眷恋与隐忧——论刘醒龙的乡土情感

　　【摘要】刘醒龙的小说表现出了一种对比鲜明的审美向度：对传统乡村文明的歌颂和对现代都市文明的批判。为乡土逐渐被现代都市文明所浸染而忧心忡忡，并试图用善心及爱的力量重建他的乡土生活理想。

　　【关键词】刘醒龙；眷恋；隐忧；乡土情感
    
　　上世纪中期以来，许多作家都在“进城”的潮流中歌颂现代都市文明，暴露甚至丑化农村的粗鄙和落后，而刘醒龙却对乡村乡镇寄予着理想化的情感，他笔下的乡土成了体现他生命理想的载体。一方面他着力寻找和倡扬代表中国传统美德的乡村文明，表现出对纯洁、美好乡村文明的留恋和渴望的那份固守之情；与此同时，他又以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关注社会人生，“直面现实、正视现实、将现实的矛盾、现实的症结忠实地‘记录’下来，于是我们在这些作品中，看到了新的社会矛盾、新的人际关系。”看到了社会转型期乡村乡镇的艰难世事和矛盾冲突。他的作品真实地写出了精神家园被污染的境况，为乡土逐渐被现代都市文明所浸染而忧心忡忡，并试图在作品中重建他的乡土生活理想。
　　在刘醒龙的审美图式中包蕴着浓重的“乡村情结”。20世纪末，回归乡土已成为一种大众的审美心态，刘醒龙自然也有一份回家的热望。他把乡村视为自己的精神家园，灵魂的栖息地。但与废名、沈从文等人的田园抒情小说的创作传统相异，他没有凭借浪漫奇丽的想象营造世外桃源般的乡村生活情景，而是以极富写实功夫的笔力，尽可能的原生态地平静地展示清纯、质朴、宁静的田园风光以及从世俗的人群中寻找勤劳、守土等劳动人们的传统美德。在《秋风醉了》中，王副馆长的父亲在家闲不住，满街转着为人补鞋。《村支书》中，方建国作为一个在最基层工作20多年的农村党支部书记，他身上的正直、勤恳、善良、无私的高尚品德和任劳任怨、默默奉献的精神是一种定型了的精神。他用一个共产党员的人格力量凝聚人心，召唤群众，甚至使只顾自己发家的文村长也幡然悔过。这种崇高使刘醒龙笔下的人物表现出一种道德和人格上的优势，显现出巨大的精神力量和人格魅力。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进入商品经济社会，社会转型以及90年代明显加快的城市化步伐带来并加剧了民众的精神异化。“由于人们的生活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不断改善，城市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人们的物质欲望，所以崇拜科学、经济至上已成为一种现代理性。科学崇拜使科学技术之外的精神被漠视，经济至上则使传统的价值观和一般的伦理道德屈从于商品市场的运作。因此，与城市化相伴的往往是享乐主义的盛行和精神家园的失落。”无论是都市还是乡村，人们的心态精神都发生了骤变，乡村乡镇的静美和谐、善良纯朴也正在逐渐消失，农民的生态和心态已今非昔比，他们正在丢失和抛弃传统的美德。《火粪飘香》入木三分地表现了农村的人情冷暖、吴四哥的生存窘状；《黄昏放牛》中，跟随大儿子在城里生活了六年的老劳模胡长生回到乡下，却发现农村里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从乡村干部到底层百姓都存在着投机取巧、好逸恶劳、缺乏公德意识等诸多问题。正如德权所说：“世道变了，往日那一套全作废了。如今谁的钱多，谁就当劳模；谁会搞歪门邪道赚钱，就让谁当干部。现在的年轻人谁还种田，一天到晚就想着如何到外面去发财。”儿子和儿媳不理解他，镇长和乡亲们也嘲笑他。胡长升“变糊涂了”，“自己明明有很多道理”，可在当今的世道里，他“一点道理也没有了”，他只能回顾过去虽然艰苦但精神昂扬的岁月。《孔雀绿》中老劳模吴丰祥也因贫困与社会风气的柯染而偷盗国家财产，环境与贫困的力量逐渐吞噬了他。在这个变革的时代，物欲膨胀与精神萎缩使这些昔日的英雄和模范要么发生蜕变，要么变得不合时世。面对这个百废俱兴的时代，在刘醒龙的小说中我们却感受到了更多的忧患。但这绝不是作家们的凭空臆造，而是现实生活的必然反映。农业大国现代化之履举步维艰，身居底层的广大农民背负最重，经济理性的张扬，伦理道德意识的弱化，再加上体制和政策在某些时期的某些失误，往往使得他们无所适从。即使是作者所推崇的村支书方建国，面对农村贫困、党组织软弱涣散和社会上的腐败现象也感到无可奈何、无能为力，在改革大潮的冲击下似乎成了一个无用的好人，是改革时期不合时宜的带有悲剧性的人物，而与之相对的寻求个人发家致富的文村长倒成了一个公众形象，发人深省。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4/fontbr />　　作者笔下的现实其实也正是他对乡村文明的思考：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在向商品化转化过程中正在受到城市文明的侵蚀而丢掉传统的道德，难道几千年来所积淀留传下来的乡村文明在社会转型期不值得发扬光人吗?难道实现现代化过程一定要以文明的衰落、道德的退化为代价吗?
　　作为对外部世界保持敏感和警惕，对人生有着深层体悟和感知，具备道德沉痛感和价值关怀的作家，刘醒龙用真诚的写作姿态，真实地还原世事的本来面目，不遮蔽，不粉饰，不假想，让事实说话，他的作品“以较前更全面、更冷静、也更求实的眼光，以不回避的正视姿态，来看待现实关系的复杂性和某些现实问题的尖锐性，没有削平、淡化、或回避生活中的新出现的重大矛盾，也没有简化现实关系的新的形象和新图景，提出了某些令人警策的社会问题，而使人倍觉新鲜。”
　　很显然，刘醒龙的小说创作是以寻找过去的乡村文明，重构美好的精神家园为核心内容的。对逐渐远去和消失的精神家园，作者不仅仅是怀恋和回顾，也有着重新建构那种（下转第87页）（上接第60页）没有受到污染的、纯净的、诗性的传统乡村文明的追求和期盼。他希望用美清除丑，用善包容恶，“为那一个个无家可归的灵魂开拓出一片栖息地，提供一双安抚的手”。
　　对刘醒龙来说，生命要用爱与仇恨相抗衡，“惟有爱是伟大的永恒的。它关怀一切，抚摸一切，温馨一切，化解一切。只要有爱，所有应该改变的，最终肯定会改变。”在《伤心苹果》中，明大妈说，“这个世上爱心比什么都重要，它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可有时候说起来难做起来容易。”这种关于爱心的言论虽然显得幼稚，但是我们却可以看到作家对爱心的力量所寄予的希望。在明大妈看来，有的问题的解决不一定需要通过关系和钱来解决，而是通过爱就可以解决了，所以她领着孩子们唱关于爱的歌，“我爱工农，工农爱我；我爱县委，县委爱我；我爱国家，国家爱我；我爱领导，领导爱我；我爱工作，工作爱我；我爱劳动，劳动爱我。”作家正是通过作品中明大妈之口表达出自己的通过爱来改善社会、解决问题的浪漫与希冀。在《伤心苹果》里，明大妈用爱心感化了组织部的官员，使石祥云的工作能顺利的得以调动；在《生命是劳动与仁慈》中，流氓工人汤小铁受劳动与仁慈的感化，从一个流氓、恶棍变成了一个勇斗蟒蛇的英雄；一心想搞跨阀门厂处心积虑挖阀门厂墙角的段飞机，受仁慈力量的感化在阀门厂濒临倒闭之际主动将定货单送给阀门厂，并去狱中探望因无钱过年而抢劫的民工。在刘醒龙的小说中，善心及爱表现出的力量明显的被作家夸大了。这种愿望和理想在如今这个“浮躁”而又“尖刻”的市场经济社会里，在“生存压倒一切”的城市里，在物欲膨胀人文精神萎靡的社会里，怎么可能寻找得到那种安宁、温馨和祥和呢?然而作为一个民族精神家园的守护者，这种真诚的呼唤、热烈的企盼、不懈的追求显得是那样的宝贵，是值得我们同情和敬重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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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周水涛.“城市化”的乡村小说[J].文艺评论，2004．
       [3]雷达.现实主义冲击波及其局限[N].文学报，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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