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乐章集》中人性意识之体现—兼与《花间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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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关键词:《乐章集》 《花间集》 表达手法 抒情角度 人性意识
  摘要:柳永的《乐章集》不仅在艺术成就上远胜《花间集》,在表现男女情欲、人的意识的初步觉醒上,更写出了《花间集》所未能表达出的思想。这不仅和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有关,更和时代、社会密切相关。《乐章集》的创作丰富了词这种文学体式所表达的内容。
  词,原是为配合隋唐时期的燕乐而创作的歌词。因为是合乐的歌词,所以历史上它有“曲子词”的称谓。从文人音乐活动来说,自汉魏以来相和歌、清商乐的创作,到唐宋采诗填词人乐的歌曲演唱,都沿用“依曲填词”的创作方法。唐五代以来,词这种新兴的文学样式,一直被文人视为言情的艺术,同时也是“诗之余”娱宾遣兴的工具。
    王灼《碧鸡漫志》卷一曰:“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词者渐兴。至唐稍盛,今则繁声淫奏,殆不可数。”自隋唐以来,词的创作题材多局限在男欢女爱、羁旅闲愁等凄迷感伤的内容上,词的风格也显得轻柔、绮丽、温婉、细腻。婉约词一直被奉为正宗。明代徐师在《文体明辨序》中说:“而词贵感人,要当以婉约正。”在创作实践上,南唐二主词以及集温庭绮、冯延巳等人婉约词之大成的《花间集》,代表了宋代之前婉约词的最高成就。他们用委婉含蓄、细密缠绵的表现手法,细腻生动、淋漓尽致地抒写了男欢女爱、伤感别离、风花雪月等婉约派惯常抒写的种种情绪,使宋代之前的婉约词创作达到了高潮。
    而把抒情推向极致的,当属柳永。这位“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柳永《鹤冲天》)且又把填词作为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要务、被仁宗皇帝批为“且去填词”的词史上声名最为显赫的词人,“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柳永《鹤冲天》),以至“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其甚至蜚声境外,相传“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鹤林玉露》卷一三)。对于柳永的词集《乐章集》,历来褒贬不一。在词的发展、雅化的过程中,对其俗的一面的认识似乎已成为柳永及其‘乐章集》的定论。尤其是柳永因失望于仕途,把“烟花巷陌……且惫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作为自己倾心的生活,沉溺于青楼妓院、勾栏瓦肆这些社会下层场所,更触犯了士大夫们的文人风雅。他和那些歌妓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为她们创作了大量的词篇。“《乐章集》中,冶游之作居其半,率皆轻浮狠蝶,取誉筝琶。”这也为柳永招来了许多骂名。因其中大多是写情,故人们常把它和写情专集《花间集》一比高下。笔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二者题材的表达手法、抒情角度上作比较,通过比较,相信高下立现。
  一、表达方式迥异
    《花间集》和《乐章集》都以男女恋情为题材重心,但表达方式迥异。
    《花间集》对恋情的抒写是缠绵、纤柔、婉约的,犹如隔着纱幕,凝望一位羞羞答答、柔柔弱弱的小姑娘。“画楼音信断,芳草江南岸。莺镜与花枝,此情谁得知?”(温庭绮《菩萨蛮》)“眉翠薄,鬓云残,夜长袭枕寒。”(温庭绮《更漏子》)通过对女子音容笑貌、言谈举止、穿着打扮等可闻、可见、可感的外部形象的描写以及对女子内在气质的刻画,表现女子轻柔、和婉、含蓄的感情。“春情满眼脸红绢,娇妒萦“人绕。”(魏承班(诉衷情》)“肌骨细匀红云软,娇羞不肯人鸳袅。”(和凝《临江仙》)“柳丝袅娜春无力。”(温庭摘《菩萨蛮》)……这里的女子“娇羞”织弱,含蓄不语,以一举手、一投足、一肇、一笑、一流拟等细微动作来表达自己的情感,韵味悠长,含蓄级绵。
    而《乐章集》的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主题却是男女情欲的直白这一题材在我国文学史上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次被一个作家如此集中地表现出来,热情而直率,赢得了当时世人的珍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乐章集》云:“盖词本僧弦冶荡之音,而永所作旖旎近情,使人易人,虽颇目俗为病,然好之者终不绝。”因为柳永生活的年代,正是北宋初年经济繁荣的时期,市民享乐意识膨胀,对男女情欲的要求不再遮遮掩掩。与柔弱的小姑娘似的《花间集》相比,《乐章集》则更像一位成熟而热情的少妇,对爱的表达直截而热烈,率真而坦诚《花间集》中很少低级趣味的描写,虽有“锦帐”、“香袅”之类,也大都是以感伤和哀怨的笔触写出;多写离情、相思,少有欢会之情。而柳词酷肖敦煌词,直抒胸臆。“已受君恩顾,好与花为主。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迷仙引》)“愿奶奶,兰心蕙性,枕前言下,表余深意。为盟誓。今生断不孤袅被。”(《玉女摇仙佩》)在爱的交流中,《花间集》中的女性无一例外都是娇羞、柔弱的,被动地等待爱人的追求。《乐章集》里的女子则缠绵而热烈,勇敢而坦诚,率直而毫不做作,敢于怨恨,也敢于示爱,敢于争取爱的权利。“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忆帝京》)“我前生、负你愁烦债。便苦惩难开解。”(《迎春乐》)而且,此中的女子不仅有情且有欲,“愿天上人间,占得欢娱,年年今夜。”(《二郎神》)“待伊药,尤云滞雨,缠绣袅,不与同欢。尽更深,款款问伊,今后敢更无端。”(《锦堂春》)她们泼辣而有自我意识,个个都是有血有肉、有爱有恨、有情有欲、多层次、多侧面的活生生的女人。这在以前的文学作品中是不多见的,尤其在《花间集》中,更是不可能出现的。《乐章集》的表达在某种程度上说,更可触、可感,对人性的挖掘也更直接、更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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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抒情角度不同
    在《乐章集》里,无论是到勾栏取欢的士大夫,还是在“秦楼楚馆”里言欢卖笑的歌妓,都有着丰富的情感,都是作为真实的人存在的。

    《花间集》中的抒情大都从女主人公的角度进行。这里的词境构筑大多是以女子的口吻摹写物态、抒发情思,是建立在丰富的艺术想象基础之上的。想象虽然丰富,但毕竟始终隔了一层,与女性的气质、心理不尽贴切。事实上它还是以男性的角度“隔”写女性的心理。另外,《花间集》中的女性在表达自己的情欲时,遮遮掩掩、闪闪躲躲、半吞半吐、欲语还羞,“眉翠薄,鬓云残,夜长裳枕寒。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温庭绮《更漏子》)“近来心更切,为君思。”(和凝《南歌子》)并且这里的女子独自一人承担了相思的重量与煎熬。“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萍洲。”(温庭箔《梦江南》)“终日望君君不至,举头闻鹊喜。”(冯延巳《渴金门》)女子爱之煎熬、思之苦楚,被描写得淋漓尽致。女性纵有千种风情,也不会尽情宣泄,她们总是避却情绪,默默忍受,感情偶有流露,也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对感情、欲望极度地隐忍。而这里的男子,大多以押客的身份出现,显得寡情薄义,其形象是单薄的,苍白无力。男女关系在这里明显是不平衡的:男性高高在上,女性则是低微而渺小的。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4/fontbr />    而《乐章集》里,相思主要是由男子来演唱的。“追念少年时,正惩风炜,倚香偎暖,嬉游惯。”(《阳台路》)“磋因循;久作天涯客。负佳人,几许盟言,便忍把,从前欢会,陡然翻成忧戚。”(《浪淘沙》)“佳人应怪我,别后寡信轻诺。”(《尾犯》)就是面对仕途的选择,男子也能唱出“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鹤冲天》),“便是有,举场消息,待这回,好好怜伊,更不轻离拆”(《征部乐》)。这里的男子与女子,除去押妓与被玩弄的关系外,更深处却有真情流露。《乐章集》里的男子与女子同样是多情的,而且作者把男女分离的原因归咎于仕途浮名的干扰,把男女情感的相思与封建社会的仕途前程结合起来,从而使《乐章集》中的男女关系有了一些新的社会性质;另外,从人性角度来说,男女主人公的形象都相当丰满,代表着市民阶层的审美意识和感情寄托。特别是,这里的歌妓不再仅仅是作为男子仕宦生涯的调节剂,她们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对薄情郎的怨恨,也敢于直言表达:“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决不隐藏心中所怨;这里的男子也不再仅仅以旁观者的身份来看待歌妓的生活,而是与歌妓同命运、共相思,合唱出真挚的爱情来。《花间集》中女子“独倚望江楼”、“肠断白萍洲”的画面,在《乐章集》中叠影而变为男女双方的镜头:“想佳人,妆楼顺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阑干处,正惩凝愁。”(《八声甘州》)变女子的单相思为男女双方的互相思,使一贯作为被玩弄对象的女子有了独立的人格。
    鲁迅先生说:评价一个作家,“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且介亭杂文二卷·题未定草》)。柳永之所以能在《乐章集》中如此率真地表现男女恋情与情欲,并且写出人的意识的初步觉醒,与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有关。
    宋代统治者历来抑武崇文,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优越地位,因此,柳永才敢在仕途不济时,以玩笑的态度,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致力于婉约词创作,大胆抒发所思所感。柳永大量创作婉约词之时,正值城市经济空前繁荣,商业贸易十分发达,宋代已稳步发展了近半个世纪。从宫廷官员到市井小民,都歌舞欢宴,风流蕴藉。都市的繁荣,促进了市民阶层的活跃。现代研究者大都认为,宋人比起其他朝代,更注重自然适意的生活情趣,更注重“浓欢无价”的人生哲学。宋初的“杯酒释兵权”更引发了一代人追求人生的享受,追求生活的情趣,甚而追求感官刺激。生活中已没有轰轰烈烈,也少了许多豪情壮志,只有“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的傲岸与“惩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的满足。这是新出现的市民阶层人生观的主要内容。
  《清明上河图》中热闹繁华的市井生活就是一个明显的佐证。市民们喜冶游,追求浓欢无价,连清明节也都“论阑买花,盈车载酒,白排千金邀妓”(柳永《剔银灯》)。“倾城,寻胜去”(柳永《长寿乐》)。在这样的人生哲学指引下,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情与欲的追求,相对于其他朝代来说,相对平等也相对开放。宋初社会关系的变动与发展,柳永个人境遇的独特性,使他能够率先唱出真挚的情歌。柳永词中的男女不再是封建礼规的工具,而是人的意识初步觉醒的人,柳永因此而获得了广泛的读者面。
    同是婉约词,柳永的词绝不同于《花间集》中的婉约词。他在词中抒写人的意识的觉醒,这是对封建礼规的傲视,同时,也开启了我国市民文学的先河。封建士大夫们虽对柳永不无微词,但实际上也对柳词颇喜爱。同时代的苏轼曾问人:“我词何如柳七?”(《吹剑录》)又说:“近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成一家。”(一《与鲜于子骏书》)钦羡之情溢于言表。直至清代《四库全书总目》也不得不承认“永所作旖旎近情,使人易人,’(《四库全书总目·乐章集提要》),“词……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四库全书总目·东坡词提要》)。可以说,柳永所开俗词先河,也是宋词发展为一代文学必不可少的内容。尤其是由他引发的词创作的雅俗之争,更是形成宋词鼎盛局面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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