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生地主今生客　三生同听一楼钟

　　关键词：吴中 楚地 狂人 浪漫 情感
　　摘 要：湖南诗人易顺鼎一生多次入吴，对吴中山水一往情深，他的诗歌也体现了吴楚兼备、清丽放恣的总体风格。表现在具体创作上，有以下特色：1.以浪漫的夸张想象来贯穿吴中山水；2.以浓烈的情感表达来描摹客观之景；3.以狂逸的精神气韵来深化吴中山水。
　　
　　在晚清诸诗人中，易顺鼎是独特的存在。在历代吴中①山水诗中，易顺鼎的吴中诗也是独特的存在。他的诗提供了湘人入吴的视角，既继承了小谢以来南方山水诗清绝、秀丽、境界空灵的特点，又“诡奇恢丽”②，用笔放恣，富有浪漫主义的风格。
　　这样的风格，与易顺鼎对吴中的独特情感有关。光绪九年，易顺鼎姐易莹去世，父亲佩绅扶乩，“李仙”指点说，易顺鼎为“吹箫王子，乞食张郎”。他的《题张梦晋画折枝长卷寄宗室伯羲祭酒绝句八首》③序详细记载了此事的前因后果，并说：“余自少时……即结想吴中山水”，“每经行邓尉元墓与山塘七里间，忽忽如有所失”。张灵转世之说，使他对于吴文化有异样的认同，“一见吴波便有情”（《偕诺瞿上人访太湖熨斗柄还宿圣恩寺得诗二十二首》之二十二）。
　　但正如丹纳所认为的，时代、种族和环境是文学的三动因④，易顺鼎自然也无法摆脱楚文化,尤其是楚辞的巨大的影响。他的朋友程淯称他：“禀心骚雅，嵚奇瑰伟如此。或且比于美人香草之托吟，非能读哭庵诗，非知哭庵者也。”⑤宋育仁说他“禀心骚雅，探情忠孝”⑥……《隆竹卿统带自肇庆军中寄诗二律和原韵答之》一诗中，他自称：“生长三闾香草地，故应哀怨祖离骚。”
　　他的吴中诗，也包含着楚辞激扬飞动、色彩奇丽、想象丰富的特色。《天井道中梅树花已盛开一首》中的“嘉树生南国”，化用了屈原的《橘颂》。“秋峥嵘兮萧瑟，春窈窕兮融怡”（《将重游包山适遇秦散之少尉》），用了楚辞“兮”字句式。他吴楚并提：“吴楚皆以洞庭胜。”（《题唐子畏黄茅渚图即用唐原韵》）他无法摆脱楚人的眼光：“老子平生腰脚顽，笑他吴地太清孱”（《十二月二十四日雪中独游邓尉元墓宿圣恩寺还原阁》之三十），“谁知具区八百里，还似潇湘三六湾”（《题唐子畏黄茅渚图即用唐原韵》）。
　　一、以浪漫的夸张想象来贯穿吴中山水，景物描写达到了虚实相间、柔中带奇、境界开阔的艺术效果
　　易诗注重突出江南景物的秀丽和柔媚。吴中多水，他的笔下便频频出现：烟波、吴波、太湖水、溪边、吴江波、越溪……他用“白苎”写歌，“黄梅”写雨，“西江”写月，桥是“虹桥”，柳是“细柳”，又以“回”、“窈窕”、“绕”……写山水的绵延，以“测测”、“丝丝”描摹江南烟雨……而在这些景物中，作者又加入了楚辞意象：山鬼、鬼、鬼歌、鬼唱、鬼气、鬼萝衣、蛟龙、龙、东皇、山灵、六龙、精灵、灵踪、艳魄、夔罔……江南实景与楚辞想象的结合，开掘了江南山水中幽深奇丽的一面。易诗突破了传统的江南诗注重写实、格局较小的风格，是典型的易顺鼎式的抑郁奇崛、浪漫无羁。他写邓尉元墓，就说：“此时恐有蛟龙起，吹我还元阁上灯。”（《十二月二十四日雪中独游邓尉元墓宿圣恩寺还原阁》）他写鼋山松影石，就说：“五大夫耶十八公，何年走入石腹中。一入万古不得出，从此题为松影石。”他还运用夸张、对比的手法，提炼景物，形成了境界开阔、色彩浓郁、奇崛幽深的特点。《十二月二十四日雪中独游邓尉元墓宿圣恩寺还原阁》：“尚有梅花三万树，东南天地未萧条”，“万山如墨一灯红”，“除却升天别无法，茫茫银海不能归”。这种想象的方式，继承了楚辞想象中色泽瑰丽的特点。他善用夸张和纯化的方式，柔中有壮，柔景壮写，如“万花如海月如潮，桃花如火不烧楼”（《山塘冶春词六首》）……也有楚辞的幽深诡怪：“湖天月黑鬼母号”、“万山如墨一灯红”（《十二月二十四日雪中独游邓尉元墓宿圣恩寺还原阁》）……更有楚辞中上天入地的精神：“欲化苍龙天不许，免向人间受斤斧。”（《鼋山松影石歌》）这种想象有时又与他与生俱来的“狂气”相结合，如《鼋山松影石歌》：“谁言此物终无用，与娲补天尧作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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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浓烈的情感表达来描摹客观之景，打破了以盛唐王维为代表的山水诗物我两忘、富于禅理的艺术特色
　　易诗包含着他眷山恋水的情感线索，他是以游子归家的心态来体悟自然、感叹山水的。1884年，虽然是首次入吴，他却把自己的身份定义为“未归客”，对吴地的情感则是“苦忆”，对自己的入吴，他定义为“归乡”，对吴越山水，是“重来”、“重听”、“苦忆”。因此，他对于吴地山水的清奇，不仅仅是发现，更多的是感叹。正是在这样的心态影响下，他不可能以冷静的笔法来描摹苏州，而是以“主观”之情写有我之境，主观之情观吴地山水，包含着强烈的赞叹。
　　他的诗歌包含着自己恋山恋水的独特形象，他特别善于描写面对山水的痴迷的状态，“山楼月上归来客，坐到山楼月下时”（《偕诺瞿上人访太湖熨斗柄还宿圣恩寺得诗二十二首》之二十一），他还从前身今世的角度描写：“吴越山水泪痕深”（《三生石》），“黄土前身呼梦晋”（《题诺公一蒲团外万梅花图用鹿庐体》）、“知是前生是此生”（《由上海至苏州绝句》），“前生地主今生客”（《过苏州吊曾季硕女士因访前生张灵墓兼省亡儿墓作》），“嗟余前生亦吴客”（《为王芾卿题所藏徐俟斋先生画山水即和芾卿自题原韵》）。
　　情到深处，他以奇语出之：“他日必埋骨于此”《题张梦晋画折枝长卷寄宗室伯羲祭酒绝句八首》，“还君此图三太息，梦飞邓尉支硎边”（《为王芾卿题所藏徐俟斋先生画山水即和芾卿自题原韵》）。甚至在多年以后，生命的末期，他仍然说：“我有墓在邓尉中。”（《雪后徐园探梅作》）他甚至有飞来奇笔，这就是在《十二月二十四日雪中独游邓尉元墓宿圣恩寺还原阁》中所咏叹的：“我亦从天乞活埋”、“指点前身埋骨处”、“愧我犹为有发僧”、“新鬼故鬼”……这样的字句的反复出现，反复咏叹，使得他的全诗的情感浓烈、执着而绝望，包含着强烈的楚辞式的悲剧色彩，是屈原的“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着精神的转化。
　　他在《庐山诗录自记》说，“余诗尚有在山水外者”、“身世之故，寄托于山水之间。”⑦从他反复出现的“鲁连心”“不平鸣”、“念早灰”、“愁无极”，“愁思茫茫”等诗句来看，他的“山水之外”，不仅仅是他的人生不得志之感的，其实是“当时只叹吴为沼，岂识神州有陆沉（《登北塔寺和韵》）”，“江南痛哭欲同谁”（《过苏州吊曾季硕女士因访前生张灵墓兼省亡儿墓作》），“金阊门外哭秋云”（《舟泊阊门作》）。正如汪辟疆所说：“故同为山水游宴之诗，在前则极模山范水之能，在此则有美非吾土之感。”⑧这也是其山水诗表面的潇洒背后，强烈的悲剧精神所在。
　　这样的描写，情显而景明，打破了以盛唐王维为代表的物我两忘、富于禅理的山水传统。看似杂乱，其实以自己的感情投射山水，文中有我，是“以气胜”，“其真气犹拂拂从十指出”⑨。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4/fontbr />　　三、以狂逸的精神气韵来深化吴中山水——表现为吴楚狂人的自我形象、对历史人物的重新解读和怀疑精神
　　吴楚地多狂人。吴中狂士多源自唐祝文周式的放浪不羁。易顺鼎一贯以狂人自诩，他津津乐道于自己儒生以外的自我形象：“行乞客”“酒人”“枫人”“太湖精”；他行为潇洒飘逸：“醉骑”“趺坐”“醉卧”“独立天涯”；他流连青楼楚馆：“词人末路似夫差，销尽雄心付馆娃。”（《盛园游春遇雨》）表面上看，这是荣禄所嘲笑的“胡闹”，但正如他《赠内》诗云“酒人无暇求封侯”，他正是以这样的形象来对抗主流意识形态。这种张扬的个性，与传统的吴越文人如出一辙。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经过心理暗示，吴地文人所特有的孤标傲世、清隽疏放的个性，艺术化的生活方式，潇洒飘逸的人生态度，通过张灵这一媒介，在易顺鼎身上的特殊复苏。

　　这种“狂”，更是楚狂接舆的“非汤武，薄孔丘”的气概。“三十功名尘与土，五千道德粕兼糟”，这种具有前现代色彩的反抗精神，体现了他对于儒家传统的否定。在《吴门仲秋月夕被酒与诸友狂走市上作歌》中，他蔑视礼法、笑傲王侯，将自己比作桓温、李广、张俭……“陈遵岂愿尚书期”、“幅巾不学郑康成”这样的诗句，让我们看见了易的反叛与狂放。他赞赏李白式的“不脱宫袍市上眠”，他推崇杜牧式的“十年一觉扬州梦”，他否定儒家厚古薄今传统：“今人空胜古人狂，古月何如今月好。”他还自比李贺和李广，甚至上升到命运的高度：“古来达人多潦倒，休伤我辈沦秋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对于传统人物的褒贬中，打破了传统儒家的评判标准，体现楚文化中强烈的异端精神。他同情夫差，《苏台曲》叹息说“尽掷黄金买歌笑，君王不信乌啼苦”，他对西施入吴的政治意义毫无兴趣，只关注西施灭吴后的命运，“尚有千丝渔网在，西施不被越王沉”（《再和》），体现了典型的末世历史观。他能超越帝王将相的历史，关注普通人的命运：“越溪尚有如花女，不遇吴王空自怜。”（《西施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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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易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借酒使气的，“十二万年”未见的，傲岸不群、放诞不羁的狂人形象。
　　当然，尽管易顺鼎自称为“视苍昊帝如仇敌，对素王师若路人”（《今日》），但在近代多狂人的情况下，易顺鼎之“狂”，本质上还是属于儒家“狷”者的范畴——不得志中的不合作，不是革命党，甚至不是改革派。这也是他尽管否定儒家教条，却不能跳出老庄的范畴。尽管也求“真新”，但却仍然被目为保守派的主要原因——当然，他个人的痛苦也正在于此——传统士大夫的角色，面对近代文明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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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易顺鼎的吴中诗，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易顺鼎山水诗随物赋形的特色。既不是庐山诗的“雄伟恣肆”（张之洞语），不是洞庭诗的气势纵横，不是燕赵途中的英雄气概，更不是经历了弃官、剪发、理想尽失后，寓居上海的《哈园、愚园看花》时的艳丽狂放。而是湘人吴诗，吴诗湘风，亦湘亦吴，是吴越山水的柔媚和秀丽笼罩下的清奇恢宏、感慨兴亡的风格，既是复，又是变，既是传统文人士大夫对于以吴中为中心的江南一地的想象，又包含着清山丽水所难以容纳的救世情结，其中楚文化、楚骚底蕴却是最本质的，尤其是楚文化中离经叛道的一面，给了他很大的影响。这种吴楚文化的整合与出新，恰恰体现了他的“真新要从真旧出”的创作主张。
　　易顺鼎又以“真性情”（《读樊山后数斗血歌后作》）出之。这种真性情，就是易顺鼎在《哭庵传》中所说：“初为神童，为才子；继为酒人，为游侠；少年为名士，为经生，为学人，为贵官，为隐士。”体现了多种气质及行径的结合。所以“忽东忽西，忽出忽处……若儒若墨，若夷若惠”⑩，这就使得他的诗歌，能够包含对末世的思考，对自我处境的思考，蕴含着强烈的写实精神，是虚与实的并存的方式，摆脱了吴地世俗精神的影响，气势豪纵，眼界开阔，文人气息更浓。也正因此，他的浪漫主义，尽管也是境界开阔，但缺少屈原式的宏大气魄，尽管也瑰丽幽深，却不如屈原的瑰艳奇谲、飞扬跋扈。在情感上，融入末世诗人的强烈的归隐情结，忘情山水，就使得楚骚文化中的强烈的悲壮激烈的情怀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冲淡、消解和改变。
　　
　　① 本文所指的吴中，是比较狭义的吴中概念，即苏州府下辖的吴县、长洲县、元和县、新阳县、昆山县、常熟县、昭文县、吴江县、震泽县等地，易顺鼎在这一地区诗歌风格比较统一。
　　② 陈声聪：《兼于阁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0月第1版。
　　③ 如非特别注明，本文所引易顺鼎诗，均出自《琴志楼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④ 〔法〕丹纳着：《艺术哲学》，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⑤ 程淯：《琴志楼编年诗集题辞》，易顺鼎着《琴志楼编年诗集》，民国九年刻本。
　　⑥ 宋育仁：《琴志楼编年诗集序》，易顺鼎着《琴志楼编年诗集》，民国九年刻本。
　　⑦ 易顺鼎：《庐山诗录自记》，易顺鼎着，王飚点校《琴志楼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第1页。
　　⑧ 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汪辟疆说近代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85页。
　　⑨ 汪辟疆：《光宣以来诗坛旁记》，《汪辟疆说近代诗》,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219页。
　　⑩ 易顺鼎：《哭庵传》，易顺鼎着，王飚点校《琴志楼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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