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健词:卢照邻诗学居想 妙谐钟律
摘要:在批评和改造上官体、倡导诗风变革方面,卢照邻与‘·四杰”中的其它诸人持相同的观点;但卢照邻同时主张以适意为宗,雅好清灵俊爽之格,尤重妙谐钟律,思无停趣,这些又都显示出极强的诗学个性。
卢照邻较王勃、杨炯约长二十岁,在“四杰”中属年份较高者。同“四杰”中的其它诸人一样,他也曾长期沉沦下潦、百优交抄,终因不堪风疾之苦,投水自杀。
困苦的人生经历使卢照邻的诗作中透露出浓重的悲怨气息,但这却并不能削弱其匡时济世的高情壮思和调倪意气。与此相联系,他不仅在创作实践中努力探索开拓题材、掳情言志的新途径,而且在理论上亦致力于扫荡文场、隆颂风骨,并体现出通脱的文学史观和一定的创新精神。今据其《南阳公集序》、《附马都尉乔君集序》、《乐府杂诗序》等主要论诗之作分析、阐述如次:
一、发挥新题开凿古人—论诗风变革的祈向
杨炯在(王勃集序》中说:“卢照邻人间才杰,览清规而辍九攻,知音与之矣,知己从之矣。”当上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同上)之际,卢照邻同王勃等一道坚决反对这种缕金错采之风,勇敢地站在了这场诗文变革运动的最前列。卢照邻对于文学的风雅精神有其独到的看法:
昔文王既没,道不在于兹乎;尼文克生。礼尽归于是矣。其后荀抑、孟子,服孺者之衰衣,屈平、宋玉弄词人之柔翰。礼乐之道,已颠坠于斯文;《雅》(硕》之风,扰绵联于季叶。《附马都尉乔君集序》
闻夫歌以永言,庭坚有歌虞之曲;领以纪德,奚斯有颂普之篇。四始六义,存亡播矣;八音九阅,哀乐生焉。是以叔参闻诗,验同盟之成致;延陵听乐,知列国之典弃。(《乐府杂诗序》)
初唐有不少人认为。诗乐的政教作用是有限的。如太宗就曾讲过:“将亡之政,其人心苦,然苦心相感,故闻之则悲耳。何乐音哀怨,能使悦者悲乎?’,川反对过分夸大诗乐之于治政善恶的作用。王勃则对诗文持轻视态度,甚至坚持“文学误国论”:“虽沈谢争鹜,适先兆齐梁之危:徐庚并驰,不能止周陈之祸。”与上述倾向有别,卢照邻坚持文学之道与政通的观念;主张诗歌创作应遵循文王、孔子以来的礼乐之道,要担负起经世济国的重任。显而易见,卢氏的重道宗经思想带有浓重的复古主义色彩,而这也正是初唐人修正藻饰文风的主要理论思路。与一般人不同的是,卢照邻坚持“里颂途歌,随质文而沿革”的进步文学史观,因而在欲羡、赞慕先贤的同时,坚决地反对模仿因袭和食古不化。“其有发挥新题,孤飞百代之前;开凿古人,独步九流之上”(《乐府杂诗序》),发挥新题、开凿古人也正是卢照邻最重要的诗学追求。其实质是要努力锻造诗歌的创新精神,并以此推动文坛变革。需要强调的是,“发挥新题”云云是就乐府诗的内在精神而言的,这很容易使我们想到杜甫、白居易的乐府诗创作及相关理论,因此。卢照邻的这些论述对新乐府理论的产生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附马都尉乔君集序》中,卢照邻还指出:“凡所著述,多以适意为宗,雅爱清灵,不以繁词为贵。”适意所强调的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这显然对宫体诗之淫靡佚荡、矫情丽饰有批判意义;清灵所宗乃俊爽超逸、兴洽神安,也明显有别于上官体之争构纤微,竞为雕刻。卢照邻在甄别与批评的同时,也在建构着自己的诗歌理想,在这种破与立、除与布的过程中,卢照邻的确地传达着自己的变革主张.并为唐诗的正确发展描绘着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讲。卢照邻的诗歌主张是有着切实的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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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异时并宜质文沿革—论诗学通变之道
复与变是文学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而初唐人在这一问题上多所偏颇。或复多变少,如宫体诗;或主变而片面否定复的意义,如王勃、陈子昂等。相比之下,卢照邻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较为通达。
在《南阳公集序》中他讲:“圣人方士之行,亦各异时而并宜;讴歌玉帛之书,何必同条而共贯”,认为历代诗文宜有其特定的风貌,不必强求一律;而且“王风国咏,共骊翰而升沉;里颂途歌,随质文而沿革”(《乐府杂诗序》),诗歌创作会随时代的变化而发展,在继承与沿革中获得进步与提高。这些论述无疑都是正确和公允的。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卢照邻对此前的诗歌状况进行了大致的追溯和评论。对于先秦及秦汉的诗文创作,如前所引,他着力肯定了其陈礼乐、行教化的一面,并以此为标准去评价诗人诗作,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些许偏差。如评屈原、宋玉“礼乐之道,已颠坠于斯文”,几乎与王勃自微言既绝,斯文不振,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淫风于后”(《上吏部裴侍郎启》)的论调如出一辙,不能够公正、客观地看待屈宋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和价值。对屈原等人的抵斥大致上是出于对“藻饰”方面的考虑,这固然与批判当时的淫靡之风、倡导诗歌革新有关,但总的看来却属矫枉过正之论。对魏晋六朝诗歌的评价,卢照邻一方面坚决反对其因袭模仿、繁文缚节之弊,但另一方面也充分肯定了其艺术上的成就,这与王勃、陈子昂等人的观点有所不同。兹举一例:
两班叙事,得丘明之风骨,二陆裁诗,含公平之奇伟。邺中所体,共许音韵天成;江左诸人,成好瑰姿艳发。精博夹丽,颜延之急病于江、鲍之间;硫散风流,谢宜城缓步于向、刘之上。北方重浊,独卢黄门往往高飞,南国轻清,帷庚中基时时不坚。(《南阳公集序》)。
这里,卢照邻肯定了陆机、陆云、建安诸子、颜延之、谢眺、卢思道、庚信诸人的诗歌成就,对他们诗中所体现出来的诸如奇伟雄浑、音韵天成、精博爽丽、疏散风流、清绮激越、老成厚重等风格特点持赞赏态度。在《附马都尉乔君集序》中他也曾讲过:“陆平原龙惊学海,浮天泉以安流;鲍参军鹤霭文场,代黄金之平将”,对陆机之才力纵横、从客厚广及鲍照诗之清新俊逸、温润贯注皆表示钦慕。这里并提到陆机的“浮天泉以安流”,说明他对《文赋》亦颇为知晓。对陆机的评述,卢照邻重在突出其奇伟之格和举重若轻的才思,而对后人所普遍不满的柔弱之气及丽藻之风避而不谈,可以见出。这是不够客观和全面的。上述《南阳公集序》还提到“北方重浊”“南国轻清”的问题,涉及到了对南北诗风的评述。我们知道.初唐人颇重对南北诗的总结,如《隋书》就曾讲类似的话:“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这一总结的目的不在于审其优劣,而是重在探索融合南北文学之长的现实可能性和必要性。卢照邻的阐述同样体现了这样的动机和愿望,他希望在尊重质文沿革这一文学规律的前提下,合理吸收和融合包括南北诗歌在内的一切优秀文学遗产,从而推动文学的进步和繁荣。在有关论述中,卢照邻曾多次愤然批评那些轻率否定前人的做法:“磋乎笙古今之士。递相毁誉,至有操我戈矛,启其墨守”,并且指出这样的批评态度实质上是“闻一知二,犹为臆说”(《南阳公集序》)。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4/fontbr /> 那么,对六朝诗歌的不足卢照邻又是怎样认识的呢?他说:“‘议今文者,或用东朝为美。落英芳树,共体千篇,陇山巫水,殊名一意。亦犹负日于珍狐之下,沉萤于烛龙之前。辛勤逐影,更似悲狂;罕见凿空.曾未先觉。潘、陆、颜、谢,蹈迷津而不归;任、沈、江、刘,来乱辙而弥远。”(《乐府杂诗序》)他们多作拟乐府诗.袭用古题,千篇一律,因袭模仿,殊无创新。这种做法无异于田夫献暄,棘林萤耀。由此可见,卢照邻更多地是从创新的要求出发去批评六朝诗人的,这显然与其诗歌革新的主张相一致,也突出反映了他对宫体诗风的不满。
三、妙谐钟律音韵天成—论诗歌的音律结构
卢照邻对诗歌声律问题的看法也颇引人注目。其《南阳公集序》中有一段很著名的论述:
含古今之制,扣宫微之声。细则出入无间, 粗则弥纶区宇。遥迄掉约,知玉女之千娇;突兀峥嵘,似灵龟之孤朴。……自兹已降,徒劳举斧。八病爱起,沈隐侯永作构囚;四声未分,梁武帝长为拿俗。后生莫晓,更恨文律烦苛;知音者稀,常恐词林交丧。《雅)《颂)不作,则后死者焉得而闻乎?
在这段论述中,卢照邻首先肯定了声律之于诗歌创作的巨大意义。他认为,或细婉、或粗豪,或透逸绰约、或突兀峥嵘的各种诗歌体式均与“扣宫微之音”即推求诗歌声律有密切关系。这一论述很有特点,如果从诗的音乐性角度来考察,无论是合乐歌唱的诗体还是独立于音乐之外的创作,其声律、节奏等显然都与诗的体式存在着内在逻辑上的联系。因此,卢照邻的论述大体上是正确和合理的。在接下来的论述中,卢照邻批评了“八病”说的碎细繁密以及对情感自由抒发所起到的不良影响,这里显然也隐含着对上官体“六对”“八对”说的不满。我们知道,在卢照邻所处的时代,诗歌的格律化进程正在加快,而对诗律的理沦探索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上官仪及元兢、崔融等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上官仪所谓的“六对”“八对”说以及时人对近体诗病犯、声律等所做的探讨尽管有繁琐、细碎之病,但在没有找到合适方法的前提下,这样的论述未尝不是指导近体诗创作的有效途径。正是这些有益的探索,才使得近体诗逐步走向成熟。卢照邻对这些人为的规定和束缚极为不满,相较之下,他更提倡和喜好“音韵天成”(《南阳公集序》),主张用自然流畅的音律结构及音韵形式去抒写情感。他认为,邺下文人的诗作,其最富感染力的恰好是这种不拘束、不雕琢、浑然天成的特点。
卢照邻尽管反对永明体及上官体的琐细繁杂,但他并不反对诗歌的律化。他评贾言忠的诗“霜台有暇,文律动于京师”,是把“律”作为评判诗歌的重要标准;他对南北诗歌的评价“北方重蚀,独卢黄门往往高飞;南国轻清,惟庚中承时时不坠”也正是从声律角度立论的;他又批评那些一概否定声律的作法“后生莫晓,更恨文律烦苛;知音者稀,常恐词林交丧。”卢照邻的这些看法,在“‘四杰”中颇具代表性。如,王勃反对上官体,他也并没有抹杀齐梁以来新体诗的声律成就,也没有否定近体诗的声律之美。相反,‘.四杰”等人在创作实践中不断努力地探索诗歌律化的有效途径,积极推动律体特别是五言律的成熟。因此王世贞深有感触地说;“王杨卢骆,号称四杰,词旨华丽,固缘陈隋之遗,翩翩意象,老境超然胜之,五言遂为律家正始。
卢集现存五律三十一首,五言排律二十首,这一数量超过了其五古。这些诗尽管在合律和对仗方面尚不够完善,但明净浏亮,情韵丰厚,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尽管如此,卢诗的律化程度在四杰中还是最低的。这与其反对上官体、憎恶琐细繁杂有关,同时也与其仕宦不遇、命运多并有关。长期沉沦下僚及饱受病痛折磨,使他心中多郁积悲愤之情。律体的诸多拘忌显然不适合这些情感的畅快抒发。卢照邻曾和王、骆一道对七言歌行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大量使用排偶句,骄散相间;用韵方面则强调四句转韵,平仄交错,从而形成跳荡明快的节奏。其乐府小诗虽未脱南朝轻艳之弊,但大多珠圆玉润,清新流美。卢照邻提倡“妙谐钟律,体会风骚,笔有余研,思无停趣”(《南阳公集序》),这些诗恰好体现了他的美学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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