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翼与狄更斯

　　摘要　张天翼是中国著名的讽刺小说家，其小说从创作观念、人物塑造和幽默讽刺风格等方面都体现出了狄更斯对他的深刻影响。同时，他又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在坚实的民族文学的地基上，实现了对狄更斯的超越。张天翼正是在与古今、中外的对话中，有效地吸取了各种营养，才使他的创作既具有传统的民族特色，又具有鲜活的现代性。他对狄更斯的成功接受，为我们接受外来文学和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　张天翼；狄更斯；接受；超越
　　
　　张天翼是中国著名的讽刺小说家，曾被鲁迅视为新文学“最好的作家”和“最优秀的作家”。他从对狄更斯等西方作家创作的模仿起步，在历史的转折时期，他又融合了中国古典小说、近代旧小说和鲁迅小说的特点，形成了独特的讽刺艺术。本文从张天翼与狄更斯的结缘出发，通过对这两位作家作品内容及创作风格的分析，厘清狄更斯与张天翼小说创作的影响与接受的关系，并进一步研究张天翼对狄更斯的超越，其目的是希望以张天翼对狄更斯的成功接受为例，寻找中外文学的对话和交流中，如何有效地吸收域外文学的优秀因子，融入本民族文学传统，促进本民族文学的发展。因为如何在文学创作“融会中西”，“不是闭门空想出来的”，“不是人为设计出来的”，而是在“总结各国文学交流规律的基础上得出来的”。
　　
　　一　张天翼与狄更斯的结缘
　　
　　“当作者和读者相接触，首先遭遇的就是读者的‘接受屏幕’。每一个读者都是生活在一个纵的文化历史发展与横的文化接触面构成的坐标之中，正是这一个坐标构成了他独特的由文化修养、知识水平、欣赏趣味以及个人经历等所构成的‘接受屏幕’。这一屏幕决定了作品在他心目中哪些可以被接受而发生共鸣，哪些可以激发他的想象而加以创造，哪些被排斥在外以至视而不见。”那么，张天翼处在怎样一个坐标之中，让他一读到狄更斯的作品便能产生共鸣呢?
　　我们先从他的童年和他的家庭谈起，因为童年的生活和记忆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潜在却长久的。张天翼的父亲“是个诙谐的老人，爱说讽刺话。……他看过许多小说，还知道许多笑话”，即使是到张天翼已经长大到外面闯世界，他的信中还不免要写一些有趣的句子，比方说写吻儿子的次数就形容为“如雨后春笋数”、“秋雨雨丝数”，而且从不重复。对张天翼影响很大的二姐“爱说弯曲的笑话，爱形容人，往往挖到别人心底里去”。还有个老王妈，每晚总说个徐文长，说个《屁谈铜匠》之类的滑稽故事给他听。这样的生长环境和文化氛围养成了他活泼、调皮、爱开玩笑的性子，形成了他潜在的诙谐讽刺审美取向。成年之后，他的诙谐也就更为纯熟，“讲起笑话和故事来，诙谐生动，妙趣横生，总是使在座者人人捧腹，而他自己则一本正经，从来是不笑的”。这种性格本身就有着一种喜剧的倾向。
　　在家人的熏陶下，张天翼很小就开始接触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这些成了他最初的文学素养的来源。狄更斯走进张天翼的生活和思想，就在他幼年的时候。《在我的幼年生活》一文中，他回忆到多感的母亲曾经眼泪哗哗地给他讲《孝女耐儿传》(即狄更斯的《老古玩店》)的故事。枯燥的课堂学习中，他经常在课桌下偷看小说，“一类是好小说，例如《水浒》、《儒林外史》、《红楼梦》，以及《侠隐记》、《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块肉余生述》(即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等等，这些使我感动，使我老记得那些人物”。课余，同学们喜欢围着张天翼讲故事，而他最拿手的故事是所谓《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和狄更斯的《滑稽外史》。
　　这样的“接受屏幕”决定了张天翼与狄更斯的幽默讽刺发生共鸣，从而在他进行创作尝试时，滑稽小说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他的必然的选择。
　　在张天翼的自叙中，他提到了自己有意识地学习写作的经历，他说：“对我影响很大的作家有狄更斯、莫泊桑、左拉、巴比塞、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和鲁迅。……当我阅读到这些作家的作品时，我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微不足道。然而，我也因此下了更大的决心来学习和写作，好像就在这些老师的指导之下一样。”在这么多作家当中，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狄更斯。因为狄更斯是最早进入张天翼视线的作家之一，而且“狄更斯是一个在一定程度上能被模仿的作家”。事实上，我们可以从张天翼小说的创作中明显地感受到狄更斯对他所产生的影响。
　　
　　二　狄更斯对张天翼的影响
　　
　　狄更斯对张天翼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小说应以人物描写为中心的观念上。
　　狄更斯的小说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注重人物描写。据统计，他一生共创造了近2000个人物-形象。狄更斯小说的结构很多都是采用“流浪汉小说”类型，他承袭流浪汉小说的传统，以主人公的活动来展开对社会万象的观察描绘和讽刺揭示。因而他的小说中处处凸显的是对人物性格的着力描绘而不是精巧的结构安排。甚至“从总体上看，狄更斯的小说一般篇幅庞大，内容繁复，但并没有一个有完整的事件或事件之间有逻辑联系的情节”。就像《艰难时世》中的对庞得贝的安排，庞得贝对罢工工人的处理，庞得贝与斯蒂芬的谈话，庞得贝与露意莎的婚姻，庞得贝的母亲被人发现和他的反应，这四个事件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它们的前后出现并不是由于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而是为了塑造庞得贝这个人物，揭示他的性格特点的需要，这四个事件从四个不同角度显示出庞得贝性格的不同的侧面，从而使这个人物栩栩如生。在这个实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物是他小说的中心，为了更充分地刻画人物形象，他甚至可以停下情节的叙述。
　　受狄更斯的影响，张天翼也十分重视人物描写。他曾多次撰文或公开发表演讲论述人物塑造在小说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如何塑造典型形象，在《张天翼文学评论集》中就收有《谈人物描写》、《从人物出发及其他》、《关于人物性格与典型问题》和《关键要熟悉了解人物》等论文。张天翼把只讲得出故事而写不出人物的小说看成是“次等货”，把“老记得那些人物的”看成是“好小说”。他认为小说中“人物总是居于主动地位，是人物自己在活动而有故事，人物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在回答“发现题材的时候，是先有人物呢，还是先有故事”这个问题时，他说到，“一个人物使我最有兴味的，还是他的性格，我要是告诉你，我现在有了一个题材，则其实这题材还是不完全的很，这只是说，我心目中有了个某种性格的人物而已”。他甚至还说，作家的“兴趣全不在故事本身，而在人物身上。只要借点儿事情把一个人物之为人写了出来，就已经是交代清楚了”。也就是说，他认为小说创作的中心不是情节，而是人物，他的小说也表现出了这种人物中心论的特点。
　　在张天翼的代表作《华威先生》中，我们几乎无法准确地找出小说的结构线索，无法准确地描绘出华威先生的容貌与身材，更找不到情节的发生、发展和高潮，它只是华威一个个的人生片段。但是作家却善于捕捉最能表现人物灵魂的片段，通过一个个的片段将人物的内心世界及其性格的真实性和复杂性表现出来，让这位活生生的官僚形象立刻生动地浮现在读者面前。我们可以在某些时候清晰地想起，这个现实中的人就是张天翼笔下的“华威先生”。他的这种创作倾向曾遭批评家的批评，有人说：“他的故事没有穿插没有布局，非常的散漫松懈……张先生的作品，仅能成为断片，而不能成为艺术的整体，它的长篇小说《一年》随处都可以切断结束，再写上几百页下去亦无不可。”的确如此。虽然我们很难评判他这种创作方法的好坏优劣，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种以人物为中心的小说技法不同于“以情节为主”的中国传统的故事小说，它体现了外来文学对中国小说的影响，从写“故事”到“写人”，从追求曲折离奇的情节到写出现实环境中真实的人性，张天翼所表现的并不是人生的一般历程，而是比较静止的一个人生相。这种变化，不能不说是来自狄更斯为主的外国文学的影响。
　　其次，狄更斯对张天翼的影响表现在小说人物的选择和塑造上。
　　狄更斯的小说，林纾称其为“扫荡名士美人之局，专为下等社会写照”，说狄更斯的小说“专为下等社会写照”有些绝对了，因为他小说中的人物涉及社会的各个行业，各个阶层，但其小说绝大多数以平民为主人公却是事实。他以人道主义的同情，叙写他们的苦难，以此来批判社会的丑恶和不合理现象。这种取材和人物上的倾向性不仅和英雄美人、才子佳人当道，充斥着言情媚俗之气的中国传统小说不同，更高举着“抉摘下等社会之积弊”的现实主义的旗帜，给予喜爱它的张天翼以启迪和影响。
　　张天翼喜欢交朋友，而且他没有一般知识分子的架子，他“喜欢跟各种社会底层的人交朋友，八府塘门口拉洋车的，机关小职员、街上杀猪的，阔人家的大司务，店里的小伙计，公所看门的，走投无路的失业者，从湖南老家出来的老乡，七七八八，沾亲带故的各色人等，他都跟他们要好，一块喝酒抽烟，谈个没完”。他的平民意识，来源于父亲的思想的影响及作家童年的经历。张天翼从五岁起就跟随父亲到过许多地方，苦苦挣扎着维持生计，这种经历使他熟悉平民的艰辛，而有意识地选择劳动人民，包括知识分子，作为自己作品描述的对象，则不能不说是狄更斯作品潜移默化的影响。张天翼的小说里充满着小商人、小职员、小高利贷者、城市流浪汉、苦力、小知识分子、小官僚等市民。平民意识不但使张天翼免除了同时代某些“革命文学倡导者”写作中的那种救世主心态，也使他能真正以一种平等的观念全身心去体味社会各阶层人士的辛酸与痛苦，使他能够脱离旧文学的窠臼，学习到现实主义文学中蕴含的人道主义的精神。
　　在人物的塑造上，狄更斯喜欢用夸张的手法塑造讽刺性的人物形象，夸张是狄更斯作品中的一个特点。将他的作品中的人物归类为简单的扁形人物的福斯特在评论时注意到“狄更斯作品中的每个人物都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我们从一侧朝匹克威克先生看去，会发现他的厚薄不超过一张留声机的唱片”，然而，福斯特也不得不承认这种扁平人物能让人奇妙地感觉到人的深度，肯定狄更斯在描写人物类型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狄氏能将人物性格内涵的全部复杂性抽取出来并具化为一种动作或特征，提炼人物的习惯动作和习惯用语，然后用一种夸张的形式重复地表现出来，从而塑造出性格单一但是鲜明生动的典型形象。在《远大前程》中，那些爬动在腐烂的喜糕沙锅内的黑壳甲虫、蜘蛛网、布满尘土的房间在夸张的描写下显得异常可怕，而国会议员、焦煤镇的统治者葛雷梗粗壮的外貌也被描绘成一堵方墙似的额头，四方的外衣，四方的腿，四方的肩膀这样一副呆板笨拙的形象，这样的一些形象的描写，生动地为我们描绘出环境和人物的特征。
　　张天翼在人物的塑造上模仿狄更斯的痕迹很浓，他的“狄更斯式地提炼人物的习惯动作和习惯用语，廓大地加以描写的方法，是很出名的”，他着力表现的常常是人物性格中最引人注目的动作特征和外观的形态。桑华在谈话时总要瞟镜子，“瞟一下就得把自己的姿势稍微改动一下”(《移行》)。肥胖的老板娘睡着了就会从嘴角流出涎水，醒来之后就用手一抹(《小帐》)，包国维头发总是亮亮的，走路的时候总是齐脑袋到胸脯都是向前一摆一摆的(《包氏父子》)，女人们一哭就要脏兮兮地擤鼻涕(《善女人》、《奇遇》)……不仅如此，“张先生还有一种手段，似巧实拙。他喜欢捉着每一个小说人物的‘口头话’用以为表现这人个性的方法。……这种方法，不能算是技巧，在小说里早已成为滥调。狄更斯的小说便是善于利用这方法的”。至于这种方法是不是拙，我们在这里并不加以讨论，作为事实的是在张天翼的作品中，的确存在着这样的现象：肮脏的小店里，店老板放在嘴边的话就是“热天顶要紧的是讲卫生，卫生我们最讲究”(《小帐》)，算计着要从儿子儿媳手中抠出点钱来的长生奶奶一天到晚念着“阿弥陀佛”……然而，不论是狄更斯还是张天翼，他们在运用这种方法的过程中，的确创作出了值得人们深省的优秀作品。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4/fontbr />　　最后，是狄更斯作品的幽默讽刺的风格对张天翼的影响。
　　“如果从讽刺的心态、气质、情绪、感觉上来考察，张天翼更偏向于狄更斯”。面对社会罪恶，狄更斯是“十分精细正确的描述这东西”，但“突然出现一条稍稍歪曲的线条或一句显然夸张的话，使人明白那种庄重的态度中原来隐藏着嬉笑”。狄更斯的幽默讽刺存在于他作品中的细节描写处，往往是在夸张的描写当中不露声色地达到他的讽刺目的。在《匹克威克外传》中，匹克威克与房东太太产生的误会的一幕颇具有戏剧性和讽刺性。匹克威克要雇青年山姆当贴身仆人，便告诉房东巴德尔太太说这个家就要增添一名男性成员了，巴德尔太太今后有人做伴啦等等，这些含蓄的，带有暗示性的话语竟然让这位寡妇误认为是求婚，她竟高兴得当场晕倒在匹克威克的怀抱里，又刚好被匹克威克三位朋友撞见，造成了老先生有口难辩的滑稽场面!匹克威克先生的性格特征在这里暴露无遗。
　　张天翼在对被讽刺对象进行无情的嘲讽时，也采用了这一表现手法。在《严肃的生活》中，经过对怎样过严肃的生活作一番讨论之后，“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专喝中国的酒，弄点合口味的菜，打牌，买副烟具烧烟玩，此外就譬如结诗社等等。过了一阵子这样的生活后，“我”常常深深地反省，“因为近来发现自己有了一个大缺点”，认认真真地回忆了自己打牌时候摆牌的习惯动作后，“我”认为这种摆牌的习惯，很容易让人家猜到自己是摸到了什么牌，这种习惯“非努力改过来不可”。为了严肃地生活，“我”就如何出牌的事情与妻子“不知道辩论了多少，甚至全身都发了烫，拳头在桌上敲着”，正儿八经的叙述中，荡着一丝丝戏谑。在抗战的1936年，这种对“严肃的生活”的讽刺指向不言自明。在《清明时节》中，“他们吃着家里的现成饭，每天到这镇上的大街来坐坐茶店：这简直成了他们做人的目的”，这一句话，将努力构思的情节，精心描绘的细节，一下子就幻化为对乡下这一群小乡绅的揭露。这些文章所采用的不动声色的讽刺的方式，更让我们在发噱的情节当中，嗅到狄更斯的味道。
　　从张天翼的作品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其他一些与狄更斯存在亲缘关系的地方。比如，张天翼的《春风》写旧学校对儿童身心的残害，让人联想到狄更斯的《艰难时世》、《奥列佛·退斯特》、《小杜丽》中关于穷人的学校、贫民习艺所、贼窟、监狱等场所的描写；狄更斯作品中的人物一般生活在雾都，而张天翼的东南小城镇系列作品也代表了小城镇小说乃至整个现代小说的最高成就；狄更斯在英国被认为是创造了英国大众语的巨匠，张天翼则在初登文坛时就以熟练运用下层平民的语言而让人瞩目；狄更斯“对苦难的敏感融入了他悲惨童年的生活和感情积淀，一生都喜爱用一个心灵留下创伤的儿童视角来关照现实的黑暗与不合情理”，而张天翼同样写了很多的关于儿童的作品，到了后期则主要是写作儿童作品，这些作品从儿童的角度来感触生活，体验生活，并且同样有着批判的视角，而他在《蜜蜂》、《团圆》、《教训》中表现下层人们的贫穷、愚昧的感受时，往往是采用的狄更斯式的儿童视角。这些具有亲缘性的创作内容，是张天翼自觉学习狄更斯的结果，更是他选择学习狄更斯的原因所在。
　　
　　三　张天翼对狄更斯的超越
　　
　　“平庸的作家只能给文学的既有模式增加数量，天才的作家却能在冲破既有模式中给文学增加具有新素质的模式”。张天翼与狄更斯存在着这么多的相似的地方，有些作品甚至可以说是模拟之作，但是，张天翼仍然不失为独立而独特的张天翼，原因就在于他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在坚实的民族文学的地基上，实现了对狄更斯的超越。 接受影响甚至模仿都并不是一件让人羞辱的事情，普希金曾经指出，“模仿并不一定是‘思想贫乏’的表现，它可能标志着一种‘对自己的力量的崇高的信念，希望能沿着一位天才的足迹去发现新的世界，或者是一种在谦恭中反而更加高昂的情绪，希望能掌握自己所尊崇的范本，并赋予它新的生命’”，“有独创性的作家并不一定是发明家或别出心裁，而是能将借鉴别人的东西糅进新的意境，再造就完全属于他自己的艺术品的过程中获得成功的人”。张天翼正是从这里起步，在不断的学习中实现了对狄更斯的超越。
　　作为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狄更斯的小说充满了批判精神，但他的批判是温和的，他对社会现象的批判主要停留在对个别人、个别机构的揭露上，并没有涉及对英国人及英国的社会制度的反思和批判。即便是在他后期所创作的作品，如《大卫·科波菲尔》、《荒凉山庄》、《小杜丽》、《我们共同的朋友》、《艰难时世》和《双城记》等，虽然描写了社会对人性的挤压，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种种黑暗面，但是最后的落脚点仍然是资本主义的“人道主义”，其结局也大多数是温情的，即使是为富不仁的资产者在经历了破产或其他的折磨之后，在接受情感教育之后仍然能够懂得“仁爱”，获得“谅解”。
　　张天翼的批判则去掉了那种英国绅士式的宽容，在他的小说人物身上，往往蕴含着对人性、对国民性的深刻反思，表现出对社会、对国民性的辛辣的讽刺和批判。
　　进入20世纪30年代，张天翼成为一位承前启后的喜剧作家，讽刺文学的中坚力量。“他用讽刺的火焰，烧毁着三十年代社会一处处阴暗、龌龊的角落；用他那柄犀利、明快的解剖刀，毫不留情地挑开旧制度下一个个丑陋、颤栗的灵魂，并发出愤激冷峭的笑声——张天翼的笑。”他的“一项独特的贡献，就是他在左翼文坛里率先恢复探究国民性这个重大的文学主题”。由鲁迅极力倡导并实践的对国民性的挖掘和探究的文学主张在20年代沉寂了，随着“阿Q的时代死去了”的宣告，相当数量的左翼作家将眼光投向社会经济政治等视角而忽略或回避了人性和文化心理这些因素。对此，张天翼指出，“我们民族中的每一个分子，都把自身检验一下，看还带有你阿Q灵魂原子没有。假如我身上还有你那种倒霉的灵魂原子，那么我这个民族的一员，就会跟我们整个民族队伍在历史大陆上进展的步调不一致，多多少少总会使我们民族在进展中受到拖累，甚或是受到阻碍的。那么——我们一定要勇于正视我们身上的缺点和毛病，一定要洗涤我们的灵魂”。这种对阿Q精神的探寻和拷问，来自青年时代与“阿Q”们的纠缠，来自对鲁迅批判精神的继承，更来自对中国现实的冷静剖析和审视，来自他讽刺揭露眼光和思维的延伸。
　　张天翼首先在左翼作家中把文化批判和阶级分析结合起来，透视各个阶层的人物，挖掘“灰色灵魂”的人性弱点。在《砥柱》中，他联系民族文化的历史从现实人物的品行中反思程朱理学的道德价值。在黄宜庵跑去教训临舱的下流船客时，作者陡转直下的揭示出他其实是这一群下流的道学先生中的最“优秀者”。在《讲理》、《度量》、《旅途中》这些短篇小说中，作者讽刺的笔已经探入了人物贪婪、嫉妒、俗气、势利、精神胜利的国民劣根性的层面。一个乘客从人力车上摔下而致轻伤，他庆幸自己可以不交车钱，还要装成一副不让车夫吃官司的嘴脸。这种对人性心理上的偏拗乖误，以及邪恶的倾向的揭示得到了夏志清的赞扬，认为他“保留了人性真相的一种广度”。《包氏父子》在写出小市民阶层幻想与现实的矛盾和向上爬的心理的同时，也揭示了国民性的弱点。包国维在面对郭纯的奴相，公馆其他仆人在面对“将来的有出息的”但实际上却是脓包一个的包国维的谨慎……这些小市民的奴性在作品中一展无余；而《春风》则描述了旧教育制度下儿童所受到的戕害和“如何一个事实上毫无希望的阶级，在略胜一筹的经济状况下，会回过头来憎恨一个更低的阶级”；《鬼土日记》对虚幻的阴间做出了赤裸的揭露，等级观念、金钱政治、血腥屠杀、政治欺骗、伪道德……但是，作品中萧仲讷一直提出的“你们阳间不也是一样的吗”的反问，让这部作品的讽刺方向直指“上面”——“我”的来处。萧爷的提问便是这部作品的“眼”，它反复的提醒我们：这个阴间的鬼蜮世界其实就是现实世界的写照。正如张天翼所说，“和阳世社会虽然看去似乎不同，但不同的只是表面，只是形式，而其实这两个社会的一切一切，无论人，无论事，都是建立在同一原则之上的”。这些作品的批判力度已经超越了狄更斯的温和而步入犀利了。
　　《华威先生》是张天翼作品中批判国民性最为深刻的。这部作品发表后就引起了文艺界的广泛注意，并立即就此发生了一场论争。特别是作品被日本人作为侵华的材料介绍到日本去之后，更是引起了极大反响。一部分人认为，《华威先生》“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志气”，并且说“如果对于‘医’没有把握，‘疾’无论轻重，还是讳一讳好”；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如果能够彻底地暴露黑暗，或者并不亚于有实感地颂扬光明，因为不击退黑暗，光明也就难于来到”，进而指出，“照上那些幢幢的鬼影，使之无法藏形；指出那些创病之所在，使人们知其所洗治，正是今日文艺的最重要的的任务之一。因为这各面的种种黑暗与病根正窒息着民族的生机，正阻碍着胜利的前途”。引起一场论战，这足可以证明作品揭露的力度和深度。乐黛云先生曾详细地论述了华威先生的形象，认为华威先生是一个浮夸、虚伪的人物，是典型的官僚，这个形象体现了中国旧民族性之一部分——官僚阶级的劣根性在扬弃过程中浮出来的残渣。
　　笔者认为，《华威先生》的重要性还不仅仅在于它本身所体现的国民性的弱点，更在于张天翼在救亡御辱、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战争中能够看到潜伏在内部的危机，敢于给全民抗战泼冷水，能够发聋振聩地让人民正视抗战的现实。这才是一个讽刺作家应该具有的独特的眼光。同时，这部作品在作品之外所引发的争论既证明了作品存在的价值，也揭露和表现了国民的另一种弱点及其对它的补救。正如茅盾先生所说，“‘华威先生’那样典型的出现，而且引起了普遍的注意(我这里收到了不少读者的来信都是对于华威先生感到很大的‘兴味’的)，而且更引起了青年作家对于隐伏在光明中的丑恶的研究和搜索”。这才是作品更大的意义之所在。承狄更斯而来的批判讽刺性在这里已经实现了最大限度的超越。
　　我们提到实现超越这一点，我们往往绕不开俄国果戈理、契诃夫对张天翼的影响。俄国文学家们对现实的关注的确给中国作家们以极大的影响，张天翼在这方面也的确受益匪浅，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的作家来说，他们所能汲取丰富的养分更多地来自中国的传统文化。“寓讥弹于稗史者，晋唐已有”，自屈原而下的忧国忧民意识，在杜甫这个穷困潦倒的诗人的身上再一次获得了升华。就是不去追溯那么久远的历史，单清末的讽刺小说中就已经寄寓了作者沉甸甸的一腔爱国爱民之心，反映了中国文人的满怀忧国忧民之意。在面对和完成了一次又一次艰难选择后的中国现代作家，面对国破家亡民不聊生的现实，他们无法摆出一副绅士的面孔，说着不关痛痒的俏皮话。流在血液中的对中华民族危亡的责任感在心头燃烧，在笔尖呐喊。张天翼的讽刺中透露着尖刻，透露着辛辣，这是忧患的民族传统在新的时期的历史使命使然，正是在这一点上张天翼实现了对狄更斯的超越。
　　回顾张天翼小说的创作成长过程，他对狄更斯的接受与超越，我们能体察到他开放的心胸和眼光，体会到他不断学习进取的意志。一位学者在解读中国当代文论时曾说：“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就是把古与今、中与外的不同的文学观念、文学理论挪入到一个共同的平台，使之进行一个比较对话，而在这种对话基础上的文学的理论才是达成文学观念的普世有效性的基础。”这句话可以说是张天翼文学创作历程的写照。他正是在与古今、中外文学的对话中，有效地吸取各种营养，将之置于中国当时的社会土壤，把重心放在对现代中国人的灵魂的洞察，从而使他的创作既有传统的民族特色，又具有鲜活的现代性。张天翼对狄更斯的成功接受，为我们接受外来文学和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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