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杜诗的“诗史”性及其现实价值

　　〔论文关键词〕 杜诗　诗史　儒家风范　现实价值 
　　〔摘要〕 杜诗具有很强的“诗史”性，源于诗人的儒家风范；杜诗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历史，凸显出两大主题：忠君爱国和民本思想。在“以人为本”的今天，“诗史”性的杜诗焕发出优秀的人文精神而显示出丰富的现实价值。
　　 
　　一、杜诗的“诗史”性 
　　 
　　杜诗真实地记录了安史之乱前后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因此其自中晚唐开始，一直享有“诗史”的美誉。称杜诗为“诗史”，最早见于晚唐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必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逸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后世加以沿用推衍，“诗史”渐成为文学史上的定论，如宋祁《新唐书·杜甫传赞》：“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奉杜甫为诗宗并开创江西诗派的黄庭坚，在《次韵伯氏寄赠盖郎中喜学老杜诗》（《山谷诗外集补卷四》）这样写道：“老杜文章擅一家，国风纯正不欹斜……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看来，自宋代始，誉杜诗为“诗史”已为世人广泛接受和认可。 
　　杜甫在诗歌创作中善于反映历史事件，用现在的话说，最能写出历史的真实。杜诗在栩栩如生地反映“安史之乱”前后唐王朝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广阔的社会面貌的同时，又本着历史的发展对当时社会进行了敏锐的分析和严肃的批判。例如，他在很多诗里写出了事变前夕的社会矛盾的尖锐现象。如《前出塞》《后出塞》《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等，大体上都是反映了事变前夕的阶级动态的作品。在事变当中，杜甫更接近了人民，对各阶层的生活更加熟悉，对事变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写的这个时期的作品，几乎反映了各个社会阶层的动态，触及了许多重大的国计民生。中唐元稹倡导新月府运动时《乐府古题序》说过：“近代惟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是名篇，无复倚旁。”（《四部丛刊》影明嘉靖本《元氏长庆集》卷二十三）可以看出，元稹肯定了杜诗真实反映历史的特点和优点。“安史之乱”中，诗人的《哀江头》《哀王孙》《春望》《月夜》《悲陈陶》《悲青坂》《塞芦子》《北征》《羌村》以及“三吏”“三别”等，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矛盾和人民悲惨痛苦的生活，表现出对国事的极端忧虑和对民众的深切同情。 
　　杜甫的“诗史”之作源于其儒家风范。的确，诗人本人也一向以儒者自居。他在《忆昔》中曰：“愿见北地傅介子，老儒不用尚书郎。”甚至，他还自认是个“腐儒”，如其在《江汉》中云：“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一个身受儒家思想熏陶，笃信儒家生存理念，一个“有志于道者”所必须身体力行的杜甫的生存状态及其价值取向，在他那个时代独一无二。杜甫《进雕赋表》：“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杜甫的先辈中，杜预是晋初的名将，又是一位精通儒术的人，曾撰写《春秋集解》；杜预而下的杜耽、杜逊、叔吡、依艺，或是刺史或是县令；祖父杜审言系高宗咸亨进士，曾任隰城尉、洛阳丞等小官，累官修文馆直学士。杜甫自己说从他的远祖杜预以来一直是“承儒守官”，也就是说他们家一直尊奉的是儒家传统，一直是为朝廷服务的。而杜甫也在诗中写过他自己的志意，他说：“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我们从杜甫的家世、杜甫的生平可以对他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和了解。 
　　杜甫的政治诗，深切地注视这国家命运，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要过问国家大事，都要出主张、谈看法，积极的政治态度是非常难得的。杜诗在反映历史和现实生活同时，还常常表达自己生平抱负和政治理想。忧国忧民和忠君思想，是这类作品的显著特征。这个特征的内涵比较复杂，其中既有积极的因素，也有着消极的因素。但可以确定的是，他确实是受儒家思想熏陶很深的人。杜甫的儒家思想是有着自己的特点的，其特点在于杜甫特别笃信那曾被儒家所标榜，却一向不曾实行的某些理想，连孔子孟子称道尧舜，也只是标榜而已，杜甫则笃信而迂执。杜甫把尧舜之治当成可以见诸实行的真理，在《奉赠韦左趁丞丈二十二韵》里谈到自己早年的抱负时，“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是杜甫发自肺腑的话，和统治阶级缘饰儒术标榜的词句是不同的。白居易、苏轼等同样是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的诗人，但他们谁也不像杜甫这样执着和认真。加之杜甫的遭遇，当国家有太平迅速转为动乱的条件下，他不仅客观地看到民间疾苦，而且亲身感受了这种痛苦。他不仅看到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而且自己也亲身尝到了“入门闻号啕，幼子饿已卒”的悲哀，亲身体验了饥寒交迫、颠沛流离的痛苦生活。他在生活中既然和人民有了共患难的关系，也自然地产生了同忧戚的感情。这种感情和儒家的仁民爱物的社会理想一结合，就成为了诗人思想和道路的基础，以致“迂拙”到不可动摇。
　　一方面，杜甫“诗史”所表现出的儒家风范必然衍生出“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忠君爱国的强烈政治色彩。“长愿天子圣”与“探道欲度羲皇前”,这就是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抱负。与对国家、民族、社会的关心相联系，把天子的“圣”否看成是一个关键因素，在封建社会的思想认识体系和社会结构体系里是必然的。应该注意的是“致君尧舜上”是一个理念体系，它的外表不能不包裹着臣下对君王的“忠”，而它的具体内容却包含着、规定着对国家、现实、黎民的热爱、忧虑与关心。“忠”不是愚忠而是要“致”，要改变、影响，使其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就包含着斗争。实际上这是有风险在内去战斗的现实主义，而其着眼点乃在忧黎元、淳风俗，即解决老百姓的具体问提。这包含着极其可贵的思想，甚至与后世不同发展阶段的民主意识是相通的，因而有着广泛的启迪作用。 
　　另一方面，儒家风范必然衍生出杜诗张显人性之“欲”民本思想。儒家的仁爱情怀是与杜诗关注民生疾苦的精神指向互为表里的，杜甫常常站在人民的立场，为人民而歌唱。“言欲”，首先是言百姓之“欲”——利益。叶燮《原诗·外篇（上）》曰：“如杜甫之诗，随举其一篇，篇举其一句，无处不可见其忧国爱君，悯时伤乱，遭颠沛而不苟，处穷约而不滥，崎岖兵戈盗贼之地，而以山川景物朋友杯酒抒愤陶情：此杜甫之面目也。”杜甫对乱离的世道下受苦难的、具体的“人”的基本生活状态的抒写，表现了他对人的正当的生存欲求的有节制的表达和要求。首先应该举出《石壕吏》及《又呈吴朗》，在艺术、语言上诚然是炉火纯青。然而，它们最大的特色，是塑造了足以代表唐代众生相，以及他们的人性或受戕害或遭压抑或被扭曲的人物形象，这就是杜诗中的“人物”诗。在这两篇具有叙事风格的诗篇中，杜甫对人的正当而卑微的欲求，人在乱离中的痛苦的描写，最大限度地发掘出人性之美、人性之真。比如，《石壕吏》中“妇啼一何苦”，已经成为千古绝唱，打造出了苦难时代中的一个普通老妪的勇于牺牲奉献、敢说敢做、敢哭敢控诉，而又敢于承担的美好品格。同时也写出了唐代下层妇女的命运，妇女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杜甫是人民的“喉舌”，通过诗歌喊出了民众的痛苦和心声。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4/fontbr />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相似性查重http://www.jiancetianshi.com
二、“诗史”性的杜诗的人文精神及现实价值 
　　 
　　赵睿才提倡把杜诗“当作一个整个的有机体来研究”，杜甫从早年到晚年的诗作，其忧国忧民的积极精神是一以贯之的。所以，杜诗真正的价值在于它全面、形象而深刻地反映出唐朝由盛而衰之际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喊出了民众的痛苦和心声。推崇杜甫，学习杜甫的是杜甫的“似司马迁”，是杜甫关心国家、关心人民的战斗的现实主义。讲杜甫“一饭不忘君”，除了受时代的制约外，更多还是以致君尧舜、实现稷契伊周之志着眼，这仍包藏着对国家、对人民的关心。杜甫诗中有“不废朝廷忧”与“罪里眉攒万国愁”的句子，此所谓忧，愁，就是“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忧，也就是“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的稷契之志，即为天下人的安乐而奉献自己。这种精神，在其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中，在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都有实质性的体现，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价值伦理观念的精华。就今天而言，它与“关心爱护最广大人民群众”这点有一致性，也与我们的时代精神合拍。 
　　 
　　杜甫充满了民本思想为基础的仁民爱物精神。“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飕”。这里所指的是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得到最充分最集中表现的杜甫忧国忧民博大情怀与崇高精神界。这种思想的孕育仍然来自我国传统文化中优秀政治思想学说的精华，其产生也有最深刻的社会物质根基。任何社会的构成，都以人为基本。任何时候，人民群众都是社会的主体，而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杜甫诗中关于人民苦难生活的描写甚多，大多可分为“战乱”酿成的种种哀伤和“诛求”引起的种种痛苦。这种极深厚的爱民精神贯穿在全部杜诗中，而由于艺术含蕴的巨大魅力和杜甫诚挚忠恳的个性，种种透过诗情燃烧的仁民爱物之心，超越了一切纯理性的言论，成为永放光芒的人道主义精神的热源。现在“以人为本”的观念已在很广大的社会范围形成共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正是我们高扬的时代精神。那么杜甫的光辉思想，也将在我们的时代获得广泛认同。 
　　杜甫一方面刚烈疾恶，揭露生活中的阴暗面，另一方面对生活中的美好事物，无论是大自然还是社会人生，都充满着诗人的敏感和热情。热爱美，才能憎恶丑，杜甫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和他对生活中光明事物的热爱追求是统一的人生态度的展现。洋溢于杜诗中的贯穿日常生活的高尚优美情操，对于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情趣的丰富、陶冶与提高，具有广泛的启迪。 
　　杜甫是一个喜欢写现实的人，其实都不是单纯的现实，其中包含有他的理想。基于此，我们可以说，在21世纪，杜甫仍然还活在我们心里，在某些方面，还将继续是“我们现代人民的喉舌”。在《与时俱进，弘扬杜甫精神——纪念杜甫诞生1290周年》（《杜甫研究学刊》）一文中，张志烈进一步阐述和发挥了杜甫这一思想，认为杜甫精神是指全部杜甫诗文及其立身行事中所体现出来的基本思想感情，简略地说，就是他那以民本思想为基础而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各种美德的仁民爱物精神。在这个精神体系中，有三个情结最为重要而突出：首先是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高尚情操；其次是自觉的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再次是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杜甫一生的言行与追求，就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和谐而深刻地揭露那些不和谐！“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中表现粗来的追求社会和谐的崇高而激烈的感情至今依然深深的打动我们。让人倾慕的是，杜甫关于追求社会和谐的诉求，在诗文中比比皆是。
　　杜诗广博的题材内容，丰富的精神世界，对于今天提高全民的道德素养，陶冶生活情操，都具有极重要的作用。面对建设先进文化的时代要求，面对着杜诗博大精深的内容与时代的息息相通，今天，对于杜甫诗歌的学习、研究、宣传、运用，都存在广阔空间。杜诗中全部丰富的生活内容，包括哲理、政治、道德人格等等，都融注在他心灵的审美判断中，是他对人生的审美体验和审美感悟的结晶。一部杜诗，就是无限辽阔的生命节奏海洋，审美感应的星空。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4/font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