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爱玲小说中自审意识的成因

　　摘要　鲜明的自审意识使张爱玲的小说总是流露出对人生的哀感理解、对人性的悲观认识和对人类文化困境的拷问。其自审意识主要源于她极盛而衰的家世、缺乏温暖的童年、特殊的文化环境及沦陷区的生活经历。对这些因素的了解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张爱玲的作品。

　　关键词　张爱玲；自审意识；人性
　　
　　张爱玲虽然声称其小说要展示的是“人生安稳的一面”，但在创作中却惯于揭示“在不可避免的时代沉落中人的生存状态”，抨击腐朽文化对人性的消蚀。揭露现代文明对人心的蒙蔽，流露出对人生的哀感理解、对人性的悲观认识和对人类文化困境的拷问。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充溢着对人生否定倾向的文本总是使读者产生强烈的悸动和不安。文本中鲜明的自审意识穿透斑驳参差的生命表象，自觉地审视着生命与存在。这种自审意识主要源于她极盛而衰的家世、缺乏温暖的童年、特殊的文化环境及沦陷区的生活经历。
　　
　　(一)
　　
　　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同光“清流派”的中坚人物，外曾祖父李鸿章更是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显赫的门第和祖上的余荫，使得张家的后人过着丰裕的生活。这也使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软弱无能的遗老遗少，一半生活在现在。一半生活在过去，对昔日繁华的追忆成为其亲族们在落寞现实处境中的日常功课。张爱玲极为清醒地认识到这一阶层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并对它进行深刻的剖析，反映到创作中则表现为对于人情世事始终保持高度的警觉与审视。从她作品中一贯笼罩的浮华虚无的哀感气息和面对沧桑变幻的无限慨叹来分析，经历了几世荣耀而日渐没落的颓败家族带给她的，可能是一种强烈的失落者心态；又时逢内忧外患、文明轰毁的特殊历史时期。生性敏感多思的张爱玲由此很容易对人性、对文明产生悲观的认识，甚至将人性中丑恶的一面加以放大。家庭的沉沦、社会的混乱对个人来说是个可怕的梦魇，但对走上以文为生的小说家张爱玲来说，却成为她认识生活、揭露人性缺陷的一笔宝贵财富。
　　
　　(二)
　　
　　在海明威看来，要成为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就是不愉快的童年。这种情形古今中外广有佐证。张爱玲亦是如此。《私语》中记述了她孩提时代的往事：“领我弟弟的女佣唤作张干，裹着小脚，伶俐要强，处处占先，领我的何干，因为带的是女孩。自觉心虚，凡事都让着她，我不能忍耐她的重男轻女的论调，常常和她争起来，她就要说：‘你这个脾气只好住独家村!希望你将来嫁得远远的——弟弟也不要你回来!”’她后来说：“张干使我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我要锐意图强，务必胜过弟弟。”显然，性别意识此时已在张爱玲幼小的心中萌芽。在她8岁时，家庭内部出现了破裂的阴影：先是典型封建遗少式的父亲嗜毒成瘾，那个会吟诗作赋、有着深厚旧式文化教养、对女儿的写作才华颇为赏识的父亲渐渐远去。不久，父母离异，张爱玲便开始生活在由鸦片、后母等构成的死气沉沉的旧家庭氛围中，得到的不是爱的温暖，而是封建家长制的专断、粗暴，直至与后母发生矛盾而被父亲囚禁虐待达半年之久。这使她最终逃出父亲的旧家来到她眼中“理想的”带着罗曼蒂克之爱的母亲的新家。在张爱玲的童年时期，母亲曾两次出国，后又与父亲离婚，母女间是聚少离多，母亲之于张爱玲自然会产生一种“辽远而神秘”的感觉。然而，这层神秘的面纱很快便在母女朝夕相处的现实中褪去，起因却是毫无浪漫感的、由母亲供给的生活与教育费用——金钱，她甚至能从母亲的神态中察觉到母亲“一直在怀疑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母亲的家很快就“不复是柔和的了”。少时的家庭变故加重了张爱玲的敏感自审气质，促使她在以后的创作中大多从两性婚恋、家庭矛盾的角度揭露人性的弱点。
　　
　　(三)
　　
　　张爱玲成长于中国新旧文明交替间杂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旧的东西正在崩坏。新的在滋长中”。新旧文化并存是那个时代的主导文化形态，而滋养她创作的又恰好是有着新旧杂糅文化的上海、香港——中国现代殖民大都会的典型代表城市。这里处处流淌着因华洋文化杂处而显得冲突、尴尬、耐人寻味的奇特文化景观。丰富驳杂的东西方文化交汇带给张爱玲的。并不是“五四”文化精英所取的传统与反传统的对立思考方式，而是绕过非此即彼的简单对立模式，站在城市的一角冷眼旁观、无情审视着她所面对的城市。她的家庭背景使她谙熟古老中国生活圈里的一切，她的封建遗少式的父亲让她对清朝遗老文化最不堪的一面深有体会。同时，母亲的影响、公共租界、西式教育等，这些切身体验使她能够跳出单一的文化范式，以较为客观的局外人眼光看待东西方文化各自的局限和尴尬。正如她在《双声》中与炎樱的对话：“现在的中国和印度实在是不大好。至于外国，像我们都是英美的思想空气里面长大的，有很多的机会看出他们的破绽。”
　　张爱玲对政治意识形态也能始终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在其小说红遍上海滩时。便对“高高坐在上头，手执鞭子的御者”的理论关怀表示拒绝。她在《自己的文章》里说：“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因为现在似乎还没有这样集中的客观题材，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朴素，也更放恣。”对于1940年代集体主义的强制规范和1950年代的一片颂歌，张爱玲同样采取了冷眼旁观的态度。她对时世总是感到“惘惘的威胁”，觉得自己时逢乱世，全国解放使她在一向反感左翼的情感作用下感受到的只是一个更大的乱世，她陷于陌生的孤独和恐惧之中。但她尽可能地抓住体验感知这个陌生社会的机会，曾特意下乡到杭州农村住了几个月，也曾参加旅行团外出采风，搜集外面的信息。她用自己特有的方式与这个新的世界交流。并继续走在披露人性的文学道路上，避免了当时政治气候下的人云亦云、急功近利的时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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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使得文艺的工具性和组织性大大加强，对文学艺术自身的追求被悬置一旁。然而这种现象在沦陷区却有所不同。留守其间的大多是在鲜明的政治范畴以外求生存的文人，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孜孜以国家民族大业为念者，如傅雷、柯灵等人，他们在矛盾和挣扎中选择沉默作为其个人道德和民族气节的试金石；另一类则从人的角度看事情，比较不受民族气节说的束缚。有人选择逃避现实，但也有人因为战争而对人性有了更深刻的体认，后者显然以因小说集《传奇》的出版而光耀沦陷区文坛的张爱玲为代表。1942年11月，《大众》在其创刊号的献辞中这样宣称：
　　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谈政治?因为政治是一种专门学问，自有专家谈，以我们的浅陋，实觉无从说起。我们也不谈风月。因为遍地狼烟，万方多难，以我们的鲁钝也觉不忍再谈。
　　我们愿意在政治和风月之外，谈一点适合于永久人性的东西，谈一点有益于日常生活中的东西。
　　我们的交谈对象，既是大众，便以大众命名。我们有时站在十字街头说话，有时亦不免在象牙塔中清谈。我们愿在十字街头上的读者。勿责我们不合时宜，亦愿象牙塔中的读者，勿骂我们低级趣味。
　　宣言真实地反映了沦陷区以张爱玲为代表的部分作家的现实考虑与历史选择：政治既不能说，风月又不忍说，能够说而又愿意说的。便是“永久人性”与“日常生活”。在这种似乎是被动的选择背后，却隐藏着更为深刻的生存体验、心理动因与观念变化。劫后余生的沦陷区作家在经历了独特的生命体验后，重新关注身边被遗忘、被忽略的东西，发现正是这些琐细的日常生活构成了最基本、最稳定，也更持久永恒的生存基础，而个人的生存又构成了整个人类(国家、民族)生存的基础。张爱玲说，在“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的生存大危机、大恐怖里，“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总要)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于是，要“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对于日常生活的重新发现，使得张爱玲开始对人性及人的基本生存作形而上的思考。这种思考绝不是出于抽象的理论兴趣，而是对于战争下“人”(个人与人类)的生存困境的一种紧张探寻，它既是超越的，又具有极强的时代性与现实性。她的作品表面上远离时代与政治，但因其强烈的自审意识而对战争中人的生存困境和人性弱点特别关注。使得其作品成为一种时代艺术。
　　世界性战争导致的众生的挣扎与灭亡、战争中个体的孤独与渺小，使张爱玲生发出个体生存的危机意识，开始质疑人的理性，而解围后香港人所表现出的在战争废墟上对“饮食男女”的欣然专注，又使习于自审的她深感人性的盲目与人的可怜，不禁要怀疑现代文明是否真有所谓的“进步”，进而致力于刻画人性在英雄神话破灭后的自私、贪婪、冷漠与丑陋。这种对人类文化困境、人性弱点的审视成为张爱玲小说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征。
　　苏格拉底说，一种不加审视的生活还不如没有的好；20世纪德国思想家卡西尔也认为。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就在于这种审视之中，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中。张爱玲以冷静而不乏犀利的笔触，对处于文化和生存困境中的人性弱点所进行的客观细致的摹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深沉审视，正是使其文本具有独特认识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了解其自审意识形成的内在因素和外在社会文化环境，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她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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