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五四理性·农民情怀·中共宣传干部——试谈以上三

　　论文关键词：赵树理；五四理性；农民情怀；中共宣传干部；共同作用
　　摘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赵树理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五四理性、农民情怀和中共宣传干部身份是影响赵树理及其文学创作最重要的三种因素，三种因素的特殊组合是赵树理文学现象形成的重要原因，造就了这位引领一代风骚的文坛巨匠。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赵树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作家。其独具特色的文学创作不仅在根据地、解放区文坛掀起了一场文学大众化的风暴，而且一直波及了当代文坛很长的一段历史。正如他的同乡、著名作家葛水平所说：“赵树理是一个高度，是需要今天的作家仰视的。”那么，是哪些因素催生了这位与众不同的作家，使其成为引领一代风骚的文坛巨匠呢?对此问题，研究者多有论述，但这些论述或因写作时间较早，未能全面审视作家一生的创作，或囿于对逝者的敬爱，难以作出中肯评析。笔者认为，解读赵树理及其文学创作，绝不能忽视以下三种因素的特殊组合——五四理性、农民情怀和中共宣传干部身份。在现当代文坛，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传承的理性精神熏陶滋养的作家甚众，出身农家、终生心系农村、关爱农民的作家也不鲜见，在特殊历史时期为中共在农村基层的政治宣传做出特殊贡献者亦不乏其人，但同时受到三种因素的深刻影响、实现这种独特组合的作家，恐怕就只有赵树理一个了。本文试就以上三种因素对赵树理及其文学创作的影响作初步探析，以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一、五四理性
　　中国人现代意识的集体萌醒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新青年》为起点，由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倡导的反封建、反传统，求民主、求科学、求进步的理性精神逐渐汇成一股现代意识的潮流，熏陶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知识青年，其中包括立志探求真理的赵树理。
　　众所周知，19岁以前的赵树理基本是一个传统的农村文化人。祖父“望孙成龙”的家教为赵树理奠定了较为扎实的古文功底，使其在端氏镇的樯山寺高小求学时能够脱颖而出；同时，少年赵树理的文化心理结构还受到“神仙世家”(注：赵树理的祖父母是三教圣道会信徒，父亲笃信阴阳占卜，母亲及舅父信奉清茶教，赵树理曾随结发妻马素英加入太阳教)和民间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直至1925年考入长治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赵树理仍然沿袭着“敬惜字纸，吃素，见人作揖，积德行善”的行为习惯，包裹中携带的还是一套托名江神童所作的《四书白话解说》。正是在第四师范学校，短短两年半的求学过程中，赵树理完成了其文化心理结构上最重要的一次变革。从《饮冰室全集》开始，到陈独秀、胡适、鲁迅、茅盾及至欧美俄日进步作家的作品，其中狂奔式的思想洗礼轰塌了赵树理原有的文化心理建构。入学一年后返乡的赵树理，痛苦地发现自己已经远离了父老乡亲，满怀希望带回来的《狂人日记》、《生理卫生》并不能为村民所接受，这其中包括他那位“万宝全”式的父亲赵和清。这可以看作一个标志，一个赵树理与其源文化地精神世界初步分离的标志。1928年，赵树理因思想行为激进遭学校开除；1930年，漂泊太原的赵树理将祖父取的官名“树礼”改为“树理”。至此，赵树理确立了探求真理的人生理想，重建了一个以五四理性精神为主导的精神家园。五四理性赋予了赵树理思想高度、批判现实的理性眼光和认识生活的崭新视野，也熏染了他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良知、勇气和独立精神。从此，我们在赵树理及其文学创作中常常能够看到这种理性精神的光芒。
　　依赵树理自己的视角看，其文学创作的真正开始是《万象楼》，所谓“生于《万象楼》，死于《十里店》”。透视作家由“生”至“死”的一系列文学创作，最重要的人物群像始终以“中间人物”为主体。如《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三仙姑，《李有才板话》中的陈小元、马凤鸣和老秦，《三里湾》中的“糊涂涂”、“常有理”、“能不够”，《“锻炼锻炼”》中的“小腿疼”、“吃不饱”等等。这群可爱而又可恨的“中间人物”在建国后的历次文化斗争中都给赵树理带来不少麻烦，作家也曾因写不出“社会主义时期的新人”和“敌对阶级破坏分子”而产生过困惑和痛苦，但却始终难以实现政治环境所要求的转变。1964年，赵树理创作了上党梆子剧本《十里店》，村党支部书记王瑞又是一个“中间人物”，作品由此引发的质疑和批判令作家难以承受、心力交瘁，痛苦地说出了“死于《十里店》”的谶言。赵树理为什么会对“中间人物”情有独钟呢?笔者认为，这是五四理性精神赋予其批判眼光的自然结果。无论是政治环境要求重点表现的“新人”还是阶级论观点要求抨击的“破坏分子”，都是特殊的类型化人物，“中间人物”才是农民群体真实的众生相，正是这样的众生相催生了赵树理笔下的“中间人物”群像。
　　赵树理将自己的小说称为“问题小说”，他说：“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非解决不可而又不能轻易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在工作中找到的主题，容易产生现实意义。”哒种“问题小说”的创作取向固然与赵树理从事的政治宣传相关联，但显然也与五四新文学传统相承续。毋庸置疑，赵树理是一个“我手写我口，我口道我心”的真实作家。他在遭受批判的日子里曾作了自我审视，说：“我是农民中的圣人，知识分子中的傻瓜。” “圣人”，无非是说其文化心理结构超越了普遍的农民群体，拥有了认识和评判农村生活和农民群体的理性眼光；而“傻瓜”则道出了赵树理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所坚守的可贵的良知、勇气和独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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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民情怀
　　“一个知识分子，也许可以做到像赵树理这样关注农民，但不会真正地融人农民——丢掉轻视农村和农民文化的意识——而是不同程度上抱着启蒙者的心态企图唤醒和改造农民。”阿论者刘雄飞的观点揭示了赵树理文学创作在农民群体中获得巨大成功的又一要因。在现当代文坛，再没有一位作家能像赵树理这样，在生活和心灵上如此贴近农村，贴近农民。这源于作家终生坚守的农民情怀，其典型特征是质朴善良的人格与平等意识，其行为表现是终生心系农村、关爱农民，为农民群体的利益诉求而真诚写作、热忱呼吁。
　　赵树理农民情怀的养成和坚守与其童年经历密切相关。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一个人童年的经历对其整个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具有潜在而强大的影响力。19岁以前，赵树理几乎一直生活在以尉迟村为中心的半径不过几十华里的山区农村，长期的农村生活熏染和文化心理积淀在作家内心留下了极其深刻的烙印，再加上“神仙世家”积德行善的理念熏陶和家塾里祖父五年传统文化的灌输，赵树理文化心理结构中的底色已经奠定，并且终生挥之不去。后来的赵树理虽然走出了大山，其文化心理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童年经历中形成的文化因子却根深蒂固。
　　在赵树理一生中，无论身处何地、身居何位，其质朴善良的人格和心系农村、关爱农民的情怀始终没有发生过质的变化。建国初期，赵树理进京迎来了其人生中在世俗看来最辉煌的一段岁月，但他很快便感觉到自己与环境的格格不入，其创作也陷入低潮。直至重返农村，他的创作才迎来了以《三里湾》为标志的第二个春天。川底村(《三里湾》原型地之一)村民在回忆赵树理初到村里的情景时说：“开始时我们谁都不知道这老汉是干啥的，什么会他也参加，和什么人也谈得拢，公鸡打架他也要看个头尾，甚至看见妇女烧饭他也有磕唠。起初还以为他是个庄稼人，没想到他还是个写书的。”网应该承认，能够像赵树理这样无论政治环境和个人地位如何变化都能终生保持着质朴善良的农民情怀者在现实中很少，因此这种坚守便显得愈为可贵，尤其是当作家的理想与政治环境要求发生抵触的时候。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4/fontbr />　　1959年，几乎是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进献万言书获罪的同时，赵树理给《红旗》杂志社负责人陈伯达寄出了《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的万言书和《写给中央某负责同志的两封信》，对大跃进以来严重脱离实际的浮夸跃进风提出质疑，“在农业生产方面，我们应该使生产单位自行规定的事多一点，不要管得过死。”“要以搞好生产作为物质基础，通过思想教育和时间安排，使群众有钱花、有粮吃、有工夫伺侯自己，可以精神饱满、心情舒畅地参加生产。”这一主张被认为与彭德怀“一唱一和”，是“攻击三面红旗”，赵树理很快被召回北京接受长达三个多月的批判。
　　从《小二黑结婚》一举成名到《十里店》后的彷徨无措，赵树理的文学创作始终保持着题材、风格与价格取向的一致性，即写农民生活、采用农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反映真实的农村生活进而为农民群体的利益诉求而呼吁，为中共更好地开展农村工作而建言献策。小说《三里湾》中，赵树理通过画家“老梁”的三幅画描绘了自己理想中的农村生活图景，这是他为与自己血脉相连的父老乡亲设计的美好未来。比照现实，我们不得不承认，当前农村的实际状况与作家的理想仍有不小的距离，某些方面甚至背道而驰。
　　三、中共宣传干部
　　从1937年重新加入中共党组织开始，赵树理承担的主要工作是开展面向农村、面向农民的政治宣传。这对赵树理来说自然得心应手，受父亲赵和清影响，自小便对农村民间文艺情有独钟的赵树理是这项工作的行家里手。由此，他愈发感到“文摊文学”在农村文化园地里举足轻重的地位，并确定了其文学创作在风格与样式上的基本取向。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一些小本子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就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理想。”这种创作风格上的自觉选择既关联著作家对新文学在农村文化园地里难以产生影响的反思，也关联着他更好地开展面向农民群众进行政治宣传的探索。
　　在题材选择与主题表现方面，赵树理的文学创作与政治宣传的关联更为紧密。《万象楼》是结合黎城县“离卦道叛乱”(注：一九四一年十月八日，太行山腹地黎城县的封建迷信组织离卦道的数百名道徒，在汉奸特务的操纵、控制下发动武装叛乱，妄图占领县城，推翻抗日政府，组织伪政权，投靠日本侵略者。中共黎城县委县政府当即领导抗日军民平定了这一叛乱。)对根据地民众进行反封建的思想教育；《小二黑结婚》在表现反封建主题的同时，宣传了根据地民主政府颁布实施的婚姻法；《李有才板话》是为配合根据地农村当时正在开展的减租减息运动而创作的；《李家庄的变迁》配合上党战役，动员群众起身保卫胜利果实；《邪不压正》以解放区农村正在推行的土地改革为背景；《三里湾》以解放初期农村正在开展的生产合作化运动为背景。这种政治宣传的价值取向必然会影响到作家对生活的评判，因此赵树理建国前的主要作品，充满了对中共领导下的民主政权的热情歌颂，对根据地、解放区农村正在发生的变革的美好憧憬。这种情绪的表达一直延续到建国后的《三里湾》。
　　赵树理文学作品在农村的迅速推广也部分得益于此。为此他曾受到一些“文化精英”的诟病：赵树理的创作意在迎合政治，赵树理方向实质是一种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向，赵树理的作品只是一些难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故事，在政治机器的推动下才产生了大的影响。这种观点不仅无视赵树理文学创作独特的艺术形式、全新的社会生活与思想价值在当时的农村社会引起的震动，而且明显以偏概全，缺乏全面审视赵树理各时期文学创作价值取向一致性的宏观视野。赵树理始终抱着一种为农民群体真诚写作的热忱，始终是以一种理想化的视角去看待中共的宣传工作。在他的认识中，开展宣传工作与为农民群体真诚写作可以是而且应该是相统一的。因此不管政治环境如何变化，赵树理文学创作的价值诉求却始终如一：写自己眼中真实的农村生活，为广大农民群众真诚写作，为中共更好地开展农村工作提供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手素材，并建言献策。从《“锻炼锻炼”》开始，赵树理明显感到自己逐渐偏离了政治的航向，再难把握住政治的脉搏，其创作由此陷入低谷。这不是作家的错，而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它恰从反面证明了赵树理文学创作一以贯之的真诚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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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五四理性、农民情怀和中共宣传干部身份三种因素的特殊组合主导着赵树理及其文学创作。这三种因素彼此交融，互相影响和渗透，共同作用于赵树理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催生了这位在现当代文学史上独具特色的文坛巨匠。在三种因素中，居于首要地位的始终是五四理性精神，这是赵树理“问题小说”和“中间人物”群像最重要的思想基础，也是他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坚守着良知、勇气与独立精神的思想本源。同时，农民情怀让赵树理的创作有了温情，有了关爱，他爱惜着自己笔下一个个可爱而又可恨的“中间人物”，对他们寄予着无限的希望。中共宣传干部身份又使赵树理的文学创作有了责任，有了使命，作家以其社会理想引导着农民群体文化心理结构和农村社会生活风貌的渐变。因此，赵树理的命运和创作始终与同时期的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变革相伴浮沉。当社会有了希望，作家及其创作就焕发出生机；反之，作家及其创作就在无奈和痛苦中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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