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性别到身体

　　从“60后”女作家的代表人物陈染、林白的作品被命名为“私小说”的那一刻起，关于女性写作中的“私密化”问题就一直争论不休，很多论者提出这种女性隐密的书写存在的巨大危险是，当写作成为满足窥视欲的一个窗口时，作品的热闹与畅销倒反而使得女性再次陷入男权欲望化视域的泥淖——她们所努力反叛的，最后却被市场规律有效整合进了主流文化。
　　但是我想，消费主义时代的市场定律是不可逆转，也无须责备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说到底，它跟文学的关联只是其中极小的一个侧面，而女性写作却有着它本身发展的独立性，它在这个阶段的呈现姿态最初并不是有意识地迎合市场、媚俗读者的，（虽然随著作品的推出及市场效应，她们有意或无意、主动或被动地介入了“迎合”），而是有着自身的艺术规律，这个规律显然与女性的生存状态与观念解放密切相关。
　　所以，当我们站在女性主义的角度观看“60后”和“70后”女作家的写作时，我们发现，两“代”女性书写者提供给我们的恰是一幅相对完整的女性自我认知的图画——从性别到身体，她们的写作试图完成的，正是女性由“自在”到“自为”状态的一次努力，关键问题是，这种努力对文学艺术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很多女作家将“写作”看作是一种“飞翔”——女性展示个人生命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姿式，无论是中国的林白（《致命的飞翔》），还是法国的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同为女性的批评家乔以钢先生因此曾把中国90年代的女性文学概括为“沉重的飞翔”，这里，我仍愿意用这样一个带有自由而轻快色彩的词汇来形容世纪之交的女性书写，我要探究的是，在“60后”和“70后”女作家这里，当女性书写者以更具个性化的姿态“飞翔”起来，她们的区别何在？她们走向了或正在走向哪里？在通往女性自由解放的路途中，她们的飞翔是攀升还是坠落？女性书写的价值应该怎样体现？
　　
　　
　　性别压抑：从反叛出发……
　　2000年前后，这个世纪交替的临界点，女性写作为文坛带来的冲击绝不亚于1995年世妇会在中国召开时的力度。“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70后”美女作家、“卫慧棉棉之争”等等话题成为媒体造势的热点话题。“女性”这样一个性别群体的写作者从没有像今天这样被放大、突出和强调过，而对这个写作群体的一种形容——“美女作家”无疑使得她们的写作继续升温——“50后”的作家铁凝、王安忆们是美的，“60后”的陈染、林白、迟子建也是美的，可是从没有人命名她们为“美女作家”，或者说此前从没有人想到将美貌与文学写作相提并论。
　　而从这个年份上溯五年，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也曾为女性作家群体带来过前所未有的狂欢场面，这次狂欢的最大受益者是当时文坛风头正劲的“60后”女作家。“70后”和“60后”女作家——这两代人显然比前辈们更幸运地“赶上了好时候”，“女性”这一群体的性别劣势此时变成了一种优势，尤其是在“70后”女作家那里。那么，当我们延续这样一种思路，站在性别的角度去观照“70后”女作家的写作，曾经让几代女作家们焦虑和呼告的性别压抑是否仍然存在？与“60后”的女作家相比，“70后”在写作中所体现的性别观念与生存观念发生了哪些变化？
　　要想理清楚这个问题，一个最好的切入点就是女性之于男性的态度与表现——从亚当夏娃诞生的那一刻起，这个世界的生动意味就是由两个性别间的交流与磨合来体现的，在女性被统治而又不觉醒的时代，女性对于男性的基本态度是畏惧和服从；而在觉醒之后的本能反应往往是从反叛出发——反叛命令、压抑、控制等等一切来自于男性的意识形态。所以从“60后”和“70后”在小说中表现出的男性评判姿态中可以看出她们性别观念的某些变化。
　　陈染的《私人生活》无疑是一个“60后”女性对个人成长三十年的最好总结，其中包含了各个层面的人生观念，比重较大的一个层面的内容即是对于男性的价值定位及这种观念的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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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许多男人就是这么一种矛盾、暴烈、神圣不可侵犯的人”，面对来自于男人的压抑感，女孩的反叛方式因为惊惧而显得无力与虚弱：当T老师的手在倪拗拗的身体上抚过之后，她在想象之中以同样的方式报复了他：“在一种混杂着愤怒、激奋与反抗的矛盾情绪中，我忽然想举起我的手，在他身体上的相应部位也重复一遍，说：‘私部，就是这儿。私部就是那儿!’”但这个场景也只是一种想象。
　　在“60后”女作家笔下，男性天生具有某种危险性，他是“伤害”、“强暴”、“压力”、“焦虑”的代名词，女性或避之唯恐不及，或远远地观看，带有一种本能的排斥与提防的情绪，即使是两性之间有了频繁的相处或交流，但这交流也是极不对等的交流，就像维伊的痛苦，她永远在寻找着一个可以打破阻隔、平等融洽相处的男性，而这个人尤其应该能够在精神上提供某种慰藉，但最后总是以失望告终，这种处境就像她的名字中包含的命定意味：“维独伊人”的孤寂与无奈（陈染《时间不逝，圆圈不圆》）。
　　所以“60后”女性写作对归宿感的寻求最后往往走向女性自身就是一个可以想象的逻辑：同性别之间的相互理解、体恤与关注，这种取向使得“60后”女作家的笔下出现了许多同性恋或准同性恋的女人关系（林白《一个人的战争》、《瓶中之水》，陈染的《饥饿的口袋》、《潜性逸事》、《时间不逝，圆圈不圆》、《私人生活》等等），《私人生活》中“禾寡妇”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她极具象征意味地出现在倪拗拗的生命中，代表了宽容、温暖、纯粹与安宁，她以她绝无仅有的博大容纳着小小的“边缘人”倪拗拗。“禾寡妇”因此具备了双重的救赎意义：一方面她可以在精神上带给倪拗拗一种安全而宁静的归宿感，另一方面，她的抚摸又在肉体上缓解着倪拗拗的拘禁、压抑与焦虑，陈染小说的性别观念已经非常明显：在解决女性个体困境的问题上，求助于同性要比异性更安全可靠些。
　　与“60后”相比，“70后”女作家小说中的两性关系要轻松许多。一方面女性完全可以无视男性的意志或威压肆无忌惮地表达对他的姿态：欣赏迷恋、欲望要求（卫慧《像卫慧那样疯狂》、《上海宝贝》），排斥反感、嘲讽戏弄（盛可以《干掉中午的声音》），另一方面，在更前卫的这些女性的观念中，肉体完全可以无视并跨越精神的阻隔体验纯粹生理的欢愉，不必像陈染小说中的人物那样在肉体的渴望中固执地要求精神的抚慰。基于这两点原因，“70后”女作家的笔下的两性关系不是那么紧张和对立。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那种根于历史的压抑感已经完全消失，“70后”女作家的有些文字中不经意间仍然笼罩着因不平等而带来的生命阴影：卫慧曾引用艾瑞卡·琼的话作为小说章节的开头：“一个女人选择写作这个职业，多半是为了在男权社会里给自己一个阶层。”（《上海宝贝》第三章），金仁顺《月光啊，月光》中男友对女友的猜忌，盛可以《干掉中午的声音》中魏老师的猥亵心态……都是性别压抑的征象，但她们的反抗方式显然潇洒了很多。
　　 木子美也曾在文章中谈到过她个人这种无爱之性的追求也是源于一次彻底的被伤害，后来带有玩弄色彩的男性态度无疑带有报复的意味。这“复仇”既是对性别伤害的一次自慰，同时也是一种不讲方式不计后果的反击：“因为不害怕，这轻易就能爱上一个男人，轻易就能跟他上床，轻易就能从他身边离开。也因为我太轻易，男人们轻易就可以把我忘记。”
　　这种对男性的态度因为“轻易”而显得轻松，但同样因为轻易，那些可能发生在两性之间的弥足珍贵的感情已经荡然无存。
　　
　　“50后”女作家方方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总的来说，女性文学始终充满了对男权意识的反叛，但我的反叛是男性可以认同的，林白、陈染的小说的反叛可能对男性作家来说已经出格了。至于卫慧这批作家，她们的小说其实更多引起的不过是男性对女性隐私的兴趣。……是不是公开自己的隐私，抛弃伦理道德，才叫反叛？我认为这种反叛太表面化了。我的小说中的反叛意识主要体现在一种独立的思想层面，这种反叛应当说比暴露女性隐私的小说有更深层次的内涵。”
　　方方的这段话其实将“50后”、“60后”、“70后”三代女作家的性别观念和反叛方式作了简短的评价，姑且不论卫慧们的写作是否在反叛，而反叛是否如方方所说“太表面化”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即女性写作源于一个相同的出发点，即用写作本身发出女性的声音，改变既往曾经定性定位了女性形象，她们都是从反叛出发，只是走向了不同的目的地。
　　性别压抑在“60后”那里以尖锐化的方式呈现，有时不惜被放大和强化，而到“70后”那里，已经被淡化和消解了，成为若有若无闪烁在生活中的一个背景，不成其为主要问题；从“反叛”出发，“60后”达到的目标是对男性中心意识的对抗、消解、拆除，两性之间有些不共戴天的味道；“70后”则有效利用、和解、亲和，或者说在以更洒脱的方式反叛拆解着这些压抑。在“70后”女作家笔下，与男性的沟通、相处以至于相安无事地共存已经不成其为问题，或者不是生命的主要问题，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这个时代大家共同感受到的生命难题，无论男女：比如爱情是否存在？能否经得起考量？人性的脆弱怎么应对？心灵的苍白怎么解决？金仁顺《彼此》、《爱情诗》、《桃花》，戴来的《甲乙丙丁》、《我们都是有病的人》、《茄子》，朱文颖的《世界》、《猫眼》、《蚀》、《贾老先生》等等，这些作品在追问人类生存之痛方面表现了“70后”女作家的独特与深刻，仅就这一点、这些女作家而言，我认为，“70后”较之于“60后”还是有了一些进步：从那种过份的性别强调与专注中走出来，倒有可能获得更广阔的视域。
　　
　　
　　“身体书写”：从身体出发……
　　“60后”与“70后”女性写作之所以具有可比性，一个非常醒目的共同点在于，在这两代女作家的笔下，那个被尘封和忽略已久的女性的“身体”完全敞露在舞台的正中央，“70后”的一些作家更是不惜将这具身体放置在强烈的聚光灯下。从“60后”女作家的写作渐成气候的那一刻起，关于她们的命名和评价里就出现了这样的词汇：“私人化”、“私小说”、“身体书写”……直到“70后”的代表人物卫慧、棉棉出现，“身体写作”几乎成为批评界对这类作品不约而同的一个命名。
　　早在2004年，《文艺争鸣》就曾经对“身体写作”作过专题性的讨论，包括林树明、阎真等在内的批评家们对这个概念进行了剖析，林树明指出：“身体书写”的始作俑者埃莱娜·西苏强调的这种书写“是一种解构等级森严的男女二元对立的文化策略，并非指用一种身体姿态去表达或诠释意义，而是指用一种关于身体的语言去表达女性整体的、对抗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全部体验。”
　　面对埃莱娜·西苏的这样一种理论，我们至少要在如下方面保持清醒：首先这一理论发表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身体”的很多层面仍以禁闭的方式存在，打开需要勇气，也的确体现了价值，西苏正是从打开物质意义上的“身体”出发，论证了女性展示自身的必要性；其次，西苏对身体写作的强调和认可建立在一种“泛身体”的内涵之上，即她所谓的“身体”是代表了女性声音、行为、意志等综合呈现的女性“身体”，并不仅指“肉身”，所以说她所倡导的“身体书写”并不意味着囊括了所有对肉体、性爱、放纵感官的书写；再次，西苏的“身体书写”也只是女性写作的一种类型，是对偏于感性、自我、情绪型的一种写作倾向的描述，这类作品擅长表现女性的“性特征，即它无尽的和变动着的错综复杂性，关于她们的性爱，她们身体中某一微小而又巨大区域的突然骚动。不是关于命运，而是关于某种内驱力的奇遇，关于旅行、跨越、跋涉，关于突然的和逐渐的觉醒，关于对一个曾经是畏怯的既而将是率直坦白的领域的发现。妇女的身体带着一千零一个通向激情的门槛，一旦她通过粉碎枷锁、摆脱监视而让它明确表达出四通八达贯穿全身的丰富含义时，就将让陈旧的、一成不变的母语以多种语言发出回响。”
　　因此，我们这里探讨的“身体书写”也只指向女性写作的一个部分，无论是“60后”还是“70后”，必须清楚的是，在这两代女作家群体中，当陈染、林白、棉棉、卫慧、盛可以以“身体”的方式经营着自己的文本时，同样还有另外的作家在以“头脑”的方式经营着，比如徐坤、金仁顺、戴来等——“身体写作”绝不是女性写作的全部。
　　但我们仍可从“身体”（物质意义上的“身体”）出发，梳理在这条线索之上女性写作带给我们的启发：对于活跃在世纪之交中国文坛上的“60后”和“70后”女作家而言，她们对“身体”的关注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书写“身体”意味着什么？二者之间有何区别？
　　同样要回到作品本身观看一下“60后”和“70后”对于“身体”的具体感知及书写方向。陈染在《与往事干杯》中曾经详细地描述过一个女孩子在生命意识萌动的最初对自己身体的感觉：“她躺在被汗水浸湿的床上，拿着一面镜子对照着妇科书认识自己，镜子上上下下移动，她的手指在身体上代表着另外一个手。她不认识这柔软的手，这烧红的面颊；她不认识这光滑的肌肤，流泪的眼睛，胸壁上绽开的坚实的乳房。她就那样孤零零地躺在床上，她不认识这柔弱绵软的身体，她不知道自己在认识什么……”
　　“60后”对身体的认识与描写带有探索的意味，那些肉体层面的特征带着陌生感在自己的眼前慢慢展现出来，这具身体与生俱来，但却被长久遮蔽，而且与身体相关的性征和正常的生理要求全部打上了罪恶和羞耻的烙印，因此当“60后”笔下的女性身体开始苏醒，那种欲望要求和身体快感便理所当然地被加载了沉重的负罪感，她们不能想象为什么心理上厌恶和排斥的一个男人会引发肉体的渴望，比如倪拗拗对T老师： “T的身体始终压在我的心里和肌肤上，拒绝的渴望与排斥的向往，这一对矛盾的感觉纠缠着我，我无法解释自己的需要和行为。”“她此时的渴望之情比她以往残存的厌恶更加强烈，她毫无准备地就陷入了这一境地。在这一刻，她的肉体和她的内心相互疏离，她是自己之外的另外的一个人，一个完全被魔鬼的快乐所支配的肉体。”（陈染《私人生活》）
　　事实上，从《私人生活》出现上溯十年，“50后”的王安忆就在“三恋”中触及到了这一问题，但她是从理智的角度审视人类本能的力量，性别的色彩不太浓烈；陈染却不同，她开始了一次对女性精神和肉体的认真的直面；如果说王安忆还在远远地打量，陈染则是正视并逼视了。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4/fontbr />　　 “60后”女作家十多年的书写过程恰恰展示了一个“身体”的认知过程：最初是陌生、好奇、新鲜而又羞涩地观看，一个人在幽闭的空间中偷偷观看（《与往事干杯》、《一个人的战争》、《同心爱者不能分手》），然后变得相对坦然而放松，直至放肆而尖锐化地呈现（《说吧，房间》），最后是几乎完全放弃了身体的关注（林白《致一九七五》、《红艳见闻录》）——当写作进行到一定程度，她们发现，“身体”未必是表达思想和精神立场的唯一载体。
　　这个在“60后”作家笔下加载了很多文化信息的“沉重的肉身”到了“70后”女作家那里变得轻松而放纵。这种结果不难理解，在“60后”女性写作基础上成长起来的“70后”女作家显然遭遇着比“60后”要开放得多的环境：她们通晓世事的时候，正是中国加快变革步伐的时候，曾经锁闭和压抑的身体也在西方思潮的冲击下苏醒并敞开。“70后”女性开始自主生活的成年到来时（上个世纪90年代），许多的“禁忌”已经变得模糊而遥远，尤其是在经济发达的都市。所以棉棉的《糖》里，那个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被父亲逼着面对“蒙娜丽莎”画像、听萧邦的女孩仍是问题重重、反叛放纵，选择了一条与正统教育完全悖离的道路。而“身体”以如此迷乱的方式在女孩的生命过程中呈现，以至于你很难分清哪些层面是物质意义上的感官体验，哪些层面又是精神上徘徊探索。“身体”在这个十七岁就闯荡世界的女孩的心目中有时只是一个局部——嘴唇、后背、头发、手指，有时只是带动身体感觉的一种事物——音乐、烟、大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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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这个“70后”女性的生活中，“身体”的体现无所不在，延用小说中赛宁的观念，即你之所以爱和迷恋（音乐）就是因为它“与身体最近”。
　　
　　“身体即精神”——这种观念使得“70后”女作家笔下的那种精神和肉体的分裂感大大减轻。但同时，二者的合二为一也为“70后”写作带来了一个潜在的危险，即肉体的欲望因为打着“另类”、“自由”的精神幌子而弥漫、泛滥，最终彻底挤兑了理性精神的存在。
　　倪伟在一篇谈论“70后”城市另类写作的文章中曾就触及到“60后”和“70后”的区别：“在陈染、林白的世界里，身体象征着对传统性别统治的苍白而羸弱的抵抗；而在卫慧、棉棉们的世界里，身体却是盛开的“公众的玫瑰”，欲求在公众的慈祥下沉醉、再沉醉，升值、再升值。身体仅仅展现为景观，而且毫无抵抗地接受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再编码，这是卫慧、棉棉们与陈染、林白的不同所在。”
　　我同意倪伟关于60后陈染和林白的女性写作特点的匡定，但如果说将70后的棉棉、卫慧们一概打上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标签却显得不太公平，至少在棉棉和盛可以的文字中，我们经由“身体”感觉到了内心和灵魂的痛楚。
　　或者应该这样说，陈染、林白是从身体出发，很快攀升到精神层面的注视，经由身体，她们要提示于人的，正是精神的落寞与灵魂上的孤独——在身体被锁闭的许多年中，心灵的饥饿感和长久以来积压的隔膜使得女性已经无法与男性达成有效的沟通渠道，在这个两性共存的世界中，身体的渴望与精神的需求如此强烈却又分裂地在女性的生命中到来，以至于她们有时陷入一种无可措手的茫然境地，比如在书写身体、敞开身体之后反而走向精神的自闭——陈染、林白小说中女性多半存在着“幽闭”情节，她们的文本也就频繁呈现这样的景象：身体的开放与心灵的自闭矛盾而又和谐地统一在同一个女性的身上。
　　而在“70后”的女性书写中，身体与精神如此的密不可分，以至于精神的疼痛必须首先以身体的堕落与疼痛作为先兆，在作品中渲泻身体的放纵与欲望的弥漫时，我们已经从这渲泻中感觉出她们来自于精神的飘摇与痛楚。所以，在棉棉那里，身体与灵魂是并行不悖的，二者之间没有特别严重的分裂状态。这应该归结于这一代书写者性别观念上开放与自主。
　　总起来说，“60后”和“70后”女作家的写作都对“身体”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不同在于，前者经由身体抵达了精神——书写身体是为了完成对精神痛苦与焦虑的呈现；后者从身体出发，仍然回到身体——身体意味着一切（包括精神）：欲望的满足或者心灵的安抚。
　　
　　写作立场：从个体出发……
　　“60后”和“70后”女性写作是真正而全面地回归女性个体的写作，这个“个体”真实具体，千姿百态，并且卸载了前辈女作家书写中本能地流露出的政治、文化批判意识。不管怎么说，当下时代的确为女性书写提供了一个相对宽容的温床，使得她们有可能去追寻那种“天簌般的飞翔”（朱文颖语）。
　　但在这样的幸运中，身为女性，我们应该冷静地考虑一下这样一个问题：当“写作”这样一种令人迷恋的艺术方式本身仍被贯以“女性”的性别界定时，我们的书写姿态应该如何展示？是利用公众的性别关注点、促其发酵，还是赢得机会和表演的基础上冷静、朴素地返回内心？是停留在女性性别的专注上，还是走向更广大的人心？女性写作的价值、意义和它所获取的力量究竟来自哪里？就艺术性而言，停顿不前、坠落亦或攀升——究竟作何选择，这应该是每一位女作家、尤其是“70后”女作家认真考虑的问题。在这种追问之下，让我们再次回到“60后”和“70后”的写作本身，比较一下她们的写作理念、写作状态及存在的问题。
　　写作是什么？写作为了什么？——相信这是每一个作家都曾经思考过和问题。从“60后”和“70后”女作家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她们对“写作”的内涵和个人定位有了更为明确而清醒的认识。她们在写作的全过程中几乎都可以不受太多干扰地执行自己的写作理想。而这个理想中，写作的“个人化”意味日趋强大。林白曾经这样谈论她对小说的理想和期待： “如果我是林白写的小说，我希望我就是她黑暗的生命热情中生长出来的那一个，面目不清的、混沌的，有时上天入地，有时满地打滚，时而精彩时而乏味的那个人，那个鬼，那个人鬼不辨的什么。”
　　置身于“黑暗的生命热情”、置身于“自身感受”和“个人视野”，——就是这样的“从个体出发”成为“60后”、“70后”女性写作的共同立场，也是她们用文字呈现世界的一个起点。但是，从这一起点出发，她们的写作走向了哪里？两个写作渐渐稀疏、几近中断的女作家或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一个是“60后”的陈染，在2000年《私人生活》之后，陈染再没有比较有力量的作品出现，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她太拘泥于“私密”的个人化情绪，无法逃离出来，尽快她自己也曾强调过“我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而是一个人性主义者”，但是怎么样找到一个经由个体自我表达人类整体处境的渠道，至少到目前为止陈染还没有寻找到合适的、更有力量的方式。
　　另一个是卫慧，这个“70后”的代表人物在最初登上文坛的时候以她裹挟着强撼的都市另类气息的小说引发了一场地震，但是同样在2000前后，她的写作也基本中断，即使没有《上海宝贝》的被禁事件，我想卫慧的写作仍不会持续下去，问题同样在于她太注重那种“疯狂的”情绪，以至于对这种“令人着魔的方法”形成依赖，小说本身的失控——情绪化的放纵与弥漫，及因此造成的浮泛与媚俗仍会将她的写作带入一个死胡同，这只是一个时间的早晚问题。
　　与上述两人形成对比的是林白和金仁顺。
　　如陈染一样以揭示女性内在隐秘体验著称的林白在这一专注点上持续了很久，直到长篇《万物花开》的诞生。当然事实并非如林白所说是如此突如其来的变化，这个变化必定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蜕变过程。在《说吧，房间》中，女性体验的传达几乎已经尖锐化到了极至，《玻璃虫》是之后的一次苟延残喘，林白自己恐怕也意识到了一种极限的感觉。她在压力之中接受了《枕黄记》诞生前的那次历程：徒步沿黄河考察，然后必须交付出版社一本有关黄河的作品。这对一向喜欢沉浸在内心深处的林白来说是一次挑战：对自己惯性生活的挑战，对自己性情的挑战，也是对既定写作模式的挑战。但一旦走过，真正的蜕变发生了。接下来林白的作品气象顿时开阔起来，那种仍是根植于女性生命的经验书写向更深处延展，向更底层探究——《妇女闲聊录》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70后”女作家面对的时代氛围更复杂一些，更为自由的写作环境为她们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但同时周遭的喧哗和浮躁也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定力不深就会被吞没。能够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保持清醒必定是一个能够持续的作家，就像金仁顺。她清楚地意识到这个时代的写作就是一场抵抗媚俗的挣扎：“我觉得单纯的写作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写作的过程也可以视为与媚俗进行搏斗的过程，从终极意义上讲任何写作的成功都有局限性，而失败的写作却是再普通不过了，但只要是行进着的挣扎，也会是虽败犹荣。”
　　因此，在金仁顺登上文坛的十多年间，她一直保持着慎重、冷静、谨严的写作姿态——宁可沉默或者放弃，也不愿让自己的文字泛滥成无意义的存在，在给《收获》编辑程永新的一封信中，我们可以感觉到金仁顺这一写作原则。她拒绝小说中的炫奇成份，将“朴实”设定为写作的底限，对自己不满意的作品宁可毁掉，这一点在置身于诱惑重重的消费主义时代的“70后”作家群中显示出了难得的定力。基于这样的写作立场，在煤矿出生、长大的金仁顺因为目睹了太多的死亡和离别，而喜欢探究去除了光环后的生活的本质，她用冷静得近乎冷酷的叙述将爱情、人性在当下时代的浮躁与功利揭示出来，从来使自己的小说获得了“70后”女作家写作中少有的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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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60后”女作家那里，书写行为本身还是一个比较纯粹的事情，她们为写作预留了非常单纯的空间；而70后则不然，她们的书写空间里充斥着更为繁复也更为嘈杂的东西，以至于在文字诞生的过程中即有可能沾染上写作之外的很多东西，比如销路与收入、出版策略等等，这些必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文字本身的质量，使得书写在某些程度上迎合着大众。与“60后”女作家相比，她们显然更聪明地知道怎么样利用自己的优长最大限度地获得被关注的可能性。但恰恰这种聪明有可能使得她们的写作质量大打折扣。所以，在这样一个时代能够坚持着朴素亦或“朴实”的写作立场的作家必定能够以更优美的飞翔姿态向上攀升。
　　每一位女作家在写作的间隙从书写行为中跳出来，反省一下写作的诸多问题应该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王岳川在谈及女性诗歌创作的时候提出的三个问题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提醒：
　　“女性诗人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与三个写作问题密切相关：一是写什么？这是女性精神自觉的风向标。过多的“欲望写作”是否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男人的世俗心理？二是对谁写？东方女性不要仅仅面对东方的男人或西方的男人，应该为人类而写。三是写得怎么样？你的写作最终是否是文学？是否代表了诗歌的精品？是否成了时代价值判断的标准？”
　　让我们常常直面这样的追问，让我们在喧嚣和嘈杂中直面人的内心与灵魂，让我们的飞翔在这样的直面中获得攀升的力量。
　　
　　注释：
　　（1）乔以钢：《 沉重的飞翔—论20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文学与文化》第4辑，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版。
　　（2）转引自他爱《十美女作家批判书》，华龄出版社，2005年5月版。
　　（3）方方：《为自己的内心写作》，《小说评论》2002年1期。
　　（4）林树明：《关于“身体写作”》，《文艺争鸣》2004年5期。
　　（5）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6）倪伟：《论“七十年代后”的城市另类写作》，《文学评论》2003年2期。
　　（7）林白：《我为什么写作—当代著名作家演讲录》，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
　　（8）陈染：《我怎么舍得再见你呢》，《花城》2007年4期。
　　（9)金仁顺：《爱情冷气流》，珠海出版社，1999年9月版。
　　(10)程永新：《一个人的文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月10月版。
　　(11)王岳川：《女性歌吟是人类精神生态的复归》，文学自由谈，2004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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