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师陀小说的悲剧意识

　　论文关键词：师陀小说；忧患意识：悲剧意识
　　摘要：作家师陀的创作独具特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颇有影响力的作家。作家在小说里呈现了那个特定年代里的动荡与破败，写出了人们生活的艰辛与苦难，体现了他对民族与国家的未来走向深感受忧虑与怅惘。因而，在师陀的小说里凸显了浓厚的悲剧意识。


　　师陀是一位有着高度责任感与使命感的作家。师陀创作了大量贴近现实、关注当下的作品。在那个战乱频仍与民族危机的年代里，人们生活在一方现实的破败里，亲历了具体而实在的苦难、艰险，作家为整个民族的生存现状深感悲哀与焦虑，为民族的未来走向感到无比的忧郁与迷惘，因此，在师陀的作品里常常凸显出浓厚的悲剧意识与忧患意识。
　　一、现实——存在的苦难
　　在中国的20世纪上半期，整个社会经常处在变化动荡中，人们生活在一方物质极度匮乏、精神极度压抑的环境里，作家将这些社会现实呈现在了作品里，既表现了人们内在精神生活的缺憾又展示了外在生存发展上的困境。作家在小说《巫》里，刻画了人们生活的穷困与不幸：“他们”常常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不但遭遇天灾人祸的不测，还时常受到疾病的侵袭，“……遭逢旱魃、水王、匪灾、兵祸，连瘟疫也都结队光临。”“瘟疫来了。农夫一回到家里便嚷肚子痛，孩子则从嘴里流出清水。软骨疯流行着。白喉菌开始了大的游击。红热病发狂的传布。灾难旋风般落到荒芜的土地上。……没有人支持他们的恐怖，也没有东西能解决他们的苦闷。”人们在物质上生活得十分困窘，在精神上也是极度的愚昧、麻木，穷苦人染病后，不是上医院找医生治疗，而是倾家荡产，去找虚妄、迷信的女巫，将命运、生命托付给神灵，祈求神祗的帮助与庇护，这些情景是当时中国人民习见的现象。
　　师陀在小说文本里叙写了人们现实生活的苦难。那种苦难生活既是当时可感的悲苦图境，也是正经历着的此在历史。作家用严肃、批判的方式切人当时的历史与社会现实，揭露社会的弊病，展示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隔膜。如在小说《巫》里写到，十字街的站岗巡警不是秉遵职责，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安宁，而是巴不得周围的群众纷争打架；更有甚者，巡警还常常寻找机会公报私仇，乘机寻衅滋事，“他”本人也就成了扰乱社会秩序的一份子。小说中写到，站岗巡警想起以前“他”向“六指嫂”要自粉吸未曾如愿的事，这次逮着了机会，借着官职与权力很是威风地泄了私愤、雪了前仇，踢翻了“六指嫂”的货摊，杂货滚得到处都是，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骚乱。而作为维护社会秩序与制度的站岗巡警，面对眼前的混乱，此时却成了一个事不关己的看客，“他”正与旁人一道在欣赏、在喝彩助威：
　　女巫大吼一声，不知怎的本领，从人头上飞了来。两个女人交手，势如母虎，彼此扭住，擂着、唾着、撕着，各不相让，都下了要将对手剥得赤条条的决心。两个人一齐跌翻，扯头发，抓耳朵，又咬破了脸皮，在灰土中滚着，直如泥猪一般。外边围得人山人海，是一片呐喊。
　　“千得好，干得好，一个母夜叉，一个顾大嫂!”
　　那巡警喊着，乐得几乎把脸抓破了。……《巫》”。
　　这里写出了社会秩序的渐落与个体生存发展上的困境。现实社会无法给人们以信心和精神力量，任凭他们怎么勤劳、辛苦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人的存在是孤独和绝望的。师陀在《老包子》中，刻画了一个为东家干了一辈子、连姓氏都没有的长工“老包子”的命运，“他”的青壮年时期都是为东家辛劳做事，而在“他”为东家做事期间，既要受东家的鄙视，还要受周围人的捉弄与嘲笑，到头来却因年老力衰而被辞退，而自己艰辛一生换来的酬劳却是七十七吊工钱，连一个固定的栖身之所也没有，只能在破漏不堪的关帝庙落脚，最后在一个寒冷的风雪之夜被冻死。但是，让人深感悲痛的是，“老包子”的死被村民看作是“天意”、是“劫数”，“这，连老包子的死，这都是天意——劫数!常言，在劫难逃，昨夜黑煞下界，腊月初五，杨公忌，都是劫数!”瑚小说写出了下层人民的辛酸与不幸，他们的存在一再地倍受漠视、被忽略。主仆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那是一种对立从属的关系。这种苦难生活是在场的、形而下的，但却是无法摆脱的，作家写出了苦难的普遍性存在。人们因生活的困顿、无奈日益变得愚昧、迷信，如《雾的晨》里的“九七”，是一位穷得连半瓢米都借不来的农民，为了爬到树上采青杨叶充饥，被意外地摔死，在活着的时候决没有一个人去过问、关心过“他”，只有当“他”的生命停止呼吸时，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一如文章中写到的那样：“这是不错的，只一滑一个人就完了。倘不滑呢，就决没有人再过问，也决没有人能知道的了。最可悲的是村民们居然认为“九七”的死是劫数，打杨叶时掀了青杨大仙的家，得罪了大仙，因此，“青杨大仙怪下了”。小说写出了底层人民的不觉悟与麻木无知，作为个体的“人”在现实中却远离了主体性，这是个体存在的不幸。
　　在那个多灾多难的特殊年代，底层人民的生活是非常不幸的，苛捐杂税，层层盘剥，生存环境是极其恶劣的。师陀在小说《无言者》中，写出了底层人民生活的艰难：农民魏连德在前线拼命抗争，却未曾给家里、家乡带来任何的改变与生活的安定；保长频繁地以战争为借口，在强征、强抢穷人最后的薄产，抢鸡连带鸡笼都拿走了，魏连德家唯一的一只羊也被保长牵走了；穷人被征兵在火线上卖命，财主家的儿子却留在家里过舒适的日子，保长们在发战争财，小说写道：“有人养的很肥，而且以打仗作为口实，养的尤其肥了……而在战场上的“他们是的确‘三天没有吃过饭了’，也许还要久些。人们的此在现实的生活是令人唏嘘的、感叹的，频频亲临生活的艰险与无常，那是一种苦难的存在。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在那个多难的时代，城市与农村是一样的凋敝与破败，一如作家在长篇小说《马兰》中写到的那样：“全中国都在受苦，到处是强暴，到处是呻吟，到处被蹂躏，到处是饥饿血泪……没有一个地方令人满意。”作家在启蒙意识的理性烛照下和乡土创作理念的指引下，刻画了一群群苦难群像，在符号层面上，苦难群像即是阶层地位、身份的能指，在文本里的所指即是底层的弱势群体——苦难生活。师陀在小说文本里写出了苦难的内涵与外延，凸现了人物的悲剧性生活现状。

　　在师陀的笔下，有时将苦难与人性恶结合在一起，如长篇小说《历史无情》、中篇小说《无望村的馆主》就是在苦难背景下上演的一出人性恶的大曝光。小说作品里写出了亲情、友情的被遗忘、被分裂，子孙们随意挥霍祖辈的家产与金钱，浑浑噩噩地混日子，戕害他人，无恶不作，最后自食其恶果，使自己一次次地陷进欲罢不能的泥沼中，走向了不归路。这种寻常中的非正常状态将苦难主题揭示得非常深刻，写出了生活本来的丰富性和立体性，对读者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人物本身可以不走向苦难，而由于他们自身的原因，导演了一幕幕悲剧后，最后也将“他们”自己埋进了苦难的深渊。这类文本人物让人虽感悲伤而不感到悲壮，因为“他们”不是因生活的无奈而陷入苦难，而是因他们无数次的无聊行为和荒唐举动而遭遇了报应，因而我们对主人公唯有愤恨而无怜悯；对纨绔子弟们的自私、贪婪、毒辣与无耻深表痛恨。师陀在小说里写出了在那个特定年代里那种主、仆的存在关系的不可逾越性。因此，在师陀的作品里，人性是不自由的，苦难里的人物也是多样的，这样使得师陀在作品里对苦难的叙述是实在的、此岸的，苦难与人们生活的现实社会是那么的贴近，让读者与研究者都产生了共鸣与震憾。因此，师陀的作品，不像同期的沈从文那样，在经历无数的磨难与历练后，将苦难意识有意用“牧歌”情调淡化掉。师陀文本里的苦难是当时社会范围内的一种整体性与集体性的存在意识，是弱势群体与多数人的真实的存活现状，是一种针对社会总体性的批判。师陀本人来自贫穷、困顿的农村，对苦难在当时现实中的感受是切近的、在场的，作家对苦难的叙述是一个正在发生的“现在进行时态”!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4/fontbr />　　师陀在他的作品里对苦难的诠释是寄予了深刻的批判性和概括性的。苦难是作家的体验，同时也是小说文本人物的存在现状，而且，他的苦难叙事既有对当时社会现实的绘写又有对人民生活穷苦的揭示，因此，师陀的苦难叙述就具有了真实性和具体感，同时还蕴含了丰富的内涵和特定的时代性。师陀对苦难的叙写，不仅有形而下的体验描写，更有形而上的价值诉求，因而，师陀作品里的苦难叙事也就承担了解构与反抗此在的功能。作家对自己的创作有明确的旨归与目的，作家与苦难是相融的、亲历的。作家与小说文本人物一样，面对苦难的现实，是焦灼的、迷惘的。师陀笔下的苦难叙述是具体而实在的存在，是一种可感的生存图境。作家的苦难叙事是用严肃、批判的方式切入当时的历史与社会现实，揭露了社会的弊病，展示了社会下层人民的辛酸与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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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悲与忧——作家的思索
　　由于现代中国社会矛盾的El趋激烈和民族危难的日趋加重，师陀在小说文本中展现了现实的危机与人生的困境，揭露和批判了社会的阴暗面，以博大的忧患意识冷峻地关照中国社会及国运民生，关注人生和生命的价值、意义。海德格尔认为，悲剧乃是人的精神沦落和毁灭的一种境遇，是一种“世界的黑暗化”，亦即“精神的阉割、瓦解、荒废、奴役与误解。””悲剧意识是对生存虚无意义的一种精神态度。在悲剧境地中，世界成了非精神之物的所在，存在变成了痛苦的“深渊”，因此，悲剧意识始终伴随着特定历史时期的生命主体，现实的悲剧是其小说传达悲剧意识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师陀小说里，人的孤独感和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感以及理想与现实的冲突都让人深感存在的悲哀。如小说《贺文龙的文稿》里的贺文龙，在学校念书时，也曾对未来“抱过大希望”，但在不幸现实的一再地挤兑下，“他”成了一名小学教师，全部的希望是“将来有一天做个作家”；“他”也曾一度努力过、拼搏过，但“他”的事业未能如愿，繁重的工作与家务使“他”的写作计划只有“一天一天的推下去”，直到有一天，忙得连想未竞的“辉煌事业”的时间都没有了，在匆忙的岁月里，贺文龙看到了自己无法改变的未来，正如贺文龙对自己命运的叹息：“纵然真的有一个上天，上天看着他也只有皱眉。并不是他不挣扎；他的挣扎无用，恶运像石头一般不断向他投下来，它注定他要从希望中一步一步落下去了。”
　　作家试图告诉人们，在当时那个清浊难分的社会里，理想事业并不是幸福之花而是痛苦之源。文学理论家苏珊·朗格在她的《情感与形式》一书中就曾说：“悲剧命运就是悲剧人物的全部可能性的充分实现。在戏剧的发展过程中，人的可能性的实现逐步展示出来，而终于落得一场空。他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命运是一个定数，表面事物不过借以显示命运的实现而已。”贺文龙在奋斗的过程中，也深感个体存在的孤独与无助；作家在小说中曾这样写到“他”的落寞感：“可是即使是嗓子破哑，谁又会去注意他呢?人们是生来只去留心大人物，有钱的人物，地位优越的人物，因为这种人能够影响他们以至他们的子孙，一个小学教员，他累了、病了、或是死了，跟别人有什么关系?”文章突显了人物生存图景的艰险与困苦。合理的人生追求在当下变得虚无空幻，人们的理想一再地遭遇现实的否定，作家对人生价值与理想进行了形而下的追问与思考。作家对人生价值的贬值甚至远离，深感忧虑与痛心。
　　师陀在小说文本里，写出了现实人生的痛苦与悲哀，并通过对文本人物生命中的幻灭意识、人与人之间的孤独主题以及人生理想的失落感的描写，揭示了悲剧的深刻内涵。作家的悲剧意识与忧患意识正是出自对生命本体的认识，“悲剧用形而上的慰藉来解脱我们，不管情况如何变化，生命仍然都是坚不可摧的、充满欢乐的。”师陀在作品里呈现了现实社会受难的深重和巨大，发现生命价值与人生意义正变得虚幻与空没。师陀对芸芸众生的苦难存在，深感无比的悲哀与忧愤。因此，在师陀的作品里凸显了厚重的悲剧意识和忧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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