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勒斯的性别化表述

　　“菲勒斯”是英语中phallus一词的音译，意为男性生殖器/阴茎的形象，西方女性主义往往以此作为男性文化的象征，而并不仅仅指生理意义上的男性生殖器(penis)。作为“性”话语中的一个最重要意象符码，菲勒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的文学文本中频繁出现，但这一男性躯体最敏感区域的具体审美指涉却往往是千差万别的，而且这里不仅有文化意识形态的不同，还有性别诉求的差异。
　　
　　阳具崇拜与菲勒斯仇恨
　　
　　他赤着身子，在腰眼打了一个大折扣，很优美地扎在北墙根摆的那口水缸里……杨天青对着人们的是尖尖的赤裸的屁股和两条青筋暴突的粗腿，象是留给人世或乡亲们的问候。那块破抹布似的东西和那条腌萝卜似的东西悬垂于应在的部位，显示了浪漫而又郑重的色彩。
　　他（杨天白）目不斜视，似乎已对那团美丽而又丑陋的东西着了迷。他研究它的属性，怕冷一样大抖了几下，仿佛已经有所得，已经辨出自己十八年前走过的狭窄的道路，以及曾经给他以养育的原始而神秘的住宅……
　　这是刘恒《伏羲伏羲》对杨天青死亡状态及儿子杨天白对其尸体凭吊的两段描写。叙述者对于裸死于水缸中的杨天青尸体的描述最突出的是他“显示了浪漫而又郑重色彩”的阳具，这种刻意为之是与小说的整体创作意图相吻合的。一个侄婶通奸的乱伦故事是被赋予了探寻“生命缘起”这样的神圣使命才具有了庄重与悲怆意味的，而这种普世性的生命情怀在小说中是通过“男根”这一身体器官来具体演绎的。辈份、地位、财产均较之杨金山逊色很多的杨天青是以年轻的血性，尤其是强盛的“性”力俘获菊豆，并成为以长大后拥有“天青伯好大好大一个本儿本儿”为荣的洪水峪男童心目中的英雄的。他死后一直以弟弟相称的天白同样是通过对他腰间那团“美丽而丑陋的东西”的辨认发现了自己“十八年前走过的道路”，昭示了自己对这血缘之父及所象征的生命根源的追随和认同。尽管作为女性的菊豆同样激情澎湃，尽管在这场情缘的关键时刻是她先迈出了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步，尽管每条新生命都是在她的腹中一一孕育，但能够担当“洪水峪史册上永生角色的”却只能是杨天青和他那个好大好大的“本儿本儿”，在小说结尾，意犹未尽的叙述者用外在于正文的“跋”的形式援引古今中外三则“无关语录”再次论证这个器官对人类、对文明、对国族兴衰所具有的“无所不在的有效性及其永恒的力度”，与“伏羲伏羲”（乱伦禁忌中的男性之神）的篇名可谓遥相呼应。“人类的生育力信仰走上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制轨道。在这以前，女子被认为是生育功能的执行者；现在，这一地位由男子取代了。相应地，男性的生殖器被认为是生命力的唯一源泉。”（1）将这一生理器官的硕大与弱小、坚挺与疲软、孔武与委顿，笼罩上自我、主体、生命、乃至于人类、文明、文化的象征绝非《伏羲伏羲》的独创。《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章永璘的“行”与“不行”同与他相关的政治压抑和意识形态参与遥相呼应；《红高粱》中蓬勃、粗野的菲勒斯欲望同抵御外侮的民族血性互为置换；《白鹿原》中白嘉轩豪壮孔武的性力与其作为儒教精髓的“父亲”品格相互指涉；《废都》中知识分子在欲望横流年代自我认同的焦虑与男性能力的纠缠……
　　无限夸大阴茎的文化意涵还往往伴随着将女性指认为“拜倒”在男根脚下的性感尤物的文化想象。上述文本中无一不出现了这样一组与狂野能“干”的男主人公构成互文关系的女性人物：美丽、性感，对男主人公无限迷恋迎合，将与男人成就酣畅淋漓的性事作为人生一大乐事、幸事，甚至自我价值确认的标尺。一如《妻妾成群》中众妻妾围绕陈佐千性能力的有无所展开的系列表演，菲勒斯不仅是男人的“命根子”，也成了女人的“命根子”。中国作家的这样一种文化性别想像，不仅出于其高度的男性自傲和自恋，而且有着其建构以男性为中心的自我认同机制的目的。拉康则将小孩以“有阳具”的（having the phallus）和“做阳具”的（being the phallus）相区别，“‘做’与‘有’都指涉一个能指——阳具，却有相反的效果。一个是在这个能指上给予主体一个实在(reality)，另一个是使这个关系‘虚化’(derealizing)以被意指(signified)。”女孩只有经由男人，成为她所欲求的对象，才能达成“阳具”这个欲望的能指，“对女人而言，‘做’阳具意味反映阳具的权力，意指那个权力，‘肉身具化’阳具，提供它刺穿的场域，以及经由‘作为’它的他者、它的缺乏、经由辨证地肯定它的身份，来意指阳具。”简言之，阳具意指文化中的权威与权力，它本身成为威力无边的映射物，人们往往以它为轴心中获得性别认同、性别感知的自我镜像。
　　西方男性精神分析大师对性别获得问题所进行的言之凿凿理论分析，与中国男性作家对自身阳具所作的凝重而浪漫的文学表述，是如此之相像，这当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菲勒斯中心主义倾向概莫中外的缘故。若说它们全无可信性，似乎有些绝对，但若说它们真正挖掘出了这一器官的“独特”价值，尤其是女性“做阳具”的欲求抑或面对这一器官时的如获至“宝”心理，那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同时期中国的女性写作提供的几乎是相反的文本参照。请看张洁《无字》中的一段描写：
　　
　　他（顾秋水）赤身裸体，从床上一跃而起，一把拉起睡梦中的叶莲子，劈头盖脸就打。他睡帽上的小绒球；他两胯间那个刚才还盎然挺立现在因暴怒而疲软，说红不红、说紫不紫的鸡巴，也随着他的跳来跳去、拳打脚踢，嘀溜当啷，荡来荡去。
　　
　　 福柯说过：“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阻力。”秉承着阳具权威的等级观念的顾秋水，既然能够置正常人伦情理于不顾，当着妻女的面公然与情妇做爱并暴打妻子，这样绝决的令人发指行为就不能不引发他人的刻骨恨意。这一段女儿吴为眼中顾秋水的阳具，“说红不红，说紫不紫”，“嘀溜当啷，荡来荡去”，完全是一个暴虐的恶魔的象征。这一段幼年时最为触目惊心的一段记忆，直接影响了吴为后来对男人的看法——男人即阳具，而且是一个恶魔般发泄淫威的阳具。笼罩在男人这一器官上的神圣浪漫色彩不但未出现，而且走向了男根崇拜的反面——菲勒斯仇恨。按照小说中的解释就是正因为幼年时的这种创伤性记忆，使吴为不能以正常的心态同有着这样一个器官的男人正常交往，有时是没来由的依顺，有时则是刻骨的蔑视、仇恨。惶惶三大卷的《无字》可谓通篇都在对主人公的这一心态做注解。吴为与胡秉宸性事描写也未能摆脱对菲勒斯的揶揄嘲弄之情。“他一寸寸开垦着手下的那块荒地，又一寸寸地精耕细作……但是，当这农人的犁头就要进入土地的深层，她也几乎就要进入说知、又不甚明细的地域时，情况惨变，那耕作的农人猝然倒在田里，额上沁出力不胜任的汗水，灰白的头发里也满沾着田里的泥土和草棍。他气喘吁吁地说，‘你看到了吗’，‘是的，我看到了’，仓促中来不及细想，但她对自己说，她一定这样回答胡秉宸……此刻，一个男人的余生就靠她这些话来判决，如果她应对得好，他也许还能继续燃烧下去，如果她应对得不好，就会‘噗’地一下，吹灭他的生命之火。”这是一段曾被评价为除了展示“一个无能的老男人的可笑可怜”外，还表明“因享受一顿性爱大餐的期待落空了的女人的失望与不满”的文字。它对胡秉宸性能力的刻薄揶揄是显而易见的，联系上面所论述的吴为幼年时的精神创伤来看，可以说这是其成年后菲勒斯仇恨情结的一种自然延续，这种心理郁结根本上导致她不能同男性正常交往（包括性交往）。性爱的快乐原则在《无字》中是绝无踪迹的，但这并不是，或主要不是因为做爱对象个人的性无能所致，而是小说希望以此传达出这样一种观念：同男根联系在一起的性，作为一种（男性）暴力的象征，带给女性的不是快慰与满足，只有无尽的奴役与痛苦。因得不到“性满足”而对男性产生失望与仇视心理，可能只是男性批评家对女性叙述者的一种“性别推测”（而且与张宇《疼痛与抚摸》中有关“女性的梦想就是一张床”的女性心理描写一样，是一种带有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女性想像）。
　　
　　我们自然可以说，因为几乎是先入为见的菲勒斯仇恨情结，《无字》失却了几多包容大度的成熟风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书写百年女性历史的宏大企图，但是却不能以此否定对所谓“阳具钦羡”神话进行破坏颠覆的文化/性别意义。法国女权主义理论家克里斯蒂娃改写了拉康的主体生成理论，她认为主体不是天生的本质，而是“一连串选择的结果”，主体生成的关键是具体的个体是与代表父系话语的象征模态相认同还是与代表“母性空间”的符号模态（前俄底浦斯阶段的母子共生关系所构成的模态秩序，它不取代象征秩序而是隐匿于象征语言内部，组成语言的异质、分裂层面，颠覆并超越象征秩序）相认同，在这种选择中，阳具并不具有比其他的意指符号（如女性的阴道）更为独特的意义，女性（也可以是男性）完全有可能超越象征秩序中的父权制体系，而成长为同符号模态相认同的女性主体。 致力于斩断父系伦理、高扬起母女纽带的《无字》可谓克里斯蒂娃这种（女性化的）主体生成理论的中国注解，而打破、颠覆菲勒斯权威（甚至不惜以贬抑的方式）则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当然，打破菲勒斯权威有多种方式，仇恨情结可能只是其中的一种（而且是较为激进极端的一种）。年轻一代的写作者当将笔墨放置于相对宽松的当下语境中时，往往更愿意某些平缓迂回的方式来“自然”地打破男权文化中的阳具崇拜观念。这是徐坤《春天的22个夜晚》中对主人公毛榛与男友庞大固埃一段性事的描写：
　　
　　……一个毛绒绒的大家伙。怒然而起，全力以赴。恭顺，忍让，克制，尽力取悦……叫床的声音惊天动地。她用残余的意志力勾住他的脖子，用嘴唇抵住他的嘴唇，生怕被邻居听到声音。
　　 “……你要我吧。”他翻身下来，抱着她，扶上去，又说了一句不大好懂的话。
　　
　　也是一个伟岸、孔武的“怒然而起”的“大家伙”，但却褪尽了需要人来膜拜研究的“浪漫而郑重”的神圣与傲慢色彩，变得“恭顺，忍让，克制”，并以此来“尽力取悦”性爱对象（女人）。“你要我吧”（而非“我要你”）的性爱用语也在昭示着阳具中心主义的退却。当然，生理层面上阳具的恭让俯就并不代表文化层面上菲勒斯主义的退却，男性性爱中的温柔体贴也不意味着现实生活中男性权威的降低（比如毛榛与庞大固埃之间就是因为后者不想负起婚姻的责任而中止交往的），但是这种自然客观的叙述却有利于揭示菲勒斯意象的另一面，平和谦恭的一面——这是一个久被阳具权威、阳具钦羡所遮蔽的并不为人熟知，甚至并不为人理解，但却活生生存在的另一种事实。
　　
　　“他者”焦虑与“艺术”欣赏
　　
　　在以上的文本分析中，不管是男性写作还是女性写作，也不管是男根崇拜还是菲勒斯仇恨，阳具都是其主人——具体的男人，甚至普泛意义上的男性的象征。身体修辞也是一种语言修辞、文化修辞， “阉割焦虑”从来都不仅仅是一种生理的恐惧，而且还是一种自我去势的焦虑。
　　
　　男人最怕的是失去这个阳根。没有了它，就什么都没有了。其实男人所有的奋斗归根到底就是为了它，而你却不会生孩子，这是你存在的根本资本，宁可没有头颅，也不能没有阳具。所谓对杀头的恐惧就是对去势的恐惧。阳物就是头。（陈希我《抓痒》）
　　
　　然而菲勒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阉割焦虑”并不仅仅发生于“阳痿”这一性无能暗示中，它还发生于阳具与其主人的裂隙龃龉中——有阳具，并且功能正常，但却非“我”所有，自我的象征变成了自我的“他者”。在后一种情况下，“性政治”依然存在，但斗争的焦点却是上述“性政治”——赋予阳具一种怎样的意识形态意涵以及谁有这个权力去赋予——的逆反过程，即能否还原这一器官的本然性质，以及如何看待这种还原的问题。或者说，阳具—“菲勒斯”—男性自我，这三者在既往文学中三位一体的表述关系，在此受到了质疑，阳具褪去了带有浓重意识形态意味的“菲勒斯”指称，归于其男性生殖器(penis)的本然，但是怎样看待这种阳具与其“菲勒斯”所指的分离却是有着一定性别政治诉求的。在此，我想以两个典型文本《带刀的男人》（陈希我）和《无爱一身轻》（盛可以）的对读做一下具体剖析。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4/fontbr />　　《带刀的男人》从一个有些老套的以权谋色的故事（一个著名批评家痒装醉酒意欲同一个有求于他的女诗人发生性关系）写起，但随着二人之间激烈交锋的展开，叙事就渐渐转到一个人能否有效有力地控制自己的身体（尤其是性器官）上来了。在这场性战争中，男人显然是肇始者，他的初始目标只是想以此显示自己“刀”的威力（既是他笔锋犀利捧谁谁红的职业能力指涉，更是他可以插入女性洞穴的性能力的隐喻），女人也是在一种现实利益思想的支配下配合他的动作。这一场没有情感交流，甚至情感逆向冲突的性事渐渐暴露出狰狞面貌来了。女人将身体当成了一种性的工具，她置身性欲现场之中精神状态却又似乎抽身其外，男人的“刀”遭遇的是既不积极也不消极、既不迎合也不抵制的某种混沌状态，一如批评家斯拉沃热·齐则克说的“女性忧郁的原始事实”。男人想用撞击改变这漠然的事实，可是却发现阳具不行了，女人便为他口交，但却像“啃一块猪肉”似的，阳物功能恢复了——
　　
　　她终于看到他的阳物硬了起来。他也看到了。它直直地立着，像一只昂首的蛇。他感觉它很陌生。它不是长在他的身体上的。他没有感觉。他感觉它很丑。他想捂住它。
　　
　　福柯说过，对性器官的特殊对待和对性侵犯的特殊处罚应被视为一种文化积淀，在这种文化积淀的影响下，我们在人体的各个器官中特别看重性器官，赋予它特殊的重要意义。而阳具又可以说是性器官的“重中之重”，阳具一直是菲勒斯权威、“父”之法的象征，是上文所引述的男人的“头”。可是在这个性场景中，长在自己身上且活生生挺立的阳具却再也不是能力与权威的象征，而成了“被”他人（而且是他本欲显示一己淫威的对象——女人）所“唤起”（而且是以一种冷漠轻蔑的毫无激情可言的方式）的产物。“浪漫而郑重”的男性象征蓦然变成了自己的“他者”，这自然引起了男人内心深处最根本的焦虑与恐惧，它的“陌生”，它的“丑”，他想“捂住”它甚至宁愿它永远阳痿，皆因他蓦然发现他视之为“命根子”的东西不再是他自己的，而成了被他人占领的“异己”的存在。“他一直感觉自己是个乞丐……他没有刀。我的刀不是我自己的，我的刀已经被她挟持着。”于是这场性战争的形势似乎急转直下，“她握住他的阳具，对准自己的阴道，坐上去”，“他抗拒”，“她坚持”。其间虽然他也有过让她像妓女一样叫喊、说她毫无文学才气可言等打压行为，但这些于他赎回自己的器官无甚帮助，相反，同样被激怒的她却似乎唤起了鏖战的激情。他只有陷入阳具离自己愈来愈远的更大的悲哀。
　　
　　她套弄，上上下下，像个压力泵。他没有快感。一点也没有。但是没有快感也可以让他射出来。像水管喷出水。他感觉到了这危险。可是他无力自拔。他使不上劲，关不住阀门。
　　他瞧见她又开始脱衣服。不！他叫。……糟糕的是，他感觉到自己下面确实又苏醒了。他还没有穿上裤子，它的下身还裸露着。那东西毫不争气地贪婪地伸出头来。他慌忙用裤子盖住它，可是它又从裤布后面顶上来，像和尚撑伞。这就是他。这就是男人。
　　
　　阳具完全失控了，它像一个独立的个体，全然不顾“主人”有没有感觉想不想要性交，贪婪地诉说着自己的要求与欲望。《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在淫欲无度的女色追求中，在银托子、白绫子、“淫器包”等性工具和春药等性药物的刺激下，其阳具也已物化为半人造的、自行膨胀的“活物”，但他不仅未通过这“活物”的扩张来扩张他的自我，他自己的生命就葬送在这无限膨胀的“活物”上——西门庆在床帏中纵欲而死。而带有先锋意味的小说《带刀的男人》则是从男性在一场性战争的败北中来审视男性在现代社会中深度焦虑：阳具外在于自我的“他者”属性证明了通过阳具进行自我认同、性别认同的破产，而这无异于宣告男性一直赖以为荣的菲勒斯文化的无力与无效。所以要在两性战争中占据制高点，夺回男人的尊严，就要铲除不受自我操控的阳具这个“异己”分子。因此，小说愈向后发展冲突愈游离两性之战而转向男性自身——在男人和他的“刀”之间展开。
　　
　　
　　他的下身满是血。
　　他的手横摊着。菜刀抓在他手上。他的刀，挂在刀口上。
　　
　　男人不惜以“自我阉割”的方式夺回他对阳具的支配权，表明了他对这一器官失去菲勒斯文化庇护后的自在自为状态，感到难以容忍的愤怒与焦虑。阳具一直为男性强权提供着生物学基础，还有什么比男人控制不了自己的阳具更让男性悲哀和绝望的呢？这篇有着情色外衣的小说实际上是一则悲怆的性别寓言，它既是借女性之力对男性菲勒斯进行了无情的破解，又对这种菲勒斯性别优势的逝去怀有深深的恐惧和焦虑。相形之下，出自女作家之手的《无爱一身轻》则轻松得多，这个通篇都在围绕着男人的“卵”（阳具）做文章的文本选取了一个十分独特的叙述视角：有意识规避文化/文学传统在这一器官上附加的性别意识形态蕴涵，将其只作为男性身体的一个部位——与其他器官没有太多区别的部位—的审视、把玩，或者说对一直被视为男人抑或女人“命根子”的阳具进行“去政治化”的客观描写，甚至当作一件纯粹的“艺术品”进行唯美欣赏。
　　
　　我发现人的“卵”如人的五官组合一样，有它自然的特点。有的人生来是单眼皮，有的人是招风耳。它如男人本身一样，可以是可爱的，也可以是可恶的，可能令人陌生，可能令人欣喜……
　　
　　见过短而粗的，有点像思绪很唐突地中断，让人生出些许遗憾；有的细而长，且带些弧度，像市面上的香蕉，颜色倒是引起食欲，毕竟不能让人热血沸腾；有的让人眼前一亮，洁净、漂亮、完美，粗犷中带些书生气，文明中透露着野蛮；有的平庸，毫无特色，只觉得它除了是个“卵”，不是别的；有的看起来平常，一旦挖掘它的潜力，它能茁壮成长为一个可人的东西，给你面貌全非的惊喜。
　　品味男人的“卵”，可以获得许多感觉：如纯真、恬静、隐秘的快乐、童年的足迹、故乡的炊烟、犹移的梦、自我的消失，奉献与享受合一；甚至有忏悔、怀念、埋怨、痴呆、舞蹈、飘浮，美妙与虚幻共存。那里有一种气味……你可以认为那是一座桥……你可以认为那是一首歌……你可以认为那是一幅画……
　　如果没有“卵”这个有些扎眼和刺耳的语词的间或出现，你或许很难相信上述纯净、明朗，还带着几分唯美气息的文字是对阳具这一男性私密部位的描写。在写作背景和表述内容上，《无爱一身轻》同《带刀的男人》其实有着内在的一致性，都集中于物欲横流年代两性器官的交合或许较为容易但真正身心合一的“做爱”却极其稀缺，这一当代“爱无能”（区别于无法交欢的“性无能”）问题，阳具与其“主人”的分离，性活动与性心情的龃龉，交配与做爱的差异等消费社会的内在悖论均游荡于两个文本中。但是，由于叙述者写作姿态、精神立场（包括性别立场）的不同，对这些问题的表述方式呈现出了十分迥异的面貌。如前所述，《带刀的男人》因为纠缠于“刀”外在于男人的“他者”状态所带给男人“去势”的焦虑，所以通篇氤氲着浓重的沉重与悲怆情绪。《无爱一身轻》则一如它的篇名显出了某种文本之“轻”：轻松、轻盈、轻逸。叙述者有意识地悬置起了“卵”在通常情况下所携带的神圣或羞耻、高尚或低俗、人性或兽性的文化信息，将其从作为男人的“象征”这一菲勒斯隐喻中解脱出来，还原为一个普通的器官，然后以一种自然余裕的从容心态去观察它、欣赏它、品位它。由于是从女性/他者的视阈出发，小说有意无意地绕过了“卵”与其主人（具体男人抑或有着既定性别倾向性的抽象男性）相疏离后男性以何自我认同的棘手问题，于是“卵”只成了一个客观的描述物，一个被女人用眼看、用嘴品尝、用身体测量品评的对象。
　　
　　一个英武的男人，长着一个那样的小东西：它与它的主人的比例极不协调。好比画家省墨，又或功夫不到家；也若所作之文，好端端的构思，出了一处败笔；更像一首本来美妙的曲子，却把某音符唱走调了……
　　
　　这一段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纯粹“审美”表述似乎显得有点“没心没肺”（如果是一个男作家的身体自述，恐怕做不到如此洒脱超然），当然也可以说这种轻松、轻盈、轻逸的“‘阳具’修辞”的出现本身便昭示了一种女性权力的崛起。的确，“看”是一种权力、“被看”也是一种权力，但在80年代上半期的文本语境中，不管是叙述者还是被叙述者，处于权力高端的往往都是男性，男性的身体表述是在一片权威、肃穆，甚至供人膜拜的光环中展开的，阳具似乎更是女性为之欢喜钦羡的对象（一如《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所描述的那样）。现在，女性将阳具仅当作一个普通的“物件”，以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冷静客观心态去欣赏、把玩它，既褪去了“羡他人（男人）有、恨自己无”的阳具崇拜之意，也没有在对被压抑的强烈反弹心态支配下的刻意仇恨之情，这当然是女性在“性政治”中愈加镇定从容的一个表现。西蒙·波娃就曾对阳具进行过这样描述：“事实上许多小女孩很晚才发现男性构造，而且只不过是看到而已。小男孩在他的生活经验中感到他的阴茎对他是一个可资骄傲的物件，但这样的骄傲感不一定就表示他同时会轻蔑他的姐妹们……对这个多长出来的东西，这个脆弱的小肉棒本身，他们引发的感觉也可能是不在乎，甚至是厌恶。”对阳具的女性主义解读可以说明为什么愈是晚近的女性写作愈表现出对这一问题的冷静、恬淡和超然。
　　所以，规避阳具的意识形态所指实际意味着挑战、颠覆福柯所说的为阳具赋予特殊重要意义的（菲勒斯中心主义）“文化积淀”。当然，这本是一个足以牵动人类（不管男人还是女人）心中最隐秘神经的过程，《无爱一身轻》这种力避复杂的单纯化描写，力避展示当事人内心波动的旁观者写作姿态，在向我们显示了文学的多样化丰富化（阳具还能这样被书写！）的同时，也因为“写‘物’主义”的极端和简单使得将菲勒斯还原为性器官的这一同样惊心动魄的过程表述得不够细腻深邃（它的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人称内聚焦叙述不是没有涉及到“我”对于“卵”的俯视把玩与现实社会中菲勒斯权威之间的裂隙龃龉，但没有充分展开）。从这个角度说，它在轻松、轻盈、轻逸之外还似乎有点轻浅。
　　
　　注释：
　　（1）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钟良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
　　（2）（3）拉康《文选》(Ecrits. A Selection)，亚兰·谢瑞登译，见宋素凤《多重主体策略的自我命名：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111页，112页。
　　（4）徐岱：《边缘叙事——20世纪中国女性小说个案批评》，学林出版社，2002年4月，176页。
　　（5）克里斯蒂娃：《诗语言的革命》，参见宋素凤：《多重主体策略的自我命名：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147-148页。
　　（6）斯拉沃热·齐则克：《大卫·林奇，或女性的忧郁》，见《快感大转移》，胡大平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第五节。
　　（7）转引自李银河：《中国当代性法律批判（上）》，见荒林主编《中国女性主义》（2005年春季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17页。
　　（8） 康正果：《浮世的炎凉风光》，见康正果文集《身体与情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5月，80页。
　　（9）盛可以显然对这一标题青睐有加，她后来又写作同名长篇小说就是明证。但我觉得对这则随笔式短文来说它并不太恰当：一它没有体现出“卵”这一通篇都在表述的中心意象，二它带有决绝意味的人生感喟也与叙述者在欣赏、把玩、品尝“卵”过程中所溢出的轻松释然之情不甚和谐。
　　（10）西蒙·波娃：《第二性》(The Second Sex)，纽约，温提支出版社，1989年，第41页。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4/font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