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萧红小说的文化批判意识

　　[论文关键词]萧红；小说；文化批判
　　[摘要]萧红从现代文化视点出发，对源于农业文明的传统文化作了深刻的透视。她揭示其扼杀人性的残酷性、污染童心的腐蚀性、鬼神文化的荒谬性以及落后于时代的陈滞性，从而呈现出深刻而独特的文化批判意识。


    作为三、四十年代东北流亡作家群的代表作家，萧红的创作自觉地流露出对东北历史文化的剖析和批判意识。这既来自于内忧外患双重压迫下痛苦的内省，也来自于作家对历史的重负和阻碍民族前进的国民性病态的洞察。萧红信奉“作家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致力于“改造国民灵魂”的巨大历史课题。当她站在现代文明的高度来观照和反思她所熟悉的原始性的农村生活时，一种难以排遣的忧郁悲愤之清深深地搅扰、震动着她，她开始认真地思索几千年中国乡土社会的生存状态。其创作的侧重点也从揭露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对农民的剥削压迫转移到批判封建主义传统文化对人民的精神毒害上来。因此萧红的作品的意义就不止停留在以社会上各种人生悲剧来反映现实的残酷性这一层面上，即不仅仅要揭示社会表层的脓血，更要致力于表现广大下层人民心灵的严重疤伤及造成这一创伤的历史文化原因。
    (一)揭露封建传统文化观念违反和扼杀人性的本质
    中国是礼治社会，“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礼治文化重视人的行为规范，礼治文化的行为规范与人的自然天性相抵触。在封建宗法制乡村社会，妇女和儿童首先成为病态文化的受害者。发生在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姐等女性身上的悲剧是封建宗法社会男权文化扼杀人性、摧残生命的结果。“女人非人”，女人没有独立生存意义和价值这种观念已经深人民族精神、社会心理，成为一种共识为人们所接受，进而凝结成顽强的传统意识、巨大的历史惰力，主宰着妇女的肉体和灵魂，规范着妇女的言行和举止。人侵者的强暴、剥削阶级的残忍固然虐杀了许多女子的生命，然而更为广大的妇女却牺牲于这种代表着男权的传统文化之下。正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这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一生受尽坎坷欺辱、伤痕累累的萧红，对于“人”的尊严，有着一种近乎神经质的敏感，哪怕是最微小的无心的贬抑和伤害，都会引起她心灵的颤栗，无尽的哀怨。她不无恐怖地发现:在中国普通百姓中，“人”不是“人”，已经成了生活的常态、常规、常理，而“人”要成为“人”，却十分自然的被视为大逆不道，这已经成为一种病态的社会心理和习惯。
    《呼兰河传》中的那个活泼、健康的小团圆媳妇，就因为她在世俗眼里“不规范”、“太大方了”、“坐得笔直”、“走得风快”、“吃得太多”，就被认定为“不知羞耻”。中国封建社会的童养媳也就是“受气包”同义语，要处处看脸色，要表现出奴性。小团圆媳妇的所作所为当然不够格，于是牵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对其进行重新塑造:用鞭打，用烙铁烙，用开水煮……几起几落的重塑最终扼杀了那个活鲜鲜的生命。赶车人的女儿王大姐，是个开朗、热情、健康、能干的姑娘，不少人想要她做儿媳妇。可是，正是这个“带点福相的王大姐”一心追求自由恋爱，看上了磨官冯歪嘴子，并为其理家生子，从而触犯了“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的封建礼教信条，最终成为众矢之的……在生活的艰辛和周围冷酷无情的气氛中，辛苦挣扎的王大姐终于日渐憔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死去了。这个曾经爱说爱笑、热爱生活、大胆追求爱情幸福的女性像花一样由于备受摧残而过早地凋谢了。小团圆媳妇、王大姐们的悲剧，正是作为个体的女人力求独立自主安排自我命运的权力受到作为整体人的代表—男权主义和习惯势力无端践踏的悲剧。“历史和数目的力量”被奉为真理，以权威的面目出现，成为公众的尺度，与众不同的人与事(小团圆媳妇、王大姐的反世俗精神)便因此被视为异端，从而制造出“众口栋金，积毁销骨”的罪恶。《小城三月》中翠姨的悲剧让我们惊诧于传统伦理规范渗人骨髓的腐蚀性，此时的“公众尺度”已经由公众的外部维持内化人人的心灵，翠姨心中的爱情小苗还未等到破土就已被心中的“尺度”封杀掉了，只留下一缕淡淡的哀愁飘忽于她的青色坟头。
    值得注意的是，在描写民情风俗时，作者也不时以讽刺和愤恨的笔锋戳穿男权文化的罪恶。《呼兰河传》中，在描写“野台子戏”场景时，作者不无愤怒地控诉了“指腹为亲”给年轻女子带来的悲剧命运。“不是跳井便是上吊”，而节妇坊上却写着“温文尔雅，孝顺公婆……”;写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作者生动细腻地描述老爷庙和娘娘庙的景观:塑泥像的男人“把女人塑得很温顺，似乎对女人很尊敬，把男人塑得很凶猛，似乎对男性很不好”。实际上呢?男像的凶猛“是让你一见生畏，不但磕头，而且心服”。而女像的温顺呢?作者激愤写道:“温顺是老实的，老实的就是好欺负的，告诉人们快来欺负她们吧。”这里，作者对封建社会中男性虐待女性的“天理”进行无情地讽刺和鞭挞。
    (二)批判传统文化在传承过程中对儿童的污染力
    在专制主义的旧中国，人的个性受到压抑，人们感不到自身的重要，习惯于因袭陈规陋习。儿童是纯洁的，没有旧的积习，他们有自己的理想天国，要按自己的思维来体认世界。但深受传统积淀影响的成人便要以理性约束来促使其由自然走向必然。《呼兰河传》中出现的辍学的、跪太阳的、针刺的、吊打的种种对儿童的体罚措施，究其原因是为了将自己的孩子“规矩出一个”“能够中用”的“好人来”。“我的童年”的孤寂，“小团圆媳妇”的呼叫，都是这“规矩”导演出的童年的苦悲。
    这里所说的传统积淀，是指传统思想存在形态的厚重与时间的久远，但并不是沉滞的。作者在《呼兰河传》中写“我的童年”住宅一角的废物堆时，对一个锈蚀了的犁头污染做了艺术渲染:
    它不但它自己衰弱，发黄，一下了雨，它那满身黄色的色素，还跟着雨水流到别的身上去。那猪槽的半边子已经被染黄了。
    那黄色的流水，还一直流得很远，是凡它所经过的那条土地，都被染得焦黄。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4/fontbr />    这决不是随意之笔。这个形象提示着人们对传统文化承传作用的思索。呼兰河的精神“盛举”，传统积淀的衍延，有如“锈水”的流经，不断发散、扩大污染它的周围，造成严重的民族精神内耗与自我低毁。萧红的作品清楚地描摹出传统文化思想承传轨迹:成人—孩子:积淀、传导、承受、挣扎，往复循环，构成一个传统文化思想承传圈，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和手脚。作者批判矛头的指向就在于此。我们不能不看到萧红当时是在做怎样的历史沉思和她那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
    (三)戳穿农民世俗文化的鬼神迷信性质
    “任何一个时代的自觉，都首先表现为对自己所处的文化环境的价值的重估，都首先表现为对这个文化环境奉为神明的事物的裹读。”萧红是自觉的、清醒的，她站在现代文明意识的高度，透视着这片沉寂的故土。在萧红的作品中，有大量的社会风俗画的描写:跳大神、唱秧歌、野台子戏、七月十五放河灯、四月十八娘娘庙会……你尽可以把他们看做是东北地区的民俗。但是，萧红真正的意蕴决不仅是展现自己家乡的风俗，而是在不露声色的语气里对千百年来遗传下来的农民世俗文化进行微讽与谴责。
    我们知道，任何人物都是在特定的社会风俗气候中成长起来的。对于那些习惯于在祖先制定的陈规中循规蹈矩的人们来说，社会风俗更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风俗习惯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是“人的心的历史”的凝聚体。马克思说:“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都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他们使人们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或为迷信驯服的工具，或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川从萧红生动的描写来看，日常的社会风俗的活动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在日常生活中，本应是人生主要内容来占据其生命世界，但是，呼兰河畔的人们没有生命的感觉和应有的快乐，单调、木然的如一片死寂的荒漠，只有在那些“为鬼而做，并非为人而做”的盛举中，他们心中才获得一种精神满足。去看戏、逛庙，也不过是揩油、借光的意思。跳大神有鬼，唱大戏是给龙王爷看的，七月十五放河灯是让鬼超生，七月十八也是烧香、磕头祭鬼神。还有东二道街那个“为死人而准备的扎彩铺”，在连买一付膏药都觉得过于奢侈的这个小镇里，唯有这里热闹非凡、生意兴隆。可见，萧红对呼兰河域世俗文化的鬼神性质是深有认识的，这些风俗的展现说明了人对鬼神的依附。人们创造了鬼神，又反过来心甘情愿受鬼神支配，这种精神现象正是奴性的一种表现。
    可贵的是，萧红不但觉察到了这种鬼神世俗文化的荒谬性，而且还深人地洞悉到它残酷的本质特点。我们知道，鬼神世界以人间为场所，它的超自然力量所体现的意志，本质上也是人的意志，它的威福对象也是人。既然愚昧与野蛮联姻，鬼神世界所展示的也必然同人类世界一样残酷。从小团圆媳妇的婆婆与周围人那里，我们发现了原始的野蛮，丧失理智的疯狂。人们被一种无形的力量驱使着，像病魔一样，世界秩序一片混乱。美的被看成是丑的，健康的被视为病态，天真活泼就是不知羞耻。小团圆媳妇就是被生活在这样文化氛围中的“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毁灭了。
    (四)落后于时代的陈滞性
    正是传统文化的这种特征才形成了农民稳定的心理积淀。日本的文化学者村中原说:“中国人的基本心理是力图在先例中发现统领生活的法则。崇拜“先例”、维护“先例”的神圣性，反映了一种文化和心理的惰性。凡与“先例”不同，便援引“先例”排斥之。《呼兰河传》中十字街上新开的牙齿诊所，即便是挂上量米的斗那么大一排牙齿做招牌，也无人问津。因为“牙齿太大了，有点莫名其妙，怪害怕的”，而“怕是自古有之”的“李永春药店”就是摘取招牌，人们也知道在哪儿。这个经济生活的细节典型地反映了人们永恒的社会心态和自足的价值取向。
    呼兰河人追求的是一种永远没有变化的宁静，习惯于沉寂安逸的昏睡。长蘑菇的粉房、逐渐倾斜、变形的门窗不断发出声响，可住在里面的人依然平静度日，甜蜜地进人梦乡，有时响声惊动了他们酣梦，他们便说“房子会叫”、“房子又走了”照样翻个身睡。在二道街那个大泥坑，阻碍马，阻碍行人，淹死过鸡、鸭、猪、狗和小孩，可没有一个人说把泥坑子用土填起来。由于人们生活得古板单调，他们常常喜欢寻找一些无聊的乐趣，这大泥坑便给他们以满足和自豪。他们津津有味地谈论，添枝加叶地渲染大泥坑的威严，好像它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好处似的。所以，对这个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宁愿挺而走险，或绕坑而行，却不图改变，安于现状，支配他们这样生活下去的不就是那种可怕的历史的惰性力量吗?因而，在死水般的生活里，任何一点“越轨”、“反常”，一点觉醒，一点对美好事物的追求，都被禁锢得完全窒息。在这种历史文化惰性的束缚下，他们丧失了独自思考的能力和行动能力。由于“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这是严重的、可怕的停滞和老化的生活状态，也是陈腐与停滞的封建历史文化侵蚀下的必然产物。
    《后花园》中的磨房中的那个磨盘可以作为萧红小说的一个富于象征性的意象(这个意象我们在《呼兰河传》中已见到)，那副磨盘仿佛我们民族滞重的历史，一圈圈地轮回，没有变化，没有更替，它已经这样转过了千年、万年，但始终转不出自己沉重、单调的生活轨道。
    鲁迅先生说:灵魂的受害是悲剧以上的悲剧。漫长而残酷的民族历史苦难，封建主义的愚昧统治，古老的传统习俗的重担，有如凝而不散的迷雾，污染了人民群众的灵魂，使之沉默、窒息。萧红站在现代意识的高度，深刻地洞悉到造成这些悲剧的病态历史文化，从而实现了对“吃人”的封建传统文化深人、彻底的批判，体现对人的文化关怀;同时也表达了她自己深沉的悲哀和思索，产生了一种超越文本描写本身的审美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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