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鱼于水：文学生态中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2008年6月，刘明华先生主持的项目成果《文化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文学阐释》(以下简称《阐释》)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蕴含着清晰而又浓郁的文化意识，著者以自由灵动、充盈和充满悟性的方式阐释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宏大的学术视野、敏锐的洞察力、翔实的文献资料和谨严的治学态度，为读者生动地展现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文学生态中的独特魅力。鱼只有在水中才能见出它的真实、活泼和生命律动，而不是置于显微镜下或者放在解剖台上。同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只有在文化视野的观照下才能见出其独特面貌和精神气质。《阐释》一书就体现了这样的研究方法和学术品格。
　　
　　一、对文学作品、文学现象的深度挖掘和多重阐释
　　
　　非文学学科的介入是还原文学生态以及文化阐释、大文化研究的主要手段和重要标志。非文学学科的研究思维对文学研究思维的调整、重组，其研究方法对文学研究方法的补充和完善都对文学研究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阐释》一书就广泛地涉及到政治学、民族学、地理学、历史学、宗教学、神话学、心理学、统计学、阐释学等多种学科门类，极大地还原了文学生态，有效地利用了中国古代文学赖以生存的文化系统。
　　如在对《桃花源记并诗》的解读中，首先从思想史的角度切入，既符合中国文化的衍变发展规律，也使读者洞开解读该文学作品的另一扇窗。著者绕过众所周知的文学性，而直指“桃花源”背后潜藏着的“大同梦”思想的社会历史根源，返回历史发生场所，直面历史本真。得出了既符合历史事实，又富含新见的结论，表现出著者独特的学术眼光。这种规律性的判断不仅需要沉潜于芜杂材料中的韧劲，更离不开宏大的文化视野。也只有跳出某一研究领域的“此山”，才可能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中使各种看似复杂、盘根错节的现象丝缕渐明。此外，著者还用地理学的知识讨论了“桃花源”的原型；用民俗学的知识得出了避乱异地、聚族而居的“世外桃源”在某一历史时期存在的“历史真实”的结论；用政治学的知识解释了武陵太守在得知桃花源后的极速反映。
　　《量移制度下的贬谪文人的心态——特殊文人群体的文学心理解读》、《乌台诗案的政治文化解读——比兴传统与文字狱》和《南渡乐禁与宋词的案头化——对词的诗化的政治背景解读》等章节从中国古代文学与政治的天然联系出发，勾勒出文人背后的政治风云、复杂党争等历史背景，为深刻理解文学现象(如“鸟台诗案”)、文学作品提供了思路。如在《量移制度下的贬谪文人的心态——特殊文人群体的文学心理解读》一章中，作者通过对量移制度的考察，为我们理解刘禹锡、柳宗元等人贬谪诗文中的拘囚意识、被弃心理甚至痛苦与激愤都有很大的帮助。再如通过不同的量移结果来解读、阐释元稹的通州诗与江陵诗的风格、情感的差异，为我们了解作家的风格变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鸟台诗案的政治文化解读——比兴传统与文字狱》一章中结合中国诗歌的比兴传统和赵宋一代之政治来解读乌台诗案，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字狱这一特殊的文学、政治现象确立了新的范式，指出历代注家对涉案诗文的慎重态度，由此也可见出中国古代文学与政治的盘根错节的关系。这暗示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纯文学研究的局限和对政治重视的必然。就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而言，《南渡乐禁与宋词的案头化——对词的诗化的政治背景解读》一章通过对史实的梳理更是雄辩地证明了熟悉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环境(包括政治环境和政治制度)对文学研究的重要性。该文指出南宋政权在南宋初出于政治稳定的考虑而提出“乐禁”，这一政治制度对南宋词风转变有着重大影响，并将苏辛词的变革联系起来分析、佐证。这种研究方法是当前词学研究所未曾涉及的。
　　非文学学科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的介入，使得对文学作品、文学现象的深度挖掘和多重阐释具有了可操作性。但是由于非文学学科的介入，使得文学本体研究色彩淡褪，甚至丧失、转变为历史研究、民俗研究、地理研究等非文学学科的研究，这也就是研究泛化的问题。著者通过对文学作品、文学研究的深度挖掘，通过“深化”有效地避免了这种“泛化”，从而不仅保证了文学本体研究，而且丰富了文学本体研究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尽管各章节的研究对象不同，研究方法各异，但是全书在整体上却有着方法论的意义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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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术思想的衍变与传承
　　
　　刘明华先生是杜甫研究专家，也钟情于文化学研究。他对人神相遇情节的讨论和模式的总结，早在1987年出版的著作中就出现了。对《桃花源记并诗》的关注和研究又为一例。据笔者所知，刘明华先生对《桃花源记并诗》的思考和研究长达20年之久。最初的研究成果《桃源望断无寻处——论“桃花源”及其变体》一文发表于1994年，至出版《阐释》足有14年之久。该文从“桃花源”折射出的悲剧心理出发，进而关注到文学史上由《桃花源记并诗》所启迪而形成的一系列文学现象，具体地比较了桃花源与海人国、西京隐乡的异同。这已经具有了文化阐释的品格，这一品格在其《东坡人格的文化学阐释——读(苏轼人格研究)》一文中得到了较为集中的反映。其后的《水中月，镜中花——<镜花缘>的社会理想》、《大同思想对毛泽东政治理想的影响——兼论“人民公社”的悲剧性实践》、《理想性·神秘性·历史真实——对(桃花源记并诗)的多重解读》等论文到专着《大同梦》的出版，著者对这一研究对象的关注才暂告一段落。《理想性·神秘性·历史真实——对(桃花源记并诗)的多重解读》最后作为文化阐释的典型代表编入《阐释》一书，著者又充实了新近的材料和新的研究体会。从《桃源望断无寻处——论“桃花源”及其变体》问世始，刘明华先生都没有停止对桃花源及其背后“大同梦”的关注和研究，《理想性·神秘性·历史真实——对(桃花源记并诗)的多重解读》编入《阐释》一书，也应该是一个逗号而非句号。在这漫长的研究过程中，正如著者所言：“期间收集资料，清理思路的过程中所需要的沉潜与偶有所得的发现的快乐，也只有个中人能够体会。”刘明华先生自言“在多年的学习和研究过程中，对思想史和社会史的关注也逐渐成了我的爱好之一。”正是这样一种学术思想的演进才能有《阐释》一书的面世。
　　《阐释》一书形成的20年，也是文化意识渗透、灌注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20年，同时也是系统科学运用到文学研究领域的20年，刘明华先生紧紧地扣住学术史的发展脉搏，更重要的是他将这一新兴的学术思路和研究方法分享给自己的学生，让学生感受到学术史发展流动的轨迹，而且融入其中，吸收营养，训练思维。《阐释》的部分章节就是著者和他的学生共同完成的，也有学生领悟其学术精神后单独创作的。据笔者所知，刘明华先生长期为学生开设了《文化学研究》课程，使得这一学术思路和研究方法得以传承和发扬，《阐释》的出版可谓其成效初见。正如傅璇琮先生在序言中说，这部书是“研究与教学的综合成果，这当为高校教学提供值得思考的成功经验与积极范例”。系统的学术工程需要代代学人的不懈努力和勇敢探索，所以学术思想的传承与学术研究本身一样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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