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解冻”（下）

　　12月5日，丘科夫斯基同费定会见了文化部长波诺马连科后，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波诺马连科向他们叙述了自己朴实的自由主义新纲领，并告诉他们，他给莫斯科高尔基艺术剧院的导演和演员说了，今后演出从首长的监督下解放了。12月6日，马雅可夫斯基的《澡堂》被停演了1/4世纪之后，经过重新排练，在莫斯科讽刺剧院上演。不过，就在1954年初，波诺马连科却被调任哈萨克斯坦党中央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书记，而文化部长改由原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长亚历山德罗夫担任。这里已经包含某种玄机。(注：这里和上面所提到的丘科夫斯基的日记转引自阿克秀金《赫鲁晓夫的“解冻”和1953-1964年苏联的社会情绪》，莫斯科РОССПЭН 2004，81.л.)
　　《新世界》杂志在1954年的3月号上发表了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山外青山天外天》的一部分。这是诗人对时代的感受、体验和思考的叙事诗，表达了“人的自我独立——是他伟大的保证”[3]495。“解冻”文学的典型特征就是强烈要求表现过去被压制了的人的个性、内在自由、尊严、责任感。在这首长诗中有“伟大列宁从不是神/也没有叫人造神”的诗句。4月号刊登了列宁格勒大学副教授Ф·阿布拉莫夫《战后散文中的集体农村人》的评论文章。作者大胆触及了“最神圣的东西”——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的作品，批评了巴巴耶夫斯基、马尔采夫、尼古拉耶娃及其他作家的“模范作品”，说他们不惜用粉红色油彩把平日集体农庄生活描绘成光辉灿烂的节日景象，嘲笑了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和尼古拉耶娃的《收获》千篇一律的主人公、互相雷同的俊男俊女。这一年，阿勃拉莫夫发表了自己的长篇小说《兄弟姐妹》。这是“解冻”时期头一部比较成功的描写北方农村生活的作品。
　　就在这个时候，爱伦堡的小说《解冻》在《旗》5月号与读者见面。这部小说打破了苏联文学的“常规”，没有把注意力集中于生产问题上，没有着力塑造正面的理想人物，而是把眼光移到实际生活中存在的普通人及其道德伦理冲突上，即普通人的爱情、对职业的态度和个人幸福等问题上。作者告诉人们要真诚对待一切。这部小说不算杰作，但它却打动了成千上万的人竞相阅读。9月23日在莫斯科发行单行本，当晚就销售一空。
　　也就在这个时候，特瓦尔多夫斯基把自己的新诗《焦尔金在阴曹》交给《新世界》编辑部征求意见。K·西蒙诺夫从《阴曹》的话语中看到对政治局明显的暗示，正式反映到党中央。赫鲁晓夫被其中一节——“山鼠”士兵压迫国王——激怒，开始对文学家采取行动。作家协会的实际首脑、理事会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书记、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A·苏尔科夫在苏共中央所属社会科学院讲话时指责了《新世界》杂志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5月25日，《真理报》刊登了苏尔科夫《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旗帜下》的文章，首先把打击的矛头指向波梅兰采夫的《论文学的真诚》，指责该文“有害”，因为他“反对共产主义思想，反对党的列宁主义文学原则”。他还批评了其他杂志和作家。批评佐林的剧本《客人》攻击党的传统，结果这出戏在耶尔莫罗夫剧院公演的第二天就被文化部勒令停演。
　　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最后的遗言》里写道：“爱伦堡把他的一部小说命名为《解冻》，从而创造了一个用来描绘斯大林死后时期的流行名词。可是，我们领导核心不能完全同意他用‘解冻’来表示那个时期的特征。”“我们领导成员包括我在内是赞成解冻的，但我们觉得必须批判爱伦堡的立场”。“我们有点慌张”，“我们害怕解冻可能引起洪水泛滥，这将使我们无法控制它并把我们淹死。洪水会溢出苏联河床的堤岸，并形成一股会冲破我们社会所有堤坝的浪潮。”[16]赫鲁晓夫的话表明，新领导集团对于知识分子的“解冻”要求虽然赞成但又害怕它变成冲破一切堤坝的洪水，因此便采取批判的态度。
　　6月6日，《共青团真理报》发了一篇《肯定生活——这是我们文学的力量所在》的专论。文章说：“共产党对我们的作家关怀备至”，希望他们用“鲜明的艺术形式”把“先进的思想灌输到广大读者中间”。但是，最近一个时期，一些作家“匆匆忙忙制造了不少作品，其中的主人公是些骗子、无赖、政治上道德上蜕化分子”。文章对于爱伦堡的《解冻》的评论是：“乍一看来，好像如实地描绘了生活，勇敢地激烈地提出了当代许多尖锐问题。然而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由于主要强调了生活的阴暗面，这样就歪曲了生活的真实。”[10]143苏尔科夫在 6月15日《文学报》刊登的《改进对作家思想教育工作》一文中，也有一段专门说到爱伦堡及其小说《解冻》的文字。其中说道：“我们必须严肃地、有原则地批评他的中篇小说的一些缺点。”[10]147
　　7月17日和20日《文学报》发表了主编西蒙诺夫的《伊·爱伦堡新的中篇小说》长篇评论文章。这位作协负责人之一继续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政治原则，对小说的内容和所描写的人物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认为小说中的人物是苏联社会中“少见的”，“在他们的生活里看见的坏事多，好事少”，把这些细节加在一起，“小说中就造成一幅阴暗的背景”。西蒙诺夫用了多半篇幅通过对小说中的几个艺术家形象的分析和批评，指责作家歪曲了苏联文艺界的状况。他分析说，由于作者“观察的草率和肤浅”不仅影响了“作品的思想性”，而且“对作品的艺术性也有不良影响”。在他看来，“这篇小说比起伊利亚·爱伦堡最近十五年来所创作的一切文学作品都要坏”。他的结论是：“这篇小说虽然有好的篇页，但整个小说，对我们文学来说，却是作者的一个令人痛心的失败。”[10]148-179
　　7月17日，特瓦尔多夫斯基给赫鲁晓夫写信，为讨论《新世界》杂志工作的相关问题和自己未发表的长诗，请求接见。赫鲁晓夫在党中央讨论这个问题时，指责《新世界》发表了有争论的作品及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焦尔金在阴曹》。他认为应当从这样的立场来批评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缺点：“敌人指望，斯大林死后党的路线将修正。但是他们错了。”赫鲁晓夫承认，这类“偏向”的部分责任应当由党的领导来负。“我本人有过错，对个人崇拜阐明不够，使知识分子产生幻想。”他明确表示：“现在，我们实行的和将要实行的是此前党的工作所创造的所有经验的路线。我们是列宁主义者，我们是斯大林主义者。”[13]868月3日，决定解除特瓦尔多夫斯基《新世界》杂志主编的职务。
　　尽管赫鲁晓夫和文学界的领导人对爱伦堡等的“解冻”和《新世界》杂志采取了一些“纠偏”措施，但是，这些作家的行动却引起了相当大的共鸣。爱伦堡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以及西蒙诺夫等所进行的批评和评论反而引发了“要不要揭露社会的阴暗面?文学如何表现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以及正面人物该不该有缺点?”等问题的广泛讨论。普罗托波波娃在《共青真理报》发表文章，坚持日丹诺夫“苏联文学应当善于表现出我们的英雄人物”的观点，认为 “塑造理想人物的形象目前已成为当代苏联文学带根本性的重大问题”[10]288。多数作家不同意这种意见。别里阿什维利在《文学报》上发表的《现实人物和臆想人物》一文中指出，普罗托波波娃等主张写理想中正面人物的人，实际上对社会“阴暗面视而不见”，“硬要把主人公内心斗争抹煞掉”。他们所谓的正面人物是“某种特殊类型的人”，是“无罪的天使”，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他认为，正是主张写理想人物的人把作家拖进“无冲突论”的泥坑。[10]290-291凯特琳斯卡娅说，醉心于塑造“理想”人物，势必导致说教气味。“最糟糕的莫过于编写那些早在自己脑袋里构思好的纯属正面人物了。”这些人物“完全成熟”，“无所不知”，“一贯正确”，可惜缺少了生命力。[10]296留里科夫说，这一争论是与蛮横的简单化和公式主义的争论。塑造正面的理想人物是强迫文学接受一种“伪善要求”。作家塑造自己的形象不是从配方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用玫瑰色来描绘天使的圣像，这些圣像绝不能代替生动的形象。“假如引向无冲突、引向粉饰现实、引向歪曲生活真实性的‘理想人物’这一概念占了优势，那么文学就将遭到毁灭。”[10]300-301
　　为了把文学界出现的这种要求“解冻”的情绪和行为及时控制在党的领导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作协决定召开作家代表大会统一思想。但在会前，卡维林、卡扎凯维奇等7名作家发表了《致同事们的公开信》，表达了作家对作协组织的不满和改组作协的具体建议。信中说：在各种刊物、各种座谈会和代表会议上，“年年可以听到对作协的责备”。“它的工作徒劳无益”，“这一庞大臃肿的机构无法弄清我们文学中的复杂现象”，“作协领导很少了解作家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很少考虑他们的真正的创作兴趣”。“作协已经由创作组织变为某种管理文化事业的行政机构。”[10]302公开信建议，撤销作协的各种委员会，由一些著名作家通过杂志、出版社、报刊组织创作，培养青年作家，把作协变为集体的创作组织。[10]304
　　在12月召开的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作协书记苏尔科夫作了《苏联文学的现状与任务》的主旨报告。他仍然认为，在党的路线指导下，20年来文学的发展状况是：“好”或甚至比“好”还多一些。他说：“一个作家如果陷入了狭小的‘心灵状态’，就必然要遭受失败。”“一些很有经验的作家，如伊·爱伦堡在中篇小说《解冻》中和维·潘诺娃在长篇小说《一年四季》中的失败，完全不是这些作者集中注意去批评生活中黑暗的现象而造成的。批评是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糟糕的是在于他们违反了方法上的客观法则，站在抽象的‘心灵状态’的不牢固的基础上，将作者对于苏联人的任意的主观的看法与社会的人之个性发展的规律对立起来。”[10]203西蒙诺夫比苏尔科夫要实际一些，他在《散文发展的几个问题》的补充报告中，不得不从苏联作家协会的章程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来检查苏联文学中之所以存在“无冲突论”、“粉饰现实”等现象。他认为，该定义的第二句，即“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会使人们产生“并不是任何真实性和历史的具体性都能够为这个目的服务”的错觉。因此，战后“一些作家和批评家常常随心所欲地解释这个公式”，“他们竭力‘改善’现实，其借口就是要在发展的趋势中表现现实”。他又说：“最近几十年来在我们各个艺术领域滋长起来的热衷于伟大人物和宏伟事件的倾向，无论怎么说都是和‘个人崇拜’和片面理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的任务有关的。”[10]22-25他建议删除章程中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的第二句。大会的前7天很沉闷，只是在作家奥维奇金发言以后才活跃起来。奥维奇金不同意苏尔科夫对文学现状的估计。他说：“近年来文学里出现了许多灰色的、平庸的、粗糙的东西，不仅出现了，而且混到最高地位，混到了所谓带头地位，或者说得激烈些，混到了文学的代表地位”，成为“看齐的目标”。[10]306他批评颁发文学奖金的制度不对头，不民主，没有估计到读者的意见，没有估计到公正的批评意见。肖洛霍夫也说：“近年来杂志上和书市上充塞着许多灰色平庸的文学作品 ，这股潮流泛滥成灾。”[10]310-313虽然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试图把文学的“解冻”引向新领导能够控制的范围，大会对作家协会的章程作了某些修改，同时，把曾受到批评的特瓦尔多夫斯基、潘诺娃、格罗斯曼等都选入作家协会新的执行委员会，恢复了阿赫玛托娃作协成员的资格。但是，文学“解冻”的势头并没有被压下去，广大作家坚决要求维护自己的权力，反对用政治来压制文学。领导不得不答应，今后不再随意逮捕或监禁作家。
　　1955年1月，赫鲁晓夫迫使马林科夫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这虽不能看作文学“解冻”的直接结果，但苏共领导层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无疑会影响文学的“解冻”运动。这一年，文学“解冻”开始涉及对斯大林时代某些历史的讨论。5月7日的《文学报》发表了《苏联文学的爱国主义主题》的专论。文章指责，在某些描写卫国战争的作品中，个人崇拜的影响起了不好的作用。“对战争初期的困境常常轻描淡写。”[10]34接着沙季诺夫中将在《伟大崇高的题材》一文中说：“战争初期常常被理想化”，臆造出来一个“积极防御”的神话。[10]36同时，开始对斯大林时期遭到清洗的作家恢复名誉，先后被恢复名誉的有巴别尔、布尔加科夫、梅耶霍德、维谢奥利和基尔雄；还包括“山隘”派的伊万·卡达耶夫；“锻冶场”的诗人基里洛夫、格拉西莫夫、巴赫米季耶夫；犹太诗人戈洛德内和别尔格森；还有共产党员作家考尔左夫、雅申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娃等。设立了专门编辑委员会，有选择地出版了被迫害者的一些作品，如布尔加科夫的剧本、巴·瓦西里耶夫的诗歌和阿·维谢奥利的小说；帕乌斯托夫斯基、李金和卡达耶夫的短篇小说作了修改后提供给读者。此后，官方承认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伟大的俄罗斯经典作家。阿赫玛托娃被《文学报》誉为“俄罗斯诗坛上天才和崇高的作家”[7]345。革命后在国内首次出版了蒲宁的作品集，特瓦尔多夫斯基写了前言。普拉东诺夫的一些作品也开始发表。而新创作的大部分文学作品逐渐冲破官方的模式，出现了更多不同风格的、情节更加新颖的、故事内容的展开更加自由的作品。
　　1956年2月举行的苏共二十大是赫鲁晓夫时代的里程碑，赫鲁晓夫在这次大会上作了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他把苏联自三四十年代以来出现的种种严重问题归结为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造成的后果。代表苏联作家协会在会上发言的苏尔科夫仍大谈苏联文学的成就，既没有对斯大林时期的文艺政策及其后的“解冻”做出正确评论，也没有对作家协会的工作进行自我批评。在他后面发言的肖洛霍夫则谈到苏联文学的落后问题。他不同意苏尔科夫以出版了多少书来夸耀文学的成绩，他说苏联有3 773人参加作家协会，但大都是“死灵魂 ”。“在近二十年当中，我们出版的富有智慧的好书是有数的”。肖洛霍夫在分析“文学落后的原因”时，一方面批评了大部分作家不同人民交往，不了解生活。在莫斯科大约住着1 200个作家，他们生活在“三角形的迷魂阵里：莫斯科——别墅——疗养地”，不到工厂，不到农庄，“白白地浪费生命和才华”。另一方面，尖锐地批评了作家协会，“作家协会一直被看作是一个创作集体，却蜕化成一个行政机构，由利欲熏心的法捷耶夫把持着，他什么都干，就是不帮助作家从事写作”。“为什么过去的十五年中，竟没有人告诉他，作家协会不是一个军事组织，更不是一座监狱，没有一个作家再想在总书记法捷耶夫面前立正。”[17]法捷耶夫没有得到在大会上发言的殊荣，而且从原来的中央委员被降为候补委员。
　　苏共20大以后的第三个月，也就是5月13日，法捷耶夫留下一封给苏共中央的信后自杀身亡。法捷耶夫在信中说：“我为之献身的艺术已被党的自负而无知的领导所断送，”“文学干部在当权者罪恶的纵容下，或从肉体上消灭，或被折磨致死，其人数之多，甚至历代沙皇暴君做梦也难想到。”“文学——这最神圣的事业——遭到官僚主义分子和人民当中最落后分子的蹂躏”。“列宁死后我们被贬低到小孩子的地位，被意识形态恫吓，这一切被称为‘党性’。”“我被变成一匹拉重车的马”，从事“官僚主义的事务”，“落到头上多少吆喝、训斥、教训，还加上众多的纯粹思想意识罪过”。法捷耶夫终于对斯大林时期文学和他自己的处境做了如此刻骨铭心的哭诉。他悔恨交加，感到“作为作家，我的生命失去任何意义”[14]108-109。法捷耶夫的自杀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法捷耶夫死后，西蒙诺夫在一篇文章中，用相当篇幅叙述了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被批判的经过以及作者痛苦的修改过程。应该说，法捷耶夫实际上是斯大林制度及其文学政策的牺牲品。 　　苏共二十大对文学的“解冻”无疑是一次大的推动。对于斯大林及其功过的评价，首先涉及对反法西斯战争的经验教训的认真总结。1956年，肖洛霍夫写了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叙述了一个普通战士索科洛夫在战争中的遭遇。作家以极大的同情描写这个人物，实际上是对整个民族命运的极大关注。肖洛霍夫的小说对苏联的战争文学产生很大影响。此后许多此类作品，如库罗奇金的《战争就是战争》、沃罗比约夫的《牺牲在莫斯科郊外》和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军人不是天生的》等，都把注意力转向对战争的全面深入的分析，不只叙述战争的胜利进军，而且也反映出现过的严重失利，特别注意分析战争和人民、战争和民族命运的不可分割的关系。
　　对于斯大林的批判所触及的另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对大镇压情况的揭露。1956年秋季，《新世界》杂志发表了弗·杜金采夫的《不仅仅是为了面包》就涉及这一题材。小说主题思想简单，结构松散，记叙冗长，从美学角度看并没有很高的价值，但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和《解冻》一样，它表达了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涉及当年镇压和集中营情况的作品还有加·尼古拉耶娃的《征途中的战斗》、尤里·邦达列夫的《寂静》、维·涅克拉索夫的《吉拉·格奥尔基耶夫娜》、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等。还有一批作品，像达·格拉宁的《个人的意见》、尼·日丹诺夫的《回乡途中》、亚·雅申的《杠杆》等，针砭了苏联的官僚制度。
　　苏共20大以后，文学的“解冻”仍然受赫鲁晓夫个人意志的左右。在发生了国内的第比利斯事件和国外匈牙利事件以后，赫鲁晓夫退缩了。1957年春夏，几次召开文学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会议，他亲自发表讲话，要求知识分子正确对待斯大林的成绩与错误，继续为共产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反对异己思想的影响渗入文学艺术。他点名批评了杜金采夫和在《莫斯科文艺》季刊上发表诗作《最重要的》的阿利格尔。他说：“《不仅仅是为了面包》满怀偏见的引用了一些反面的事实，对我们的立场作了歪曲的叙述。被国外反动派利用来反对我们。”[18]此后不久，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处向第三次全体会议提供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苏联文学发展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不仅批评了杜金采夫，还批评了西蒙诺夫不久前在《新世界》杂志发表的《谈谈文学》和克朗在《莫斯科文艺》发表的《作家随笔》，指责他们“给那些需要阐明的问题造成混乱”。这个报告几乎重新肯定了30年代以来包括1946-1948年的一系列决议在内的党的文学路线，重新肯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苏联文学的惟一方法。报告竟然指责兄弟国家波兰的扬·科特、普希博斯和托埃普里茨以及匈牙利的卢卡奇、南斯拉夫的维德马尔等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敌人”[10]125-126。这是向文学“解冻”刮来的一次强烈的寒流。
　　就在这次寒流中发生了轰动世界的帕斯捷尔纳克事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曾属未来派，20年代成为先锋派诗歌的大师和领袖，却被扣上“虔诚的唯心主义”的帽子一直受压制和打击。战后10年，帕斯捷尔纳克埋头写作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1955年底小说完成后，作者把书稿寄给了《新世界》和《旗》杂志。《新世界》退回小说。1956年5月，帕斯捷尔纳克把自己的小说手稿给了意大利电台驻莫斯科记者、共产党员谢尔捷奥·安杰洛一份。安杰洛把它交给了米兰出版商。1957年1月，帕斯捷尔纳克还同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1957年11月，《日瓦戈医生》在意大利出版，西方其他国家相继也有译本出版。这部小说受到西方著名作家的称赞。1958年10月23日，帕斯捷尔纳克以其“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国小说的传统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3]457而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5年前他就曾获这项奖的提名)。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立即向中央递交了一份要求采取严厉措施的报告。主席团在当天就做出决定，指示在《真理报》发表文章，批判小说的内容、揭露“国际反动派煽动冷战的手段”；通过西蒙诺夫劝阻作家发表拒绝奖金的声明；组织并公布一批作家的表态文章。在上面的政治导向下，国内很快掀起了一场声讨作家的狂潮。克格勃领导人竟以驱逐作家出国相要挟。帕斯捷尔纳克被迫给赫鲁晓夫写信，并向瑞典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声明放弃奖金。这期间，克格勃对帕斯捷尔纳克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和监控，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还传讯作家，并建议褫夺帕斯捷尔纳克国籍，驱逐出境。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已经准备了文件，只是在国际压力下，苏共中央主席团才决定放弃这一措施。虽然帕斯捷尔纳克没有被驱逐出国，但却被安置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处偏僻处所，在克格勃的监控下生活。作者曾写了一首《诺贝尔奖金》表达自己忧愤心情的讽刺诗，又一次受到威胁。(注：杨存堂主编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8卷，编选了有关苏共中央因《日瓦戈医生》获诺贝尔文学奖而处治帕斯捷尔纳克的档案文件。)1960年5月帕斯捷尔纳克离开了人世。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说：他当年没有读《日瓦戈医生》，如果读了，可能就不会那么处理。其实，当时跟着政治指挥棒批判和声讨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家和群众大都没有读过《日瓦戈医生》，因为作品还没在国内出版。对待一部重要文学作品的这种做法，充分暴露了制度的不严肃和领导人的主观随意性。
　　同帕斯捷尔的命运相比，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赫鲁晓夫时期的境遇要幸运得多。索尔仁尼琴生于1918年，是革命后成长起来的青年知识分子。1941年10月，他参加了卫国战争，担任炮兵上尉，曾获得过二级勋章和红星勋章，因在通信中同战友交流自己心中的疑虑，被捕、判刑8年，后来又流放哈萨克斯坦。在服刑期间，深入思考了国家悲惨命运的根源，后来就走上了文学道路。在创作大型史诗作品的同时，1959年完成了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小说中的一天浓缩了一个人一生的命运。这篇小说能够在《新世界》1962年11期发表，是因为特瓦尔多夫斯基通过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书记的助手请示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读了以后坚持发表。这篇小说开拓了斯大林时期的又一个主题——劳改营生活，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索尔仁尼琴是一位文学奇才，他还写了《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圈》和《癌病房》等著名小说，后来还写了揭露苏联镇压和集中营实情的《古拉格群岛》和描写1916-1917年二月俄罗斯历史史诗的《红轮》。
　　有的学者把苏联文学的“解冻”仅仅看作一种“思潮”，甚或是赫鲁晓夫等导向下的“自由化的思潮”，对于文学“解冻”的作用和意义因而也作了不恰当的估计。事实证明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文学“解冻”是斯大林之后苏联作家们自发地要求改变文学政策，先是少数作家勇敢地站出来说话，发表创新的作品，逐渐地相当多的作家参加进来。如果把作家们在不同场合的言论集中起来，那就是，要求独立地自由地从文学的角度反映和描绘社会生活的权利，反对政治对文学的粗暴干预，反对通过作家协会对作家进行严厉的行政管理，反对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实际上作为政治标准的所谓“根本审美方法”，反对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不容许再对作家滥施镇压。这些针对斯大林时期文学现实的要求，对一个民主法治国家并不过分，对苏联也是保证其文学跨越险阻、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斯大林的继承者却害怕文学“解冻”成为“泛滥的洪水”，因而对这一运动不是因势利导，而是采取堵截、控制、有时甚至谴责与反对的态度。而苏联的作家不怕威胁利诱，再接再励，坚持斗争。因此，文学“解冻”成为一场连续不断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4/fontbr />　　文学“解冻”代表着俄罗斯文学发展的一种历史趋势，是俄罗斯文学发展规律的反映。虽然，赫鲁晓夫没有完全放弃斯大林的基本理论和路线，使文学“解冻”运动反反复复、拖泥带水，而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还发生过驱逐索尔仁尼琴和审判一些作家的严重事件，但不能因此而否定文学“解冻”在苏联文学和俄罗斯文学发展史上以及在苏联改革中的作用和意义。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文学“解冻”实际上是苏联时期又一次文学复兴运动。文学“解冻”运动冲击和批判了斯大林的文学政策，对被镇压的作家恢复了名誉，解除或放宽了某些禁令，推动了作家自身的解放。国内作家开始思考革命以来特别是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生活和人民的种种苦难，许多作家扭转了自己的创作方向，开阔了题材，吸纳了多种美学思维和方法。在文学“解冻”时期，苏联文学出现了新的复兴高潮，从而产生了一批美学价值很高的作品。第二，文学“解冻”开了斯大林之后思想解放运动的先河。文学家最先站出来批评文学领域中存在的不正常现象，受到广大读者群众的欢迎和支持。后来，“解冻”也逐渐波及其他思想理论领域。这样，在苏联就形成了一个思想解放运动。这一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了苏联改革。第三，文学“解冻”使俄罗斯文学逐渐又恢复了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随着对斯大林文学路线的清理与批判，国内崭新的作品不断出现，被镇压作家的作品逐渐同读者见面，藏于抽斗的作品逐渐开禁，就使苏联人民和其他国家的人民对苏联时期的文学有了新的认识，除了官方原来推崇和传布的作品外，原来还有不少更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存在，苏联文学并非一片灰色。加上侨民文学家作品的“回归”，被人为分割的三支队伍又逐渐汇合成统一的文学阵容。随着同世界沟通与交流的恢复，俄罗斯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又显现出来。在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1965年肖洛霍夫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1970年索尔仁尼琴又得此奖，1987年布罗茨基也获得此奖。虽然，索尔仁尼琴因获此奖而被驱逐出国，布罗茨基也是移居美国后获奖的，但他们都是文学“解冻”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其成就应该算进“解冻”文学和俄罗斯文学的成就之内。
　　
　　四、俄罗斯文学发展的原因与苏共文学政策的教训
　　
　　只有把文学的“解冻”放在俄罗斯文学发展的总进程中去研究，才能比较清楚地明白文学“解冻”的原因以及它在俄罗斯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同样，只有弄清楚文学“解冻”的原因及其意义，也才能使我们对俄罗斯文学的发展有一个更深切的认识。这就是笔者给本文加上一个《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发展的一个“解扣”》副标题的原因。
　　俄罗斯文学为什么能得到高度发展，而且在苏联时代经历了那么大的曲折，迄今又能站到世界文学发展的前列?一个国家文学艺术的发展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有国家和社会提供的丰富创作素材；有独立的文学家队伍。这两者缺一不可。如果只有国家和社会提供的素材，而没有独立的、成熟的文学家队伍，没有他们深入地思考国家面临的各种问题，从而用文学的手段加以反映和表现，也就不会有伟大文学作品出现；同样，有了文学家的队伍，如果国家和社会存在的问题不紧迫、客观条件不典型，或者作家不能真实地反映现实，也写不出有代表性的、有震撼力的典型作品。
　　19世纪，俄罗斯处在不断的大变动当中。一方面，统治俄国人民的农奴制度和沙皇专制制度已成为阻碍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桎梏。从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开始，革命运动接连不断，几乎每过20年革命就跨入一个新阶段；另一方面，随着俄罗斯不断地向外扩张，国家的领土占了地球陆地总面积的1/6，统治了一百多个民族。国内的民族矛盾和国际上同欧洲大国之间的矛盾也常常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以后，连沙皇也感到不能照常统治下去了，1861年进行了农奴制度改革，试图通过由上而下的改革使国家转向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沙皇政府进行农奴制改革，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和巩固自己政权的基础，对取得土地的农民规定了极为苛刻的条件，社会基本矛盾并未得到很好解决，而且，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又增加新的社会矛盾。这种大变动及其引起的社会变迁和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就为文学家提供了丰富的思考和创作的素材。这是俄罗斯文学发展的客观条件。
　　俄罗斯国家和社会的大变革是以社会思想的进步为先导。从十二月党人和普希金开始，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都为解放祖国、摆脱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而呼号。在30年代到80年代上半叶，先后活跃在俄国思想战线上的几位伟大的民主革命思想家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柳波夫，他们同时又是文学家、文学评论家，不仅进行了民主革命的启蒙运动，而且还接受了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为俄国的社会主义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资料，对俄罗斯文学的发展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普希金之后，俄罗斯相继出现了一大批著名文学家：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萨尔蒂科夫-谢德林以及契诃夫、柯罗连柯等。这些文学家的思想、艺术风格各有不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站在反对现存制度的立场上，对现实持批判主义的美学观。普希金的诗歌表达了青年一代渴望自由的心情，辛辣地讽刺了沙皇制度的反动与腐朽。果戈里用自己天才的幽默才能鞭打和讽刺了农奴制度和沙皇专制制度。莱蒙托夫的诗歌富有反抗情绪和浪漫主义倾向。屠格涅夫是“对俄罗斯心脏的跳动最为敏感的作家”[18]。涅克拉索夫的诗歌气势磅礴，同情农民，为人民的自由歌唱。托尔斯泰被称作“俄国革命的镜子”[19]，他的作品对农奴制和资本主义的剥削、对国家、对统治阶级、对官办的教会、对黩武主义，均表示深恶痛绝。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天才的描写心理的作家。他敏锐地抓住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矛盾，揭露了人们在金钱势力支配下复杂而痛苦的感受，同情那些生活上毫无保障、受尽压迫的人们，热烈向往道德高尚而美好的生活。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是天才的讽刺作家。知识分子摆脱统治者的控制，坚决站在反对沙皇政权和现存制度的立场上，证明他们已经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俄罗斯文学家是组成独立知识分子队伍的重要部分。独立知识分子队伍的产生是俄罗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文明社会开始转变的标志之一。正是因为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家取得了独立的地位，每个作家才能独立自主地深入思考国家和社会面临的实际问题，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创作出许多不朽的伟大作品。
　　从19世纪90年代初到1917年10月这大约1/4世纪，是俄国历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一方面，这时候俄国的经济、政治、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另一方面，俄国政治、经济却面临重重危机，国内的各种矛盾，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各少数民族和大俄罗斯民族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和沙皇政府之间的矛盾，加上为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俄国同欧洲资本主义大国以及日本之间的矛盾，俄罗斯成为世界各种矛盾最集中的地方。日、俄战争中，俄罗斯的失败立即引发了1905年的革命，在这次革命中产生了各种政党和团体。沙皇政府被迫发表了建立国家杜马的宣言。但是，革命运动最终失败。革命失败后，国内的各种矛盾更加尖锐和激化。知识界围绕国家和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围绕革命还是改革展开了激烈的争论。19世纪产生的各种思想和政治流派：自由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经济主义、立宪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在俄罗斯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宗教哲学及其神秘主义等，这个时候都在宣传自己的主张，企图影响俄国的政治走向。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寄希望于工业的发展与新兴的革命阶级，主张进行有组织的群众斗争，直至用暴力推翻旧制度，建立无产阶级的专政。立宪民主党则主张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主张渐进，先建立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共和国。实践已经证明，改革和革命都有自己的局限性。由上而下的改革总是要维护统治者的利益，会使劳动人民付出长期沉重的代价。激进的革命运动必然引起暴力冲突，不仅人民会付出血的代价，而且革命后由于人民群众的民主素养差，能否建立起民主和文明的社会，是一个现实问题。另一些文化人士在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特别是1905年革命的失败以后，深信革命途径的不人道，提出了精神革命的思想，认为重要的是完善人的内心世界。对于这些争论，普列汉诺夫曾感慨地说：俄国一直处于启蒙还是革命的两难之中，鉴于人民的觉悟和文化水平低下，就应该先进行启蒙，但这却受到统治者的阻挠；为了排除启蒙的阻力，只能先推翻专制政权，但旧政权推翻后，又因为人民群众的觉悟和文化水平低下，建立不起真正的民主政权。各种思想同时存在并进行激烈的争论，正是俄罗斯面临的问题复杂、历史抉择困难的表现，也是知识分子有了独立地位的表现。所有这些困扰思想家和政治家的问题，同样也困扰着文学家。对文学家来说，同这些问题直接相关的就是：如何看待人和社会历史的关系?建立在因果决定论基础上的批判现实主义美学理论显然遇到新的挑战，现实促使文学家寻求新的思维方法。世纪之交，西方先进国家在科学技术和思想意识上发生新的变化。量子力学的产生，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问世，使人类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白银时代文学的多元美学思维以及在这些美学思维影响下产生的文学作品，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产生的。布尔什维克站在自己单一的革命意识的立场上，把这个时期看作知识分子思想上的混乱，甚至是“知识分子的卑鄙可耻的时期”[8]330，显然是对这种多元思想争论一种简单化的“唯我独革”的看法。如果认真研究一下20世纪的俄国历史和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史，就会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当时，以H·别尔嘉耶夫、C·布尔加科夫等为核心的宗教哲学家和政论家出版了《路标》文集。他们指出：狂热信奉任何理论纲领都带有危险性，轻信某种社会理论具有普遍价值是没有道理的，并批判了激进主义者自身固有的弱点。《路标》派的观点当时受到革命派的批判，而在今天看来，他们的观点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出现了白银时代的文学热，人们希望从这些文学作品中汲取对国家和社会发展有益的营养，就是一个证明。
　　1914年，俄国最早参加了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次世界大战，经过暂短的胜利后就陷入了失败与战争造成的无穷灾难之中。接着发生了二月革命，俄国的民主政权没有站稳脚跟，布尔什维克党又用武力夺取政权。国家和社会大分裂，经历了几年的国内战争。布尔什维克党在落后的俄国进行社会主义实践，采取了一系列强制性的激进政策。特别是斯大林时期，在高度集权政治的基础上，实行高速度以发展国防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和用强迫和阶级斗争手段推行农业集体化，对知识分子采取简单化的单一意识形态统治，对不同政见者进行残酷镇压。在20世纪40年代，苏联又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付出了数以千万计的生命代价。从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斯大林去世的这几十年中，俄罗斯国家所走过的道路虽然有光辉灿烂的一面：苏维埃革命是震撼世界的伟大事变，苏联社会主义的实践对于人类来说具有开创性和试验性的意义，战胜希特勒法西斯则是“世界性的丰功伟绩”；但不可否认还有另一面，在这个历史时期中，俄国人民遭受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沉重灾难，付出了半亿以上的生命代价和巨大的物质损失，而且，国家现代化、民主化、社会文明化的历史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拖延。苏维埃年代的历史和现实无疑为文学家提供最为广阔的题材。有着“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文学传统的苏联文学家必然会关注、思考和表现这些问题。20年代文学的复兴和发展就是明证。作家的审美视角不同，表达的方式方法各异，但作家共同关注和反映的基本上是战争、革命、内战以及布尔什维克党的一系列政策在国内激起的各种波澜，引起各种人群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人们思想和心灵的起伏与震颤……诗人帕斯捷尔纳克曾说到他为什么不用诗歌而改用小说来表现这个时代的原因时解释说“用语言展开剧情的形式，不是戏剧而正是散文”[3]456，诗歌是文学里的大素描。这个解释可以帮助人们理解20年代散文作品大量出现的原因。因为，革命以来国家和社会发生的变化十分复杂，只有小说才能比较好地表达。从20年代末到50年代，虽然苏联文学被迫走上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但苏联作家在特殊的环境和条件下，仍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经过文学的“解冻”，俄罗斯文学又恢复了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这同样是文学发展的两个基本条件相结合的结果。
　　除了以上两个基本原因，当然还要提到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俄罗斯民族的文化底蕴。和许多曾出现过文学辉煌的国家一样，俄罗斯文学也带着强烈的民族文化的特点。俄罗斯国家的历史不是很长，却拥有丰富的文学艺术资源，俄罗斯辽阔独特的自然风貌，俄罗斯人勤劳、勇敢、善于诙谐、幽默、向往国家强大和统一的民族性格，俄罗斯丰富的民谣、民歌、民间传说，优美而长于表达的语言；俄罗斯人信仰东正教，雄伟壮丽的教堂、宗教神话、宗教哲学、宗教伦理道德深入人心，等等。这些都是俄罗斯文学发展的源泉。凡是喜欢俄罗斯文学的人都会被俄罗斯作家深邃的思想、丰富而多彩的表现形式、歌颂自然和抒发感情的精湛技巧、优美而丰富的语言所打动，所折服。提起俄罗斯文学不能不想到果戈理、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等讽刺和幽默的大师。诗歌在俄罗斯文学中占着特别重要的地位，象征主义对俄国的诗歌影响特别大。读俄罗斯象征主义的诗，就像欣赏中国的大写意画一样，只能意会，不可言传，往往感到深不可测。而俄罗斯的普通大众却喜欢诵读，能够接受，这大约就是宗教神秘主义哲学的影响。还有一层，俄罗斯人喜欢读书，凡是到过俄罗斯的人对这一点会有很深的印象。在交通工具上，在博物馆前的排队中，许多人都抱着一本书认真阅读。作家经常会把自己的作品拿到露天广场上和朋友的集会中去朗诵。许多不能公开出版的作品，常常先以手抄本流传。作品首先要有读者，读者的广泛兴趣是文学经久不息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是构成人类社会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生产、社会经济是社会存在的基础，社会政治负责维持社会秩序和进行管理，社会文化是社会文明和社会精神的体现。这三大部分虽互有联系、互相影响，但各有分工，不能相互代替。社会文化既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同时又会影响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与变化，而且往往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与变化的先导。文学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发展和进步尤其具有自己的特殊作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主要标志是人的解放和社会的文明。人的解放是社会文明的基础，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话说，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20]高尔基有一经典名言：“文学就是人学”。文学的主要效应就在于促进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文学遵循的是美的思维，宣扬真善美，批判假恶丑，提高人的审美能力，净化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性情，丰富人的思维和想象力，从而提高人的精神素质。文学家以不同的视角解剖社会，剖析人的不同追求、不同性格、各种感情纠葛以及人的生、长、婚、嫁、病、死等生命进程，而且分析和表现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人和历史的关系，促使人们正确认识自己在自然界和社会中的地位。文学是社会的解剖刀，是社会的警世钟，是社会的名医良药。文学通过提高人的自觉性来协调人们的关系，促进社会和谐，促进社会发展不断走向文明。文学的对人的解放和社会文明的促进作用是无可代替的。
　　苏联共产党重要的历史教训就是混淆了社会政治、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三者的关系，把社会政治置于其他两者之上，从而也曲解了作为社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艺术对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特殊作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抓住了马克思“暴力革命”的理论，把夺取政权作为“革命的根本问题”，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在俄国建立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但布尔什维克没有正确对待自己的经验，把暴力、政权绝对化，把维护政权的政治看作最高原则，处处从政治着眼。在生产和经济建设问题上从政治出发，违反经济生活的客观法则，而且动不动就使用暴力，伤害了劳动人民的基本利益，造成许多严重而无法挽回的损失。在对待文学问题上，忽视了它的独立存在的特性，把文学作为政权的“齿轮和螺丝钉”，忽视了文学的历史继承性，曲解了文学对人和社会的特殊作用。到了斯大林时期，把文学完全作为政治的附属品，罢黜百家，独尊自我，为作家规定统一的审美思想和写作方法，对作家实行政治高压政策，甚至不惜用暴力镇压作家，不仅使文学在坎坷曲折的道路上蹒跚前进，而且也延误了人的解放和社会文明的发展与进步。斯大林之后，文学家掀起了文学的“解冻”运动，斯大林的继承者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斯大林的思想理论。这是苏联没有经过改革走出困境的原因之一，也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沉痛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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