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国的管理会计制度环境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没收官僚资本、改造民族资本和大规模经济建设，国有经济迅速成为我国经济的主体。在国有经济主体地位形成的同时，以计划管理为特征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也逐步得以确立。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尽管在当时对我国经济在比较落后的基础上迅速增长并建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无疑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随着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国民经济活动标，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明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马建堂和刘海泉，2000)。
可以看出，截至目前我国的经济体制仍未完成从计划向市场的全面过渡，或者说，我国仍是一个转轨经济国家。根据Roland(2∞O)的观点，转轨经济的基本特征首先表现为政府对企业经营的过度干预。首先，政府对企业的干预通常都是出于政治目的。另外，即使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是以效率作为出发点，但由于政府在与国有企业的契约关系中，同时扮演“裁判员”与“运动员”的双重角色，而在与私有企业的契约关系中，却只作为“裁判员”，因此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承诺要比对私有企业的承诺更容易失约。国有企业中普遍存在的“棘轮效应”(Ratchet Effect)和“预算软约束”(SoftBudgets)就是其具体的表现形式(Kornai，1980‘Roland和Sekkat。2000)。当然，私有企业也可能同样存在棘轮效应与预算软约束问题，但是由于政府对私有企业干预的成本要显著高于国有企业，从而私有企业遇到的上述问题往往要比国有企业轻微得多(Shldfer和Vishny，1994)。
其次，转轨经济国家通常都未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包括产品市场、经理人市场、控制权市场和司法体系等)。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所面临的政策性不对等竞争条件具体表现为生产资金密集程度过高、背负沉重的职工福利负担、严重的政策性冗员以及部分产品仍存在价格扭曲等；至于我国的经理人市场，钱颖一(1996)指出，我国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员虽然能够在资产使用方面获得相当的控制权，有关企业控制权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即对企业高层经理人员的任免权，却仍然牢牢控制在政府手中。黄群慧(2001)认为我国国有企业经营者系统或国有企业干部人事管理制度由于“路径依赖”而处于一种被“锁定”的状态，虽然这种具有行政级别的企业经营者制度从企业经营管理角度看并不是最有效率的，但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初选择的“选择优势”而很难退出，因而也就不能转移到企业家的职业化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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