却不单单是一个时代与社会环境使然的创作，也同样是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心灵的一面镜子和成长的一道掠影。因此，我们就有可能也有必要从成长叙事的角度去孵读“百花文学”，去追寻那个特殊年代属于青年知识分子的成长记忆。“青春的力量”和“成长的烦恼”构成了“百花文学”成长叙事的两大主题。前者代表了一种积极进取、探求真理的力量的激荡，一种直面现实、针砭时弊的思辨和批判理性的觉醒，一种敢于冲决一切阻挠、战胜一切困难去实现理想的主体意识的复苏；后者则表现了一种青年成长历程中与社会的紧张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困惑，一种在成长道路上认识自我、反思自我的痛苦，一种灌注了创作主体自身成长生命
体验的青春情绪。
一、“百花文学”成长叙事代表作品解读
青年的成长既是一个与外部世界不断碰撞融合的社会化过程，也是一个在内部世界充满矛盾冲突、性格逐渐成熟的过程。“百花文学”的成长叙事正是在这同一过程的两个侧面上真实地展示了一代青年成长的心路历程。《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王蒙)、《西苑草》(刘绍棠)、《入党》(耿龙祥)、《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刘宾雁)等小说着重从青年与外部世界的冲突中反映了青春的力量与成长的困惑；而《在悬崖上》(邓友梅)、《红豆》(宗璞)、《美丽》(丰村)等小说则敞开了心扉讲述人物隐秘的情感和心理，从男女爱情的生命体验中传达出成长的烦恼与喜悦。
作为“百花文学”成长叙事的一个范本，《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截取了主人公林震成长道路上的一个关键时期，再现了一个有理想、有勇气的青年人在他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确立阶段的思想和情感历程。小说中，敏感细心的年轻人林震在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中，听出了组织部工作中不和谐的声音并为此感到忧虑、困惑；然而他的想法却不为这个环境中大多数的人所认同和理解，形成了他成长道路中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问题的关键在于林震并不希望放弃自己的理想以换得廉价的认同，他要努力改变一切他认为不合理、不正确的东西。由于支撑其价值观念的是少年布尔什维克的忠诚和知识分子觉醒了的批判理性，他对理想信念的固守就获得了主流意识形态下的合法性和自身成长逻辑的合理性，从而使他能在“娜斯嘉”式生活灯塔的指引下走过焦虑的青春季节。事实上，小说并不想通过这种简单的人格预设来完成成长叙事。新来者的身份和青年人的短浅资历是困扰林震的主要问题，也为他的成长故事提供了可信的现实前提。能否在同外部世界的冲突中将原则坚持到底，对于尚未成熟且孤军奋战的林震而言显然无法轻易完成，其成长必然遭受挫折与考验。对此，小说将成长叙事的焦点汇聚在处理“麻袋厂问题”过程中林震与上级领导的意见分歧上。
在这一事件中，林震身上那种年轻人处理复杂社会关系时策略上的简单化与理想化，使他陷入了无法回避的人际冲突和短暂的苦闷与惶惑。面对横亘在成长道路上强大的对抗力量，林震不得不一次次进行自我反思与调整。他曾一度感到孤独、无助与茫然，但结局中“我要更积极，更热情，但是一定要更坚强……”的自我表白无疑为这漫长而痛苦的思考过程给出了最令人欣慰的答案。这个答案标示着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和批判姿态的坚守，也预示了林震的成长之路正一步步向理想的彼岸延伸。
《西苑草》选择了大学校园作为成长叙事的平台，并赋予了主人公蒲塞风一种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姿态：在日常生活中不跟风、不畏权，在学术研究上不唯书、不唯上，在个人情感上有原则、有分寸。首先，在对待校园“集体化”潮流的问题上，蒲塞风保持了一种理性的冷静心态，他那种莫让年华付水流的人生态度和只争朝夕的钻研精神正是盲目躁动的青年人身上所缺少的清醒的人生智慧。其次，在对待学术问题上，蒲塞风表现出了一股可贵的青年学者的锐气。他承认萧渔眠教授强调学术研究要“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合理性，却坚决反对以此为由压制和剥夺新人参与学术争鸣的话语权利。最后，在情感生活上，他敢于走出单调沉闷的情感世界，也能够以理性的克制态度避免越轨行为的发生。蒲塞风在成长中抵挡住了学术、情感、人际关系等方方面面的压力，但他并不是一个没有烦恼的“超人”。当他的论文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时候，他几乎丧失了一切力量；当他举起凝聚着心血的手稿准备对准湖心一抛的时候，他是那样的痛苦和无助。然而，对党的信仰力量(理性力量)和来自黄家萍的情感力量(感性力量)最终支撑着他走出了成长道路上的低谷，收获了成长中的喜悦。《在悬崖上》以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人称追忆的方式，围绕“我”如何在人生的旅途中“贪恋一株新异的花草，忘记了路标的指示”而迷失了人生的方向这一主题展开叙事。尽管在情节上沿用了“红颜祸水”模式，思想倾向方面也有明显的说教痕迹，但是如果滤除那些政治意识形态性过强的阶级分析话语，文本所传达的男性青年选择生活伴侣的微妙心理的确是真实可感的。这部小说的成长叙事实质上试图回答一个关于人生道路选择的问题。
在伦理层面，正统的婚姻家庭观念和“出轨”青年的思想情感构成了一对尖锐的冲突，而这对冲突的解决并无悬念——“出轨”者必然遭到失败。但是，文本所提供的间隙在于男青年爱情观念和择偶心理的演变过程本身所暗含的个体成长情感逻辑的合理性。主人公“我”的情感取向因生活情境中新因素的加入而发生偏移，对这种偏移心理的把握和传达本身则已构成了对正统观念的挑战。青年从恋爱到婚姻再到家庭生活，面临着考验个体心智成熟与否的一道道难以回答的人生问题，而这些问题绝不是凭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感觉就能够说清楚的，也不是一个涉世未深的青年能够一下子思考到位的，只有在人生道路上经历过情感的摔打，才能给出真正有说服力的答案。因此，小说中表现的恋爱心理模式正是现实生活与文学作品中反复演绎的情感困境。此外，小说叙事中对“我”妻子的美化和对加丽亚的妖魔化处理构成了二元对立的人生成长道路的隐喻，男青年情感历程中两个对象与其成长方向和人格追求之间的同构性也暗含了小说的价值判断。但我们必须注意文本中叙事人作为一个道德评判者的缺席状态——小说里的道德批评多由小说人物来承担，叙事人往往只作静观描述。作家的这种叙事策略使小说获得了比道德伦理统摄下的理念叙事更大的真实性，体现了叙事人独立的主体意识，也使小说容纳了更为深刻的人性内蕴。[2]111
《红豆》的深层主题被文学史家阐述为“知识分子在人生十字路口上的灵魂搏斗”[3]85，而几乎在每位读者的原初阅读体验中，这篇小说的魅力首先存在于男女主人公那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里。小说叙事的开端，女主人公江玫在“粉红色夹竹桃”般的生活中静静成长。齐虹的出现打破了她心湖的平静，爱情的力量由此融入了她的生命世界，而舍友萧素作为影响江玫人生的另一股力量也几乎同时进入了她的生活，一起搅乱了她原本安稳的生活秩序。从此，在这两股难以相容的力量的撕扯中，江玫那幸福与痛苦相交织的成长之路拉开了序幕。小说中，江玫与齐虹的爱情被设置为消极落后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象征；而反对江、齐爱情的萧素则因其革命先行者的身份和自身品格的高洁自然而然地成为引领江玫走好人生道路的火把。可贵的是，小说的成长叙事虽然从人物的预设中可以推想到女主人公的最终选择，但她成长过程中面对两股力量扰动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痛苦和犹疑的心理，特别是她与齐虹恋爱中那种甘苦并存、爱恨交织的动人情愫却处处透射出了年轻知识女性特有的精神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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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花文学”成长叙事独特形态分析
1．成长故事情节较为单纯，侧重于通过内心世界的展示和成长心理的刻画表现人物的精神成长从文本形式上来看，短篇小说的篇幅限制了文本展示人物成长历程的时间和空间跨度，无法承担在复杂丰富情节中表现人物成长全过程的叙事任务。从创作主体角度来看，青年作家的人生阅历限制了他们挖掘社会人生的深度和广度，他们只能以一种直面现实、审视自我的书写姿态来完成这些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青春写作。因此，小说没有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充分展现人物的成长经历，而是选取了各具特色的生活场景并截取其中的一个个片断来结构成长故事。情节的单纯也决定了作家将写作“向内转”的倾向，因此作品多注重以细致入微的笔触特写人物成长历程中的心理变化和内在冲突。往往是一个简单的生活细节如同一块石子扰动了人物平静的心湖，引发了人物情感思想的波动，进而通过种种交织着复杂情绪和精神痛苦的感受与思考，最终完成了人物精神层面上的成长叙事。
2．成长叙事充满理想主义激情，在理想激情与生活现实的碰撞中表现人物走向成熟的心路历程“百花文学”中成长叙事的主角大多是青年知识分子，在这些人物的成长经历中理想主义无疑是首要的驱动力。如果说诸如《红旗谱》、《青春之歌》等“前十七年”小说中的人物是在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的教育下和苦难的生活里成长的，那么“百花文学”中所反映的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则是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和对话中逐步完成的。对此，洪子诚曾在分析“百花文学”创作主体的心理机制时指出，“与40年代初在延安的那些作家(丁玲、王实味、艾青)想凭籍已确立的声望、影响来重建他们批评生活的权力不同，青年作家们(指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走上文学道路的青年作家，作者注)拥有的，更多的是理想主义的朝气。他们在革命中获得政治信仰和生活理想，也接受了关于理想社会的实现的承诺。但他们逐渐看到现实与理想的距离，在新的思想形态与社会制度中发现裂痕。”[4]141-142 那么，在这些青年作家笔下，人物的成长理念也就不再囿于传统或现实中的意识形态架构，而是抱着一腔不羁的青春热情去拥抱社会、体验生活、思考人生、认识世界。他们成长中理想信念的力量既来自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朴素情感和对时代、社会的责任感，又有张扬个性的勇气和个人情感的保留；他们成长中经历的烦恼和困惑表现为一种主体意识觉醒后的自省与反思，而这种融人了个体生命体验的自我审视又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意识形态下的政治理念色彩。由此，“百花文学”的成长主题冲破了以往单一的理念教育范式，在叙事层面上力图去除乏味的政治说教，赋予了人物更多的自由空间，给予了人物人生选择更多的宽容。此外，作品在遵循意识形态规范、传达理性主题的同时试图合理越界，承认并表现“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人文传统在青年成长中具有与革命传统一样的独立地位。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陈思和将“百花”时代的文学创作看作是“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启蒙主义传统在新时代的再生和“为人生的文学”、“人道主义文学”等新文化主题和现实主义精神的复活。[3]92
3．成长叙事带有明显的理性色彩，但不排斥个体成长中的非理性成分
政治意识形态统摄下反映人物精神成长的小说天然地具有将叙事诉诸理性的冲动。“百花文学”中人物的精神成长涵盖了革命政治理性、伦理道德理性、社会批判理性、人文启蒙理性等成份，并在不同的文本和人物中各有侧重。尽管小说人物的思想情感是在理性精神的烛照和导引下逐步走向成熟的，但人物性格中的个性色彩却始终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小说并不回避和否定青年人成长中的非理性成分。可以说，在“百花文学”的成长叙事中，作家在作品所要表现的思想倾向和人物的独特个性之间找到了符合生活逻辑和叙事逻辑的平衡点。值得注意的是，“百花文学”的成长故事虽然散布于生活的不同领域，却几乎都为人物成长中的两性情爱保留了一席之地，从而使一代青年的成长心理在另一个维度上得到了合理阐释。一方面，这可以理解为对“前十七年”文学成长叙事中忽略个人情感的僵硬模式的软化；另一方面，这些描写个人情感的内容，不仅表现了人情美和人性美，更标记着这一历史时期知识分子保持独立意志的最后的浪漫领地——以“爱情”为表征的个人内心情感生活。[2]112应当承认，在小说的成长叙事中，作家对人物情感心理非理性状态的表现是力求客观和真实的，而且作家在叙事中也自觉或不自觉地灌注了自己的情感血液，使得人物的成长故事充满了生命的质感。特别是在描写人物在特殊情境下的情绪以及表现青年之间爱情心理的片断中，作家没有因为理性倾向的好恶而回避或遮蔽在场人物的真实心理反应。
三、“百花文学”成长叙事潜在意义发掘
“百花文学”中的成长叙事不同于西方文学成长小说的叙事模式，也区别于“前十七年”小说宏大叙事理念预设下“史传结合”的叙事模式，它通过择取人物成长过程中的特殊阶段来表现青年人成长中的理想与激情、烦恼与困惑，并试图在个人体验式的成长叙事中再现一代知识分子在和平建设时期对社会人生的关注与思考，展示了他们在共和国童年时代的成长轨迹。在“百花文学”中，人物往往以一种理性的青春力量处理来自外界或内心的矛盾冲突，并通过一种“内视式”的叙事完成主体的价值呈现和自我确认。从而显示了成长叙事从理念叙事向体验叙事的转向，从书写他者到书写自我的回归。在小说人物身上，我们可以透过意识形态话语解读出作家尝试言说却未能明言的主体情感和生命体验。这就是在今天重读这些作品时，弥漫其间的青春气息依然能够引起青年人的共鸣的主要原因。
“百花文学”的成长叙事虽然仍处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框架内，青春的力量亦没有实质性地冲撞到政治权利话语中心。但若将这些作品放置于历史语境当中来看，其缺憾正是特殊社会时代打下的烙印。作家们充满激情的写作态度和饱含人生体验的真诚叙事，在文本中自觉或不自觉地留下了突破当时文学规范的叙事间隙，不仅展现了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青春记忆和心灵掠影，也为我们今天的解读提供了更多的阐释空间。在某种意义上，“百花文学”中的人物成长和共和国的成长具有一定的同构关系。伴随新中国成长的年轻人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春天里，充满了激情与斗志，但也和他们生活的时代社会一样有自己的困惑与烦恼。
这些成长故事虽然无法完成个体从摇篮到墓穴的全景式展示，却逼真地再现了青年人成长关键时期的人生图景，写出了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心声。尽管今天的人们对“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但透过“百花文学”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50年代青年知识分子身上那种金子般闪光的品格，那种对真理、对理想的坚持，对党、祖国和人民以及生活中一切美好事物的热爱，那种社会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那种虽稚气未脱却更显单纯可爱的性格。
在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百花文学”被划分为十七年文学中的“非主流文学”。而这种偏离了主流政治话语的边缘性叙事无论作为“五四”传统中启蒙批判意识的复苏和人道主义、个性解放的延续，还是作为对十七年文学中日益严重的伪现实主义流弊的反动，都体现了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觉醒。“百花文学”
以其独特的形态成为“十七年”文学原野上一簇烂漫的鲜花，点缀了沉闷的文坛也展示了一代人的精神风貌。
通过对“百花文学”成长叙事角度的解读，带给了我们对那个时代青年知识分子成长道路和成长心理的一次全新认识。事实上，成长小说和成长叙事是文学领域的一个老话题了，它之所以具有长盛不衰的生命力，是因为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的成长能够体现出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特征，而成长叙事模式和叙事话语本身的流变也能折射出不同社会环境中创作主体对自身的认识乃至整个社会公众对人的问题的理解。在这一点上，“百花文学”也不例外。
 
[参考文献]
[1] 王蒙，等．重放的鲜花[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
[2] 董健，等．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4]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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