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话的文本溯源研究到综合研究

　　在中国神话研究史上，长期以来盛行着的，主要是以文本（text）研究为主的视角和方法，也就是说，学者们关注和分析的，主要是被剥离了语境（context）关系的神话文本。而且，分析神话文本的眼光基本上是历时性的，视角和分析方法模式主要是历史溯源式的，即往往是通过对文献资料（包括古代典籍、方志、巫书等）的考据，或者结合采集的口头叙事文本，或者再有考古学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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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往往是通过对文本形态和内容的梳理和分析，追溯神话的原始形貌和原初涵义，勾勒它在历朝历代演变的历史脉络，并探询其可能蕴涵的远古思想文化意义。应当说，文本的历时性溯源研究方法的形成，是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丰富的文献资料分不开的，它是中国学者在分析中国文化事项上的一个特点和长项，也是认识事物本质的一个有力的途径。但是，如同我在一篇文章中已经指出的那样，总是从这样的思路和模式出发去分析神话，不免单一和僵化，更重要的是，它忽视了神话的创造、传承和演变都是在特定语境中发生的，是与特定社会和文化语境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组织、宗教信仰等密切相关的，是由一个个富有独特个性和讲述动机的个人来讲述和表演的，它的意义和生机不仅在于它对以往的远古文化的反映和证明，更在于民众在当下的社会生活中如何不断地重新利用和创造、表演和接受它。因此，我以为中国目前的神话研究，应当从“文本溯源研究”的模式，向更加开阔、更加多元的“综合研究”（或者说“立体研究”）方向发展。

　　我近来一直在考虑民间叙事（包括神话）的“综合研究法”（Synthetic Approach），而且前不久还写了一篇比较长的文章，谈到这个方法的主张。总的来说，这一方法主张在研究“作为口头表演的民间叙事”时，要把中国学者注重历史研究的长处和目前一些西方理论（包括表演理论）注重“情境性语境”（the situated context）和具体表演时刻（the very moment）的视角结合起来；把宏观的、大范围里的历史－地理比较研究与特定区域的民族志研究结合起来；把静态的文本阐释与动态的表达行为和表演过程的研究结合起来；把对集体传承的研究与对个人创造力的研究结合起来。如果说以往的中国民间叙事研究多集中于分析和追溯某一叙事文本的原初形态和历史演变脉络的话，那么综合研究法则试图将某一叙事文本置于某一特定语境下予以放大，也即在一个具体的时间和地域范畴中，对其受到讲述人和听众的相互影响、受到该语境中诸多复杂因素协同影响的过程加以细致考察和研究。

　　这一研究思路提出以后，有不少研究者问我：你如何运用综合方法来进行中国神话的研究呢？这里我想说：这一研究思路和方法依然在探索的过程当中，许多地方还有待检验和修正，不过我也已经在研究一些课题时有所实践。前不久我写了一篇文章《民间叙事的传承与表演——以兄妹婚神话为例，兼谈民间叙事的综合研究法》（《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立足于对河南省淮阳县人祖庙会上的神话讲述活动的民族志考察，以兄妹婚神话的两次表演事件为个案，通过分析两位讲述人对神话因为粘连和变异而引起的故事发展逻辑上的矛盾的不同的处理方式，力图着重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1．探讨一些目前在中国神话学领域里尚很少被论及的学术问题，比如作为一种古老的民间叙事文类，神话文本是如何在表演中得以呈现与构建的；相同类型的神话在不同的讲述人那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神话在具体语境中被传承和表演的过程怎样；在讲述过程中，讲述人与参与者之间、传统与个人创造性之间如何互动；神话讲述过程中有哪些因素在共同参与表演并最终塑造（shape）了神话文本；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中，神话传统是否会发生变异以与现代社会相适应；或者说，神话作为传统文化资源，如何被那些具有创造性的个人加以改造和利用，从而赋予他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以意义。2．通过这一个案研究，力图尝试用“综合研究法”对民间叙事进行深入探讨。在这篇文章的结语中，我谈到这样几点认识：：1）民间叙事文本并不是一个自足的、超机体（super-organic）的文化事象和封闭的形式体系（formal system），它形成于讲述人把自己掌握的有关传统文化知识在具体交流实践中加以讲述和表演的过程中，而这一过程往往受到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因而塑造了不同的、各具特点的民间叙事文本。：2）从民族志的个案研究中，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民间叙事为何以及如何被一次次重新置于不同的语境下加以讲述（也就是鲍曼提出的recontextualize），那些富有创造力的个人如何在传承民间叙事的同时又对它加以某种程度上的再创造（reconstruct），从而为他们今天的社会生活服务。3．民间叙事的讲述与表演是一个充满了传承与变异、延续与创造、集体性传统与个人创造力的不断互动协商的复杂动态过程。因此，只有把历时性研究和在特定语境中考察传承和创造的某一时刻的视角结合起来，把大范围里的历史－地理比较研究与特定区域的民族志研究结合起来，把静态的、对于作为表演结果的叙事文本的研究与动态的表达行为和表演过程的研究结合起来，把对民间叙事的集体性和模式性的研究与对个人创造力的研究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比较深入地了解民间叙事的传承和变异的本质，以及其形式、功能、意义和表演等之间的相互关系。

　　除了我自己的研究外，参与我主持的一个教育部课题“现代民间口承神话的传承与变异”的几位研究生，也在不同层面上实践我上述“对神话进行综合、立体研究”的思路。比如张霞《口承神话的传承与变异——以重庆市九龙坡区走马镇工农村为例》（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0年）一文，对重庆市九龙坡区走马镇工农村口承神话讲述活动进行了田野调查，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观察口承神话真实而具体的表演空间，探索神话传承和讲述中“讲述人”这一重要因素在神话传承和变异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该文将神话看作是一个不断被传承、被创造和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论文比较了同一个讲述者在前后13年间于不同的情境下讲述的同一则神话的5则异文，以及5位讲述者所讲述的同一类型神话的不同异文。通过对这个社区中口承神话生存和传承状况的具体考察，认为：1．讲述者的记忆神话的机制是神话经过反复讲述而不改变核心情节的一个重要原因。2．讲述者在神话的变异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这种变异往往是应场景而生，应具体的社区文化背景、甚至时代特征而生，是神话具有弹性、富有生命力的表现。3．讲述者对传统的神话资源的处理方式和态度不仅仅根据具体的讲述情境来变化，他们还根据自己的讲述倾向来选择神话的讲述内容和讲述方式。4．讲述者的自我距离是导致神话变异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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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芳撰写的《从山西洪洞县侯村女娲神话及信仰的个案研究看民间传统的重建》（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0年），从山西省洪洞县赵城镇侯村的具体个案入手，展示当地的女娲庙修复、女娲信仰恢复以及女娲神话的传承与再创造的具体过程，以揭示民间传统在当代社会中被重建的复杂形成原因和形成过程。该文指出：1．女娲神话及其信仰是一个不断地被传承、被创造和不断变化的过程，它在当地的复兴是各种社会力量共同表演、相互协调和互动的结果；2．庙宇的修复、信仰的复兴和神话的传承和再创造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共同构建起当地的这次民间传统重建的浪潮。庙宇的修复激起了信仰的积极态势；由于与信仰发生着密切的联系，神话得以重新被积极地传承；出于庙宇宣传、凸现地方文化特点等实际的需要，神话发生了明显的地方化变化。3．侯村的这次民间传统重建具有一定的选择性，它是不同的社会力量、不同个人从各自不同的目的出发，运用不同的文化策略，对侯村民俗传统进行选择，并将之予以重新组建和创造的结果。这些被重建的民俗事项，既与以往的传统一脉相承，又具有新的时代特点，为人们当代的现实生活服务。4．在复兴过程中，村落中的个人，尤其是那些民间权威人物，发挥着重要的主体作用。

　　另一位研究生李红武正在对陕西省安康市伏羲山、女娲山区的口承神话演述人的生存状态及神话演述活动进行民族志考察，试图探讨这样一些目前在国内神话学领域里尚很少关注的问题：在现代汉族民间到底还有没有神话传承？如果有，这些神话是由哪些人来传承的？这些演述人为什么在今天依然要演述这些神话？他们在什么样的时间、什么样的场合下演述？他们的神话演述反映了他们怎样的神话观？生活在同一文化地域的演述人，在演述神话的时候有哪些异同？造成这些异同的原因何在？这些古老的神话对于今天的地方民众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在现代化急剧变迁的当地社区中，这些古老的神话传承了哪些古老的因子，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神话演述对于演述人的生活发生着什么影响？如此等等。

　　对神话的综合、立体的研究显然还有许多其他的视角，需要我们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不断进行新的探索。另外，如何在研究中很好地把神话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按照日本著名神话学者大林太良先生的概括，前者致力于从神话自身解释神话，而后者则致力于探索神话与其他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结合起来，如何把神话的内容、意义、形式、功能和表演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都有待将来的进一步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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