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西晋初期儒学对文学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晋初；儒学；文人心态；文学创作 
　　摘要：西晋初期，儒学重新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儒学的积极影响和晋初的社会环境，形成了士人“立功立言”以求不朽的心态。这种心态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就是恢复了儒家传统的诗教精神，继承了“美刺”的文学观念；在作品中，流露出积极进取的用世精神，以“兼济天下”作为创作主题。 

    西晋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关于西晋文学的成就，刘册《文心雕龙》云:“晋室群才，稍人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衙;才褥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钟嵘《诗品序》在描述了建安文学的“彬彬之盛”后，接着指出:“尔后凌迟衰微，迄于有晋。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而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刘、钟二人都热情洋溢地描绘出了西晋文学的繁荣景象。 
    一个时代之文学，其思想内容、形式、风格及发展变化不可避免要受到这个时代的思想意识的影响。西晋文学的发展，同西晋的思想文化环境密不可分。玄学的兴盛，是西晋文化学术领域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西晋玄学崇尚清谈，标榜任达，西晋士人的心态与士风的形成均与其密不可分，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亦不可忽视。由于玄学的兴盛，其被视为此时期的主流思想，就连很多以儒学立身的士人都沾染了玄风的余绪，似乎儒学在西晋走向衰微。事实上，儒学在西晋衰微，只是从严格经学意义的角度而言，尤其是相对于儒学在两汉的地位而言。西晋实质上常被以后的士人誉为儒礼之学的盛世。 
　　晋武帝登基后多次下诏倡导儒学，“……敦喻五教，劝务农功，勉励学者，思勤正典，无为百家庸末，致远必泥”《(泰始四年诏》)。他还采取扩建太学、封崇孔子后裔等措施，复兴儒学，“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师徒相传，学士如林，犹选张华、刘皇居太常之官，以重儒学”。处于低潮的儒学在西晋之初逐渐显露出撅而复振的局面。在西晋初期，士人尤其是那些出身寒素的士人又重新回归“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人生轨迹，掌握儒家的礼仪知识和具备儒家伦理道德成为士人人仕的重要工具。儒学思想在普初重新上升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作为一种为皇权所推崇的思想，儒学的政治思想和处世原则不可能不对百姓产生影响，也不可能不对晋初士人的心态产生影响，并影响他们的文学创作。 
　　一 
    儒家思想有很强烈的政治追求，儒学本就是积极入世的学说。孔子有治世之心，“三月无君，则惶惶如也，出疆必载质”《(孟子·膝文公下》)。孟子与孔子一样，大部分时间都在寻求政治上的突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在孔孟的影响下，儒家后学都有一种自觉的政治要求，都有学而为民生政治的信念。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官方的形式强化了儒学与政治的关系，儒学及儒学引发的自觉的政治参与意识逐渐成为一种民族性的精神存在。西晋去汉不远，儒家士族在社会上还普遍存在，再加上统治者的提倡，儒学在西晋的影响力依然极大，在儒家建功立业、追求不朽的思想指导下，晋初士人亦表现出积极进取的意识。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为不朽。”从此，追求“不朽”成为士人们为之奋斗的目标，成为一种人生观。据《晋书》记载，“预好为后世名，常言‘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刻石为二碑，纪其勋绩，一沉万山之下，一立现山之上，曰:‘焉知此后不为陵谷乎?，”‘杜预好为后世之名，追求不朽的心态可见一斑。而“立德”既为“太上”，唯圣人所能，一般士人莫能当之，况且西晋的政治环境亦无道德可言，所以西晋士人往往把自己的追求目标放在“立功”“立言”上，犹以“立功”为要。 
    西晋初期，南有东吴，北有戎狄，与晋相攻伐，统一大业尚未完成，士人面临的依然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他们渴望能以自己的才华抓住机遇，建功立业，留名青史。建安时期的英雄主义精神尚未消失殆尽，对西晋士人的思想仍然有着或隐或现的影响，晋初士人渴望能在政治中一显身手，这与儒家积极进取的意识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士人强烈的功名意识。左思在《咏史》(其一)中高唱: 
　　弱冠弄柔翰，卓荤观群书。着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边城苦鸣摘，羽檄飞京都。虽非甲胃士，畴昔览《攘直》。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左晒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 
    咸宁五年(公元279年)，晋武帝司马炎终于下定决心征讨东吴。已近而立之年的左思热血沸腾，他决心投笔从戎，在统一东吴的大业中建功立业。为此，他主动请缨。在诗歌中，左思用自叙的方式塑造了一个文武兼备的爱国志士的形象。他发奋攻读，才华横溢，当国家利益面临威胁时，毅然投笔从戎。“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可说是诗人此时心声的真实写照，显示出诗人强烈的自信心和急切的用世精神。 
    潘岳在《闲居赋》中亦写道:“顾常以为士之生也，非至圣无轨，微妙玄通者，则比立功立事，效当年之用。太康元年(公元2g}年)，随着东吴的灭亡，西晋社会初步实现统一与稳定，出现了短暂的太康繁荣。晋初的繁荣和统一之势，刺激了士人的盛世梦想，士阶层普遍表现出一种进取的姿态。这种态度代表了晋初士人对建立功业的希冀，他们希望能在政治上一展身手，有所作为，得到社会的承认。 
　　晋初士人不仅追求“立功”，亦追求“立言”。杜预就自称:“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几也。”而且他身体力行，“既立功之后，从容无事，乃耽思经籍，为《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参考众家谱第，谓之《释例》。又作《盟会图》、《春秋长历》，备成一家之学，比老乃成。又撰《女记赞》。杜预是“立功”之后再“立言”，晋初不少士人是把“立言”作为追求“立功”的一种手段。太康时期，是魏晋之际少有的“中兴之世”。短暂的统一局面，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带来了短暂的经济繁荣。干宝《晋纪·总论》记载:当时社会上“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间不闭……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激发了文人的创作热情，也给某些文人带来幻想，认为富强的大一统的大汉帝国时代即将重现，这使他们有兴趣从事文学创作，用自己的作品表达对升平社会的歌颂，对理想的追求，尤其一些出身寒素之士更把文学作为表现自己才华、以求仕进的晋身之阶。史载张华“性好人物，诱进不倦，至于穷贱侯门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磋称咏，为之延誉”。如成公绥出身寒门，无仕进之机，张华“每见其文，叹服以为绝伦。荐之太常，征为博士”。这是典型的以文采得仕进的例子。其他如束哲、陈筹等，也是因才华知名而步入仕途，所以“立言”是晋初士人重要的人生追求，并且往往与“立功”结合在一起。 
　　二 
    儒家思想在造就晋初士人“立功洲立言”的创作心态的同时，对文学创作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一)“美刺”诗教传统的继承 
    《毛诗序》中说:“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并提出“美刺”原则，这是典型的儒家诗教理论。所以清人程庭柞指出:“汉儒言诗，不过美刺两端。”汉末建安直至正始以来，随着儒学统治地位的下降，儒家诗教传统也不再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法则，但仍对文学有一定的影响力。 

    晋初文人继承了儒家“美刺”诗教传统。武帝初，提倡节俭，励精图治，采取了一些进步的政治措施，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西晋的统一也改变了分裂时期的凋敝景象，出现了短暂的太康中兴局面。社会的安定与统一激发了文人的盛世梦想，从而为之摇旗呐喊。挚虞作《太康颂》，张载作《平吴颂》《檬祀赋》《剑阁铭》为晋室张皇声势。《檬祀赋》作于咸宁年间，着力铺写檬祀池水的壮观，写出了它激通渠、承长川，仰承河汉、吐纳云雾的气势，这不仅是作家才华的展示，更表现了作家的社会理想。在这幅图画中出现的玉辈天子，是“一种有意味的代表与象征，因为时遨游、镜清流、可逍遥、以忘忧，乃人人憧憬向往的美好境界。这不同于平庸的歌功颂德，乃能于恰到好处的歌功颂德之外，融人主体的理想情怀，很巧妙地表现出了西晋武帝之初，社会稳定繁荣，熙然而乐的社会景象”叫。作于太康年间的《剑阁铭》，极力描述剑阁形势的险要，总结历史教训，歌颂国家统一，为晋室张扬声威:“世浊则逆，道清斯顿。闭由往汉，开自有晋”，“兴实由德，险亦难恃。自古及今，天命不易。凭阻作昏，鲜不败绩。公孙既没，刘氏衔璧。覆车之轨，无或重迹。勒铭山阿，敢告梁益”。正因为这篇铭文的主旨在于歌颂西晋王朝，所以博得武帝的青睐，遣使镌刻于剑阁山崖。晋初还出现了大量应制而作的、歌功颂德的作品。傅玄曾作《晋荤舞歌五首》，其中《明君篇》一首描绘出一幅“忠臣遇明君，干干惟日新”的朝政清明繁荣的画面，反映了西晋王朝建立之初万象更新、欣欣向荣的景象，表达了作者对西晋社会的理想，这也代表了大部分晋初士人的心声。潘岳也作《藉田赋》热情歌颂晋武帝藉田“能本而孝”的功德，赞美一个历经百年浩劫而建立起来的新兴王朝，通篇洋溢着对这个新兴王朝的信心与热情。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4/fontbr />   在晋初短暂的繁荣稳定的局势下，也有不少人看出了蕴含的社会隐忧:趋利忘义、耽于逸乐、纵欲奢糜。潘尼在《安身论》中这样描述当时的世风: 
        然弃本要末之徒，恋进忘退之士，莫不饰才锐智，抽锋耀颖。倾侧乎势利之交，驰骋乎当途之务。朝有弹冠之朋，野有结缓之友。党与炽于前，荣名扇其后。握权则赴者鳞集，失宠则散者瓦解。求利则托勿V颈之欢，争路则构刻骨之隙。于是浮伪波腾，曲辩云沸。寒暑殊声，朝夕异价。弩蓦思奔放之迹，铅刀竞一割之用。至于爱恶相攻，与夺交战……君子务能，小人伐枝，风颓于上，俗弊于下。 
    曾为“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爱财吝音，虽贵且富，然“翁抠二人，常以象牙筹昼夜算计家资”王戎爱财，后人或以为“戎晦默于危乱之际，获免忧祸既明且哲，于是在矣”。但追求金钱却是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因此成公绥写有《钱神论》，其中写道:“路中纷纷，行人悠悠，载驰载驱，唯钱是求。朱衣素带，当垫之士，爱我家兄，皆无能己。执我之手，托分终始，不计优劣，不计能否。宾客辅凑，门常如市。谚言曰:‘钱无耳，何可周使?’岂虚也哉!”世人对钱的祟拜，得到充分描述。伴随着对金钱崇拜而来的是奢侈享乐思想的蔓延。如何曾、何韵父子，食必尽四方珍镬;任恺“一食万钱，犹曰无下着处”;王济“以人乳饮豚，以求味美”;石崇、王恺争富，更是人所周知。张华《轻薄篇》就对西晋初年王公贵族骄奢淫逸、醉生梦死的生活进行了讽谏。该诗继承了“缘事而发”的乐府精神和汉大赋“劝百讽一”的文学传统，诗歌开头以“末世多轻薄，骄代好浮华。志意既放逸，货财亦丰奢”总结了当时轻薄浮华的世风，继而，作者围绕“放逸”“浮华”铺排开来，从衣食住行四个方面，截取宴饮、歌舞的欢宴场面展现贵族子弟生活的浮靡:“酣宴终日夜，明灯继朝霞，绝缨尚不尤，安能复顾他。流连弥信宿，此欢难可过。”在对奢糜的生活场面进行淋漓尽致的描写后，诗人感慨道:“人生若浮寄，年时忽蹬跄。促促朝露期，荣乐邃几何。念此肠中悲，涕下自谤沱。但畏执法吏，礼防且切磋。”在这纵情声色的生活背后，却有着人生苦短、岁月易逝的悲伤，因此张华提出了“礼防且切磋”的讽谏，要用“礼防”，即以儒家伦理道德进行约束。 
    (二)“达则兼济天下”的创作主题 
    积极人世与博施济众是儒家的主体精神，儒家士人从来都是政治舞台上的活跃分子。傅玄、张华是西晋士人中少有的正统儒者。傅玄出生寒素，年少孤贫，家道中落，青年时又避难河内，生活的窘况可想而知，这使他对社会生活的黑暗有所揭露，对人民的苦难生活表示同情。傅玄的《苦雨》《雨诗》《炎旱》等诗描写了自然灾害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全诗浸透着一种悲天悯人的仁者情怀。傅玄早年所作的《放歌行》就反映了魏晋之际真实而悲惨的现实生活，其中的“丘家如履聂，不识故与新”与曹操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及王粟的“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一样使人触目惊心，既具有深刻的社会批判性，字里行间又包含着诗人对身处惨境的百姓的无限同情。傅玄还有为数众多的反映妇女悲惨命运的作品，如《董桃行·历九秋篇》《明月篇》《青青河边草》，尤其是《苦相篇》描写女子自出生到衰老的悲苦命运:“女育无欣爱，不为家所珍。长大逃深室，藏头羞见人。垂泪适他乡，忽如雨绝云……玉颜随年变，丈夫多好新。昔为形与影，今为胡与秦。胡秦时相见，一绝逾参辰。”几乎写完了身为女性的种种不幸。傅玄身为一个处于封建社会的文人士子，却能为妇女这一弱势群体鸣不平，表现出他博施济众、兼济天下的仁者胸怀。 
    张华“少自修谨，造次必以礼度”，深受儒家忠孝仁义思想的熏染。从张华一生行径看，无论在武帝朝，还是在惠帝朝，他都表现出积极用世的精神:武帝朝出谋划策，力主用兵，平吴大捷，张华功不可没;惠帝朝“尽忠匡辅，弥缝补胭，虽当阁主虐后之朝，而海内晏然，华之功也”。纵观张华的一生，儒家积极人世的进取精神始终是他生命的主旋律。与这种积极人世思想相一致的，是他作品中时而流露出的一腔慷慨豪迈之气。其《壮士篇》《游侠篇》《博陵王宫侠曲二首》《励志诗》都抒发了作者的“风云之气”，《上已篇》中表达了一种珍惜时光、及时努力的思想。在《壮士篇》中，张华塑造了一位勇于建功立业的英雄形象: 
　　天地相振荡，回薄不知穷。人物察常格，有始必有终。年时俯仰过，功名宜速崇。壮士怀愤激，安能守虚冲?乘我大苑马，抚我繁弱弓。长剑横九野，高冠拂玄弯。慷慨成素霓，啸托起清风。震响骇八荒，奋威哩四戎。灌鳞沧海畔，驰骋大漠中。独步圣明世，四海称英雄该诗继承了建安慷慨之音，借诗中壮士形象抒发了追求功名的热望和建功立业的豪情。 
    儒家思想对士人的影响是普遍性的，尤其是晋初的社会现实，使潜藏在士人心中的用世思想也蓬勃起来。潘岳是比较典型的代表。由于潘岳晚年“望尘而拜”为人不耻，故史传说他“性轻躁，趋势利”，这主要是指潘岳永熙元年(公元290年)以后的表现。在永熙元年以前，潘岳并无太大劣迹，反而“是一位富有才华和进取精神，但因不谙沉稳练达的处世之道而长期沉沦下僚的青年才士”潘岳在做河阳令期间，“勤于政绩”;任尚书度支郎时，与挚虞反复讨论古尺今用问题;还曾上《九品议》，反对“争竞”之弊。潘岳在《家风诗》《河阳县作诗二首》《在怀县作诗二首》中都表现出强烈的功名欲念。不可否认，潘岳的进取精神主要是谋求个人功名，但同时也包含着谋求王朝兴盛的一面。在《河阳县作诗二首》中诗人描写了河阳县的美好景色与生活:“长啸归东山，拥来褥时苗。幽谷茂纤葛，峻严敷荣条。落英陨林趾，飞茎秀陵乔”，但诗人仍胸怀强烈的责任感:“谁谓邑宰轻，令名患不劲。人生天地间，百年孰能要”，“福谦在纯约，害盈由矜骄。虽无君人德，视民庶不恌”，“岂敢陋微官，但恐泰所荷”，渴望作出一番成就，建功立业。性格闲静儒雅的张载，在咸宁、太康年间，受时代精神的感召，也有过壮怀激烈、慷慨激昂的表现。其《榷论》开篇便曰:“夫贤人君子将立天下之功，成天下之名，非遇其时，易由致之哉?”作者开门见山，提出“功”“名”二字，并冠以“天下”之饰，显示出强烈的功名心。接着征引史事，列举大量因遇其时而立功扬名的事例，说明一种常见的社会历史现象:“时平则才伏，世乱则奇用。”这篇政论写于咸宁元年(公元275年)，作家出仕之前，表现出欲立功有为、获得用武之地的迫切心情，这正是晋初大部分士人的政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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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儒学在西晋的地位虽不如两汉时期那样达到鼎盛，并受到玄学冲击，但儒学亦受到统治者的正面提倡，仍占据显要地位，并保持了儒家原有的以道自任、经世治国的精神品格，对晋初士人和文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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