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郭沫若文学创作中自我意识的张扬与退隐

　　论文摘要：作为主情主义代表的郭沫若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鲜明的自我意识，其浪漫主义诗歌理论主要集中在对自我表现的强调和抒情特性的侧重上，这一主张在其诗歌和小说创作中得到充分体现，并经历了一个明显的自我凸隐的过程。显示其自我意识的建构与时代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关键词：自我意识；文学创作；张扬；退隐
　　文学活动是主体的特殊精神领域的活动，当我们试图对创作主体做出某种界定时，需要认识创作主体本质的自我，黑格尔曾说：“艺术对于人的目的在使他在对象里寻回自我。”作为主情主义代表的郭沫若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鲜明的自我意识，值得注意的是，其创作呈现了一个明显的自我凸隐的过程，本文拟从诗歌和小说创作两方面，就郭沫若文学创作中自我意识的张扬作一粗略的论述。
　　郭沫若五四时期的诗歌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其浪漫主义诗歌理论主要集中在自我表现的强调和抒情特性的侧重上，诗的主要成分是自我表现，他说，“诗底主要成分总要算自我表现了，所以读一人的诗，非知其人不可，海涅的诗要算是他一生的实录，是他的泪的结晶。”翻诗以“自然流露为上乘”，在火山爆发式的情感下，《女神》诞生了，可以说，郭沫若在《女神》的创造过程中完全是被本能性的自觉情感所激发，由一种创作的灵感所控制，进入迷狂的，无目的的，极端自由的表现状态，《女神》魅力及其不可重复性，就在于它所达到的民族精神及作家写作的自由状态。
　　以《女神》为例，我们发现，郭沫若五四时期诗歌中的那个抒情主体，具有一种强烈的自我爆破和毁灭的渴望，可以说是五四个人主义自我意识膨胀的极端表现，在诗歌中，则反复出现“我赞美我自己!我赞美这自我表现的全宇宙的主体!”(《梅花树下的醉歌——游日本太府宰》)“我崇拜偶像破坏者，崇拜我!”(《我是个偶像崇拜者》)“无数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到”(《立在地球边上放歌》)，诗歌所包含的抒情主体和意象都带有澎湃的热情和能量，“抒情自我”在诗歌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最鲜明体现的则是《女神》中的“天狗自我”了，这样一个鲜明而巨大的自我形象：“我是一只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了，我便是我了!”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郭沫若所塑造的这个自我，是无所不能的，显示出一种属于诗人的胆识和气魄，他借助尼采式的表现自我至极的夸张和超人自我，表现出狂放恣肆的叛逆精神，奏出了五四时期思想解放交响乐中个性自由的最高潮，体现了五四时代的大破坏，大创造的的时代精神。在没有缘由的吞掉一切之后，“我就是我了“，这种通过夸张使事物外部变化，借以表现出当时作者内心世界充满了破坏一切又创造一切的巨大力量的内在实质，《天狗》中的“我”，正是超人的形象，一种顽强的自我表现。李泽厚描述过“二十年代的中国新诗”。指出它的“时代音调”在于“对生命活力的倾慕赞美，对宇宙人生的哲理情思，带着那种对宇宙，人生，生命的自我觉醒式的探索追求。”问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的自尊和自信，正是郭沫若诗歌中对自我的想象与建构的过程。
　　郭沫若认为，诗的使命是表现自我，诗人的主观情感是诗歌生命所在，正基于此，他建立了自由的，不束缚内容的形式，主张绝端的自由，觉端的自主。实际上，如果我们进一步理解《女神》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解放个性，就会发现，这正是五四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一种理性追求，一任自然，让小我得到充分的发展，从而大我便得到了发现，用顺应自然的理性精神去对抗封建的理性。所以郭沫若认为个性解放最彻底的文艺是最为普遍的文艺，它和浅薄的功力主义通俗文艺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他所主张的这一种“无用之中有大用”的自然功利观，在后期的是个创作中隐退，由偏重文艺性转向功利价值，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我们发现，郭沫若的诗歌创作从来都与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郭沫若是一位识时务的人，在他创作的旧体诗中，浓郁的爱国主义精神是贯穿其中的红线，在《归国杂吟》一诗中，“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慷慨悲壮，气势高昂，用郭沫若自己的话说，是把他全部的赤诚倾泻出来，流着眼泪把涛吐出来的，而解放后，“人民中国，屹立亚东。光芒万道，辐射寰空。”“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诸如此类，洋洋洒洒，蔚为大观。比起五四时期自我意识的膨胀，郭沫若诗歌完成了必然的自我转化。作为一个对传统有所承担，目的性明确的知识分子，与其作为一个现代新诗人在精神气质上的冲突，造就了郭沫若精神世界自我矛盾的实质，他的诗歌总是在不厌其烦的抒写自我，又在马不停蹄的否定自我，时代有了新使命，诗人的自我就有了新回应。正如有研究者所注意到：“自我意识的收缩，自由精神的空疏，这也决定了郭沫若对客观世界的态度。”园在“五四”前后，才是郭沫若真正的文学觉醒期，一任性情，放任高歌。任何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作家个人的天才创造。“五四”就是这样一个催生了许多天才和杰作的伟大时代：旧思想和旧文学的束缚被挣脱了，新思想和新文学的权威范式还没有建立起来时正在日本留学的青年郭沫若强烈地感受到这个狂躁的世界在他面前展开的无数可能。于是“个人的郁积和时代的郁积”在新诗这里找到了发泄的火山口，所以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的产儿。《女神》不愧为时代的一个肖子。

　　郭沫若文学创作中的自我意识不仅仅表现在诗歌创作上，也表现在小说创作上，他以大胆赤裸裸的暴露自我而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独树一帜。理想的爱情，一直是郭沫若抒情小说表现的核心内容，《骷髅》中描写的怪异变态爱情故事，透露了郭沫若对那种不顾世俗规范和个人利害的爱情的关注。《残春》浪漫的爱情故事置于梦中，更形象的说明了这种理想化的爱情与郭沫若本人精神世界之间的关系。作者后来在解释这篇作品时提出主人公爱牟对于S姑娘是隐隐生了一种爱恋，但他是有妻子的人，他的爱情当然不能实现，所以他在无形无影之间把它按在潜意识下去了。这篇小说中郭沫若是用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去写梦的，而作者在写作《残春》一个多月前写的散文《今津纪游》中曾记录自己对某一位女性产生过隐约的慕恋之情，这种体验未必真的在梦中得到延续，却在小说中得到延续。作者对理想化爱情的渴求的代表作应属《喀尔美萝的姑娘》，是作者强烈内心欲望和美的幻灭的的痛苦的双重写照。在这篇小说中，那位中国留学生对卖糖食的Et本姑娘的追求和留恋，成了他全部的生活内容。郭沫若曾经说过创造社成员的取材，多关于两性问题，注意两性问题是创造社作家的一个共同倾向。在“五四”时期，争取爱情自由是反封建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的觉醒的体现。郭沫若在这个时期，把自己的理想追求寄托在爱情上，实际上时寄托于一种完全的纯粹的美之上，所以小说中的人物总有一种朦胧感，他也清楚的意识到这种脱尽了人间烟火气的美在现实中式不存在的，所以，其爱情小说的结局总是悲剧性的，这实际上是郭沫若内心幻灭感的曲折反映。此外，这也与郭沫若的浪漫主义的诗人气质有关，对于爱情，就如同他在事业上的不断追求一样，是很难在一个地方停步的，他主张纯洁的爱，主张爱的自由，是一个爱情崇拜论者。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4/fontbr />　　不难看出，在另一类小说中，作者的自我面目呈现得更加直接，记录了作者在现实生活中本来样态。郑伯奇称之为身边小说，这里表现出更多的是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形象，如《日蚀》中强烈的反帝思想。“如今地球上生活着的灵长，不都是成了黑蹄和马纳瓜母，不仅在吞噬日月，还在互相啮杀么?”在《行路难》中，真实的记录郭沫若这样的留学生作为弱国子民直接身受帝国主义压迫和侮辱的反映，所表现的是个人的茫然和愤怒。这类小说的创作受到了德国表现主义文学的影响。表现主义认为艺术的任务就是作者个人的品性和气质在最大限度内表现出来。郭沫若就曾公开表示过对表现主义文学主张的赞同，这两类小说都意在表现自我，前者主要表现的是作者理想层面上的希冀、幻灭与苦闷，后者则主要表现作者现实生活中的烦恼、不平和痛苦，记录现实刺激直接引起的思想情感等方面的反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那个时代的种种投影。五四时期新的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的建立，是这类小说的重要的思想资源，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体系是张扬集体，蔑视个体，为了大家，牺牲小家的集体主义本位观念，个人，自我被放在无足轻重的位置上，而五四时期受到压抑的自我意识的空前觉醒和空前高涨，传统知识分子立功，立言，立德的伦理信条被新时期自我表现的个人欲望所取代。小说中大胆的暴露自我，直逼个人隐秘的内心世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先锋性和前卫姿态。与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汇合交融在一起。

　　另外，在其创作的以历史题材为主的小说中，作者已经退到作品之外，不再是表现自我。如《孔夫子吃饭》，《孟夫子出妻》，《秦始皇将死》等篇中，目的注重在史料的解释对于现世的隐喻。
　　郭沫若文学创作中的自我意识是与其个性意识，民族意识和时代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郭沫若具有热情奔放的诗人气质，最显著的是其冲动性的气质，作者自述自己一有冲动的时候，就好像匹奔马，而《女神》的创作初期，是在“五四”大潮的刺激下汇聚成了他的诗歌的冲动。其叛逆精神与爱国情怀更在诗歌创作中有集中体现。另外，从郭沫若的知识结构上看，他既是传统文化继承者，又是西学的倡导者，他青少年时代崇拜庄子，欣赏庄子汪洋恣肆的文风，佯狂脱俗的狂狷之态，在五四运动时期，他仍推重“特别尊重个性，强调个人自由”的思想，受传统诗学审美观的影响，郭沫若发展了他的“自然流露”的主情主义，用诗歌“鸣我的存在”，德国十八世纪哲学家康德是郭沫若早期崇拜的人，康德美学理论中的审美判断主要内容是情感而不是概念，是“一种不计较利害的自由的快感”，重直觉，自由创造，自认流露，反对束缚等等思想，郭沫若都曾予以吸收，他对尼采的超人哲学，对他的文艺乃是自我的表现，对尼采所说的以个性为中心，而发展自我的全圆于国，于世界等思想都曾予以赞同，因此，在中国文化坚固的基石上，郭沫若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进而提出了自己的人格诗论，他强调做人与作诗的关系，1920年，他在给宗白华的信中提到“人之不成，诗于何有?”表明了他先做人，再做诗的主张，首先他欣赏全面发展的“完满”的天才，“球形发展”，多方面充分发展，这是郭沫若心目中的理想的人生轨迹，这种重视个人才干，有意开发人的潜能，使人的丰富性，多样性得以充分体现的时代精神渗透着强烈的反叛性，对每一个个体存在，发展的合理性的确认，本质上是五四时期自由意识的觉醒。在挖掘人性的深度上，郭沫若主张最大限度的释放人的内在原生的力量。体现生命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他号召青年男女以“更胆大，更猛烈，更革命”的态度，去“反抗旧礼教”，这种意识在其小说创作中可见一斑。
　　20年代中后期，随着郭沫若的个体意识向民族意识的皈依，五四时期那种“狂飙突进”的精神，那种“天狗”式的天上地下自由驰骋，和蕴涵其中的自我张扬的自我意识也随着这种转变而明显弱化了。石西民在《革命家郭沫若》中提到郭沫若说过“党决定了，我就照办，要我做喇叭，我就做喇叭。”他这种党的喇叭精神一贯始终，至死不变。诗人曾经浪漫，奔放，而现在非理性的自我已经淡出自身的情绪世界，转而成为时代的歌者，应该说，这样的选择绝不仅仅是郭沫若个人的选择，而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同19世纪90年代中国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代知识分子一样，20世纪的第二代知识分子，他们专心致志的是一个有共同特色的课题，那就是要振兴腐败没落的中国，只能从彻底转变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完全重建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人手，所以，正如百年年大多中国知识分子在对社稷的承担中，很快就在政治力量的夹裹中放弃了人的自我的塑造和建构，了解郭沫若诗歌创作中的自我意识从张扬到隐退，也就不足为奇。荣格说：“文化的最后成果是人格。”因此，考察郭沫若的人格发展曲线，可以使我们洞悉一个时代的精神秘密，用诗歌来歌颂当权者，并用诗歌来写社论，在20世纪的文学史上，恐怕也算是一种创新。学贯中西、才高八斗的郭沫若，却有着一颗异常驯服的心，任何时候，他都学会了怎样站在“革命”的一边，抹杀自己的个人意志，尽“班头”之职责。他说自己的写作动机是要“通过自己看出一个时代”，这是一句真话，有诗为证：“全国学大寨，大寨学全国。人是千里人，乐以天下乐。狼窝变良田，岁夺大熟。红旗毛泽东，红遍天一角”《颂大寨》)，由郭沫若，我联想起两个与密切相关的人：一个是鲁迅，他说：“惟发挥个性，为至高之道德”，他“敢于攻击社会，敢于独战多数，”最怕的是“不悟自己之为奴”，另一个是陈寅恪，他说“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他们和郭沫若之间，体现出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人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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