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社会资本与新加坡华商跨国行为的关系

社会资本 新加坡 华商 投资中国 一、引言
　　自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新加坡许多华人企业家前往中国展开商业活动。三十年来，新加坡华商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投资形式逐步多元化发展，投资范围也从早期的东南沿海地区拓展至遍布整个中国。这一突出的现象和其呈现的发展趋势值得关注。
　　和20世纪上半叶的早期华商不同，新一代华商出生在海外，以海外出生地为自己的身份认同国。他们投资中国的身份是以拥有外国国籍的海外公民。因此，以往用血缘、地缘的优势来解释华商投资成功的套路似乎行不通。新一代华商在中国这一陌生环境里如何展开跨国商业投资并取得成功？本文将针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以新加坡知名华人企业家傅春安投资中国的商业行为为例，解释其社会资本如何帮助他跨国投资成功。
　　华人企业跨国投资成功的现象已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刘宏教授曾尝试引用社会学中的社会资本概念作为理论框架，解释海外华人商业网络如何帮助华人企业在东南亚当地取得成功。但他并没有探讨社会资本在跨国跨区域商业活动中的运用，也没有具体解释如何建立这些资本。本文就通过个案研究的方法针对刘宏提出的理论框架进行补充，对新加坡华商在中国建立社会资本的先决条件、如何建立和维持社会资本、如何实践和运用社会资本等问题进行探讨。
　　研究考察的人物是新加坡傅长春储运有限公司总裁兼董事长傅春安，研究对象是他和他在中国的投资活动，资料以记者对傅春安的采访为主。傅春安作为年营收过亿新元（一新元约为五元人民币）的新加坡上市公司管理人，于2010年被中国媒体评选为世界六十位杰出华商领袖之一。他从1981年起就前往中国寻找商机，投资业务领域涉及文化产业、物流业、水产业和房地产业，业务范围覆盖全中国。基于他在中国展开的多元化商业活动和丰盛的盈利，笔者选择他作为本研究的主要调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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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4/fontbr二、社会资本与跨国投资成功的关系br />　　（一）社会资本的内容和表现形式
　　个人社会资本包括了能保证物质利润或象征利润的持久的、有用的关系，也表现为个人的社会声誉和头衔。在傅春安的个案中，他的社会资本包括了他与一些重要人物的关系，以及他在一些团体和组织中所担任的职位头衔。傅春安和中新两国不少政治官员、文化名人、商人富贾都是好朋友。他也曾作为新加坡工商访华团团长、新加坡企业访华团团长、新加坡经贸代表团团长到访中国。他还担任了中国多个省份经贸理事会的理事和顾问。
　　社会资本可通过社会连带的广度、高度和多样性来衡量。从傅春安的案例中，我们发现他的社会连带广度跨越了国家地区（新加坡、中国大陆、香港地区、台湾地区、泰国和日本）。高度包括了他和国家级领导人的交往，以及在国际商贸组织、文化组织中担任要职。多样性体现在，他的社会关系和所担任的社团涉及了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不同领域。由此可见，他的个人社会资本质量颇高，且丰富多元化。
　　值得一提的是，傅春安交往的部分中国政治人物身上出现了身份重叠的特点。这些政治领域的重要人物，有时也身兼文化领域的要职。而文化领域的名人也参与了经济活动。如政治领域的时任中国广电部副部长王枫，也兼任了中央电视台台长（文化），同时中央电视台属于中国国有企业，因此，他也是一个商业机构的领导。此外，一些政治人物本身也经历了岗位变动。例如陈德铭和傅春安早期结识时，陈担任苏州市市委书记和中新合作苏州工业园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之后2008年两人再度碰面时，陈已从地方级升为国家级，出任中国商务部部长。这两种情况都变相帮助傅春安扩大了其社会资源。
　　（二）社会资本的建立和培养
　　社会资本并非与生俱来，它需要以客观化或具体化的形式，逐步累积而成。傅春安的社会资本正是经历了这从无到有的生产和积累的过程。其社会资本的建立和培养主要通过三种方式：1、从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转换而来；2、结构洞优势；3、相互信任。
　　1、资本转换
　　在傅春安的个案中，他之所以能建立社会关系，在组织担任要职，主要凭借他的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经济资本指他的个人物质财富，包括他创办并主管的傅长春集团。集团旗下的傅长春储运有限公司是新加坡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家集装箱运输、储存及维修中心和仓库，也是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民营储运公司之一。基于公司在行业中的领先地位和集团的雄厚财力，傅春安得以顺利加入新加坡的商会组织和经贸访问团，从而结识更多的行业同人和政治人物，建立起经济和政治领域的社会资本。此外，他还通过捐赠和赞助等方式，以金钱投入来支持文化活动和教育活动，因此被邀请成为这些文教团体的名誉会长。这也就扩展了他在文化和社会领域的社会资本。
　　然而，傅春安的经济实力在新加坡华商群体中并不数一数二，那他为什么能够拥有中国组主席、代表团团长等最高头衔呢？他的人力资本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使其能占据这些最重要的位置。人力资本包括个人具备的知识、技能、经历和魅力等。傅春安在物流业的技术经验、音乐文化上的造诣、丰富的人生经历和能言善道左右逢源的性格等都属于他的个人资本。
　　他早在1981年就前往中国寻找商机。当时前往中国的外商寥寥无几。由于这一资深经验，他比其他华商更了解中国，更懂得如何和中国人打交道，因此，他在上世纪80年代就被推选为新加坡赴华工商企业代表团团长，成为在“中国工业40周年成就展”上唯一发言演讲的外宾，备受中国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正是这些个人经历帮助傅春安建立起了与中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联系，促使他能继续担任新加坡商贸团体访问中国时的领队和主要负责人。
　　他的文艺才华也帮助他增添了个人魅力。他的特长通俗唱法使他成为1988年中国音乐比赛的评审，打响了其在中国的知名度，结识了更多中国文艺领域的名人。他还凭着自己的音乐鉴赏能力，发掘了尚未成名的邓丽君，继而结识了更多台湾香港地区的文艺明星和媒体专业人士。他在音乐方面的才华也使他受邀担任新加坡文艺协会、华乐团等多个文艺团体的要职。
　　2、结构洞优势
　　社会学家林南认为，获取社会资本主要依靠结构位置的优势。一个人处于中间人的好位置，就能拥有更多资源，建立起更多的社会资本。这个关键位置也就是学者波特提出的“结构洞”。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刚打开国门，与世界的交集非常少。两者之间的信息与资源难以交流沟通。而傅春安此时就处在中国和世界之间的“中介点”位置，帮助两方架起一座桥梁。他作为中间人，对系统中的所有资源有直接的享用机会。这些社会资源就成为了他的个人社会资本。
　　以其运输业为例，傅春安和国际石油公司壳牌、日本TKK物流公司等都有长期的业务往来。在中国准备走向国际、迫切需要物流技术的时候，傅春安就发挥了牵线搭桥的作用，为中国带来了先进技术和国际合作伙伴。通过这些合作，傅春安一方面稳固加强了和原有国际公司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得到了中国方面的资源，获取了新的社会资本。
　　随着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傅春安也通过扮演中间人角色，掌握了更多的社会资本。八十年代初，中国政府希望能创办含知识性、教育性的大众化文艺娱乐节目，但却缺乏这方面的经验。而傅春安在海外传媒界拥有丰富的人脉，与香港、台湾地区的节目制作人和艺人等都私交甚笃。因此，他作为能够带来更多资源的中介结点，成为中国政府需要的中间人。这就帮助傅春安顺利地建立起和中国政府及文化人士的关系，让他在利用已有社会资本的同时，成功培养出新的在中国的社会资本。
　　正如布尔迪厄所说，资本的建立和维持是通过物质的和象征性的交换。傅春安和中国方面就通过象征性的交换，各取所需，互惠互助。由于傅春安等华商与外部世界接触较多，消息较为灵通，也具有从事国际经贸活动和与国际资本合作的经验，中国希望他们穿针引线，加强中国同国际资本的接触联系。而中国也为这些华商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投资机会和长远的利益。两者的合作，使得双方形成一种互惠性的认同关系。这种互惠帮助傅春安维持了他的社会资本。
　　3、相互信任
　　汤克斯指出，信任是形成社会资本的前提，支撑着广泛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过程。傅春安和中国方面为何能够相互信任，主要基于双方对彼此的认同感和频繁的互访接触。
　　认同感是根据某些社会标志，将某些人看成是与“我”相同的人，而被接纳、被吸引。认同包括语言认同和地域文化认同等。认同感越强烈，越容易产生人际联系。傅春安和其他海外华人华侨一样，被中国政府视为是有语言认同（汉语）和文化认同（中华文化）的华族同胞。正是这种“龙的传人的高度认同和情感联系”，帮助建立起中国和傅春安等华商之间的友好关系，让双方彼此信任、互相帮助。
　　认同感也源自于双方共同的价值观和基于这种价值观上产生的行为规范。据学者梁元生观察，新加坡华人社会从上至下和由下而上都秉承着儒家文化传统。而中国也是儒家文化传统当道。在双方共守的文化价值观——儒家传统中，诚信待人是双方都认可的行为规范。
　　除了这种共同文化背景建立起的信任外，傅春安也不断率领新加坡的企业访问中国，促进双方交流，加深对彼此的了解。而他所带领的队伍经常陪同新加坡国家领导人和部长等一起出访，如2006年他作为商界代表，配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访问中国。这种官方陪同为傅春安建立起了一种体制信用，为他和他的企业增添了可信度和声望。傅春安也常年在新加坡接待中国经贸代表团的来访，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国门提供建设性意见和实质帮助。双方通过不断互动，培养了相互信任，从而建立起多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关系，形成丰富的社会资本。
　　（三）社会资本的回报和效用
　　1、物质性回报
　　上文所提的社会资本使傅春安在中国成功地展开了商业投资。他在中国以合资或独资的方式开设了六家大型公司，如鸿运国际运输公司、今日国际试听制作公司、傅长春储运（上海）有限公司等。
　　鸿运国际运输公司于1991年成立，当时中国的运输业仍受政府严格管制，外商不能直接独资经营。傅春安通过他在政治领域的社会资本获得了参股权，以中外合资的方式共同成立了国营企业——鸿运国际运输，经营海陆空运输及代理国内和国际传递业务等。由傅春安提供技术和经验，中国方面提供资金、员工和市场信息等，双方实行优势互补，实现了经济利益最大化。
　　他所加盟的另一领域——音像产业也属于当时中国政府管制的行业，外商不得参与。傅春安通过他在文化和政治领域的社会资本，和中国中央电视台的事业单位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国企）合资成立了今日国际试听制作公司，负责中央电视台的节目音像制作、出版与发行，协助引进外国影片在中央电视台放映。中央电视台的经济收益好，社会影响大。傅春安再一次成功地将社会资本转换成了经济资本。
　　他还充分利用经济领域的海外社会资本，引入其他外商（泰国的正大集团）的资金投入，成立了正大综艺有限公司。在合作过程中，傅春安并没有真正投入资金，而是把其社会资本（与文化政治领域的重要人物们或名人的关系）当成本钱，与他人的经济资本（金钱）一起实现了合资经营，帮他赚取了更多经济利益。
　　2、象征性影响
　　社会资本也能和其他资本相互结合，形成更有价值的象征性资本，这一资本能使其在互动关系中更加得到别人和社会的承认。
　　在傅春安的案例中，他所创办的正大综艺被评估为“影响了中国的电视内容和形态”，因而他被视为是带头和推动中国文艺界发展的标杆人物之一。可见他在中国文化领域的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已转换成一种象征性资本，使其在中国打响了知名度。傅春安的另一种社会资本——出访中国的代表团团长职衔，也让他拥有了更多的象征性影响力。他在无形之中就成为了新加坡华商的领袖，被中国认为是新加坡的代表，其影响力也就远远超出了经济层面。
　　象征性资本也表现在他的显赫名声上。由于他丰富的社会资本，傅春安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了一个有意义的名号，一块金字招牌。2002年，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的唐家璇到访新加坡，当时的中国驻新加坡大使张九桓特意介绍傅春安给唐家璇认识。唐家璇感慨说：“您就是傅春安先生，您为我们国家和人民做了那么多事，我要代表国家和人民再一次感谢您的贡献。”
　　可见，傅春安在中国累积多年的社会资本已变成一种永久性的象征符号，帮他建立起了高知名度和良好声誉。这也就是林南所说的个人社会信用——“能让他在一个较大的社会网络中，无需个人间的直接接触，就能获得他人的信任。”因此，通过象征性资本，傅春安又能更有效地建立和维持更多、更高质量的社会资本，形成一个各种资本之间互相转换的良性循环。
　　三、结论
　　本文以新加坡华商傅春安和他在中国的商业投资为例，通过个案研究的方式，解释了傅春安如何通过社会资本来进行在中国的商业活动。文中的论证将西方的社会学理论融入到现有的华人商业网络研究中，更理性更系统地解释了华人的跨国商业行为。这一结论也说明广义而言的华人“关系”与西方的“社会资本”这两个概念尽管表述不同，但理论的实质存在相通之处。而这也间接反驳了关系论是华人独有的文化特性这一论点。此外，和以往仅关注侨乡的投资研究相比，本文的结论应用范围更广，更能解释没有血缘地缘联系的新一代新加坡华商的跨国投资成功。
　　本研究也为社会资本这一理论提供了新的实践范例，对社会资本的建立和运作进行了探讨。其中，关于各种资本之间如何转换和社会资本如何产生的讨论更为社会资本这一理论框架提供了具体的实证，进行了理论上的补充。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社会资本的建立和形成结合了不同时代历史背景的影响。从历史的脉络来看，东南亚华商的社会资本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如从传统的血缘地缘型转变成为现代意义的通过交流访问活动产生的社会资本。
　　该研究也有现实层面的意义和价值。这种通过社会资本取得跨国投资成功的模式为那些在中国进行投资的商人们提供了灵感和启示，傅春安建立社会资本的方式也值得商家学习借鉴。然而，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中国自身已经完全融入国际社会，新加坡华商的结构洞优势逐渐消失。如何积极调整战略，以新的方式培养社会资本又成了一个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